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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根到皇帝:刘备的奋斗-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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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相信，这才是孙权嫁妹的真实想法。即便都不成功，也可以在刘备阵营中搞些破坏，比如劫持刘备或阿斗之类。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国》中将“孙权嫁妹”单纯解读成“伺机劫持刘备或阿斗”，这显然是低估了孙权跟鲁肃的智商，显得太小儿科了。
不过，倘若孙权真的打算以“夫人路线”图谋荆州，那他显然选错了执行对象。
孙夫人从小便和一票能征善战的哥哥们混在一起，养成了她相当男性化的行事作风，她带来的数百名侍女个个带甲持刀，俨然一支私人武装，以至刘备每次进入夫人闺房时都诚惶诚恐，深恐出什么意外。
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之下，除非刘备有某些特别的“性趣”癖好，否则履行夫妻间的例行公事都成问题，就更别说生儿子了。
更糟糕的是，孙夫人仗着自己江东的背景，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刘备这个土包子，连带整个刘备集团都不放在眼里。她所带来的随从依仗着主子，也是个个骄傲蛮横，犯法乱纪之事所在多有，刘备最后终于对这位野蛮娇妻失去了耐心，将赵云从桂阳调回公安，命他看管孙夫人及其随从。
孙权在江东八成也听说妹妹和刘备的房事不顺，但此刻他的母亲吴太夫人已经过世，身为兄长的他，大概也不方便给妹妹在这种事情上提供建议，只能隔着江干瞪眼。
事实上，孙权这个和亲之计算漏的还有刘备的健康状况。刘备虽然年纪不小，但他的身体显然保养得很好，之后他又活了十五年，还另外生了刘永、刘理两个儿子（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看来除非孙夫人习得“采阳补阴”的本领，否则要想将刘备折腾死，并非易事。
无论如何，建安十五年底，以借荆州为基础的孙刘联盟已稳定成形。从表面上看，双方又借土地又结亲家，关系密切得无话可说，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在刀尖上行走的同盟，只要哪一方失去了平衡，那么所谓的“金玉盟誓”就会被摔得粉碎。
遗憾的是，这一变局并未等太久。
大约在建安十五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一个操着关中口音的士人来到公安小朝廷，称是奉了振威将军、益州牧刘璋之命，前来拜会刘左将军。那士人递上名刺，上头写着：“扶风法正拜上。”
第七回 巴蜀攻略
巴蜀好人
事情还要回到建安十三年，赤壁开战前夕。当时曹操刚取得江陵，益州牧刘璋便马上就派了他的别驾从事张松前来拜见曹操，表示臣服，巴蜀军兵悉听丞相指挥。
其实这也不是刘璋第一次向曹操输诚了。早在建安十年，刘璋就已经派了一位北方人阴溥向曹操致敬，为自己换来了一个振威将军的头衔。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河北，刘璋又派了蜀郡本地人、张松的哥哥张肃，率领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叟兵”三百人献给曹操，曹操一开心，便任命张肃为广汉太守。
待到张松拜见曹操时，已经是蜀、曹之间第三次“亲密接触”了。按理说曹操刚刚拿下荆州，心情指数定然一路飘红，张松这回可是得了个美差，本应加官晋爵、荷包满载，弄不好被曹操留在身边，在中央捞个官职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坏就坏在张松的这副尊容上。他虽然和张肃是亲兄弟，两人出使时挂的头衔也都是别驾从事，但两人外表上的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张肃生得高大挺拔、气质威严，张松却生得个头矮小，五官不正，还带点浪荡子的味道。
长得难看不是你的错，但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曹操一见之下，就觉得这家伙成不了大器，再加上他当时忙着追杀刘备，于是就封了一个比苏县令的小官儿给张松，之后对他不理不睬。
比苏县相当于今天云南省云龙县，离大理市约有二百公里，在东汉时期是个标准的蛮荒之地。被派到这种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的鬼地方当官，跟流放差不多。更何况张松当时已经是州政府副座级的高官，这样的人事任命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张松虽然长得寒碜了点，但精明干练，个性高傲，受了这样不公的待遇哪里能忍得住？他回到成都之后，就开始对刘璋大吹耳边风，说曹操的坏话，劝刘璋别跟着曹操干，没啥子前途。
以历史眼光来看，张松和曹操的会面无疑是极为关键的。倘若曹操当时给张松好一点的待遇，至少是以礼待人，也许早就将巴蜀之地收入囊中了，又怎么会留给刘备称王称帝的资本？
史评家对于这个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事件，无不发出喟然之叹。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曾就此事批评曹操：“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意思就是说，曹操因一时的骄傲自负，这才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赤壁之战后，张松对曹操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大概连曹操在华容道吃狗屎之类的人身攻击都冒出来了。
张松告诉刘璋：“主公啊，曹操是个乱臣贼子，与这样的家伙合作是没有前途的，要合作就该找刘备刘左将军，人家现在可是荆州之主，又和主公您同样是汉景帝之后，算是同宗，是皮囊里的两处内脏啊！听我的话，和刘备来往，相信我准没错。”
刘璋本来耳根子就软，是那种没什么主见、听人劝吃饱饭的主儿，他听张松把刘备夸得天上有地下无，不禁怦然心动，问张松：“依你之见，要派谁去造访刘备才好？”
张松说：“扶风人法正、孟达，都是人才，现在客居本州，无所事事，是上佳的使者人选。”
法正、孟达又是何许人也？
法正与孟达都是从关中地区流亡到益州的士人。法正祖父法真是当时隐士的代表，号玄德先生（还真巧）；父亲法衍则担任过司徒掾、廷尉左监等中央政府的属官，算得上是个小士族。孟达的父亲孟他则靠着巴结“十常侍”张让，一度做到凉州刺史的位置。
建安初年，汉献帝离开长安，关中无主大乱，法正和孟达便结伴逃进益州，希望能从刘璋这里捞得一官半职。然而当时刘璋对这些号称“东州士”的关中人士不感冒，对两人都没有重用。法正最后好歹混到个新都县令和军议校尉等小官，孟达则是连毛都没捞到一根。
这两个人都是聪明绝顶、善言谈又放荡不羁的性子，没得到好的待遇，自然私下多有抱怨。张松与这二人性格颇合，尤其是法正，虽然籍贯不同，走得倒是挺近乎。眼下张松既然要搞大事，法正和孟达自然是最好的帮手。
法正一开始还推辞不干，最后总算是同意担任刘璋的特使，前往公安拜会刘备。
法正和刘备会面的具体细节，史料上没有详细记载，所以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刘备平日里待人就足以令人感动，更何况他特意抬高接待法正的规格，所以不难想象，两人的会面是相当和谐而又愉快的。
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此点，法正回到成都后果然向刘璋大赞刘备英明神武，是益州最好的朋友。
说起刘璋，此人大概是三国群英中最慷慨大方的军阀，他对别人的好都是有实惠的，而且还是主动地塞给人家。这会儿他决定要和刘备交往，又知道刘备初定南郡人手不足，马上召集了一支数千人的部队，由法正跟孟达率队前往荆州，协助刘备防守。
刘备原本抱着“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与刘璋结好，也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想到竟然收到这样一份意外的礼物，当然是又惊又喜。他将孟达留在江陵带兵，让法正回成都向刘璋转达自己的敬意。
对于刘璋随随便便就送出一整营的军队，刘备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借兵救孔融时的憨直模样，同时对益州的富庶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往后刘璋又多次派遣张松与法正前来拜会刘备，刘备殷勤招待之余，也仔细询问了益州的地理、经济、军事等情报，张松与法正既然是别有用心，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于是，建安十五年成了刘备集团的外交年，他一方面忙着和东方的孙权和亲，另一方面则要招待刘璋不断派来的使者。
其实刘璋派兵协防荆州，与孙权嫁妹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外交同盟的表征。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透过刘备左右逢源的枢纽能力，南方扬、荆、益三州已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军事同盟，共同对抗曹操和他的“邪恶帝国”。
当然，真正实现“三州同盟”，那只是刘备一夜好梦后才可能出现的情景，事实上南方三家各怀鬼胎，各自盘算着别人的领地。
首先搞事的是孙权。¨wén rén shū wū¨
他才刚刚在争议中通过了“借荆州”的议案，马上就发现刘备与刘璋彼此勾搭，心中肯定是五味杂陈。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刘备不会那么听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大耳贼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一座新的靠山，这使得孙权想起了周瑜的遗计。
于是，他决定测试一下他这位妹夫的底线。
孙权派出使者前往公安面见刘备。在会议室内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共同回顾了孙、刘两家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江东代表抛出两家共同出兵伐蜀的计划。
使者对刘备说：“米贼张鲁（五斗米教教主）据守汉中与巴西，是曹操进军益州的跳板，如果让曹操得了蜀地，则荆州危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先取益州刘璋，再取汉中张鲁，使整个长江流域成为一体，首尾相连，如此一来就算有十个曹操也不怕了。”
孙权这个“伐蜀大计”马上在刘备阵营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对于笃信“孙刘同盟”的幕僚来说，益州之地原本就非取不可，现在孙权既然主动提议进攻，没有理由拒绝。再者说，事成之后，江东不可能跨越荆州而控制益州，届时益州仍将为刘备所有，等于是净赚一笔。
但刘备的主簿、荆州人殷观却有不同见解，他表示：“如果担任江东的前锋进军益州，成功的话蜀地归根结底还是孙家的，如果失败却会让孙家有机可乘，两边不讨好。为今之计最好是告诉孙权，荆州地区情况还不安定，不能发兵，江东一定不敢越过荆州攻打益州，这样无论是对江东或是益州，咱们都有利可图。”
刘备同意殷观这个打马虎眼的策略，依计向孙权回复。孙权见刘备打起太极来，索性将计就计，他告诉刘备，你不能出兵无所谓，我们江东人自己会打，你只要乖乖地让路就是了。
刘备见孙权是这么个态度，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给你个软钉子你不碰，还非要把头往铁板上撞，难不成要我来硬的？
他告诉孙权：“益州地险民富，刘璋虽无能，但足以自保；张鲁虚伪多诈，未必会听从曹操的指挥。今天你要远征，前线在巴蜀、汉中，后方是长达万里的补给线，就算是吴起、孙武再世，恐怕也没有胜战的把握。另一方面，曹操虽然有无君之心，但毕竟是帝国丞相，有些人见曹操在赤壁打了败仗，便以为他气力已尽，不会再有企图，殊不知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对于江东早已虎视眈眈，如今同盟之间相互攻伐，等于给曹操可乘之机，绝非好计。”
刘备最后“同盟无故自相攻伐”这一番话语带双关，一方面将刘璋纳入到反曹的轴心，另一方面却是再次强调“孙刘联盟”的重要性。现在曹操在北方实力仍不容小觑，我们自己人之间应该团结一致，不要随便生衅，否则都没有好果子吃。
孙权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答复，他决定硬干。于是他动员江东水军，由孙瑜带领进驻夏口，强硬地表达了攻打益州的态度。
刘备也不甘示弱，他亲自进驻长江口岸的孱陵，下达封锁长江的命令，由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守南郡，然后发信告诉孙瑜：“如果你真要打益州，我就算披头散发归隐山林，也不能失信于天下。”
一时间孙、刘两家进入一级战备，长江两岸战云密布。
既然双方都已经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那么紧张的气氛便不可能再向上堆叠，否则当真打起来，吃亏的绝不是会是曹操。所以为了避免开战一决生死，必将有一方要做出让步。
最后还是孙权选择了让步，他毕竟不是真的要攻打益州，只是想借机试探一下刘备的底线，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便召回了孙瑜，孙、刘两家暂时和解，紧张的气氛受到压制。
倘若孙权劳师动众真的只是为了测试刘备的顺服程度，那么他的确已经达到了目的——刘备完全不听话。
这次测试除了“不听话”之外，还有一点令孙相当不安，那就是：刘备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在南郡扎下了根，轻轻松松就能封锁住长江水道，而孙权却拿他一点辙都没有，这才是最可怕的。
从刘备的角度来看，孙权这次的“无理冲撞”倒是给了他一个加分的机会，相信经过这次冲突之后，刘备“顾全大局、誓死捍卫反曹同盟”的义士形象会更为鲜明和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当刘璋得知刘备差点为了自己和孙权翻脸时，必然是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政坛打滚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了善良与正义的回报，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就这样，交错复杂的建安十五年在周瑜的丧歌、孙权的焦虑、刘备的大兴土木和刘璋的感动中画上了句点。
然而，那位一直没啥动静，蛰伏了整整一年的大人物，这个时候终于休整完毕，准备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对张鲁宣战。
帝王梦想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休息了一整年，除了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外，没做出什么大事。
建安十六年一开始，并州就发生了“商曜之乱”。曹操派遣夏侯渊与徐晃前往讨伐。三月，曹操突然宣布，对割据汉中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开战。
汉中是指今天陕西省南部一带，以秦岭与大巴山为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块，张鲁便是在这里实践他道教建国的理想。曹操对张鲁的宣战之举，就像是北美的蝴蝶鼓动翅膀一般，被点到名的张鲁没有太大反应，反倒是其他割据势力都陷入到龙卷风暴之中。
首先是盘踞在关中地区的小军阀们，一听说曹操要经过他们的地盘去攻打汉中，马上像是被针扎到屁股一般跳了起来。他们结成了同盟，在韩遂与马超的带领之下进驻潼关，向曹操发起挑战。之后的一整年，曹操便致力于对付这些剽悍的西凉部队。
曹操攻击张鲁的第二个蝴蝶效应，就是促成了刘备的入蜀。
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讲述益州的故事。
益州位于帝国的西南疆，是十三州中地域最广大的一州，可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块。最北边是东西狭长的汉中盆地，汉水从西向东流贯其中，与荆州的襄阳地区相连。中部是巴蜀平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是益州的精华地区。南方则是包括今天云贵高原和滇西纵谷的南中地区。在东汉末年，汉文化才刚刚进入这一带，在北方帝国的眼中，这里是标准的“不毛之地”、“化外之地”。
益州中央的巴蜀平原又可分为“东巴西蜀”两块地域，东边的巴郡大致以江州（今天的重庆）为中心，向北沿着渠江水系，经过宕渠等地进入大巴山区，向东则顺着长江通过三峡，与荆州相连。
至于西边的蜀地则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在东汉末年时设有蜀郡、广汉与犍为三郡，号称“三蜀”，成都城就位于蜀郡和广汉郡的交界处。向北沿着涪江是著名的古蜀道，经过雒城、绵竹、涪城、梓潼、葭萌等重要关隘，直入汉中的阳平关。这一带不仅经济繁盛，也是汉文化最早扎根的地方。西汉时期大文豪司马相如与哲学家扬雄皆出自成都，可见此地的人文水准，已不亚于中原地区。
除了人文建设之外，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经济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除了在肥沃平原上发展的农业以外，井盐、药材、各类矿产的开采都为巴蜀注入了相当多的财富，至东汉后期，益州总人口数已达七百万。
《后汉书·第五伦传》有言道：“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蜀国当时土地肥沃丰饶，民官皆富足殷实，即便是政府里负责财务管理的小公务员，家里的财产就有千万之多，他们有崭新的车、肥壮的马、讲究的服装、奢豪的生活，他们因拥有大量资产而自然显达。
说白了，这是个富得直流油的地方。
不过文化虽然发达，经济虽然富庶，但对于北方帝国来说，益州终究是个边缘地区，东汉时益州出身而晋身三公、九卿或将军者少之又少，也就略多于更加偏远的交州而已，这和荆州、兖州等地随手一抄就是一票两千石的高官显族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巴蜀可能由于治安比较好，世家大族蓄养家兵的情况并不多见，反倒是在南中地区，以原住民为基础的豪族势力，对之后的蜀汉政权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总体而言，巴蜀是个经济富庶、政治衰弱的地方。当地的豪族有钱但无势，整个地区豪族、少数民族、宗教势力错综，缺少压倒性的势力，使得外来政权的统治更为复杂。
东汉末年的“二牧政权（刘焉、刘璋）”便建立在这种复杂的基础之上。
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东方的黄巾之乱进入高潮期，益州人马相也以黄巾为号，在三蜀地区聚众十余万，杀益州刺史郤俭，自称天子。巴郡的张修则在巴郡、汉中等地以“五斗米道”纠集教众，叛汉自立，整个益州陷入到无政府状态当之中。
刘焉本是荆州江夏人，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之后，他的血统和家世显然要比刘备更靠谱。年少的刘焉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后，便被拜为郎中，之后又被举为贤良方正，官至太常，主管皇家礼仪。刘焉是个善于投机且有野心的人，他看出东汉帝国气数已尽，留在洛阳必定出事，于是想要找个遥远的地方外派，当个天王老子管不着的土皇上。
最初，刘焉是想逃到海角天边的交趾。不过他的好朋友、益州广汉人、时任侍中的董扶告诉他，益州有天子之气，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向帝国建议：“现在的州刺史都只是监察职，权力太小，不能处理大规模变乱，应改以中央大臣任州牧，掌握实质的权力，以协调跨郡的问题。下官太常刘焉，愿以身作则，前往益州，为帝国平抚叛乱。”
朝廷很欣赏刘焉的勇气，便任命他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前往暴乱的蜀地上任。董扶也辞去了中央官职，随刘焉前往益州。
另一个追随刘焉的是时任太仓令的赵韪，他是巴西郡安汉县大姓出身。和纯粹是名嘴之流的董扶有所不同，赵韪是益州的实力派人物，他的回乡，在蜀中掀起一股汹涌的波涛。
那年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刘焉刚入益州时，巴蜀两地仍被米教势力所控制，他只能在荆州西界暂时驻扎，设法安定州中变乱。没过多久，刘焉成功招降了五斗米道的两大头目张修和张鲁，安定了巴郡。
与此同时，一位帅气的蜀郡英雄贾龙又用数百人袭杀了统兵十万的黄巾“天子”马相，恢复了蜀郡的秩序。
于是刘焉得以大大方方地进入到蜀地。他将州政府搬到绵竹，任命贾龙为校尉，董扶为广汉属国校卫，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赵韪为帐下司马，正式统镇益州。
刘焉入主益州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帝国，对于同时间中原关东联军与董卓的战争压根儿没有兴趣。刘焉的态度是：你们只管打你们的，别把血溅到我身上就好。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西撤长安，发现后方居然还有这么一位中立的方镇，于是时不时就下道圣旨，要刘焉送钱送粮，顺便带些土特产来。可惜刘焉压根儿就不鸟他。
一看刘焉居然是这个态度，董卓的鼻子都气歪了：怎么着？别以为山高皇帝远老子就治不了你！
董卓治刘焉的方法是：频繁地派出使者骚扰刘焉。
结果刘焉做得更绝，为了避免被董卓持续骚扰，他派了张鲁和张修两位宗教领袖，率兵进入北方的汉中，杀掉汉中太守苏固，摧毁穿越秦岭的斜谷，然后对外宣称米贼断道，对于朝廷圣旨恕难从命。那意思很明白：我不出去，你们也甭想进来。
以上是对外。
对内，在实施锁州政策之后，刘焉开始了他的铁腕政权，他借由一些小事一口气杀掉了王咸、李权等十余名益州豪强，意图巩固自己的政权。但这样的行为很快便激起其他益州豪族的不满，首先是犍为太守任歧起兵造反，之前立有大功的贾龙也在董卓的游说之下叛变。
面对本土势力的强烈反扑，刘焉早留了两手：当时自长安和南阳等地涌入大量被称为“东州士”的难民，刘焉有企图有预谋地将他们组织成“东州兵”，成为他克制巴蜀豪族的秘密武器。另一方面，自青海、西康移入的少数民族也被刘焉招募为私兵，号称“青羌”。
在东州兵和青羌的协助之下，刘焉成功地扑灭了贾龙与任歧的叛乱，确保了他在益州的独裁统治。
经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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