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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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则，并直截了当指出“当今之急务，应全力会师新会，收复广东”。
　　长信发出后，唯恐话未说尽的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加写了一封意辞恳切的短笺，指出“圣跸艰危，不言而喻，请贵爵出兵相应，若出兵晚于10月15日（注意这个日期），则无济于事也！”
　　因有被对方“放过一次鸽子”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长信短笺发出后，放不下心来的李定国，只得扶病南下，亲自指挥新会战役。
　　他先派陈奇策率所部水师进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
　　这样一来，明军既控制了广州的出海口，又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江门一失，广州便有了一种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继茂见无法再做缩头乌皂，只得手拉手地领着军队，在9月12日赶到江门，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但鉴于定国兄过于生猛，两王也不敢继续向前推进，只得呆在江门，一面对着李定国虚张声势，一面对着清廷求助请援！
　　这就让新会的清军，陷入了特别“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但铁了心与李定国对抗到底的守军，早已将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将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内。完全采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蛮守城法。
　　军粮吃光了，就吃民粮；民粮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连新会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等社会知名人士，都成了守军的“砧上肉、腹中食”。
　　恶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军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非战斗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士气大受影响。
　　攻守双方的战力，在12月来临之际，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清廷派出的满汉援军，终于在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的率领下，姗姗而至！
　　清军到达后，尚耿两藩王的军队，终于敢“狗仗狗势”。在12月14日这天，向李定国的明军，发动了总攻。
　　经过四天四夜的决战，明军全线崩溃，“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
　　持续半年的新会会战，最终以南明的失败而告终！
　　会战失败后，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广东光复的各州县，转而复失；广东起义的义师，转而复败。
　　撤出广东时，沿途六七十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百姓，跟随明军一起撤退。
　　望着绵延百里的难民队伍，曾经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国，想着两攻广东，两次惨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会战失败
　　就在新会会战吃紧之际，郑成功同志终于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约”的背后，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目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和谈中，饱尝甜头的郑成功，对清廷要价，越来越高。
　　在地盘上，他的要求，已由驻军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驻军全福建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
　　甚至，他还提出一项让清廷“极其恼火”的条件——参照朝鲜模式，他和他的官员和军队，对清只称臣，不剃发！
　　为让在谈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郑成功考虑再三后，“煞有其事”地派出军队，开赴广东，淮备通过搞一次“武装游行”，向清廷来一个“精神恐吓”。
　　既然出兵是一个“形象动作”，那就得派一个颇为特殊的人员，来作统帅。
　　这个特殊统帅，就是“内战内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领着绍武军，打败永历军的，就是这位爷！
　　用这样一个有“特别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郑成功之心，可谓良苦。
　　深谙郑成功内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扬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国曾一再提醒过郑成功一个日子——10月15日。
　　为什么李定国对这个日子，分外敏感？
　　这是因为在这天后，海面上将由刮北风转为刮南风，这在明末的帆船时代，将使南行船只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舰队，就在这种南风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达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后，林察才向内河转进，终于在新会决战开始的12月14日，在大鹏所与陈奇策率领的一支水师，胜利会师。
　　他们会师的地点，距新会不过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完全可以朝发而午至！
　　如果这支三万人的生军力投入战场，战争究竟鹿死谁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将军格鲁希一样，决战当口，林察却“不可思议”地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数日。
　　胜利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停留中，不可逆转地逝去了。由卝纹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
　　得知李定国战败西撤的信息后，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与清军“亲密接触”。
　　在碧波荡漾的海上，郑军不战不进地呆了数月后，最终在1655年5月，返回厦门。
　　在返回厦门后，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观望而回”，受到郑成功降级处分，结果仅此而已！
　　就在李定国战败西撤时，清廷以郑成功“词语悖妄、肆无忌惮”为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终止与郑成功一切和谈，即时发兵扑剿。”
　　接着，顺冶帝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辉等，统兵赶赴福建，发誓要将“屡抗天命”的郑成功，赶到海里喂鱼。
　　既然要打仗了，作为谈判工具的郑芝龙，顿时就成了废物一个。
　　不久，顺治帝应大清广大“监察干部”（御史）的强烈要求，将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全部下牢。
　　郑氏父子如何痛定思痛，不是本文关心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且看抗清的另一支生力军（我们姑且称其为第三方面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此次生死大会战中，如何表现？
　　虽然孙可望早与永历帝貌合神离，但在“东进讨清”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两者却是不谋而合的。
　　自打宝庆失败，明清战场陷入僵局后，孙可望同志，就非常渴望在抗清战场上再创辉煌，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让自己离皇帝的宝座，更近些。
　　但孙可望知道自己的水平是“官场得意，战场失意”，如果此次挂帅出征，难免又有被失败“撞伤”的可能。
　　自己不能挂帅，选谁呢？
　　李定国已和自己分道扬镳了，无法用；冯双礼、白文选非独当一面之才，不能用。
　　思来想去，孙可望又想起了因保宁战败，被自已一脚踢到昆明“闭门思过”的三弟——刘文秀。
　　很“豁达大度”的孙可望，转而以永历帝的名义，封刘文秀为“大招讨”（相当于督师），令其“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而此时的刘文秀，在干什么呢？
　　被“废置”的两年来，刘文秀己适应了这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的恬淡生活，整日里，他闭门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已读书及教子读书上。
　　从高高的庙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间后，他开始与寻常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
　　在昆明，关于孙可望思谋取代永历帝，建立“后明朝”的传言，正风生水起，越传越广。
　　虽然版本众多，说法不一，但百姓们一提出此事时，总爱用一个简单明快的字眼，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
　　这个字眼，就是——“呸”！
　　一个小小的“呸”字，可以看出民众不讲自明的政治倾向。
　　可望兄，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以他对孙可望多年的了解，这位大哥有倔强的个性和偏执的人格，自己看准了的事情，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是民心顿失、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功败垂成。
　　一边是“民意”，一边是“亲情”，每思于此，就让他心乱如麻、不寒而颤！
　　为寻求解脱，他迷上了学道，想从这“生死混淆、虚无飘渺”的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当诏令传到他面前时，一身素袍的他，正准备入鸡足山专门学道。
　　堂而皇之的圣旨，把他从逃往虚幻世界的道路上，又拉回了现实人间。
　　但他知道，这圣旨来自何方，出自何人，意犹何为？
　　一想到孙可望那张“帝欲自为”的丑恶嘴脸，实不想为孙可望作嫁衣的他，便心冷如冰！
　　但再想到“百二秦关，尽陷胡尘；万千遗民，泪望王师”，他又心如滚汤，热血澎湃。
　　一番“去留两俳徊”后，刘文秀终于打点行装，踌躇北上。
　　在春暖花开的1654年4月，刘文秀同志，终于到达孙可望行营的所在地——贵阳。
　　孙可望很给刘文秀面子，不但带着文武百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郊迎仪式，而且还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会。
　　刘文秀却很不给孙可望面子，在接风宴会上，大发厥词，讲什么“皇上犹如佛菩萨，我辈犹如大和尚，需扮好各自角色，方能故敌制胜，恢复中原。”
　　为此，孙可望曾一度想再次“拿下”刘文秀，但想到无人可替，只得悻悻作罢！
　　但为防止刘文秀给他背后再搞小动作，在离黔前，他给自己的“嫡系”将领都做了“秘密训话”，要求他们对刘大招讨的军令，要区别对待，不能搞无原则服从。
　　安排好这一切，孙可望这才放心地踏上返回昆明的路途。
　　一路上，孙可望还不忘时不时地，给自己增添点“祥瑞”材料。
　　在经过黄果树大瀑布时，兴致甚高的他，就专门写了《望水亭记》，现摘录如下：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不一会儿）潭水且涌数丈，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于是）命所司（当地官员）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就像刘邦吹牛自已斩蛇是杀了白帝的儿子，洪秀全胡侃自已昏睡是在去见上帝，在这篇游记中，孙可望则在惊叹他看见到了神犀，别有用心地自己为自已搞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但刘文秀可不管孙可望搞的这些“八卦”，随着孙的离去，刘文秀马上在军中，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整风运动”。
　　他借口诸将现在威勇有余，忠谋不足，特印制了《百将传》，下发全军，组织将士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学习、讨论，还请当地文儒们，到军营进行了专题授课。
　　不知不觉中，忠君爱国的观念，在这支军队萌芽生根！
　　在返回云南后，孙刘商定的作战计划是：即在本年八月，由湘江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
　　而在当时明清对峙的湖南战场上，形势也是非常有利于明军举行大反攻的。
　　清朝方面，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屯齐，已经率所部满军北返；初来乍到的洪承畴，手头仅有一万多“精兵”，正被湖南大大小小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
　　南眀方面，张名振率的二万“大明海军”，已进入长江；广东的新会战役，也正打得热火朝天。这两者正一北一南地拖住了清军的后腿，如果再进军给予其致命的一击，则整个明清战场，形势将会为之一变。
　　但在这时，刘文秀却止步不前了！
　　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孙可望在返回昆明后，在一批批“民意代表”的拥护下，积极组织“筹委会”，迅速加快了正式登基称帝的步伐。
　　这自然引起了相当多忠于明室官员的不满，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以刘文秀为首的“拥明派”，和以孙可望为首的“去明派”的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取代“军事斗争”，成为南明国内的头等大事。
　　在纷纷攘攘、明争暗战中斗了十个月后，孙可望的“去明称帝”的计划，被无限期地迟滞了。
　　但与之一起被迟滞的，还有南明取胜的机会。
　　在这十个月中，清朝方面，却在洪承畴接二连三的“苦苦哀求”下，顺治帝只得再次抽调出一支生力军，让固山额真、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满族）率领，前往湖南湖北协助镇守。
　　另外，还有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清军已取得广东新会会战的胜利，清方来自东南方向的压力，已大为减轻。
　　也就是说，在1655年春，当南明内部斗争暂时“尘埃落定”，刘文秀决定正式发起“东伐”战役时，他面前的形势，已变得很不乐观。
　　四月，在刘文秀的指挥下，南明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的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己在湖南辰州集结完毕，准备向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刘文秀筹划的这次军事行动，共三步走。
　　第一步：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面向长江的通道；第二步：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完全控制长江的湖南段航线；第三步：与张名振部会师后，进攻武昌，打开抗清战争的新局面。
　　为保证第一步——攻占常德的计划，能如期实现，刘文秀采取了水陆并进的方针。即卢明臣率水军乘船由沅江进发，他率马步兵从陆上挺进。
　　但常德战役的失败，就坏在这“水陆并进”上。
　　因为这时候，长江流域已进入了梅雨季节，连日降雨，江水猛涨，道路泥泞。
　　在这种气侯下行军，对水军造成的麻烦，不是很大，怛对陆军而言，可就大下了。
　　刘文秀带领的马步兵常被洪水滞留，行动速度大受影响，根本无法做到同卢明臣的水军同期抵达。
　　而卢明臣统领的水军，却借着猛涨的江水，轻舟直过万重山，4月17日即到达桃源，并攻克该县。
　　在桃源短暂休整后，卢明臣率水军继续前进，直趋常德。
　　而此时常德的防御，早在5月10日，就得到“全面强化”。
　　统帅常德守军的，是大清军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克萨哈（日后康熙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苏克萨哈决定向曾经的老对手李定国同志虚心学习，不搞被动防御，而是——且看下文！
　　5月23日深夜，准备夜袭常德的卢明臣部，刚到城下，就昏头涨脑地钻进了苏克萨哈精心设计好的埋伏圈。
　　激战到次日中午，没有得到陆军支援，且又被围起来狠扁的南明水军，几乎全部覆灭，主帅卢明臣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
　　清军在常德获胜后，再接再厉，趁胜加强了辰州方面的防务。
　　刘文秀见状，认为事已不可为，便将军队撤回贵州，以图再举。
　　本已对刘文秀不满的孙可望，根本不打算再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闻此兵败，马上再次解除了其兵权，赶回昆明“闲住”。
　　孙可望集团这边的“迟滞不达”，到最后又不了了之，可苦了在长江中“遥望南天，翘首企盼”的张名振。
　　就在李定国刚刚挺进广东前夕，张名振已领着他的“大明海军”，开始了艰难的长江之役！
　　战役之始，正为缺少引路人而寝食难安的张名振，却意外地得到了“好向导”。
　　这个“好向导”就是“大明智慧之神”刘伯温的后裔——刘孔昭。
　　在前面讲的南明朝那些事中，刘孔昭绝对够得上一个标准的“跳梁小丑”。
　　在弘光朝的名利场中，这个“小丑”不停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滑稽表演，为我们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浓烈的悲喜色彩。
　　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地立体和丰富，在南明已快成为一抹夕阳的时候，孔昭同志却像一个追日的夸父，带着儿子，穿越生死封锁线，自觉自愿地跑到张名振军中效力。
　　1654年1月17日，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率领“大明海军”分批进入长江，冲过狼山、福山、江阴、清江等清军江防汛地，四天后即到达离京口（即镇江）只有“一水间”的瓜洲。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张名振，终于在镇江金山发起了首次登陆战，并一举成功。
　　“脱手斩得小楼兰”后，张名振与刘孔昭、张煌言登临镇汇金山寺，在这曾经发生过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地方，三人眺望浩瀚长江，遥祭苍茫孝陵，不禁泪下沾襟。
　　两百多年前，洪武爷在此挥师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何等雄壮！
　　两百多年后，胡虏再来，中原沦陷、神州陆沉，又何等悲凉！
　　在万千感慨中，张名振挥毫泼墨，写下了《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
　　张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数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会师的消息，无奈杳如黄鹤。
　　而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所派的各路援军，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见军队孤悬江中，久留不宜，张名振只得挥师东下。
　　东下途中，在扬州府属的吕四场，张名振率军再次发起登陆战，击败了防守清军、缴获了大批物资。
　　尔后，从容返回崇明岛休整一个月后，在3月29日，张名振再次率部，二进长江。
　　这一次，他带来的兵更多，光运兵船就达六百多艘；西进的地域也更深，直达了距南京仅数公里的仪真。
　　但和第一次一样，他仍设有见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对“秦藩”感到隐隐约约的失望后，返回崇明的张名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郑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张名振带着少数军队南下，先到温州买米七船。
　　然后他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员、火药、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谈判中已经悟出“战与和”关系的郑成功，为了以战促和，对张名振的“有理要求”，没有拒绝。
　　他派大将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随之北上，这让张名振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船队起航后，陈辉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俨然以主帅自居。
　　见状，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陈辉执意不从，两人因此于濠头分裂。
　　分裂后，陈辉率所部南下，独自行动，让张名振再次成为孤军独旅！
　　十二月，张名振、张煌言等率所部战船四百艘，第三次进入长江。
　　此次，比前两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达南京上元县境的朱家嘴，焚掳了多艘江西粮船。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名振的“大明海军”，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来穿梭，不断探听着“秦藩”军队的消息。
　　直到粮食无法补给后，张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长江。
　　常德、长冮之役在悄无声息中落幕，标志着南明在这场生死大角逐中，将无缘再创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釆石之战的胜利辉煌了。
　　历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气的，机会一旦错过，将来的“卷案下课”，不可避免。
　　在这场横跨东西、纵跃南北的大会战中，南明，更象一辆五马拉的大车。李定国、张名振一心一意，郑成功三心二意，孙可望别有心意，刘文秀有心无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对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故终在这次大会战中，迎风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再来交待一下两位会战重要参予者的人生归宿吧！
　　张名振，在退出长江后，为寻找落脚点，再一次占领舟山群岛。
　　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时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岛空。居民不是被万恶的清政府屠杀，就是强制内迁，偌大的岛上，仅剩六户人家。
　　气急怨恨加上奔波劳碌，张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辞世。
　　他死后，部下由张煌言统领，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在得到姚志卓飞报后，与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区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装。
　　在得知张各振进入长江时，这支武装即在姚志卓的率领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间，为之联络引路、筹备粮草……
　　当会战失败，一切抱负无法施展中时，钱谦益剩下的，只有书宅私和书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书本中抒发无尽的悔恨与故国情思；一面校勘群书，保存传统文化中点点菁华。
　　1664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150年后，从国家绝密资科知悉钱谦益“首鼠两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点名将这位文化大师列入《贰臣传》的乙编，并做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还嗤之为“有才无形之人”，下令在全国封杀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时，钱谦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书中凡涉及钱谦益名字者，或改或删。
　　直到在全国人民前，彻底揭露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