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说天下系列-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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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确实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曹魏的霸气和蜀汉的志气，但他有的是对自己的了解。没有人比他更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他知道自己首先得是守成之君，然后才能成为开创之帝。无论是左挪右动也好，徘徊观望也好，他必须尽全力保持大局的平衡，以此保持自己的安稳，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考虑开拓和创新，这大概是东吴的政权比蜀汉多延续了十几年的一个原因。识时务者为俊杰，有自知之明的人，至少不会做一个失败者。

10。　屯田航海

夷陵大战重新划分了三国的疆界，吴蜀联盟的重建使三国力量再次达到平衡，三国鼎立局面进入一个全新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孙权理智地将主要精力用在开发江南、发展农业和运输经济上。

事实上，早在夷陵之战以前，吴国的骆统就曾上书给孙权，说繁重的征役和赋税使农田荒芜，军民俱困，民间百姓和屯田穷兵生了孩子却无力养活，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珍贵的人力资源大量流失，社会难以向前发展。骆统因此奏请孙权寻求解决之计，使剩下的人民有个活路。骆统的奏言切中时弊，孙权深受触动，于是就致力于以屯田的方式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吴国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职官进行管理。屯田的兵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屯田的农民只需种田，免除民役。吴国很多地方实行屯田，屯田的军民则多少不等，皖城的屯田基地有数千家屯兵，而毗陵的屯田农民则有男女数万口。总体来说，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而且采用了牛耕的先进耕作技术。

公元226年，陆逊认为自己的驻地军粮不足，便上表请求令士兵就地屯田。孙权认为这主意很好，不仅同意了陆逊的提议，还将驾车的牛改为耕牛。孙权本人和儿子还下地耕作，以此鼓励士兵屯田。

为了满足农田用水，孙权还注意兴修水利。他在公元230年修筑东兴大堤，将巢湖水截流用于灌溉。公元250年，他又修建了堂邑涂塘（今天的江苏六合县互梁堰），还开凿了几条运河，既方便了内河航运，又可作灌溉之用。

此外，孙权还多次调整赋税，夺取荆州后，曾尽除荆州人民的租税，还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

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孙权还大力发展造船业。他专门设置官员，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吴国的船最多可达七帆，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的多帆船可以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的方式充分利用风力。这种方法使帆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不惧风浪，速度迅疾，至今还在现代的木帆船上使用，可见当时东吴造船技术的高超。

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后，东吴便扩大了对外联系的范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乘船前往夷洲和亶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和日本。由于亶洲太过遥远，无法到达，卫温一行人只到了夷洲。据《三国志》记载，卫温一行在台湾停留了将近一年，带去的士兵水土不服，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虽然俘获了数千夷洲土著，却得不偿失。但这次探险让吴国人对台湾有了初步了解。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曾在《临海水土志》中对夷洲进行了记载，他说：“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沈莹笔下夷洲的方位和气候都与台湾的情况相符。书中还描述了夷洲的物产，以及山夷居住、饮食、嫁娶、穿耳、凿齿、猎首等习俗，这些情形都可以在明清人关于台湾的著述里得到印证。只是《临海水土志》说到的山顶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时代的台湾已无迹可寻，湮没在久远的年代中了。又说到山夷处于石器时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头、刀斧等。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的台湾也消失了，这是由于台湾番族已走出石器时代。

孙权时代的夷洲之行虽然没有收到具体的效益，但它书写了祖国大陆与台湾最初的交往史。从这点来看，具备伟大的历史意义。

台湾之外，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积极派人与海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印度建立了联系。

在孙权统治吴国的时代，吴国无论是对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航运联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到孙亮（252年—257年在位）、孙休（258年—263年在位）以后，特别是孙皓（264—280年在位）统治的时期，军民备受盘剥，苦不堪言，吴国经济日渐凋敝。

孙休统治时期，有五口男丁的吏家就有三人在外服役，其余二人照旧缴纳限米，连孙休都感到役税太苛重，所以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家里的情况只会更坏。

孙休之后的孙皓是著名的暴君，他的法律更加严苛，赋税更加沉重。吴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屯田军民大批逃亡。吴国的屯田渐被破坏，日趋衰落。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农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之手。吕蒙攻克皖城有功，孙权就将浔阳屯田三百人赐给了他。这些情况也加剧了屯田的衰落。在晋朝进攻吴国之前，吴国的经济、政治已经在内部逐渐崩溃。

魏、蜀、吴三个国家，魏国的经济最为强盛；蜀国虽然地少人稀，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吴国的经济最不堪一提，尤其在孙皓统治时期，不待魏国来伐，内部已经自行溃败。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排除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排斥经济作为政治基础的因素，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人生的大判断上，其实大同小异。所以，能够将一件小事认真做好的人，必然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人生大事。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卓越的人，在其他事情上也不会表现太差。

第五章　三分归一统

1。　诸葛治蜀

公元222年，刘备在猇亭大败，逃到白帝城后，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第二年，刘备召诸葛亮到永安宫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安托孤”。

永安托孤将蜀国政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刘备为领导人，第二个阶段以诸葛亮为核心领导人。诸葛亮赶到永安后，刘备躺在病榻上对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就是说，先生您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定可以安邦定国，完成我们的大业。如果我的这个儿子可以辅佐，请您辅佐他；如果他不中用，请您自行其是。诸葛亮当时泪流满面地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就是说，臣一定会竭尽全力，忠贞不贰地报效陛下，直至献出我的生命。刘备又要求刘禅，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

关于永安托孤，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看法。陈寿便认为刘备完全信赖诸葛亮，这种境界是古今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也有人质疑说，刘备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并非出自真心，刘备对诸葛亮心怀猜忌，但又不得不托孤于他，于是说出这样的话，把诸葛亮逼到没有回旋的余地，不得不至死效忠。到底是君臣信任的典范，还是厚黑学的先例，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何况“君可自取”到底是指让诸葛亮自代帝位，还是说诸葛亮可以在刘备别的儿子中另选一个作为皇帝，都是一个需要斟酌的悬案。真相依然存在于历史的深处，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公元223年四月，刘备去世，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到成都。五月，17岁的刘禅即位，史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刘禅登基后，加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准许他开府治事。由于蜀汉的地盘基本上以益州为主，所以让诸葛亮领益州牧，就是将全国行政权授予他。所谓开府就是由诸葛亮建立自己的一套办事机构，拥有相对独立的相权。此外，刘禅还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所有的军政大权都交由诸葛亮，刘禅只负责祭祀天地和先人。

这样一来，蜀国的所有军国大事都由诸葛亮处理，刘禅只做名义上的国家首脑，蜀汉政权便进入了一个以诸葛亮为首的新的时期，诸葛亮将要继续刘备未走完的路。然而这条路注定山高水长，步步艰辛。夷陵大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定。

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和东吴的联盟。他于223年派邓芝出使孙吴，经过谈判，孙权断绝了同曹魏的关系，重新与蜀汉结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来往不断。减轻了东顾之忧，诸葛亮得以集中精力整顿内政。

蜀汉政权很特别，它像一杯层次分明的鸡尾酒，由三股力量组成。第一股力量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包括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是蜀汉的最高阶层，掌握着国家的主要权力；第二股力量是刘璋留下的人，比如李严等，这股力量居于蜀汉政权的中层；第三股力量是益州土生土长的官员和本地豪族，这股力量处于政权的底层。

这三股力量形成的政权结构当然不会安定，尤其下两层是不服气的。刘备兵败病死白帝城，现在由一个丞相来代行君权，各个阶层都各怀心思，眼睁睁地盯着诸葛亮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只有采取依法治国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用公平公正的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才能让不同阶层的人心服口服。

所以在内政上，诸葛亮把严明法纪、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主持制定了名为《蜀科》的法典和“训励臣子”的八条、七戒、六恐和五惧。在执法的过程中，诸葛亮做到公正公平，不论亲疏，有罪必罚。虽然法律近乎严苛，却不为人嫉恨。

《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因为犯法，被处以重刑，然而陈寿仍然称赞诸葛亮法纪严明；中都护署府事李严和长水校尉廖立违法乱纪被罢官流放，他们两人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仍然为之痛哭流涕。有人说，诸葛亮的法律太严厉，而刘璋善于以恩惠收买人心，让百姓怀念。诸葛亮针锋相对地说，治世当以大德，不以小惠。

在治军方面，诸葛亮同样注重部队的法纪严明，他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使部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诸葛亮的调教下，蜀军以弱抗强，在崇山峻岭之中来去自如，“进退如风”，高度的机动力使蜀军屡屡掌握战役的主动权。

此外，诸葛亮还精于创作发明新式武器。《三国志》中又写道：诸葛亮总揽军政，“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他发明了连弩（能同时发射十支箭的弓箭）、甬袖铠帽（强弩都射不穿的铠甲）、木牛流马（其实木牛是有前辕的小车，流马类似后世的独轮车，不是演义中的永动机）。蜀军的战斗力很强，与各种新式武器的运用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深通兵法，他推演兵法，作了八阵图。由于演义的夸张和后世附会，八阵图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八阵图就是古代作战时用来隐蔽士兵、阻碍敌军的防御工事或军事阵法。由于蜀国多山，军队习惯在山林中作战，一旦北上中原，就很难与魏国的骑兵抗衡。为了提高蜀军的战斗力，诸葛亮将《孙子兵法》中的八阵加以变化，做成了“八阵图”。八阵图纵横各八行，以辎车作为主要掩体，以鼓声和旗帜指挥军队，可以变化许多阵法。蜀国灭亡后，晋武帝还命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袁准称诸葛亮行军“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

经过诸葛亮的大力整治，蜀汉出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局面。

刘备东征失败后，蜀汉的南部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故。益州郡的土皇帝雍辏�杀死太守投靠了东吴，并煽动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等人反叛了蜀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就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将军邓芝治理南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南中遭逢大乱后，由于刘备才亡，后主幼弱，诸葛亮暂时隐忍未发，做好备农植谷、闭关息民、稳定内政等工作。待得吴蜀联盟恢复，内部政局稳定，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诸葛亮就在公元225年，兵分三路，进军南中。

诸葛亮南征时，参军马谡为之送行，并建议诸葛亮：“南中的人依仗地形险恶，早已心怀不满，他们今天被打败，明天还会反叛，将来您一旦北伐强敌，这些人都将是不安分子。如果将他们赶尽杀绝，既不仁慈，又无法在一时半会儿做到。因此，希望您这次出兵能使他们心服口服，这就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意见。部队一到南中，就顺利斩杀了雍辏А⒏叨ǎ�但孟获带领余部继续对抗诸葛亮。孟获在南中很有名望，诸葛亮便决定让他从心里归顺自己。他生擒孟获后，就带着他观看自己的军营。孟获看后不以为然，笑着说：“以前不知道你们的虚实，因此兵败被抓，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只要您放我回去，我肯定能报仇。”诸葛亮也笑了，当即释放了孟获。

就这样，孟获接连和蜀军打了七回，回回被诸葛亮活捉。第七次，诸葛亮又准备放了孟获，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从五月渡泸，到七月孟获投降，前后两个月的时间，诸葛亮便顺利地平定了南方。在离开南中的时候，诸葛亮没有留下一兵一卒，而是由当地人治理当地。大家问起原因，诸葛亮解释道：“如果留下我们的人治理，就必须留兵，那么粮草就成了负担，不可；如果留官不留兵，他们必定会忌惮我们的官员，很有可能会作乱，也不可。因此，我不留兵不运粮，双方便可相安无事。”

为了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南中后来发展成为蜀汉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来源。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

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都很稳定。直到现在，南中少数民族依然对诸葛亮感念不已，还去庙里拜祭诸葛亮。

平定南方叛乱后，诸葛亮便整顿军备，练兵习武，等待时机，大举北伐，以图大业。

历史上，与诸葛亮能力相当的人不在少数。然而唯有诸葛亮能够高居于历史神圣的巅峰，成为超凡入圣的典范，接受人们的千古膜拜，其原因就在于诸葛亮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他将匡世济民的理想贯彻始终。

当初和诸葛亮怀抱同样理想的人，在黑暗动荡的历史潮流中纷纷舍弃初衷。首倡起义的曹操成了“乱臣贼子”。孙权忽而与蜀汉联盟，忽而与曹魏亲善，为保一己利益早已不惜大义。以仁义著称的刘备，不是得意忘形大建豪宅，就是意气行事破坏大计。唯有诸葛亮始终坚守着安邦定国、匡世济民的理想，从隆中的三分对，到坚持吴蜀联盟，再到后来安定蜀国，屡屡北伐，他始终知难而进，步步为营，不弃不舍地向自己的理想努力，从来不曾放弃。

2。　痛斩马谡

练好内功、平定南方之后，诸葛亮就开始了北向伐魏大业。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向刘禅上了一道堪称千古奇文的《出师表》，表达了统一天下、恢复汉朝的愿望，随后便率部前往汉中。

此次诸葛亮北伐的目的地是陇右，陇右远离汉中，在中国战争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这里人种彪悍，马匹强壮。战国时，秦国骑兵的战马有五分之一出自陇右，秦帝国正是有了陇右骑兵，才能轻松向西拓展领地；西楚霸王项羽得到精锐的陇右骑兵，创下了三万人马杀退几十万汉军联军的奇迹；汉帝国从这里出征西域，征服国家无数。

掌握陇右，在冷兵器时代，就代表掌握了强大的战斗力。不过，诸葛亮没有将矛头直指陇右，他先派赵云、邓芝为疑兵，虚张声势要从斜谷攻打长安。魏国果然中计，调派大将军曹真率兵进驻郿县，以拒蜀军。将魏国部队调开后，诸葛亮亲自率领主力出了祁山。

魏国只知道蜀国有个刘备，自从刘备去世后，就认为蜀汉无人，不甚提防，所以关陇一带兵力薄弱，防范不严。诸葛亮的十万精锐部队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气势逼人，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不战而降。魏国上下惊动，这才明白诸葛亮的真实意图，火速派出名震天下的大将张郃直扑陇右。当时曹魏的皇帝曹睿自己也移驾长安，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拼命态势。

诸葛亮来到陇西城下，陇西坚守不降，太守在楼上喊话：“你们如果能够阻住援军，断绝陇道一个月，那么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这里。否则，别看你们来势汹汹，最终也只能劳民伤财，前功尽弃。”陇西太守的话点明了此战的关键，城墙坚固，攻不得开，唯一的方法就是截住魏国援军，断绝陇西粮道。街亭是魏军增援的必经之路，将要在这里展开的蜀魏第一场遭遇战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战。

同样，选择谁来对决张郃，便成为重中之重的选择。当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派魏延或吴懿这样有经验的大将出战街亭。魏延是刘备看好的战将，吴懿是当时的国舅，但诸葛亮排除众议，选择了马谡。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兄弟五人个个都是人才，马良与诸葛亮私交极好，他阵亡后，诸葛亮对马谡也非常照顾。据《三国志》记载，马谡才气过人，熟读兵书，好论军计。诸葛亮对他很是器重，常常把他叫过来谈话，一谈就是一整天。马谡对事物确实有过人的见解，比如诸葛亮征南中的时候，马谡就建议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三国时对将领的破格提拔屡见不鲜，所以大家虽然对马谡守街亭有异议，也只好保留在心里了。

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叮嘱马谡，街亭虽小，却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失去街亭，蜀军必败，还指示他要靠山近水安营扎寨。

马谡到达街亭后，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要把大军驻扎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副将王平提出反对意见：“山上远离水源，如果魏军将山围住，切断水源，断绝粮道，我军就会不战而败。”王平是从军中摸爬滚打长大的，人非常有悟性，却不识字。马谡自恃熟读兵书，没将文盲王平的话放在心中。他踌躇满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之死地而后生，这都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制胜之秘诀。”王平再劝也无济于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大军带到山上。

张郃率五万部队来到街亭，侦察到马谡舍水上山，心中大喜，立即挥兵切断水源，掐断粮道，将马谡围困于山上，然后纵火烧山。蜀军饥渴难忍，军心涣散，又见四处起火，不战自乱。张郃趁势进攻，蜀军大败。马谡见街亭失守，知道闯了大祸，都不敢回去见诸葛亮，连夜逃回成都。

听说街亭失守，诸葛亮顿时就颓然了：失去这么个屏障和前锋部队，自己已经不是张郃五万精兵的对手，而魏国的援军正在源源不绝地赶来。无奈之下，他只好迁了陇西城附近一千多户百姓退回了汉中。

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第一次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刘备去世后，魏国对蜀汉疏于防守，陇右一带没有战备，诸葛亮出祁山，曹魏举国震惊，三郡不战而降就是证据。就连魏国陇西太守都认为，如果一个月内援军不来，用不着诸葛亮来打，城内人饿也饿死了。遗憾的是，在这么有利的情况下，胜利却与蜀汉擦身而过。此后，更是渐行渐远。

诸葛亮兵败之后，不战而降的三个郡又回到了魏国的手里，只有一个参军姜维投降了诸葛亮。经此之战后，魏国惊异地发现，他们向来轻视的蜀汉居然还有如此大的野心和能量，从此便派大将军曹真常驻长安，专门对付西蜀部队。曹真认为诸葛亮此次受挫于祁山，下次必定会从散关攻打陈仓，于是命令将军郝昭进驻陈仓。从此，雍凉从软豆腐变成了硬骨头，诸葛亮的后几次北伐都被硬生生地挡了回来。

胜利曾经离诸葛亮如此之近，却飘忽远去，缥缈难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错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

回到成都，诸葛亮总结此战失利的教训，痛心地说：“用马谡错矣。”为了严明军纪，诸葛亮下令将马谡革职入狱，斩首示众。马谡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信说：“丞相待我亲如子，我待丞相敬如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