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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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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
正当鲁监国连“游击司令”也快当不下去时，他的“忠实粉丝”张名振于1649年6月攻克了闽浙沿海的健跳所，并把鲁监国接来“团聚”。
在健跳所刚刚过了一段安定生活的鲁监国，忽然接到一封让他又好笑又好气的求援信。
信是“昔日恩公，今日仇敌”的郑彩同志写来的。
他向鲁监国哭诉郑成功在背后搞他，趁他在抗清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派兵袭击其弟郑联，占领自己的老巢厦门。
现在他请鲁监国伸张正义，和他联合起来，打败郑成功，收复厦门。
但鲁监国可没有“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怀，有的，只是“追打落水狗”的优秀品格。
他给郑彩玩了一招“笑里藏刀”，在表面答应派兵援助的同时，却暗地里发兵包围了郑彩的部队，并将其全部缴械收编。
失去枪杆子的郑彩同志立刻变成了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几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还是去亲戚郑成功那里混碗饭吃。
他知道，如果直接去找年轻气盛的郑成功办这件事，那么成功的几率接近于零。
他采用曲线迂回的办法，找到了郑成功的奶奶黄老太太，请他去为自已说情。
在黄奶奶的撮合下，郑成功同意郑彩这个老同志脱下军装，转业为民，到厦门来养老。
郑彩同志就这样窝窝囊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让他日后感到欣慰的是，郑家几个赫赫有名的兄弟中，就他混了个“自然死亡”。
鲁监国虽然趁人之危，无偿收购了郑彩的“剩余资产”，但日子过得也很不幸福。
这是因为，健跳所这地方实在太小太落后了！
在这块隶属于浙江临海县的小小卫所里，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吃穿基本靠抢，前途嘛，基本靠想。
想来想去，鲁监国手下的“二把手”张名振同志，又盯上了被“儿女亲家”黄斌卿霸占的舟山群岛。
1649年9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进了舟山群岛，宣布鲁监国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要求与这位仍打着隆武朝旗号的“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黄司令当然一口回绝了鲁监国的“和平倡议”。
不过，他这次回绝的理由是——“本岛地窄粮寡，恐耽误大家大好前程，请各位另换大岛安歇”（似曾相识吧，参看水浒中王伦执行“关门主义”的经典语录）。
“另换大岛，翻翻中国地图就明白，东南沿海除了台湾岛和海南岛，最适宜我们发展的岛屿就是你这里了，我们要是有能力打下那两个大岛，谁还跑到你这里找不自在？”被拒之岛外鲁监国己经出离愤怒了。
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鲁监国了，他这次可是带来大量走投无路的“打手”来的。
见来软的不行，鲁监国挥一挥衣袖，“打手”们便在第一时间挥刀动枪地“抢滩登陆”。
长年呆在岛上的黄司令军队，战斗力仍停留在三年前的层次上，丝毫没有的任何长进。
几个回合下来，竞被鲁监国的“百败雄师”修理了个稀里花拉。
打了败仗的黄司令自然不敢再牛逼哄哄，他赶紧上书向鲁监国请罪，并约定双方于9月24日举行和平谈判。
在谈判桌上，黄司的手下阮进忽然发飙，客串“林冲”，激情演绎了一出“手刃司令”的英雄壮举！
心有灵犀的张名振立刻配合，站出来迅急采取多项“善后措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他首先以“亲家”的身份出面，上奏鲁监国后，礼葬了黄斌卿，并优养其家属。
然后对黄的旧部加以安抚，发放特别奖金，增加特殊工资，拉拢各位继续为鲁监国打工卖命。
最后由鲁监国出面，举行新老人物见面会。
在见面会上，鲁监国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亲切随和的讲话，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大力支持他这位新领导的工作，呈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反清复明”工作的新局面。
经过一系列的安抚工作，鲁监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稳定了舟山的局势。
自此，“大明海上流亡政府领袖”朱以海同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巩固的陆上根据地，为他的长久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部分最后的永历
第二十二章 同室再操戈
在闽浙赣三省由“解放区”变成游击区后，南明的江山，也仅剩下了粤桂湘黔滇这五省了。
各种抗清力量迅速向这五省集结。
因地理的原因，粤桂两省率先垂范，勇敢地站在了抗清的最前线。
粤桂（广东、广西）两省在今天是两个独立的行政单元，但在明代，却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单元，统统归两广总督管辖。
当然，因为地域太大，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明朝中央政府又在下面分别设立广东、广西两个巡抚，来内部分开管理。
这些聚在一起抗清力量，摆在面前最迫切的任务，自然是要选出一个最高领导——“监国或皇帝”，以作为自己政权合法存在的法律依据。
现在张罗这件事最积极的人，是广西巡抚————瞿式耜。
这不仅是因为，拥有儒家正统观念的瞿大人，在帝位选举上有很浓厚的“血统”情节。
更主要是他认为隆武帝“兴亦匆匆、败亦匆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亲不近，导致名不正；而名不正，导致事不成。
在当年在黄道周、郑芝龙以“贤能”为根据拥立朱聿键时，他曾以“血亲”为根据拥立过桂王朱由楥。
为何要拥立桂王？
这是因为，按血统排序，与大行皇帝崇祯血统最近的“王”，就只有福、瑞、惠、桂四个藩王了（万历帝留下的儿子们）。
但“国破山河在，花落知多少”，这其中，福王父子双双完蛋，瑞王全家重庆死光，惠王降清喋血京城。
现在迎风傲雪独自开的，就剩下桂王一家了。
桂王家的“户主”是老桂王朱常瀛，按辈分算，他是崇祯的叔叔，原封地在湖南衡州。
当张献忠带着“反政府武装”跑到湖南“流窜作案”时，害怕“壮烈殉国”的他带着三儿子安仁王朱由楥，跑到广西梧州避难。
而不小心丢掉的四儿子永明王朱由榔，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张献忠绑匪集团的“高级肉票”。
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贵人自有贵人帮”，就在朱由榔性命难保之际，一个“混入革命队伍”中明朝官员暗中保护了他，让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不久，张献忠又开始跑到四川寻找新的作案地点，朱由榔便乘机逃出虎口，以“难民”的身份在湖南永州“潜伏”下来。
南明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军进入这一地区时，朱由榔终于否极泰来，被护送回广西梧州同父兄团聚。
真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就在朱由榔返回不久，饱经风霜的老父亲朱常瀛就挂了。
随后，他的哥哥朱由楥也由“安仁王”变成了“安息王”。
这样，援引大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法，朱由榔便由两字的“永明王”自动升格为一字的“桂王”。
现在，具有浓厚“拥桂”情节的瞿式耜，就直接向他的上司——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新桂王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
但“老奸巨滑”的丁总督，在没有获得隆武帝确切死亡的消息前，力主持重，并没有立即加入到拥桂派的行列中去。
直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写信告知他这一“国丧讯息”时，他才丢掉幻想，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以瞿巡抚为首的“劝进”队伍中来。
1646年十月初十，经过照例的“三劝三推”后，年仅23岁的朱由榔同志，被大家拥立为监国，国都暂定在他的登基地——广东肇庆。
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既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不足。
两大优势，一是他内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乱世政治家所需要的“优秀品格”，因为一般而言，拥有这种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场就是变成强者桌上的“盘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这种品格，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事业上最终的成功。但他这一人性中最亮的闪光点，却让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倾心拥护，最终也使他能在环境更恶劣、敌情更复杂的残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续了十五年，占南明整个历史岁月的90％。
一个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历史的垂青，但却可以赢得无数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二是他的长相优势。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长须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爷爷万历帝朱翊钧，颇有帝王之相，让人望而敬重。
但同时，他也有两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个“失学少年”。
虽然贵为王爷，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在他本应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却打起包裹来逃难。结果逃来逃去，就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以致于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层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逃避他本应担负的责任，而一个懦弱的帝王，当他逃避责任的同时，一起丧失的，还会有他珍贵的社稷和宝贵的生命。
也正因为后两个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监国之初，朝堂之上，就弥漫一股不和谐的风气！
这股风气就是太监专权和首辅之争。
这个专权的太监，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当年曾经跟着崇祯皇帝混过，精通“宫廷礼仪学”，现在在肇庆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完全够得上“国宝级的人才”。
在大家都对监国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赏大臣等等形式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时，王坤同志上场了。
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监的指导下方敢实施，王太监由此实际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后决策权。
有权了，必然会有人来巴结讨好，第一个来和他走关系套近乎的人，就是两广总督丁魁楚。
丁总督因为在拥立活动中慢了下级瞿巡抚半拍，唯恐这位下级后来居上，成为首辅。所以就急匆匆地走这位专权大太监的门路，以使自己能够顺利成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辅。
经过王大太监的“暗箱操作”，丁总督如愿以偿地入阁，并任首辅兼兵部尚书。
而获“拥立首等功”的瞿巡抚，也才仅仅得到个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的位置。
当了首辅的丁首辅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国家高级干部的人事安排上，执行严厉的“关门主义”，把隆武朝的大学士何吾驺、苏观生、陈子壮等“社会知名人士”排斥于现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赣州失守后，他就带领朱由榔和刚搭好的政府班子，仓皇出逃到广西梧州，准备把广东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他这种“低能”的举措，直接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南明绍武政权在广州建立。
绍武政权中的绍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
在隆武帝选择陆上逃难时，身为唐王（继承了他哥哥朱聿键的藩号）的他，却和另益王、辽王等四王选择了海上逃生。
实践证明，在清朝海军数量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极高的逃生路线。
朱聿鐭就沿着海上逃生路线，波澜不惊地“挺进”了广州城。
挺进广州的他，最初的理想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成为大明最高领导人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过一番深刻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彭燿和陈嘉谟同志双双“携子之手，与子同死”！
杀掉永历帝的外交特使后，苏观生同志摆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谁”的英雄架式，任命陈际泰为“讨伐军总司令”，组成“讨伐军”向广东肇庆发动进攻。
见绍武政权如此破坏外交礼节，损坏老朱家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辉形象。一向温文尔雅的永历帝也变得“怒发冲动”。
他把韶关前线一万二千多名的精锐部队调下来，让“国防部副部长林佳鼎”带着，去找绍武帝的“讨伐军”拼命。
11月29曰，两个在粤建国的南明政权，在广东三水县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第一仗，永历政府军胜。
初战告捷的“林副部长”充分发扬“宜将剩勇逐穷寇”的精神，率得胜之师直扑广州而来，企图将绍武政权消灭于“发芽状态”。
绍武政权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林察，临危受命，承担起保卫大广州的任务。
他利用自己与“林副部长”同族＋同事的关系，写信伪降。
放松警惕的林副部长兴高采烈，挥兵直投林察在三山地区，为他布下的“甜蜜大网”而去。
在这个“大网”里，林察总司令不仅为这位同族同事准备了陆军，还准备了海军（由招安的海盗组成）。
在林察总司令陆海军的联合打击下，永历政府军几乎全军覆灭，“林副部长”落水身亡！
永历政府唯一的这支机动部队，就在这场你争我夺的内战中烟飞灰灭。
“水货打败行货”的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政府立刻陷入了一片“军事恐慌”之中，政府官员私下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跑路。
关键时刻，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要去组建一支“民兵”武装，来保卫中央。
就在永历政府还在对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议论纷纷时，广州方面传来了让他们“且喜且悲”的讯息。
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全部完蛋。
绍武政权为什么“如此之快就完蛋了呢？”
原来，听到内战中大获全胜的绍武帝君臣，立刻一个个变成“喜洋洋”。
为了发泄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他们君臣是既搞祭天，又搞祭孔，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继续对永历帝保持打压的态势，绍武帝继续陈兵边界，摆出一副“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架式。
就在这时，在福建“无事生非的清朝伪军部队”，在“集团军司令”李成栋，“政委”佟养甲的率领下，经潮州、惠州急速向广州挺进。
因为绍武、永历两政权正在“白吃白”，广东大地陷入了“无政府、无官员、无军队”的“三无”状态。
清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唯一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构成危胁的，就是那些仍在“坚守岗位”的塘兵（负责侦查、传送情报的军事人员）。
所以李成栋的清军每到一地，就采取“摸黑哨、打闷棍”的办法处理掉这些忠于职守的塘兵。
处理掉塘兵后，李成栋让人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专门向绍武政府发出“平安无事了”的塘报。
接到塘报后的绍武政权，踏实地继续推进本届政府“粉饰太平”的工作。
1646年12月14日，李成栋派出300名身穿明朝军服的“特种部队”。从惠州出发，借着夜色的掩护，到达广州北郊。在次日天亮，城门大开之际，出其不意地闯入该城。
而这一天，恰逢是个好天气，风和日丽，万里无云。
带着打败永历政府军的豪情，怀着光复山河的壮志，神采奕奕的绍武帝带着自己的文武百官，莅临专门的军事人才培养机关——武学，视察指导工作。
当绍武帝与苏首辅正在为自己的“兵强马壮”感到欣慰时，忽然有“侦查员”向他们禀报敌情：鞑子来了！
闻此敌情的苏首辅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以“妄言惑众”罪将这位乱喊“狼来了”的“侦查员”斩首示众。
闯进广州城的清军立刻脱下明军这身“羊皮”，重新换上清军的“狼皮”。
披着“狼皮”的清军出现在“白发老者，不识干戈；垂笤小儿，未见刀兵”的广州街头，对这个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了两百多年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效应”。
恐慌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入城清军的数量被“N”倍放大（N＞20）。
绍武帝君臣这才确信：“狼真的来了”！
但大批士兵被派去吓唬永历帝了，现在广州城连维持治安的“警察”都不足，更不要说上阵御敌了。
偌大的广州城就这样稀里糊涂被300名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的绍武帝立刻想到了“化装出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找了一条被子和一件破衣，把自已化装成一个可怜兮兮的乞丐，混入了趁乱出城的难民队伍中。
但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朱乞丐”一到城门口，就被清军雪亮的眼睛识别并当场擒拿，关在了东察院。
绍武帝失败的逃生经历让我明白：成功的艺术创作，是离不开真实而具体生活实践的。
为保护绍武帝这一“中国本年度风云人物”，“集团军总司令”李成栋派出专人，携带饮食予以“慰问”。
对此好意，绍武帝一口拒绝，表示：“作为太祖皇帝之后，若喝尔等一口水，吃尔等一勺饭，有何脸面见先人于地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绍武帝趁人不备，取下衣带，投缳自尽！
隆武绍武这兄弟俩，社稷在而存，社稷亡而殉，倒也算得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随同绍武帝被俘的，还有明朝的亲王、郡王共十六人。
“贫农”出身的李成栋，对这些昔日的“高级剥削阶级”，没有丝毫的热情和怜悯。
他连请示报告都不向多尔衮呈递，就把这些王爷们统统杀光。
首辅苏观生则趁乱逃脱，但这位“倔强无比”的同志既没有选择降清，也没有想着混出城去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而是跑到家中悬梁自尽。
死时，该同志在墙上留下自己简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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