二战回忆录-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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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鸷τ肫渌�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财政部对这个战争保险方案曾经经历了几个情绪不定的阶段。最初，他们认为它将使他们遭到破产；但1941年5月以后，空袭中断了三年之久，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远见，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亏空了，足足付出了八亿九千万英镑之多。事情是这样，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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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们展望前途，认为伦敦除它的一部分坚固的现代化建筑以外，将逐渐在短期内变成一片瓦砾。我深为伦敦居民的生命担心，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照旧在原住所居住、睡觉，等着瞧。用砖和混凝土构筑的防空掩体在迅速地增加。

　　地下铁道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几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纳七千人之多，他们日复一日地高枕无忧地在那儿过夜，不知道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要求尽快地在这些防空壕里筑起砖的避弹墙。关于利用地下铁道的问题，则有一番争论，最后以一项折中办法获得解决。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内政大臣和运输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日前我曾在内阁询问为什么地下铁道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牺牲交通）用作防空壕，有人告诉我，硬说这是极不妥当的，还说，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前，曾对整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现在我见到阿尔德威奇地下铁道用作防空壕了。请告诉我有关此事的详情，以及为什么放弃了以前那种武断的论点。

　　2．我仍然主张广泛利用地下铁道，我的意思不仅是利用车站而且还要利用铁道线，请送交我一份单页的简明报告，说明各地段所能容纳的人数，以及为使这些地段适用于新的用途而需要进行什么改建。举例说，单是在阿尔德威奇一段是否就能容纳七十五万人？我们可以调剂交通与防空的相对需要。

　　3．我在等待内政大臣向我报告，将采取什么方针进行下列事项——

　　（1）构筑更多的防空壕。

　　（2）加固现有的地下室。

　　（3）准备好可以使用的空地下室和房屋。

　　（4）最重要的是：利用发许可证的办法，对大部分人指定固定的地点，这样就可把他们安置在我们所指定的防空壕，避免拥挤。

　　在战争的这一新的阶段，不仅应当使工厂，而且更应当使经常日夜遭受轰炸的伦敦政府机关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最初，只要警报一响，二十几个部的人员就都集合起来，被带到地下室去，不管是否有此必要。当时，对于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进入地下室，甚至感到骄傲。有许多次，来袭的敌机只有五六架——有时仅有一架。这些敌机往往没有飞临伦敦上空。一次小小的空袭就可使伦敦的行政管理机构停止工作一个多小时。

　　因此我提议，对于警报的放法，先有一个“预备警报”阶段；“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有所不同，“紧急警报”是只有当屋顶上的瞭望人（即后来人们所谓的“杰姆乌鸦”）报告“危险来临”——意即敌机已到上空或非常临近——时才能发出。根据这项提议，定出了相应的措施。当我们生活在敌人不断白天空袭的情况下，为了使大家严格遵行这一规定，我要求每周汇报各部门职员有多少小时是在防空壕内度过的。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7日

　　请于明晚向我汇报伦敦的各大机关在9月16日空袭时呆在防空壕内未能工作的时数。

　　请伊斯梅将军向空军部和空战司令部了解一下：如果只有两三架敌机飞近伦敦，就不发紧急警报，他们对这一意见有何看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9日

　　请向我送交一份各部（三军各部包括在内）关于17和18日［各政府部门由于空袭警报而损失的时数］的报告，18日以后的报告，应逐日送来。在将报告送给我的同时，也送交各部首长传阅。这样便可看出谁做得最好。如果有一天没有收到某些部门的报告，则把已经收到的送交各部首长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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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办法鼓励了每一个人。在这些报告中有八份写得很认真。好笑的是，作战部门有些时候做得最差。他们对这种含蓄的责备，一方面感到不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鞭策，因此他们很快就改正了他们的看法。所有政府各部门时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不久，我们的战斗机使白天来袭的敌机损失惨重，于是白昼空袭的阶段就过去了。“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尽管没有断过，却没有一个政府机关在工作人员白天上班的时候被炸，也没有发生过炸死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表示怯弱或被引入歧途，则战时政府机构的工作时间将浪费多少啊！

　　早在9月1日，在猛烈的夜间空袭开始以前，我就曾写信给内政大臣和其他的人。

空袭警报及防空

　　1．目前的空袭警报办法是为了应付偶尔对一定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制定的，而不是为了应付一日数次分批的空袭，更不是为了应付夜间飞来的零星轰炸机。我们不能容许我国的大部地区每日数小时地陷于停顿状态，或在夜间经常惊扰不安。敌人要使他们所不能破坏的工厂的工作陷于停顿，从而妨碍我们的战争努力，这是决不容许的。

　　2．因此，应当制订一套新的警报办法：

　　　　预备警报。

　　　　紧急警报。

　　　　解除警报。

　　一个地区的日常生活不应因预备警报而中止。非公职人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躲避或者把他们的子女安置在安全地点，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应该学会，而他们也的确学会了如何适应他们的危险环境，只采取那些与他们的职责相称或自己觉得适当的预防措施。

　　3．防空工作应该由人数充足的骨干分子来掌握，而不能像目前亮红灯警报那样，每次都把所有的人叫出去。应在一切担任战时生产的工厂里实行瞭望哨制度，并在发出预备警报后开始行动；瞭望哨有对当地工厂或机关发布警报的全权。

　　白天的预备警报信号，可由人数充足、负有专责的民间防空队员升起黄旗来表示。晚上可使用一明一灭的黄灯（或红灯）。对利用路灯的办法，应进行研究，也可利用电话发出特别信号。

　　4．紧急警报是一道直接的命令，要人们“隐蔽”起来，全体防空人员马上进入自己的岗位。它很可能是和实际的空袭同时发出或稍早一点发出。各地的日常工作须视当地的情况进行安排。

　　“紧急警报”的信号用汽笛发出。鸣了汽笛，也许就用不着再加灯光或电话信号了。

　　5．“解除警报”的信号可照现在的办法发出。发了“解除警报”，就结束“紧急警报”阶段。如果“预备警报”还在继续的话，则旗子仍应悬挂；如果敌机确已返航，则可撤除“预备警报”的旗子，熄灭“预备警报”的灯光。

　　“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的信号，在我国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在经常空袭的地区，如肯特郡东部、伦敦南部和东南部、东英吉利南部、伯明翰、德比、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预备警报”是司空见惯的。

　　“紧急警报”意味着实际的空袭。以上各项也适用于白厅区。

　　在我国其他地区，应尽量少使用“紧急警报”，以免防空人员疲于奔命。

　　6．在伦敦的各政府机关中，在实际的轰炸开始并按照新的规定响起“紧急警报”的汽笛以前，不应强迫任何人隐蔽。

　　任何人也不得仅仅因为伦敦已放预备警报而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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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汽笛，即我向议会描述的“报丧的鬼嚎”，我不得不让步。

　　首相致内政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0年9月14日

　　我答应议院在上星期内考虑有关空袭警报、汽笛、警笛、“杰姆乌鸦”等的新规定，然而，由于空袭的加剧，目前取消汽笛是不适宜的。我希望对上星期改进的做法向我作一简短的说明。

　　人们对于所有的贫苦的人们不胜同情，他们大都住在他们的小房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掩护。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0年9月3日

　　尽管材料缺乏，但仍应竭力帮助人们排干他们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内的积水，这样，这些防空掩体就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声望，还要为它们制备地板以防冬天下雨。边缘上疏落地砌上砖，不用灰泥，上面盖一层油毡，那就很好了，但必须要有排水沟和渗水井。我打算帮助你制定一个全盘计划来处理此事。可以通过广播发出指示，自然也应使用地区专员和地方当局。请送交我一份计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1日

　　请搜集关于空袭对下列各项是否造成任何严重影响的报告：

　　（1）粮食供给及分配；

　　（2）无家可归的人数，以及对这些人的食品供应；

　　（3）消防人员的疲劳程度；

　　（4）伦敦地区的下水道；

　　（5）煤气与电；

　　（6）伦敦地区的水的供应；

　　（7）伊斯梅将军应查明轰炸对伍尔威奇的生产的实际影响。同时请参阅军需大臣送给我的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2日

　　请将我关于我们的办公时间略为提前的建议转达内阁和各大臣。午餐应在午后1时，而内阁办公时间应提前半小时。

　　从原则上说，如果我们早一点（例如下午7点15分）用晚餐的话，就比较方便。天黑得较早了，在下几个星期里，战斗机的掩护一旦撤除，就可能出现猛烈的轰炸。最好让职员和仆人尽早进入防空洞，并且要求各大臣在夜间空袭时要设法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办公，特别是要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除非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否则将不受任何打扰。

　　当议会在星期二照常开会时，我提议这些不定期的会议在上午11点开，到下午4点或5点散。这样可使议员们在天黑以前回到他们的家，而且，我希望，他们能在天不黑就到达他们的防空壕。我们必须适应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愈趋明显。的确，由于白天愈来愈短，我们也许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办公时间再提前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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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应怎样进行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导。议员们认为以身作则是他们的本分。这是对的，但很可能做得有些过分一点；我不得不劝告下院议员，要他们保持应有的谨慎，并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我在秘密会议上使他们认识到了应当采取必要的和周密的防护措施。他们同意：

　　不公布他们开会的日期与时间，并且，当“杰姆乌鸦”向议长报告“危险来临”时，他们就暂时停止辩论。接着，他们就规规矩矩地排队走进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十分拥挤和简陋的防空洞。在整个这段时期，议员们一直继续开会并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件事将永远为英国的议会增光。下院议员在这种问题上很敏感，而他们的心情也很不容易捉摸。当一个会议厅被炸毁时，他们就搬到另一个会议厅去，我曾竭力说服他们，劝他们高高兴兴地听从明智的劝告。关于他们迁移会议场所的情形将于适当的时机另行叙述。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表现得富于理智，十分严肃。几个月后，议院被炸得粉碎，被炸的时间幸好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幸好议院里空无一人，而不是议员们济济一堂，正在开会。随着我们能够有效地击退白天空袭，遂大大地减少了个人的麻烦，但是，在头几个月里，我对议员们的安全始终惦念在心。归根结底，通过公正的普选产生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可以随时推翻政府，但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却以支持政府为荣，这是可与敌人争一日之长的一点。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任何一个独裁者是否能在他自己的整个国家里行使像英国战时内阁行使的那么多有效的权力。当我们一说出我们的意图时，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们，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服从，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害批评权利的事。批评家们几乎是始终不渝地以国家利益为重。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的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或利用警察和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主或用任何其他名词表达的英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忍受、克服并战胜一切考验时，我就感到骄傲。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但是，亡国灭种的事也好在没有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十八章　“伦敦毫不在乎”

第十八章　“伦敦毫不在乎”

　　又严肃又活泼——美国的激愤——伦敦的排水——疫疠的威胁——震碎的窗户——延时炸弹——与此有关的备忘录——未爆炸弹清除队——克服了处理中的危险——带降落伞的重型地雷弹——报复问题——德国后来受到的轰炸与我们受到的轰炸相比较——中央政府需要安全——迁往“围场”的演习——赫伯特·莫里森继约翰·安德森任内政大臣——敌人开始用烧夷弹袭击——全国消防总队——民间防空队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伦敦经受灾难的力量——为保卫统率作战机构的长期安排——我被安置在匹克迪里大街地下防空室以策安全——回到“新楼”——德国又一次改变计划——内地城市——考文垂——伯明翰——对港口的空袭——1940年12月29日的伦敦大火——英王在白金汉宫——英王陛下洞悉政务——对未来的一个想法。

　　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一个傍晚我动身去东海岸视察，在前往金斯克罗斯的途中警报响了，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几长列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一重秋雾夹着濛濛细雨笼罩着这番景象。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随着一阵内心的悲痛，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的折磨和苦难。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人们还要再遭多大的难呢？他们的活力有没有个限度呢？一旦他们弄得精疲力竭，这对我们旺盛的作战力将发生什么影响呢？①

　　①一天晚上，正当我来到“新楼”的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片嗓音和噼啪声。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七八个正在巡逻或值勤的国民自卫军聚集在门口。我们互相打招呼，他们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道：“我们坚持不懈，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呢！”

　　对伦敦以及后来对其他城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起了一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最强烈的同情的热潮。激愤的火焰在美国人的心中燃烧，尤其罗斯福总统，更是感到愤慨。这种情绪在美国不断增长。我感觉到，有千百万个美国的男人和妇女，满怀热情，渴望和我们同甘共苦，巴不得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打击敌人。凡是能够来英国的美国人，都尽可能带着礼物和他们的敬意、尊重、深切的友爱与同舟共济的精神前来英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这刚刚是9月份，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过许多月。

　　在轰炸的压力下，防空洞和防御设施都不断地增加。我深切担忧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排水问题。我觉得，六七百万人住在一大片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如果下水道与给水设备被炸毁，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是设法使下水道系统保持畅通呢，还是让疫疠蔓延？如果污水流进了给水系统，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事实上，下水道干道的排水口在10月初便被破坏，我们不得不让所有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起初，河内的污水臭气四散，接着又发出我们倾入河中的化学物品的气味。但是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第二，我耽心数百万人长期在夜间拥挤在街道防空洞——而且是只能防御爆炸弹片的防空洞里会引起流感、白喉、伤风和其他种种传染病，但是，看来大自然已经为抵御这种危险有所安排。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显然，他所呼出的致病细菌要互相残杀，彼此抵销。它们散发出来，互相吞噬，于是人们得以安然无恙。虽说这个看法不合乎科学，但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冬季，伦敦居民的健康水平确乎比平时好。此外，每当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都精神振奋的时候，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我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怕玻璃供应不上。有时候，仅仅一颗炸弹的爆炸，就可以把整条整条街道的每个玻璃窗都震得粉碎。我在一连串的备忘录中曾焦急地询问这件事，并建议立刻停止玻璃的出口，但是，事实与统计的数字使我放下了心，玻璃缺乏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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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延时炸弹，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讨厌的问题。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能使用。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开头，必须从一系列极危险的实践中学习挖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在第一卷中曾经叙及拆卸磁性水雷的戏剧性的经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虽然是随处可见，非常普遍，但仍然是很崇高的。我对于延时信管一直深感兴趣，它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军曾大规模利用这种信管阻止我们利用那些可以攻入德国的铁路。我曾力主在挪威和基尔运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工具。现在我们亲身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专门机构，由金将军领导，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在契克斯亲自接见过他。他不久以后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泰勒将军，我通过一连串的备忘录竭力推动这项工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正如我在昨晚打给你的电话中所提到的，如何处理伦敦市区，特别是铁路上的未爆炸的炸弹，看来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列车编组场的拥挤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由这种炸弹造成的。最好同时由北部和西部调派清除队，并尽快扩充金将军的机构。必须拟订相当周密的计划来处理，这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更加严重的麻烦事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迅速处埋未爆炸的炸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对飞机及其他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对炸弹清除队提供各种现代化设备，以利工作。陆军大臣送来的文件已详述目前进行的试验和正在设计的设备。应尽先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并供应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需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特殊型式的钻子，能在不到一小时内钻出一个用人力需要两三天才能粘出那样大小和深浅的洞。

　　我认为，你应当考虑订购一批这种工具，供炸弹清除队使用。最关紧要的是，应当毫不延误地挖到炸弹，把它处理掉。

　　这些钻子可能价钱昂贵，但是它所挽救的生命和财产的价值胜过它本身价值许多倍。此外，我认为，向这些勇敢的人们提供最好的技术工具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首相致陆军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