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说天下系列-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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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站赤系统开始之初，运行良好，但随着元朝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站户所负担的赋役也越来越重。这些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后期，蒙古官僚贵族，甚至一些高级僧侣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酒食。稍不如意，便大发淫威，轻则谩骂，重则吊打；其次，就是交通工具的供给。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舟船等，饲养几十头马畜需要大量的饲料，再加上各种工具的维护与保养，这笔开支也不在少数，如元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了铺马199匹、驿驼24头；不光如此，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维修道路、架设桥梁、植树护林等，不但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这些负担压得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元代诗人许有壬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他们的悲苦生活，为他们的遭遇呐喊，“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据《永乐大典》说：“站赤消乏，积非一日”。到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元朝站赤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动脉，对维持帝国在全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一样”，把朝廷的政令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促进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

7。　史天泽功成解兵权

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江淮大都督李璮发动叛乱，占据济南。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汉军向南平叛讨伐，又增派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会同哈必赤开河筑环城，筑长围，树林栅，将李璮围困于济南城中达四月之久，城中粮尽，军心涣散，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

史天泽之所以要匆匆处死李璮，是因为李璮知道的太多了。

十几年前，当金国被蒙古灭亡后，为了拉拢中原的军阀豪族，窝阔台、蒙哥都对他们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实行怀柔政策，他们被封为世侯和将军，兵民政权出于一家，让他们帮助蒙古人绥靖地方，或帮助他们和大宋作战。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濡染很深的汉人来说，他们的正统思想还时时作祟。他们看不起这些只会弯弓盘马的人，往往以华夏几千年的文明来俯视他们，把他们看成一伙什么文化也没有，只知杀戮的“匪类”，觉得他们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因此，他们往往一面应付着蒙古人，一面却又在一起高谈阔论，把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只是后来蒙古人成了气候，特别是忽必烈表现出来了千古帝王的雄才大略，这时他们才死心塌地拥戴他，并为之效忠。现在，李璮却不自量力，竟然趁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后方空虚之际叛乱，企图利用拥汉灭蒙的策略得到各路世侯的响应。史天泽认为李璮知道自己及世侯的事情太多了，一旦他被带到忽必烈面前，乱扯乱咬，那自己过去的一切将袒露无疑。李璮自当诛杀，但自己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史天泽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杀死了李璮。

当然，他也知道，擅杀钦犯，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允许的。于是，他就连夜上书向皇上请罪。他为自己找了些理由，什么李贼大骂皇上，使人气愤不过；什么咆哮营帐，使人怒发冲冠，等等。

但忽必烈并非好糊弄的。他疑心塞胸，疑虑重重，他对世侯的反感在李璮叛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他不明白，史天泽为什么要急于杀死李璮？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忽必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汉人幕僚，他们是怎样来到自己的身边的呢？

他忘不了刘秉忠、姚枢、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王文统……他们都是相互举荐来到自己的身边的。他们相互举荐，能不结为朋党，狼狈为奸吗？自己对他们委以重任，但他们是否真的能以儒家的正统思想对待自己？今天有一个李璮，明天还会不会有什么史檀、张檀……更多的汉人世侯反叛呢？一个还好说，一旦他们连成一片，自己将如何应付？

一连串的问号，太多的联想让忽必烈后背冷汗直冒。对忽必烈而言，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因而，要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还不到时候。大宋一天不灭，他们思想上还有一天的动摇。一旦操之过急，就会造成兔死狐悲、群起自保，甚至激起更多的反叛。

明白了这个道理，忽必烈便在杀死了李璮的老丈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后，果断地停止了对李璮和王文统案情的追究。

一连三天，忽必烈都没有上朝。他惊悸不安，忧愤烦躁，几次在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为自己压惊、祈祷，要不就躺在察必皇后的凤帐内望着金顶的廊柱出神。甚至还传出话来告诫史天泽说，要是朕让你们杀什么人，你们可不能立即执行，得迟个三五日，免得杀错了……

忽必烈惊惧不安，汉人大臣们更是如坐针毡。

史天泽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自己作为汉人的世侯，拥有“清乐军”和“黑军”两支军队，蒙古人之所以倚重自己，完全是他们战略上的需要。如今李璮的叛乱，让忽必烈震动不小，也为那些想取缔汉人幕僚的蒙古人提供了口实。虽然自己并不以权重为好，这个忽必烈是知道的。想当初，在窝阔台时，为报兄被杀之仇，自己曾接任大哥史天倪军民之职。打败武仙后，自己即请上奏归职于侄，自己愿退还田间，耕种为乐，此举得到窝阔台的赞许。

但今天的忽必烈面临着汉人世侯的信任问题，这个史天泽能看出来。虽然李璮叛乱没有扩大牵连，自己擅杀李璮忽必烈也没有深究，但是忽必烈三天不上朝，说明他是在作着艰苦的思想斗争。忽必烈是开明的，有帝王的胸襟。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被汉人称之为“蛮族”的蒙古人，在他身边固守蒙古传统的大有人在。他能力排众议，做到用汉人施汉法，汉化治国，已属不易。今天，李璮叛乱，让他脆弱的思想怎能不一下子近于崩溃呢？

与其自上而下动刀子，不如自请消除兵权，以消除忽必烈对汉儒、世侯的猜疑，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忽必烈的疑虑，才不至于忽必烈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汉族的世侯军阀。

于是，第四天忽必烈上朝之后，史天泽就上奏说道：

“兵民之权，自古不可并于一门，汉朝邦国，唐朝藩镇，都是血腥的教训，说明自古地方就应听命于中央。今我朝过分垂爱臣等，不仅大授美职，还模仿漠北蒙古传统制度让我们世袭官职，造成地方割据势力过于庞大，导致像李璮这样有不轨之心人的叛乱。所以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消除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以免造成了社会动荡，百姓涂炭，臣请皇上消除职权，退休还家，同时亦解除史氏子侄握有兵符者十七人之兵权。行之，请自臣家始！”

忽必烈说道：“史爱卿，你不必多虑。你们史家，对我蒙古帝国的建立，可谓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忠贞可嘉。先前窝阔台汗就曾对爱卿赞之，宪宗皇帝也多次称颂你的美好品德，他们都不同意你退休的请求，今我怎能让你退休呢？”

姚枢出班奏道：“皇上，臣下以为，史将军所言极是，一门不可兼掌兵、民之柄。藩方侯伯，牙借棋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父死子继，各握重兵，多者五六万，少者亦不下二三万，难保不再出一个李璮。既然史将军今再一次提出消权柄，皇上可因势利导，罢诸侯世守，设守牧，立迁转法。规定身兼兵、民职者，可自选一职任之；掌军的将领，子弟不得再任军职；世侯死后，子孙荫而不世；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届下官员均由中央迁调，使天下大官、小职咸知名器自朝廷出，这样不但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能使地方民众减轻负担。”

忽必烈一听正中下怀。三天的罢朝，他也曾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关键是如何做更为稳妥。史天泽的请辞和姚枢的建言，恰好就解决了这个让他头疼很久的问题，他怎能不高兴呢？

于是，忽必烈就故意说道：“各位世侯劳苦功高，为我江山社稷之栋梁，朕怎能舍得如此去做呢？万万不可，各位爱卿不必多言。”

看到贵为一朝丞相的史天泽如此，其他汉人世侯心中就更无底了。于是一齐出班奏道：“臣等愿自解兵权，交还封邑，接受朝廷的调遣。请皇上从江山社稷着想，派遣守牧入各地治理，我等应鼎力配合，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见众世侯都如此，忽必烈也就顺水推舟，说道：“窝阔台汗曾感叹说，过去争官者多，让职者少。我朝恰恰相反，你们如此做法，实让朕感动。既然各位意见统一，又心意恳切诚挚，那朕也只好答应了。哈哈，不过，朕也不会亏待各位爱卿的，自今日始，朕将每月供以俸禄，保证让各位爱卿不在经济上吃亏！”

不久，圣旨下，解除各地世侯兵权，实行军民分治。规定各路总管、万户只理民事，不得干预军政；其次消弱、消灭世侯。规定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世侯军阀除一人仕官外，子弟官职一律解任，也不能世袭，并实行迁移法，要他们离开老窝，到别处做官去，而在世侯所在地另立牧守，权利直属中央；三是在中央成立军事总指挥部——枢密院，由太子亲任枢密院使，下设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全部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充当，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第四是严格查禁民间兵器。军器由国家制造，私自制造者死，现有者拒不交出，斩立决。甚至农民的耙子、叉子，也都属于上交的范畴，如果想使用，则向地方官申请发给，用后立即上交。

圣旨一下，光史氏子侄佩金银虎符高位者就有十七人之多，他们全部被解除了兵权，异地调防。张弘略、张弘彦、严忠范、严忠嗣、玉文干、郑鼎、李毅等20余名汉军万户也先后交出兵权。中统四年正月，又“立十路奥鲁总管”，规定各路汉军奥鲁不再归各汉军万户管领。汉军军户的科差赋税，由河南、山东的统军司，东、西川的元帅府和陕西行户部分管。“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弟、男及私人，皆罢之。”同时设置监战万户和统军司，负责监视汉军万户的行动，掌管所在地区的汉军各万户，处理日常军务。同时要求官员子弟入充质子军，用传统的收纳质子的方法来控制分散在各地的汉人、色目人军官和民官。

忽必烈是在汉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他又想入主中原，因此他还不想彻底与汉世侯决裂，但他在心理上对汉人加强了防范，他认识到汉人的精明不在于他们的公开反抗，而在于他们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个弯弓盘马的草原部落的生活方式，而这是最危险的。这样他就一方面清理汉人世侯，并慢慢疏远汉儒。另一方面在亲重蒙古人的同时，开始逐渐培植色目人，与汉人进行抗衡，以便互相牵制。忽必烈与汉儒的蜜月慢慢地结束了。

应当说，史天泽识虑明哲，审时度势，应变制宜，为国家的统一，主动交出本人封邑和兵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平稳的过渡，一方面避免史氏家族功高震主，进而会导致盛极而衰和潜在危险，同时也有利于使蒙占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紧密地结台在一起，达到了集权的目的，这对稳定政局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忽必烈兼用汉人、色目人，引起统治集团中蒙、汉、色目人之间的重重矛盾，由此出现元朝内部长期的纷争，则是忽必烈未能想到的。

8。　高兴巧布干柴计

南宋政府灭亡后，各地反元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停止，其中1280年，漳州（今福建龙溪）畲民领袖陈桂龙领导的起义军就是著名的一支。

陈桂龙是闽南粤东的畲民领袖陈吊眼的叔父。陈吊眼起义后，桂龙也起兵响应，人数逐渐壮大，部众发展到数万人。他们驻屯在高安寨（龙溪西北），凭依山寨的险要，与元军展开了周旋，出其不意打击元军，成为元军向闽南粤东推进的主要障碍。

为了尽快平定这支畲军，剿灭南宋残余势力，实现国内的安定，元政府调集多员猛将，动用数路兵力，甚至为此而改变行省设置，还是难于取胜，反而每次都遭受重大伤亡。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月，元世祖敕封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征蛮都元帅，高兴为征蛮右副都元帅，率军入福建，企图一举肃清吊眼抗元起义军。元世祖还特意赐给完者都翎甲，并当面授意说：“贼苟就擒，听汝施行。”

完者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先用大军镇压黄华起义军，迫使黄华投降，并授黄华为征蛮副都元帅，与完者都、高兴一同征伐。元军利用黄华为前驱，黄华熟悉起义军山寨作战的特点，带领元军步步进逼，使陈吊眼据守的山寨逐个丧失，形势非常危急。

陈桂龙作为陈吊眼的一部，据守高安寨。这高安寨，设在山顶之上，四面悬崖峭壁，且地通诸山洞，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入，易守难攻。为了便于监视元军，打击敌人，起义军早已把山腰间的树木杂草清理干净。居高临下，再加上视野开阔，山脚下元军的一举一动，义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元军一旦进攻，便会立刻遭到义军弓矢、檑木、滚石等的猛烈打击，元军连头都抬不起来。

高兴会同元军诸将及黄华等并辔站立在高安寨对面的山头，看到高安寨地势险要，元军不能近前，便下令停止攻击，只是加强围困，防止义军逃走，自己与众将一起商讨破敌之计。

鄂勒哲图说：“我们围困高安寨已经两年有余，但是高安寨内贼兵集贮了大量的粮食，再加上洞内有水源，并且几个山头还有洞道相连，内可出，外不可入，所以尽管我们围困两年之久，却没有多大的成效，我们反倒损兵折将。所以，我认为，采取围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

高兴说：“这次皇上派大军征讨叛军，志在快速剿平，以图控制东南，消灭南宋残余，所以我军不可能与敌长期对峙。所以，当务之急，我军应想方设法，与敌接触，引敌出战。”

鄂勒哲图说：“贼军个个刁钻，我们无论采取何种办法，都无法诱使他们出战。几次派出劝降使者，都被他们杀死，扔下悬崖。看样子，他们也知道一旦离开山寨半步，他们便失去了地利优势，没有好果子吃。”

黄华熟知此地地形，见大家无策，便说道：“畲族素来刀耕火种，要破陈桂龙，非用火攻不可。”

鄂勒哲图说：“火攻我军也曾用过，可是，叛军为防止我们采用火攻，早把山间的树木杂草清除干净，我军即使在山底能够点燃山火，但燃烧到山半腰也就熄灭了，不会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们也尝试用火箭攻击，但他们在悬崖之上，且有山洞驻守，根本无法烧着他们的寨棚。不行，不行！”

听鄂勒哲图这么一说，高兴忽然心生一计，说道：“好了，有破敌之计了。从明天始，黄华你带领两万兵马，每人带一捆干柴，遮挡上面射下来的箭支和投下的石块，不计损失地往上冲锋，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一旦敌人防守出现漏洞，我军便可乘机攻入山寨，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黄华领命而去，吩咐属下准备干柴。

第二日清晨，一声炮响，两万多名元军怀抱干柴，向山上冲去。陈桂龙官兵一见元军又来送死，便居高临下，如练靶子一般射杀元军。但是这一次不同，元军因有干柴阻挡，弓箭根本无法伤害他们，所以元军一直冲锋到寨棚前。陈兵一见，赶忙放出檑木和巨石，元军抛下柴草，迅速撤退。

见元军撤退，陈桂龙便让士兵加强防守，自己回到洞中歇息。刚要坐下，忽听炮响，喊杀声又四起，元军的第二波攻击又来了。与前一次一样，这一次他们还是每人顶着一捆干柴往上冲锋。陈桂龙无法，只得继续组织义军利用箭只、石块阻击敌军。

就这样，一天下来，陈桂龙连续打退了元军的五六次进攻，虽然自己的伤亡不大，但洞内弓矢、石块消耗较大，寨前也堆满了厚厚的干柴。

如此四五日，天天如此。

陈军裨将向陈桂龙说道：“敌军连续攻击四五日，每次都是用干柴遮挡，于我军寨棚前抛下柴草退却，是否他们想火攻我们？”

陈桂龙笑着说道：“无妨，我军有山洞凭依，他们即使火攻，又怎能奈何于我？前几年他们也曾用过火攻，还不是照样败北？我看他们不是用火攻，而是用以遮挡箭镞而已，将军不必担心。”

“不过，如此高密度的进攻，我军弓矢将尽，檑木、滚石也将告罄，如何？”

“嘱将士，一定要等元军靠近再行痛击，一定要节约弹药，保证不能让他们突破阵地。”

两万多元军连续攻击了六日，高安寨前干柴已是堆积如山。连续六日的攻击，让义军疲惫不堪，弓矢殆尽，檑木、滚石等也都捉襟见肘，但义军仍精神饱满，严阵以待，准备与元军搏个鱼死网破。

到第七日，天气出奇的晴朗，和风吹散了蓄积了一夜的山雾，太阳一下子跃出了山尖，山野一下子变得空明起来。看看今日元军没有进攻，陈桂龙便吩咐军士赶快埋锅做饭，待吃饱后再行与敌作战。自己也打算回洞内稍事休息，养精蓄锐以作再战的准备。

饭还没有做好，陈桂龙也还没有来得及躺下，就听山下号炮齐鸣，喊杀声四起，慌得陈桂龙赶忙披衣下榻，冲出洞口往下察看，这一次元军没有顶着干柴，而是人人手中拿着火把、油脂、芒硝等引火的东西，一下子就点燃了堆积在寨前的干柴堆。

两万多将士运送了六日的干柴，一旦燃起，那腾空的烈焰，霎时便如火龙，直往山上窜去。陈军目瞪口呆，这才明白，原来这几天元军顶着干柴攻击，不是为了遮挡弓箭，而是故意丢下准备用火攻点燃的。

陈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大火已经席卷而来，霎时便吞没了山寨。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将士，也与山寨一起化为灰烬，剩下的四散奔逃。元军乘机发动攻击，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占山寨。陈桂龙虽与剩余的将士舍命搏杀，但无奈寡不敌众，看看无力回天，陈桂龙只得带领几个亲兵，退回洞内，沿秘密通道逃走。剩下的两万多名义军将士与元军死战到底，竟没有一个投降的，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高兴采用以假隐真之谋，蒙蔽了陈军，得以把干柴输送到寨前，而使火攻成功，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终止，各族人民继续在各地以各种形式与元朝统治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战斗。

9。　献玉玺伯颜立皇孙

至元三十年（1293年）的年底，忽必烈忽然卧床不起，大臣们虽请来了朝廷御医和各地的名医，为他百般调治，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至元旦，已不得不停止朝贺。于是，忽必烈召右丞相知枢密院事伯颜入京。越十日，伯颜自大同归。又越七日，世祖精神稍有好转，伯颜与丞相不忽木等入承顾命。

病榻上的忽必烈已经没有往日的风采，伯颜、不忽木见过礼后，忽必烈喘息着，把他们两人招至御帐前，吩咐为他们赐座。

见他们落座，忽必烈吃力地睁开了双眼，直盯着两人，过了很久，才长叹一声说道：“我自小立定志向，想大有为于天下。即位后，我诚惶诚恐，革故鼎新，务一万方，总算没有辜负皇爷爷成吉思汗的嘱托。如今，朕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两位爱卿，朕把大位传给谁为好？”

伯颜和不忽木慌忙跪下说道：“皇上洪福齐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今偶染风疾，不日即可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