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说天下系列-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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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漠南邢州地带是巴歹、乞失里黑两功臣的封地，1236年由窝阔台汗赐予，金时有居民八万余户，两功臣初受封时有百姓一万五千户，如今已经只剩五六百户了。他们束手无策，请忽必烈帮忙。

“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你们说的办法好，真的有效果吗？那就试试吧。”他期待着这些汉儒们。

刘秉忠看出了他的疑虑。他从南到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今见家乡竟如此凋敝，不觉心内惨然。此处如此，天下之大，蒙古军铁蹄所到之处，不皆如此吗？如果再不实行汉法，那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蒙古帝国也必然会遭到更猛烈的反抗。如果邢州治理有成效，至少在这个胸有大志的王子身上，会找到推行汉法的希望。

机会就在这儿，忽必烈寻求治理邢州之策，这正是一个推行汉法，让汉人的法理在他思想中扎根的良机。于是，他对忽必烈说：“王爷，邢州原是贫僧的家乡，见到此情此景，贫僧异常难过。佛家说，普度众生，回头是岸。如此现状，要解决也不难。”

“不难？”忽必烈疑惑地问道，“子聪，快快说来听听！”

刘秉忠说道：“佛家说，万事皆有因果。要治理好这个地方，必须先弄明白这个地方凋敝的原因是什么。出家人不打狂语，恕贫僧直言，此处凋敝皆有蒙古军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掳人口尽为私奴；再加上巴歹、乞失里黑两位功臣在此，跑马圈地把大片良田毁做牧场，致使农户无地可种，执妻携子，四散逃亡，造成土地荒芜，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忽必烈喃喃地说：“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是蒙古人吗？”

刘秉忠答道：“是的，王爷，这是事实。俗话说，‘十里不同天，五里不同俗’。贫僧斗胆，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动辄屠城焚屋、纵兵劫掠，还美其名曰‘传统、权力’，那样的传统和权力也许在草原上可以行得通，可这里是中原！谁要想成为中原之主，就要按照中原的规矩行事！”

忽必烈点着头，忽然，他剑眉一挑，问道：“蒙古人和汉人不能和睦相处吗？”

“不！”刘秉忠打断他的话，说：“有和睦相处的，而且处得很好！”

忽必烈顿时来了兴趣，急切地问：“噢？你快说说，都是谁？”

刘秉忠说：“北魏是鲜卑人拓拔圭建立的，魏孝文帝为了与中原汉人和睦相处，不顾太子和守旧老臣反对，不但把国都从老家平城迁到内地洛阳，而且穿汉衣、说汉话、写汉字，甚至连姓也由拓拔改成了汉姓元。所以，后世又称他为魏孝文帝元宏。他的举动，博得了中原汉人的信任和拥戴，奠定了北魏一百五十年的基业呀！”

“喔！”忽必烈显得很激动，他很想马上就学魏孝文帝的样子，立即取得邢州，不，整个中华大地汉人的欢迎和拥戴呀！可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不行，自己的权利和实力也就是仅仅有这块刚得来的封地，如果完全照搬拓跋珪这套，蒙哥汗不会答应，诸王不会答应。想到这里，他沮丧地说：“魏孝文帝的做法确实很好，很开明。可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如今我们的这个难题该如何办呢？”

刘秉忠洞悉忽必烈的难处，说：“现在当然不能那样办。眼下，我认为可以办两件事。”

忽必烈问：“哪两件？”

刘秉忠说：“一件是选贤任能。我们应广开幕府，招揽天下英才，随时能为王爷您量才使用。现在邢州之地，贫僧认为，非张耕、刘肃二人不可为之。王爷当责其克期见效，以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以使天下均受到恩赐。”

“好，这个不难，我即刻向蒙哥大汗奏报，选派张耕、刘肃前往。那，第二件是什么？”

刘秉忠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本固则国兴，历朝历代莫过于此。汉地以农耕为主，农耕是本中之本。所以，当务之急是轻徭役，减赋税，奖励农耕。不利于农桑耕织的事，比如毁良田做牧场啊……，绝不能再做了。治理汉地，应当用汉法，不能用治理蒙古部族的老办法，这样汉人容易接受，才不会出现惶恐不安的混乱局面。”

这次忽必烈没有说话。他低头沉思良久，然后担心地说：“采用汉法自然是好的，可是，蒙古王公贵戚、豪门元勋都来自漠北，习惯了多年沿用的老办法，让他们丢掉祖宗成法而用汉法，他们一定不会同意，肯定会竭力反对的。”

这时，姚枢插嘴对忽必烈说：“王爷，这事您不用担心，我们在下面已经议论过了，采用汉法是长远的目标，但不能操之过急，需一步一步慢慢来。眼下可以这样做，一方面继续实行祖宗旧法，一方面参照唐宋旧制，逐步变更，慢慢推行，使不合时宜的旧法越来越少，适合适宜的汉法新制越来越多。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蒙古人会渐渐习惯的。”

忽必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既不会激怒蒙哥大汗和亲王元勋，又能消除汉人对蒙古人的隔阂、仇恨，心中极为高兴，于是就说道：“好！就依你们说的办。”

姚枢却说：“王爷，此事还得请示蒙哥大汗恩准方能实行。这样一方面我们有大汗的支持，不怕这地方的蒙古贵族的扰乱；另一方面也堵上了一些在蒙哥大汗身边进谗言的人的嘴巴。”

“好！这个由郝经去办！”忽必烈吩咐道。

于是，郝经赶忙起草奏折，上报蒙古大汗。获得恩准后，他选派内侍脱兀脱、牧守张耕、尚书刘肃等人为政府安抚使前往邢州，“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弊，革除贪暴。”结果去了不到一个月，当地户口就增加了十倍。这让忽必烈非常高兴，从此对儒生们和他们推行的汉法更加信任了。第二年，他又派杨惟中、赵璧、史天泽等，前往饱经战乱的河南各地去整治。过了一年，又派杨惟中、商挺等去治理关中。汉儒们的整治在河南和关中也获得了成功。

当然，忽必烈重用汉人、在汉地推行汉法的成功，使他在汉地中的声望迅速提高，也引起了蒙古贵族和朝中大臣等守旧势力的不满，蒙哥便以忽必烈患有脚病需要回家休息为由，解除了他的兵权。在汉儒们的策划下，他不但躲过了这场考验，反而有了指挥东路灭宋的指挥权。

1259年，蒙哥大汗逝世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在汉人的帮助下，1260年先发制人，在开平称汗，并且凭借着近十年经营漠南汉地所积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一举打败了另一个汗主——他的弟弟阿里不哥，确立了君临天下的绝对地位。

忽必烈成为唯一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明白，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持蒙古之成法，又能适应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国家机器是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完全采用汉化，做中国的皇帝，那势必要牺牲蒙古贵族和早先征服的部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中原仅仅是大蒙元帝国的一小部分，他们又是最后被纳入版图的，而要让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与文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被征服的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的文化已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些游牧民族。

但是忽必烈又明白，就是这一小部分，却代表着先进的文化，是蒙古帝国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自己要想在中原立住脚跟，要想创造出比成吉思汗还要宏伟的事业来，最终他还是要依靠这一小部分。因此，他便毫不犹豫地在建国之初就利用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他又找到了那些推他到汗位上的汉儒们。

刘秉忠是第一个，忽必烈委托他：“凡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卿其议拟以奏。”

刘秉忠们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们上采祖宗旧典，参以古代制度，结合现实需要，详细列出了条文上奏忽必烈。

首先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就是建立年号。蒙古人原以十二生肖纪年。成吉思汗建国后，历代大汗也没有用过年号，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按照中原汉王朝的传统，称帝建年号。建立年号一事，是忽必烈意图按照中原王朝原有模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所迈出的第一步，既表示蒙古国继承中原王朝前代之定制，也表示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意志。1264年，他又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升开平为上都，并改元“至元”。至元八年，废蒙古国号，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意，新建国号为“大元”，进一步表示要“统一天下”，实现“天下一家”的愿望。

第二点就是为建立稳固的政治地位，逐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例。许衡奏道：“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他们借鉴宋、金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形成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行省之下分路、府、州、县等各级政府机构。各级官吏“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改变了过去蒙古人无俸禄，依靠掠夺自给的传统。

第三点就是劝课农桑，发展经济。1261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各地严禁蒙古贵族圈地毁田，相反，政府还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招抚流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减负、建立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到十年，就使中原部分地区得到初步治理，为忽必烈开动军事机器准备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当然，作为一个蒙古人，忽必烈也知道，中原文化的汉正统思想，是不会轻易让一个外族统治的。李璮叛变、王文统的被诛，使忽必烈对汉儒们大为希望和警惕，也结束了他与汉儒的蜜月期，至死也没有大的恢复。

应该说，忽必烈用汉人施汉法汉化治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保护了中原汉民族的文化没有被人为割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政策和措施譬如行省制度等，至今仍被沿用，这不能不说忽必烈的政治眼光的长远。

2。　治盐铁，元世祖理财

忽必烈要南征北战，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保障。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几十万大军的粮饷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想对南宋发动战争，要想对海都动武，他首先必须解决财政问题。

中统三年，也就是1261年，忽必烈朝议的重点又转向了如何提高财政税收，如何为他开动战争机器提供大量的动力问题。这一次，太子真金，那些汉儒们，还有财政大臣——才任命的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大臣阿合马都来到了他的面前。

真金首先说道：“父皇，儿臣曾细研《资治通鉴》，唐太宗曾说过，‘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人君当‘为政以德’。作为一国之君，儿臣以为，必须心存百姓，实行仁政。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也。所以臣下认为，当下之计，宜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史天泽也说：“陛下，太子所言极是！立国之初，宜让百姓休养生息，待三五十年，国力复苏，财政经济自然好转。切不可饮鸩止渴，涸泽而渔呀！”

这些忽必烈都曾考虑过，他不是不清楚这些问题，他从小就听刘秉忠讲唐太宗治国，并以唐太宗为政治榜样。但是，形势不容他如此，海都在中亚蠢蠢欲动，南宋还在威胁着蒙古帝国的安全，这两项的开销正如姚枢所说，实在不是个小数，若中途供应不上，几十万大军将毁于一旦，后果太严重了。钱！朕是多么需要你啊！朕需要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力！钱啊！有了钱，才能创造出比自己的爷爷成吉思汗还要大的业绩。让自己再等上四五十年，就是二三十年我也不能再等了。那时我已变成一个耄耋老人，还怎能去实现这个夙愿？当下之计，谁能够为他找到财源，那就是忠臣、能臣。

他下意识地看看了他的总管阿合马。阿合马却故意把眼神瞥向一边，欣赏起大殿廊柱上的图龙描凤了。

看样子，自己不问阿合马，他是不会主动去说的。忽必烈知道，自己还是宗王时，阿合马就总管宗王府。他点子频出，把个宗王府财政整治的条例清楚，稳稳妥妥。如今，自己把他任命为全国处理财政赋税的大臣以后，收入大增，国库也充盈了起来。这些他都看见了，但只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看看阿合马不愿理睬的样子，忽必烈只得问道：“阿合马，增加财政税收，是你的职责所在。你有什么打算？说来我听听。”

这个时候，阿合马才慌忙跨前一步，深深作了一个揖说道：“臣下认为，这并不是难事！”

“嗯？”听他这么一说，忽必烈便觉心中有谱，赶忙问道：“快说给我听听！”

阿合马最善分析形势，揣测忽必烈的心思，他觉得现在应该是表态的时候了，便笑微微地站起身，对忽必烈说：“陛下，钱粮的事，臣绝对不让您操心。不是臣夸口，征讨海都、伐宋的军需费用，都包在臣一人身上。臣敢对陛下说，臣就是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

真金对阿合马极为反感，狠狠瞪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是不是又要增加百姓的赋税？无节制地索要，这是横征暴敛！这是陷父皇于不仁不义！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会逼反百姓，酿成大祸的！”

忽必烈觉得真金有些耸人听闻，现在他需要的是钱财，于是就对真金说道：“嗯，让他把他的想法说完，他负责这方面的问题，不让他说话，怎么能行呢？”他又转向了阿合马：“是呀，不能总是增加百姓的负担，毕竟，百姓也不富裕呀。”

阿合马软中有硬，笑眯眯地对真金说：“太子，您想到哪儿去啦？皇上体恤百姓，关爱黎庶，阿合马怎能不管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呢？那样，不但太子不答应，就是皇上也不会答应的，是吧？皇上。臣自有增加国库收入的好办法！”

忽必烈急于知道阿合马有什么增加收入的好办法，点了点头，急忙说道：“是的，我肯定不会答应的。阿合马，快说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阿合马成竹在胸，侃侃而谈：“我蒙古帝国建立以后，百姓生活安定，物阜年丰，特别是皇上兴水利、劝农桑之国策，更是让百姓尝到了甜头。如今，百姓手里并不是没有钱，而是我们没有开动脑筋，把百姓手里的钱敛上来。臣最近想出一个好办法，能让国库里的钱打着滚、翻着个、蹦着高地往上长！”

忽必烈又惊又喜，“哈哈，什么好办法如此诱人？快快说来我听听。”

阿合马说：“皇上，简而言之，就是‘盐铁官营’。”

“噢？”忽必烈也知道盐铁在汉武帝时期，就曾因“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而下令盐铁官营。但不知怎么个敛财法，今见阿合马提到这个问题，颇感兴趣，又满脸的疑惑。

阿合马见皇上疑惑的样子，便更加得意：

“皇上，臣下近闻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此举让国家税银大量流失。去年一年，朝廷在这方面的税银只有七千五百两，这太少了！臣下认为，当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只要吃盐，都要分摊缴纳盐税。”

他顿了顿，偷偷拿眼神瞅了一下端坐龙椅的忽必烈，见他依然是满脸的期待，于是就接着说：“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自汉桑弘羊始榷之，而后世未有遗其利者也。各朝如此，我们何不也取之呢？为便于管理，我建议皇上在南北主要产盐区设都转运使司管理盐政，隶属于户部。其他地区，则设立盐课提举司或茶盐提举司。这样政府就能够对盐的生产严加控制了。在生产方面，要派专门的灶户产盐，灶户在指定的盐场中制盐，生产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产品必须如数上缴给国家；对盐的销售，臣下以为，我们可以在各地设常平盐局，由政府直接卖盐。还可以由商人向盐司或户部纳钱，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或盐仓领盐，然后运销各地。当然他们也可以到指定的地点缴纳粮食，换引领盐运销。这样，无论是政府销售还是盐商买盐，我们都能把盐税包含在其中了，朝廷的盐税收入就不会白白流失了。”

阿合马接着就打起了小九九：“全国去年产盐光官盐就有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这样算来，每引收银七两，仅此一项全国一年就能增加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的收入，占到今年国库收入的十之七八呀！”

阿合马继续说道：“铁器在民间流行，危害非浅。单把铁矿的开采、冶炼权收归朝廷还不行，还应当把铁器的制造、买卖权收归朝廷所有，价钱由朝廷制订，这样冶铁也能为我们增加收入。去年，臣下任职开平府事，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仅这些人就能每年为朝廷上缴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全国户数已达一百九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户，生活、生产都需要铁器，陛下算算，单这一项该有多大收入啊！再加上食盐专卖的收入，钱是绰绰有余的！”

“哈哈！太好了！”忽必烈大为高兴，简直有些欣喜欲狂：“好！太好了！阿合马，可真有你的！朕没有看错你！”

史天泽、廉希宪等立刻出班奏道：“陛下，万万不可，千万不要听他的蛊惑。当今百姓有田租、地税，再加上醋课、食羊钱、契本钱、日历钱、房地钱，及额外的木植、河泊等税，百姓已经不堪重负。皇上不闻近日百姓歌谣‘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此虽是言唐朝晚期的赋税之重，但也侧面说明人们对于新设税种的反感。今阿合马以增加税赋为名，阿谀逢迎、诡诈奸巧，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他们借机自肥，多擅权为奸利事，恐非黎民之福，国家之福呀！臣下斗胆上言，请斩阿合马以晓天下！”

“皇上明鉴，臣下冤枉呀！臣下为国分劳，为皇上解忧，何罪之有？他们这些汉人，只知玩弄权术，个个都爱财如命，关键时刻掉链子，却在圣君面前捏造事实，你们有证据吗？我可有证据，别的我不说，我只说一例，就足以说明。据举报，江淮知府崔斌，年贪污官粮20余万石，请陛下明察。”

忽必烈对这些汉人只知空谈，而不能为他搞到银子不满，于是，就说：“好吧，尽快查明真相，若情况属实，立斩不饶！”

这是对那些再欲上言的臣子的一次警告。

“唉！”阿合马见时机成熟了，长叹一声，装作很为难的样子，说：“陛下，尽管臣的想法很好，可是要实现……实在是太难喽！”

“为什么？爱卿为我分忧，难道还有人不同意吗？”忽必烈扫视了一下两边站立的臣子，神色严肃地问。

阿合马摇摇头：“那倒不是。”

“既然现在没人反对了，为什么还实现不了？”忽必烈颇为不解。

阿合马说：“陛下您想想，要实现臣的想法牵扯到方方面面。臣虽然是专管财政税收，但许多事是做不了主的。”

众大臣这才明白，原来阿合马是在要官职。

这一年秋天十一月，忽必烈下令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合并到中书省，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官阶为荣禄大夫。

忽必烈任用阿合马为其敛财，仅盐铁两项，就每年为其增加了大量的税收，这就为他南灭南宋，北平海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当然，这些税收的增加，必然增加百姓的负担，使元朝立国不久便出现“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的局面。

3。　建村社，由马背走向田间

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对于定居的农业文明很陌生，所以在征服之初，他们对汉族地区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经济掠夺，给中国北方经济造成极大破坏。成吉思汗灭金之际，曾有蒙古贵族向成吉思汗提出“汉人无补于国”的观点，主张将中原田地全部改造为放养蒙古牛马的牧场。在耶律楚材等一批宋、金降附士大夫的规劝之下，好利的蒙古统治者为每年不可计数的国家赋税所动，最终改变了初衷，使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保持较为正常的发展态势。

但蒙古族真正改变政策，由马背走向田间，则是从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农业、劝课农桑、建村社开始的。

春天的锡林郭勒草原山青了，草绿了，冰封了一个冬季的湖水也荡漾出迷人的涟漪，真像含羞少女掩面的笑脸，是那样的令人痴情与陶醉。碧绿的草原、高大的树木；一丛丛枝条婆娑的沙柳，还有一片片金黄金黄的柠条花、翠兰翠兰的马兰花，把草原点缀得更加妩媚与动人，摇曳多姿……一旦挣脱严寒冬季的羁绊，锡林郭勒草原便立刻展示出她从骨髓里迸发出的生机和活力。

1261年的开平忽必烈王府，也如这妩媚的春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新任命的大劝农官张文谦出班奏道：“皇上，臣自接受劝农官以来，夙夜忧叹，今思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