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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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官不易的马总督格外卖命，驱兵围城，终于平定叛乱，活捉刘超。这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认为马总督“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马总督长袖善舞，成功地将黄得功、高杰、刘良佐统战到自己的麾下，成为左右帝位大选的决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杂杂介绍这么一大堆，是想说明这么三点：1、与史可法同志“心如纯水、身似洁冰”的纯粹相比，老马同志可是一个很不纯粹的人，不但犯过挪用公款罪及行贿罪，而且善于权谋，毫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2、老马还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马成功的背后，站在一个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大男人——阮大铖。
　　现在，老马终于用计请走了史首辅，自己终于以次辅身份来主持内阁工作了，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他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老马执政
　　执政伊始的老马明白，现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史可法面临的问题一样，老马现在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其次是军事国防问题。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增加税收。但史内阁的减税方案刚刚公布，继任的马内阁就改弦更张，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聪明、足智多谋的老马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掩耳盗铃的税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减一增。具体为：1、沦陷区减、统治区增。马内阁规定：“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隶钱粮全免五年，四川钱粮免50％”（以上三区己大部沦陷），而在统治区的江南，则规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二分、孰地每亩加五分，山塘每亩加一厘”。这一增收，即为马内阁加征白银51万两。
　　2、农业税减，商业税增。马内阁减了沦陷区的农业税，却以“劳军助饷”的名义大幅提高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各地商品过境税、茶烟消费税，实行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力争将“繁华似锦”的江南打造得“满目苍痍”。
　　老马敢于“舍得一身骂，最把税来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马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因为老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大智大勇、忠君爱国的吴三桂己经借来清兵，打败大顺军，光复北京城。这一利好的消息让马内阁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以为大明中兴有望，新的税收政策切实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马上疏弘光帝，称赞吴三桂“功在社稷”的义举，并建议：“应利用大明的海军，速从海上向三桂同志运送军粮予以后勤保障。”
　　弘光帝于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会，并给诰券（最高荣誉勋章、世袭做官凭证及免死文书）、禄米、发银五万两、糟米十万石。同时加封还加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黎现已降李自成，并出任大顺朝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马内阁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师，已忙得一头雾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赞成的，他也上疏给弘光帝说：“崇祯帝是圣明的君主，但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应该从重从快地剿杀李自成，给长眠于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个交待。”
　　但因为他毕竟在一线工作，消息比老马要准确些，他不相信吴三桂已经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虏平寇”的把戏。但有两点他认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败并败退回山陕；二、战胜的清军已占领北京并控制河北地区。
　　这两点己经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实际，史可法认为南明目前应抢在李自成的前面，与大清联合，消灭顺匪，共图中原。
　　与这两位高层人士主张的“联清剿顺救中国”的态度不同，个别中下层倒是建议“顺清兼防”。
　　吏部给事中（科级干部）章正宸上书说：今天，我国的形势比东晋、南宋还要艰难，因为我国除了要防李自成、张献忠这两头“西北狼”外，还要防大清这只“东北虎”，现在李自成这头“西北狼”被打败，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被打败的李自成很可能西窜与张献忠联合，而大清也会腾出手来对付我国。到了今年秋天，这三股反明势力如果从西、北两个方面进攻我国，那我国真是迎来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啊！”
　　兵部给事中陈子龙的上书则讲得更干脆，他说：“借助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比如唐朝借助回纥平定安禄山叛乱；但失败的案例却更多，比如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蒙古灭金。前者能够成功，是在能借来回纥兵的同时，唐朝还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既忠诚又能干的将领，还有来自西北、塞北这样既众多又善战的士兵，自身实力依然强大。而宋朝不能够成功，在灭掉一个敌人后却被请来的盟友给消灭了，就是因为自身实力弱小，既无将又无兵。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北宋、南宋是相似的，兵不精将不勇，想借虏平寇到头来恐怕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国最好的办法是先操兵练马，然后等清虏顺寇自相残杀之际，速出兵北上，光复旧山河。”
　　马次辅收到这两位小科长的上书，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觉得这两个小人物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打回北方去，必然要依靠军队的力量，作为一个依靠统兵平叛，东山再起的“军事机关首脑”，他更清楚南明军队战斗力的现状和能力。
　　南明《文…人》军队《书…屋》的战斗力，用一个简单的数学不等式即可一笔概括：南明军队战斗力＜大顺军战斗力＜清军战斗力靠这个不等式，就能解开一线“五镇”中为什么裹足不前的原因了，而这原因，可并非史可法所说的“缺饷”二字那么简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老马自我安慰。
　　但是，完全的行政不作为也是不行的，老百姓唾沫足可以将马内阁冲下台。
　　“老马识途”用在老马身上是很恰当的，不久，他就搞出来几笔像模像样的“政绩工程”。
　　吴三桂降清没降清暂时不要管他，但是，李自成被打败，山东河南大顺官员纷纷西撤，清朝还没能力接管，权力出现空白点，山东还爆发了以“济王”为首的“复国运动”。老马决心抓住机遇，派员接管。
　　六月，他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后又命原蓟辽总督王永吉戴罪立功，总督山东军务，王荣（加三点水的荣）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
　　河南方面，归德知府桑开第与崇祯朝督师丁启睿的弟弟丁启光发动了反对“大顺暴政”的起义，逮捕了大顺知府及部分官员，并押到南京集体献俘。同时，大明河南援剿总司令许定国同志“自力更生”地组建起一批地方武装，占领睢州。
　　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河南的原明朝官绅纷纷打出杀贼报仇的族帜，在推翻大顺伪政权，擒杀大顺伪官员后，改旗易帜，宣誓效忠南明中央政权。
　　大明两百多年的无形资产就是丰厚啊！捷报频传令老马喜不自胜，决心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他命令收编的河南土匪部队——刘洪起部（没办法，政府军用不动）领兵北进，与原开封推官陈潜夫一起去为南明收复失地，刘部在开封城北的柳园打败大顺军陈德部（陈德乃大顺太原总兵陈永福之子），收复大城市开封，南明的行政区域一下子跨越到黄河南岸。
　　老马的脸上又被镀了一层金，他立即请弘光帝委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刘洪起为总兵官，还在随后任命“反正起义”的有功人员——张缙彦，为河南总督（张为明兵部尚书，曾在北京降顺）。
　　不久，老马来了一个“以权谋私”，举贤不避亲地将自已的亲家公越其杰举荐为河南巡抚。
　　面对不断而至的胜利，老马同志没有飘飘然，相反，他发现“平静的河面下总会有暗流涌动”，朝堂外，自己委派到山东的官员慑于局势混乱，竟观望淮上，不敢去山东“为人民服务”；朝堂内，东林党夹枪带棒、左牵右掣，使自己深感孤掌难鸣。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关键时刻，他想提拔一个人，他相信，此人一出，他必能如虎添翼，如鱼遇水、如马得草！
　　艰难的提拔
　　老马想提拔的这个人，我不说，您也可能猜出来，谁？——阮大铖老马想提拔阮大铖，有两个目的。
　　一是选才，阮大铖同志不仅是一位戏曲大编导，而且也是一个资深的军事发烧友，平时颇爱“谈兵论剑兴天下，塞上长城我自许”。
　　二是报恩，对于老马来说，生我者父母，恩我者老阮。邀想当年，老马落难了，穷途末路，破衣烂衫，谁人理，惟有老阮，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让官官我。没有老阮昨天的无私奉献，哪有我老马今天的灿烂辉煌，饮水思源，此恩必报。
　　但是提拔阮大铖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干部，还必须迈过一个大大的坎！
　　这个坎就是阮大铖是当年崇祯帝挂牌督办的“逆案”案件中，著名的犯罪成员之一。虽然是从犯，但被无情剥夺了出任国家公职人员权利，并且这一判决终生有效。也就是说，老阮同志仍然在“服刑期”。
　　对于“逆案”影响人才提拔的这一问题，大明大智的史可法就在起草朱由崧监国诏书时，把原稿中“逆案人员一律不得起用”这一条删去，以达到“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目的，老马同志在一旁也举双手赞成。
　　但史可法良好的心愿并末实现，一贯以营造纯正政风行风为己任的东林党骨干吕大器在最后誊写时，利用手中的职权，又把这一条加了上去。
　　现在，老马同志要提拔阮大铖，就必须绕过这一条令人生畏的“政纪国法”。
　　老马先放了一个侦察气球，以“定策”（即拥戴弘光帝即位）和“边才”（即阮大铖有定边安疆的军事才能），向弘光帝举荐阮大铖。
　　弘光帝尚未可否，但一旁“冷眼向外看世界，一心想把乾坤正”的东林党及复社官员不干了，因为他们意识到：马次辅提拔阮大铖，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的实施程序就是：提拔阮大诚——即为逆案翻案——翻案成，证明东林党当年错——东林党错，一滚二抓三杀头，然后再被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多么黯淡的前途，多么可怕的前景！为了不让天启朝的悲剧重演，身负重任的东林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马批阮，防止阉党翻案风”的活动，“党争”的大戏在南明灿烂的天空下徐徐拉开了帷幕。
　　老马见激起众怒，马上改变策略，曲线绕行，迂回前进。
　　他先提拔了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让这位在“策立”活动中站错队、投错票的“在籍”礼部待郎再次上岗，并火线提拔为礼部尚书。
　　得到提拔的钱尚书果然感恩戴德，兴奋不己。他立刻上疏弘光帝，公开拍老马的马屁，称赞：“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为周国家立大功者，孙承宗之后，惟马士英一人而已！”
　　这还不够，钱尚书继续上书，为起用阮大铖摇族旗呐喊，他说：“崇祯帝督办逆案时，开展工作的重臣们私心自用，从个人好恶搞扩大化，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牵连进来，这其中，就有可怜可敬的阮大铖同志。阮大铖同志，当年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虽然对本党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对阉党进行了大力的讨伐，对这种事非分明的同志，怎么能以阉党论呢。”
　　与此同时，老马也向东林党重要的追随者及同盟军——复社，伸出了“罪恶”的橄榄枝。
　　现在隆重介绍一下南明的第二大党——复社的基本情况。
　　复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1633年）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等几十个社团。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复社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大名鼎鼎的骨干成员有陈子龙、吴伟业、夏允彝、黄淳耀、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等。
　　老马原本就和复社领袖张薄颇有交情，现在更进一步，请复社骨干成员陈子龙、夏允彝等出任南明的公务员，以济时局。
　　这一招大大提升了老马的人气指数，被提拔陈夏等公开向老马表示：“现在，南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爱国大明人，将不分党派、不计前嫌，紧密团结在以马内阁为首的政府周围，为救亡图存奉献出自己的辛劳、热血及生命。”
　　自信搞掂了东林——复社反对势力的老马，再次把阮大铖的提拔摆上了议事日程。
　　提拔阮大铖，有两种“组织程序”——正常的与非正常的。
　　正常的组织程序，就是廷推，由老马提名，朝臣投票，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即可顺利通过，予以提拔。
　　老马先采用这个正常程序进行，但当他再次提出阮大铖时，到了他好处的钱谦益、陈子龙、夏允彝投了赞成票，未得到他好处的吕大器、姜日广、张慎言、刘宗周等统统投了反对票。
　　结果是赞成票＜反对票，阮大铖同志再次光荣落选。
　　马士英，你以为搞掂了领导就搞定了一切，做梦去吧！东林党、复社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有的只是歪风服从正气的传统。投了反对票的党员社员同志如是说。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走“正常的组织程序”不行了，那就只好走“非正常组织程序”了。
　　非正常虽然不好听，但操作简单，那就是——请皇帝利用手中无比神圣的职权，直接下“中旨”任命阮大铖为官。
　　老马不辞辛苦，亲自起草了提拔阮大铖的票拟，请弘光帝裁可。
　　弘光帝对老马很感恩，也很听话，他不顾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大笔一挥，召“逆案”被罢官为民的阮大铖来京陛见。
　　陛见后，弘光帝再次发力，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左侍郎。
　　东林党、复社一派的朝官闻讯大怒，上书反对无效后，部分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揭起了南明历史上第一次公务员大规模辞官浪潮，这让马内阁的政治威信受到巨大的冲击。
　　在阮大铖“提拔门”事件中，老马惨胜，东林党、复社惨败！
　　但阮大铖可不管这些，当上了兵部尚书的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天看尽长安花。”身穿素蟒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打扮。除在南京招摇过市外，又跑到长江边检阅部队，真是既过足了官瘾又过足了戏瘾。


第七章　游戏人生
　　弘光帝的转变
　　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发现，当政后的弘光帝并未有任何“道德沦丧”的表现。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这句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名言，真是放在谁身上都是很准的。
　　经过人生苦难的磨练，世态炎凉的洗礼，已三十八岁的弘光帝少了一份刻薄与浮躁，多了一份宽容与成熟。
　　出于对自己“流亡王子”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他更能体会到血脉亲情的可贵，因此在他担任监国后，就让官员们把自沦陷区逃亡过来的朱氏宗亲们接到南京附近妥善安置，并给予每个人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
　　他给崇祯这位以身殉职的大行皇帝谥为“思”宗，后又觉得不尽如意，在大臣的建议下，又改为了“毅”宗。以表达对这位堂兄的无限敬仰！
　　东林党最担心的打击报复、秋后算帐也没有发生，非但没有发生，他还在大臣的举荐下，下诏请众多的东林党及复社成员入朝为官。
　　并且，这位皇帝还废除了明朝的三大苛政——廷杖、东厂、诏狱，所有的南明大臣不必再怕被当众剥下裤子打屁股了，不必再怕个人隐私被窥探了，也不必再怕惹怒皇帝被下“特别蓝狱”了。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和生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弘光帝泛滥的同情心还上朔到两百年前，他下特旨给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以及被朱棣处死的建文帝忠臣齐泰等人恢复名誉，追加谥号、加封爵位。
　　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弘光帝即使达不到“明君”的标准，但至少是个“善君”吧！在这样“善君”的领导下，大明至少可以重温“南朝旧梦”吧！
　　但这良好的开端，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慢慢发生了改变。
　　这产生催化作用的人就是刚刚费尽周折才提拔上来的兵部侍郎——阮大铖。他的到来，给尚还清新的南明朝堂带来一股污浊的空气。
　　阮大铖豪门出身，生活品位极高，衣食住行就不必说了，还自费养了一个带有“公关”作用的梨园俱乐部。
　　为感谢弘光帝，阮大铖请同为“戏曲票友”弘光帝光临梨园，视察指导文化建设工作。
　　醉月飞觞、莺歌燕舞的梨园，竟让弘光帝“再忆洛阳宫阙，不知今身在何地，不知今夕是何年”，仿伟又回到了从前幸福的福王时代，暂忘了国恨家仇，暂忘了任重道远。
　　“卿之戏班，借朕一用”，酒足饭饱的弘光帝意犹未尽，酷爱祖国戏曲艺术的他准备连人一起打包带走。
　　送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弘光帝，马阮两重臣发现自已的工作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漏洞。
　　这就是，已经三十八岁的弘光帝依然是一个“钻石王老五”。
　　因为弘光帝的两个夫人都已丧生于乱世，只有他苟存性命于今天。
　　丧偶后的弘光帝至今未娶，并非“看破红尘、清心寡欲”，而是大明以孝立国，老爹孝期未满，不能娶亲。
　　现在孝期已满，那就可以给皇帝陛下张罗张罗“终生大事”了。
　　“圣心安而后庶务举，根本定而后敌忾振！”——老马如是说。
　　一个有了家庭的男人责任心会倍增。——老马如是想。
　　皇帝结婚，专业名词叫“大婚”，为何叫这个名词，大概是因为皇帝身份大、未婚妻的规模大、花费也大吧。
　　但办“大婚”这件事前，得先做些铺垫工作。
　　马阮再次迅速联合行动！
　　一、将仍在安徽逃难的弘光帝嫡母迎入南京，并尊为太后。
　　二、迁老福王“梓宫”（老福王的尸骨只剩下被啃剩的几根骨头而已）入京，并上尊号为“恭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