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到皇帝:刘备的奋斗-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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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腾当时虽在政府任职，倒没有“忠君爱国”之类的思想包袱，他选择踏上叛乱这一条路，并很快成为凉州乱军的中坚分子。

董卓当政时，曾一度拉拢这批实力庞大的凉州乱军（韩遂部队号称十万），但接下来郭汜、李傕政府却和马腾、韩遂闹翻，双方于公元194年在长平观大战了一场，马、韩战败退回凉州，随后又趁郭、李被斩杀之际返回三辅地区，霸占了关中，互相攻杀不已。

官渡之战时，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安定关中，拜马腾为征南将军，韩遂为征西将军，韩、马集团就此臣服于曹操。此外，马腾还派儿子马超、部将庞德协助攻击袁绍所控制的并州。

建安十三年，曹操拜马腾为九卿之一的卫尉，负责宫廷守备工作。马腾欣然领着儿子马铁、马休等来到许都就任，将关中的军队交给官拜偏将军、都亭侯、年仅三十二岁的马超来统领。

相较于老爹一心臣服于曹操，马超就显得有野心了许多。这也难怪，他年轻、勇猛，而且比他爹马腾更有政治手腕，他能拉拢羌人，甚至几度和刘璋联击，希望双方能够进行军事合作。

许多时候，面对我国汉语的强大，笔者由衷感到叹服，对某件事的表述完全可以有多种角度，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对。对于马超来说，他跟刘璋的关系叫“合作”，而在曹操看来，那便是“勾结”。不管是“合作”还是“勾结”，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眼看马超做大做强，且与刘璋互抛媚眼、勾来结去，曹操终于坐不住了。

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对张鲁宣战（表面是攻张鲁，实际却是讨伐马超、韩遂）。这意味着曹操大军将踏过关中的土地，关中诸侯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马超不顾老爹跟兄弟都还在许都当官，纠集韩遂、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马玩、杨秋、成宜组成十部方镇，军队人数达十万之众，进驻潼关，公开与曹操叫板。

曹操在七月时亲征关中，在潼关一带和十部联军缠斗了三个多月，最后靠着“抹书间韩遂”之计，离间马超与韩遂，乘势大破十部联军。

马超与韩遂退回到凉州，长安终于又回到帝国政府的治下。建安十七年，曹操为了惩罚马超的叛乱（其实是曹操逼反了马超），将马腾一家二百余口全部处斩。

然而马超并未因此而消停，建安十七年八月，他率领凉州羌军卷土重来，席卷陇右，杀凉州刺史韦康，击败前来救援的夏侯渊部队，占领了冀城，自封为征西将军、并州牧、都督凉州军事，威震西土。

但这样的好景维持了不到一年，建安十八年底，凉州官吏杨阜、姜叙等联手摆了马超一道，令马超顿失冀城地盘，只能向南投奔张鲁，而他留在冀城的家属，同样遭到满门抄斩的悲惨待遇。

马超来到汉中时是建安十九年，正月元旦，在他身边唯一一位幸存的马家人马种来向他拜年，马超忽然悲从中来，吐血狂啸：“一家百余口，一夜之间全部丧命，竟只有我们两个互相拜年！”

曾经有一份亲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好好地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倍加珍惜……相信这便是马超当时的心声。

有道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一意孤行才不对，谁人没有犯过错，一意孤行太狼狈。

上天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而且他的悲剧还远不止如此。

来到汉中之后，马超在张鲁的支持下向凉州进行了几次反攻，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张鲁手下的将官也开始排挤这位“外来的和尚”。

建安十九年底，马超开始跟刘备接触。他再度抛下自己的妻子跟儿女只身逃亡，混入从武都逃入青海的氐族部落中，准备往成都去投靠刘备。结果他留在汉中的妻儿随着张鲁的投降又落到了曹操的手中，最后妻子董氏被赐给阎圃，儿子马秋则被张鲁所杀。

在《三国演义》中，马超起兵是为了报仇雪恨，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却是由于马超自己的行为害死了父母兄弟满门，西晋史家孙盛便称马超之举为天下最“酷忍”的行为。

站在马超的立场，兴兵叛曹或许是不得已之举，如果让曹军越过潼关，关中险要尽失，他作为关中方镇之一，也无法违逆众意。

从血缘关系较远的部族，到自己的家族，再到最亲的妻儿，一次又一次被敌人所屠戮、凌辱，最后孑然一身流浪异乡，或许这便是马超身为乱世枭雄的命运——天煞孤星。

对于马超，笔者无话可说。

蜀地易主

刘备知道马超在北方被曹操击败，便派遣益州人李恢去汉中和马超接触，当他在成都前线的指挥部里收到马超投诚的消息时，不禁大喜过望，笑道：“看来益州终究是我的了！”

刘备对待马超可谓关怀备至，知道马超眼下没有多少人马可以调动，便先让使者通知其驻留在原地，然后另外派出了一支部队，偷偷地前往氐中接受他的指挥。

大约是建安十九年秋天，马超率领着这支“山寨版马家军”来到成都助战，进驻城北的包围圈。马超与刘备联手的消息瞬间便传遍了整个成都城，于是，城中百姓无不“震怖”。

可能是因为与北方的通路被刘备占领，资讯不畅的缘故，成都人并不知道此刻马超已是穷途末路。对他们来说，刘备的荆州兵团便已是打遍蜀中无敌手了，更何况那些以人头为枕，用人血漱口的野蛮的西凉兵团，而且还是“凶猛残暴”的马超所亲自率领的军团。

于是，成都人誓死守城的决心和意志，在刘备特意营造的恐怖氛围之下，瞬间土崩瓦解。

看着那些无助的百姓，刘璋最终决定放弃，他告诉那些仍然意志坚定的属下：“我们父子二人在益州当权二十余年，对百姓一点恩德都没有，现在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许多人因此丧生荒野，只是为了我们刘家，唉！这叫我怎么能够安心？”

他派出张裔前往刘备阵营表明态度，刘备也派简雍回礼。在马超抵达成都后两周之内，成都高挂白旗，宣告投降，刘璋左右无不痛哭流涕。

刘备辛苦征战三年，朝思暮想的便是这一刻。笔者很难想象他再次与刘璋见面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征服者的快感，还是背叛者的愧疚，抑或是兼而有之的复杂情绪？相信只有刘备自己最清楚。

好在刘备对刘璋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礼遇，让他重新挂上振威将军的头衔，保留大部分的私人财产，然后将他迁到荆州的公安。从此，刘璋再也没有踏上过这块曾经给了他无限梦想，却又将这些梦想无情打碎的土地，他于公元220年病逝。

尽管后来孙权杀掉关羽，得了荆州，刘璋曾有过短暂的出场，但在这本小书里，他的故事已经结束。

如何来评价此人呢？笔者觉得，用短短六十六个字便可概述：

刘璋为人懦弱，少主见，却有一颗仁慈之心。倘若生在太平年间，他定为造福一方之良臣，可惜却生错了时代，在乱世众多英雄的光辉之下，他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所谓成王败寇。弱者被强者取代，这是乱世的无情铁律，任谁都无法改变。

就这样，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益州长达二十六年的“二牧政权”宣告终结，刘备入主成都，成为新一轮的益州之主。

回想当年当阳惨败，刘备领着一众残兵败将，惶惶如丧家之犬，几乎性命不保，没想到六年之后，他已成为南方两大州、数百万黎民的最高统治者，十余万大军的统帅，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人生的波谲云诡，莫过于此。

正所谓“赢要冲，输要缩”，已经五十三岁的刘备，自然不会在这里停下脚步，他将乘着这股上升的气流，挑战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敌人，迎接那前所未有的荣光。

第八回　登上帝位

鸡犬升天

围城，是人类所能创造规模最大、最残酷的炼狱，除了城内的守军和居民备受压力与煎熬外，围攻的士兵同样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被驱策着日复一日扑向那座高耸的堡垒，看着身旁的战友被利箭射穿胸膛，被石头砸破脑袋，或是被滚油烫成畸形的怪物，而且，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一天、十天、一个月、一年……被血肉浸泡得泥泞不堪的壕沟与尸体的腐臭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活着的人每一步都会踩过曾是战友的骸骨，但堡垒依旧在那里坚挺，城上依旧是那伙残酷的守军，或者说，凶手。

正因为围城的巨大伤亡与压力，当城池被攻陷之后，屠城也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基层士兵不可能在一瞬间将城中的老百姓由敌人变成朋友。对士兵们而言，城里的人都是凶手，杀光所有男人，强暴所有女人，抢夺他们财物，不只是历经炼狱后所应得的报酬，更是为之前牺牲的战友实现正义。谁阻止屠城，就是伪善，就是敌人，即便是他们所效忠的领袖。

说了这么多，笔者并不是想为屠城者开脱，他们是恶魔，是刽子手，是变态杀人狂，这没错，但他们同时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过，也有一些人屠城不是为了复仇和震慑，纯粹是残暴、变态的心理在作祟，日军屠南京便属此列。

基于上述原因，经历过围城，却能避免被屠戮，成都的百姓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纵观历史，成都是被屠过最多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公元214年政权易主时，刘备的军队并没有太大的战损，这也就免去了一场惨烈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血腥冲突。然而即便是这样，刘备仍然得用一定程度的掠夺来满足他的荆州军团。

早在发兵攻刘璋时，刘备便告诉他的士兵：“一旦大事抵定，成都府库中的财货随便你们去拿，我不会干涉。”

于是，一场掠夺便开始了。

这或许也是这些士兵在三年间战无不胜的原因之一。

攻下成都后，刘备首先大开庆功宴慰劳士兵。但将士们可不是吃吃喝喝就能够打发的，他们记着主公先前的承诺，简单的吃喝之后，便开始搜刮成都官库内的财宝，而刘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搬。

甚至刘备还想将成都内外的田产赏赐给将士们，但这种行为被赵云所劝阻。赵云很务实地告诉刘备：“现在天下未定，将不动产分给军人，只会让他们思想懈怠，整天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以后的仗就没法打了。不如发还给蜀中百姓，让他们耕作，再向他们收税，既有收入，又可起到稳定民心的效果。”

刘备虽不善于内政，却也不是傻子，他采纳了赵云的建议，收回了之前的命令。

刘备对基层将士都如此慷慨，对待那些高级干部当然就更大方了。

四大功臣首先出列：诸葛亮、法正、张飞以及关羽被授的赏赐最高，各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单以黄金而言，每盎司黄金约为二十八点三四五九克，东汉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二百五十克，以此换算，单这四位的五百斤黄金就相当于三百九十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两千六百多万（一美元折合六点八元人民币），而且显然这些赏赐是不用缴税的，比买彩票合适多了。

至于其他有功者也依其功劳，赏赐多寡不一。

分完奖金，再分权。

和所有的征服集团一样，最醒目的位置总是要留给叛徒。

蜀奸一号法正贡献最大，升任扬武将军，领蜀郡太守，掌管益州最精华地区，成为“外统京畿，内为谋主”的一号人物。

蜀奸二号孟达被拜为荆州宜都太守，镇守荆益要冲。

蜀奸三号吴懿被拜为讨逆将军，而且在法正的怂恿下，刘备还娶了吴懿的妹妹（此女之前曾嫁给刘瑁，此时刘瑁已死多年），也就是后来蜀汉的穆皇后。

另外还有一位可归为蜀奸之列的彭羕。他是广汉本地人，原本不受刘璋重用，在刘备起兵后通过庞统介绍进入刘备阵营，负责文宣和统战之类的工作，现在刘备自领益州牧，就以彭羕为治中从事，为州府副座。

不过，蜀奸们的地位虽然抢眼，但军政实权仍握在刘备的老班底手中，尤其是荆州集团。

诸葛亮从军师中郎将的位置跨了一步，成为军师将军，刘备让他“署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刘备幕府之下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

巴蜀北部防御的重责大任则分别交给霍峻和张飞。刘备将广汉郡北部分割出来成立了梓潼郡，由霍峻任梓潼太守，续守葭萌。张飞则取代了庞羲，成为巴西太守，准备面对纷乱的大巴山区（庞羲应该早就投降了刘备，却只担任营司马一个小职）。

另外，黄忠被封为讨虏将军，赵云被封为翊军将军，刘封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原本只是一等兵的魏延，则如同坐上直升机一般，一口气升到了牙门将军，成为蜀军中最炙手可热的军事明星。

刘备的老班底糜竺、孙乾、简雍也各拜为将军。另外三蜀中的广汉郡太守一职，则交给了一个叫夏侯纂的旧部。关于这个夏侯纂，其背景不详，但从他和秦宓交往频繁这一点来看，应该不是蜀人。

除了以上两类功臣之外，还有一类人在刘备集团获得了跳跃性的发展。这类人可以被定义为东州集团，但笔者认为，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旅蜀荆州人”。

由于刘焉家族本身就出自荆州江夏，因此吸引了许多荆州人士入蜀仕官。这些旅蜀荆州人一方面熟知巴蜀民情，另一方面又能够和荆州统治集团沟通，于是便成为了刘备和巴蜀本地最好的桥梁。

这其中最受重用的便是蜀奸四号李严，他拿到了犍为太守这一重要位置，另拜兴业将军。

另外一位是董和，他是南郡人，原本任益州太守（益州郡和益州是两码事，益州郡大约在今天云南一带，后改名为建宁郡），刘备将他升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共同管理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小内阁成员。董和他的儿子董允在后来的蜀汉政权中也备受重用，名列“四相”之一。

除此之外，费观、费祎、邓芝、王连、吕乂等旅蜀荆州人，也备受刘备与之后蜀汉政府的重用。

最后，便轮到那位被曹操忽悠得很惨的刘巴老兄了。此人入蜀才短短几年，应该还进入不了“旅蜀荆州人”小圈子的核心，但他超强的名声却让刘备迷惑，于是刘备便让他担任左将军府西曹掾，主管幕府的人事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

相较于以上三类人马，益州本地人的待遇可就差得远了，相对来说算得上显赫升迁的只有黄权和张裔。黄权之前被刘璋外放到广汉当县长，现在刘备将他小升为偏将军，和张飞共守巴西要塞。张裔则被任为巴郡太守。

正所谓“豫州入川，荆楚人贵”，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这个由新旧荆州人所控制的新成都小朝廷便正式挂牌营业了，它将统治益州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益州本地人在之后蜀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政府实权却始终掌握在荆州人手中，这与东吴政权的“江东化”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样的“省籍问题”，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单就目前而言，这种“外主内辅”的政权结构，也必然会引起益州豪族的反抗，更何况刘备入蜀之初，还遇到了一些财政问题。

孔明治术

之前刘备允许士兵掠夺成都府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激励措施，反正官库也不是我家的私库，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

刘备对此深感烦恼，向新成立的智囊团征询意见，刘巴大概是想将功折罪，便告诉刘备：“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发行1∶100的货币，同时平抑物价，派官员监管市场，这样就搞定了。”

刘备一拍脑袋：“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巴开出的这剂“特效药”，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新钱一元等于旧钱一百元。没过多久，成都府库果然又再度充实了起来。

“金融学家”刘巴的建议是以课“铸币税”（Seigniorage）的方法支持财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直接印钞票向市场买东西，在忽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金属的成分，并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制发行。换句话说，刘巴是借由虚增面额，达到铸币税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过这一套，他发行相当于五铢钱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钱（就是一元新钱等于六元旧钱），结果导致北方物价飙涨，最后货币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体制，直到魏明帝后，才重新恢复五铢钱的制度。

“直百五铢”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刘巴显然比董卓更有经济学概念，在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又进行“平抑物价”与“市场控制”这两项配套措施，以冲抵铸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不大看得出刘巴是如何“平抑物价”的，或许当时成都府库虽然没钱，但粮草充足，因此在发行直百五铢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官粮，以此来缓和粮价上涨的压力。至于“市场控制”，可能因为成都市场规模比较小，配合诸葛亮的强力执法，使得物价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总而言之，从历史记录上来看，刘巴的政策除了“府库充实”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当然也没什么负面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笔者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对于刘巴经济管制的成效，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刘备之所以要充实府库，主要是为了支持他庞大的军事开支，或许在刘巴的主持下，通货膨胀的情况较为温和，但对于长久生活在富足、低物价环境中的益州人民来说，这样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相当的不适跟困扰，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荆州、汉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应该承受了很大压力。

然而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除了小规模骚乱以外，并没有再出现如当年贾龙、赵韪等本地实力派领导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想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到目前为止行事都很低调的人，这便是诸葛亮。

现如今某些《三国演义》的翻案者，总是喜欢贬低诸葛亮的地位，说他不得刘备信任，在集团中的地位不如法正，连“谋主”都算不上。在这里，笔者很负责任地说，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低估了诸葛亮，也低估了刘备。

在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刘备已深谙用人哲学，对法正、孟达这种聪明又高傲的家伙，刘备给他们漂亮光鲜的职位，让他们提供天马行空的奇谋。但要担当整个政府的舵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更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还要守纪律、肯吃苦，把加班当作家常便饭，最大的心愿便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纵观整个蜀汉政府，能够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只有诸葛亮。

这时候大约三十二三岁的诸葛亮，仍然算不上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太多腾挪纵横的政治经验，所依靠的武器只有严谨而细密的管理逻辑，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法治，他先用逻辑制订出合理而又周密的法条，然后公平而又严格地去执行。

刘备入蜀后不久，成都小朝廷便颁布了“蜀科”，也就是蜀地的新刑法，由诸葛亮、伊籍、李严、刘巴、法正五人共同制定（注意，没有蜀人），诸葛亮亲自执行。

据说诸葛亮执法严厉，从政府高层到平民百姓都颇多抱怨，法正还为此劝过诸葛亮，说政权新成立不久，强龙不压地头蛇，执法应该宽缓一点。

诸葛亮告诉对方：“二牧政府十几年来从未强力执法，大家只会奉承拍马，有能力者胡作非为。当真是司法已死，只会用职位或金钱去收买人心，最后人家就不会稀罕了，蜀中乱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让司法活过来，收紧执法标准，这样人们才会感受到守法的好处，提供的赏赐最多不过爵位，这样大家才会因赏赐而感到荣耀，这才是维持上下秩序的方法。”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管理风格，用八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规矩至上，福利缩水。

不过，从“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普遍反应看来，诸葛亮的执法显然是公平的，没有既得利益的问题，这至少能消弭先前二牧政权之下，东州人侵凌益州人的问题，也减少了一般老百姓对严刑峻法的反感。反正一切都照规矩来，不分省籍，不分贵贱，没有特权，所有的行为都有可预见的法律结果，这样日子虽然过得苦巴巴，但至少不是“只准州官放火”的那种苦法，大多数老百姓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在接下来的九年，也就是刘备还在世的日子里，诸葛亮一直都肩负着在成都留守的重责大任，蜀汉政权的基本架构也在他手中逐渐成形。

诸葛亮以高效率的行政手段，使得在前方征战的刘备后勤无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就像一支摇滚乐队中的贝司手，当主唱、鼓手、吉他手已经发疯随兴乱飙高音时，他仍然稳定地弹奏着每一个音节，维持歌曲的进行，不至于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