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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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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阵阵心酸。变法何其难也！皇上何其难也！
袁世凯说的这一切也让光绪尤为动容，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
他默然地叫袁世凯跪安。老袁终于解脱了，两腿都已经跪麻，而就在老袁跪安时，光绪似乎毫不在意地扔下来一样东西。
这是一封普通的奏折。皇帝扔给大臣奏折，并不用多说话，意思就是让大臣按批示去办理即可。
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心里的一颗石头“咣当”落地了，看来谭嗣同是吓他的，皇上并不会给自己一道带兵杀进北京的朱谕。担心解除了，老袁脚步轻盈地走出了大殿。
可是当袁世凯把这道奏折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后，他大叫了一声：“不好！”
连同这封奏折一起的，还有个“附片”，附片的名字比较长，我这里就不抄录了，上这个附片的目的和朝廷一个神秘传说有关。
这就是“圆明园宝藏”传说。
话说当年的雍正爷和乾隆爷在修建圆明园时，曾经在圆明园的一些地窖里埋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而这些地窖是极其隐蔽的，大概只有皇帝知道。所以大家也一直把它当作一个传言，传了几代大家也就忘了，直到一件事情的出现。
这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他们真的在某个地窖里挖出了价值不菲的金银锭！于是传言的可信度又进一步增强了，大家又相信在圆明园的地底下，真的有宝。
附片正是请求皇上同意去圆明园发掘宝藏，如果能挖出来，就充作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费用（袁世凯军费吃紧）。
军机四章京写的处理意见是：既然此事和袁世凯有关（挖出来的宝藏要给他作军费），而且皇上您不是就要召见袁世凯吗，就把这事交给袁世凯去办好了，让他带一些士兵去圆明园搜索一番，能发现宝藏自然是好事，不能发现也没有损失。
毕竟只是个传说，而且也不是专门上的一封奏折，是附片说事，估计光绪对此也没多大在意，于是他在这些意见后面朱批了“照办”二字。也就是说，皇帝要让袁世凯带兵去圆明园“寻宝”。
光绪并不知道的是，袁世凯在得到这个奏折之前，已经被谭嗣同告诫：皇上会有让你带兵进京的朱谕给你！
要是在平时，老袁会觉得这没什么，能挖到宝还是好事。然而经过谭嗣同大人在那个晚上一闹，他已经有心病了——吓的。老袁现在的心病是：对于所有让他带兵进京干点什么的事情都十分警觉！
是的，这虽然不是朱谕，只是皇上批复的一道普通奏折，虽然上面没有说是让自己带兵去颐和园。但是皇上没有给我朱谕，莫非是恰恰因为可能受到监视，才改为扔下这道普通奏折的缘故？而虽然没有明说兵围颐和园，但是在袁世凯这个官场人物看来，这比明说了更加严重。
要知道官场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明说的，也不会明说，特别是那些高层领导交代办的事，很多是要靠下属去“体会”，去达成“默契”。于是“悟性高”的下属能从领导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表情就能判断出领导真正希望自己干的是什么，不希望干的是什么，正是因为这样，很多领导对于他比较难办的事也不明说了——我暗示你！
更何况，即使是真的挖宝，只要带兵进京，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皇上啊皇上，您别玩我了行不？我已经差不多被老康他们玩残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要疯啊。
仔细一想，袁世凯又怀疑皇上被人利用了，但悲催的是，他总不能再跑回去，问一句：皇上您是不是被人利用了啊？
袁世凯心乱如麻。但他并不知道，玩他老袁的，并不是光绪，还是那阴魂不散的冤家——老康啊。
上这个奏折的是御史杨深秀，而出主意的是康有为。康有为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先让杨深秀写了奏折，然后让军机四章京写了那个意见。
袁世凯猜测得并没有错，在这平静的文字下，隐藏着巨大的凶险：
圆明园的旁边，就是颐和园！
康有为的真正计划是：只要光绪把奏折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执行光绪的命令，以“寻宝”为目的带兵入京，到了圆明园，就算袁世凯对执行“围园杀后”誓死不从，就由毕永年、谭嗣同伙同民间特种部队——黑社会分子胁迫袁世凯，解除他的武装，接管部队。然后迅速包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到那时候，诛杀慈禧的事实已经造成，权力掌握在变法派——准确地说是他老康的手里，直取帝国权力中枢，接管中央领导大权，连光绪皇帝也不得不听他老康的！
天才，天才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从袁世凯到毕永年、谭嗣同到光绪皇帝本人，都只是康有为要利用的棋子，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精深的算计和机巧的心思，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堂堂正正地向领导打报告来实现的，人才啊。
“你在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奏折。”——孝庄皇后。
袁世凯自然是不知道老康的这些秘密的，现在这封奏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丢也不是，留也不是，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围园杀后的计划向朝廷检举告发？
对于袁世凯来说，告发还是不告发，都已经是欺君之罪。不告，欺的是慈禧这个“君”，而且将来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包庇重犯肯定死罪；告，万一这个计划真的是光绪参与过的，那么“欺”的就是光绪这个君。
难办啊！难办！如此难办之事，皆因为这个朝廷有两个婆婆，而自己夹在中间。
考虑良久，袁世凯决定还是不告。第一是这个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只要自己不参与，料想谭嗣同他们也无法行动起来，事情也许就会不了了之，当作他老袁的一个秘密。
另外，目前局势不明，光绪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他毕竟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且也正在通过变法逐步收回权力，自己还是需要静观其变，继续骑墙吧，把墙当成马骑。
最后，告发对已经开始的变法很不利，这一点也是属于变法阵营的袁世凯必须想到的。
袁世凯决定先回天津见荣禄再说。之前袁世凯接到了荣禄大人的电报，要求他在请训完成后立即赶回天津面见，理由是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有异常举动，袁世凯必须回天津布防。
荣中堂叫自己立即回去，难道仅仅只是电报里说的那个理由？老袁忍不住又开始怀疑了。
毫无疑问，欢欢喜喜跑来北京升官的袁世凯并不是欢欢喜喜地回去的。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左右为难，进退不得。两派都在向他发力，两派都在利用、拉拢、收买和防备他，步步惊心，步步被人算计，可是谁都没有个明确话。谁都有一个在表面上堂而皇之让你不能不拒绝的理由——把我当面团捏啊。
袁世凯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袁世凯终于体会到作为一个骑墙派的苦恼了。也许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容不得他再态度暧昧下去，再骑墙下去。如果形势逼迫自己不得不选择，自己该倒向哪一边？
而就在袁世凯走出皇宫之时，另外一个心事重重的人走进皇宫了。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部有直接关系的人，而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军方人士，属于政界人士，却对“大东亚共荣”深深迷恋，他就是伊藤博文。
在伊藤博文来清国之前，他拜会了睦仁，两人秘密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记录，但很显然，伊藤博文的清国之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让日本的国家势力向清国朝廷渗透，为将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打下基础。
而俄国和德国在清国的活动，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老大——英国在清国的地盘和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日、英两国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两国看来，为了对抗俄国，必须扶植清国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而朝廷掌握实权的后党一派，此时已经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向俄国一边倒”。
在《马关条约》签署时，俄国强迫日本向清国“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在实际上给了李鸿章帮助，而给李鸿章帮助，就是给慈禧帮助。后党的朋友们从此开始对老毛子感恩戴德，抱着大树，涌泉相报。一年以后（1896年）两国之间竟然还签订了一份极其绝密的《密约》。
按照这份《密约》，清国和俄国结成秘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共同防范和对付日本，以后日本无论进攻哪一国，另外一国都要出兵。
这份《密约》是李鸿章亲自去签的，签的过程极为保密，当时朝廷只有极少数的人知晓。签好的文件装进保险柜，直接放进慈禧的卧室里。
《密约》看上去很完美，在朝廷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哥来防范日本再一次发起战争。不过，这份《密约》才是俄国人真正的阴谋，在签署这份《密约》的过程中，李鸿章上了俄国人的大当。在《密约》签署一年以后，俄国就露出了真面目，在德国的暗中支持和配合下，趁机侵占了清国辽东半岛的重要港口旅顺、大连湾。
朝廷吃了哑巴亏，但已经是骑虎难下，只好吞下苦果，外交政策还不得不继续向俄国倾斜，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能摆脱这位既蛮横又狡猾的大哥。
对于前来插一杠子的日、英两国来说，由于朝廷后党已经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必须扶持帝党，扶持变法派。变法派虽然目前实力较弱，但在青年官吏与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信徒，这很有扶持价值。
而帝党也很需要日、英两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日战争之时，帝党是极力主战的，也就是说日本是他们眼里的头号敌人，恨得牙痒痒。但是，后党一派也是他们在朝廷中进行权斗的对手，所谓“对手的朋友是自己的敌人，对手的敌人则是自己可能的朋友”，既然俄国已经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朋友，日本成为了后党一派的敌人，那么，对于帝党一派来说，让李鸿章在和谈中蒙羞的日本以及英国，又从原来的敌人，变成了可能的朋友！
朝廷的权斗不仅波及国内，还漂洋过海影响着国际关系。事实上朝廷的外交之所以没什么规律和章法，就是因为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
既然双方都有需求，需求很强烈，很想马上就满足，那么还需要一个中间人，在来到清国的伊藤博文和光绪皇帝之间牵线搭桥，这个人会是谁？
他就是张荫桓。
在朝廷的部级高官中，张荫桓是少数几个“见过外面的世界”的人之一，他曾担任清国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大使。纽约自由女神落成仪式时，他有幸成为唯一受邀到场的清国人（1886年），一个人拖着辫子很是拉风。1897年还曾经代表清国在伦敦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年的庆典，女王也看他的辫子很帅，给了他个大十字骑士勋章。张荫桓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向往西方世界，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关系密切，在朝廷中是著名的“亲英派”。
亲英就是亲日。虽然三年前签署《马关条约》时，张荫桓被伊藤博文结结实实羞辱了一顿，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过去的恩怨就不用多说了，大局为重。张荫桓决定把伊藤博文引见给光绪皇帝，交流一下明治维新的经验。
总理衙门把这一天定在9月20日，光绪皇帝在接见前来请训的袁世凯之后，接着接见伊藤博文。
而伊藤博文的到来，也让另一个人“密切关注”，他就是康有为。
此时的老康正在制定“围园杀后”的计划，但是伊藤博文的到来又让他看到另外一个机会。
康有为认为，对于伊藤博文这样的大人物，好不容易来到清国，只交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朝廷应该留住伊藤博文，由他来指导清国的变法——老伊既然能领导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也必定能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清国搞好变法嘛。
而聘任伊藤博文的机构就是懋勤殿。在康有为看来，懋勤殿一开，除了聘请他这样的国内顾问，还可以聘请伊藤博文这样的外国顾问。当然，也不能少了英国人，康有为已经叫他在上海的一位英国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来京“候命”，等待入值“懋勤殿”。如此一来，这样国内国际的顾问都有，“懋勤殿”就更加有要开设的理由。他老康也可以不日在皇上身边办公了。
于是，康有为一边动用他的官场朋友上奏折，要求朝廷开设懋勤殿，聘请国内国际顾问，一边在媒体上大肆炒作。老康看来，这是值得炒作的，至少要借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力，壮大一下变法派的气势。
光绪对于开设懋勤殿和聘请伊藤博文都十分有兴趣。开懋勤殿可以继续推进官制改革，而聘请伊藤博文，对光绪来说似乎也是没办法：一场他亲自发动的变法，本国人不支持，请不动本国人，就只有去请曾经的仇敌日本人吧。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让伊藤博文参与，等于取得了日本和英国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和对变法都十分有利！
只可惜慈禧比他更精，正是伊藤博文的原因让慈禧严厉地拒绝了光绪开懋勤殿的请求。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光绪皇帝受了一点打击，写密诏给杨锐，接受杨锐的建议，第二次命令康有为离开北京。而老康他们按原计划实行围园杀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到袁世凯进宫请训完成。
而在这些天里，拿伊藤博文来炒作变法的气氛更加狂热，马上就有人上奏称仅仅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是不够的，应该让他担任“相”（国务院总理），然后再有人认为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国际友人的作用，清、日两国，或者干脆清、日、英、美四国应该成为一个“合邦”，大家结成同盟，亲如一家，那些外国人也就会真心出力，事情也就好办了。
这些消息严重地震动了颐和园里的慈禧，她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恐惧！
·慈禧的恐惧·
在慈禧看来，伊藤博文不过是一个探路者，如果变法派和皇帝认为日、英两国真心来帮助清国搞变法，或者真的会与清国结成盟国，那真是太天真了。与俄国结成同盟《密约》的合同就摆在她的床边，没有人比慈禧更清楚，跟这些列强的“合邦”或者同盟，实际上只是会让朝廷接受别的国家的控制，与俄国结盟就是最好的例子。日、英两国只不过也想和俄国一样，试图来渗透势力，捞点好处，甚至控制朝廷。
如果光绪真的采纳这些人的建议，朝廷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重大调整，慈禧将不得不承受来自俄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但这还不是她最恐惧的。
她最恐惧的是：至少目前为止，日、英两国的势力并不支持她。这跟俄国很不一样。
对于慈禧她老人家来说，只要有一支还听她话的军队在，国内的人包括皇上再怎么玩，她都还有信心掌控，所以她基本可以在朝廷一手遮天，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变法期间看似光绪当家了，实际上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她发句话即可，光绪就得马上去办——就连翁同龢这样的军机大臣，都是她下一道懿旨就给免职了，但慈禧也有她害怕的东西。
她唯一惧怕的就是外国人。“只要不涉及洋人，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这是老人家的公开名言。
如果说之前的权斗，不论如何你死我活，都还是窝里斗，慈禧对掌控局面还有很强的自信，那么，她现在很是担心一个她搞不定的外国势力的介入将是对她权力安全的极大挑战，她只能认为到那时自己对朝廷的控制也就到头了——搞不定的外国势力会搞掉她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是她真正惊恐的地方。
甚至问题的严重性不止如此。在心腹奕劻等人看来，这还将是一场“和平演变”，一旦按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君主立宪，朝廷权力无疑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手中，而那些人只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比如老康。到那时，连光绪皇帝也会被架空，列祖列宗的江山就要变色，朝廷就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与改朝换代已经没有两样了！
是啊，这个问题慈禧也不得不考虑。变法的初衷之一是抓紧皇权，而不是要丢掉皇位！
一直以来，慈禧对变法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她认为还能对朝政控制——大权还在她之手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列祖列宗的江山不变色——还是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基础之上的。而光绪这小子玩着玩着，似乎也把自己给玩进去了，难道他忘了他还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就算站在变法的角度，朝廷需要伊藤博文这样的人，但不需要伊藤博文本人。
“我必须要去管一下了。”慈禧对自己说。
而颐和园里就已经是一片热闹。当变法派们利用伊藤博文狂热地制造舆论之时，意识到权力危险的王爷们和大臣们纷纷涌入颐和园，他们开始反击，上奏折的上奏折，哭诉的哭诉，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太后您老人家不出山已经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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