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因灵魂而被爱:张爱玲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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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工序。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棒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号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儿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问题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以为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母亲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母亲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一直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蛇，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肠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w…r…w…h…u。c…o…m‘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二两金子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女佣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小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随意的举动，都被她读出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他（她）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

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儿什么。

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挨过了和赖雅在一起时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汝狄，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那个男婴最终是被抽水马桶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养儿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

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儿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百孔千疮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睡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10　父亲张志沂：前世的情人，还是怨偶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1。他还没长大就过时了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

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张志沂，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仍然无法舍弃。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天各一方，彼此想到，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儿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life！What　a　girl’s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儿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量身定做了一则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菊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绝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常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比较而言，李菊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儿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百孔千疮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菊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多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晶莹流转，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可见他不曾真的幸福；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儿：“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菊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看着镜头，像是一个极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都来自身旁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多年来，李菊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从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菊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菊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菊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菊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花的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承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李菊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好习惯，难坚持，李菊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李菊耦将“走趟子”作为家族优秀传统，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儿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般的荒诞。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

2。被时代和妻子一同抛弃

也许李菊耦预感到，重振家业成了一个邈不可追的梦，她转攻为守，老女仆话说当年，首先想起的就是老太太怎么变着法地省草纸。

从李菊耦留下的丰厚家产看，她还没到这个地步，节省草纸，与其说是一种必须，不如说是内心恐慌的外显。既然希望无法抓摸，她只有用心算计手中的所有，延缓坐吃山空的速度，却想不到没等到坐吃山空，她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张爱玲说：“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李菊耦去世的第三年，张志沂娶了亲，对方是李鸿章的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对于门当户对这件事，经常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力挺者居多，尤其是一些当年不信这个邪吃了亏的主儿，大谈门当户对的好处，生活习惯相似，有共同语言，等等。不过这也难免有失偏颇，若是张志沂先生和黄素琼小姐九泉之下有知，一定要跳出来掰扯一番，这两位，都是“门当户对”的受害者。

黄素琼的祖父黄翼升戎马一生，官运亨通，却有一憾事—人丁不旺，他本人四十七岁才得了个独子黄宗炎，这个儿子快三十了，还没有孩子。黄宗炎的老婆贤惠，亲自跑到乡下给老公买了个姨太太。等姨太太终于怀了孕，黄宗炎却病逝于广西盐法道任上，姨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是黄家唯一的血脉，大太太唯一的指望。临盆这天，大太太紧张至极，听接生婆说是个女孩，当即昏倒过去，然而，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里面还有一个，而这个，是个男孩，大太太短时间内经历大悲大喜。

这是张爱玲早年散文里写到的，多年后，她在《小团圆》里告诉我们，那个男孩，其实不是姨太太生的。黄宗炎病逝时，姨太太还大着肚子，黄家的族人气势汹汹上门争夺财产，若生下来的是女孩，家产就没这些女人什么事了。大太太胸中有韬略，让用人去外面抱了个男婴送进内宅，只说是个双胞胎，一路的惊心动魄自不必说，好在，有惊无险地成功了。

不知道《小团圆》里这段是否属实，但大太太对这个帮助她们维护了家族财产的男孩仁至义尽，待他长大将他送进了震旦大学，那个女孩倒留在家里读私塾，还缠了一双小脚。那女孩，不消说，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

按这个趋势，黄素琼本该长成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但不同的性格加诸不同的命运之上，会有不同的结果，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用它来梦想光明。

比如说，她没有进过学校，就对学校无比向往，她用幽深庭院里一个寂寞女孩的想象，将“学校”这个新生事物包装得光芒万丈。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可样样都与她无关，她的向往，既甜蜜又酸楚。

二十岁那年，她带着嫁妆，更带着已成形、未出口的梦想嫁给了张志沂。他们开始时相处得不错，张志沂读过很多书，中英文都不错，乍一看也像个有新思想的人，而黄素琼漂亮、上进、志存高远，又有一些楚楚动人的缺失感，看上去也很可爱。《对照记》里，收有一张照片，张志沂小夫妻和亲戚家的几个年轻人围桌而坐，背景应该是个大花园，草木繁盛，绿意幽然，黄素琼跷着兰花指提起水壶续水，喇叭口袖子垂下来，风姿绰约，这场景好像一帮学生聚会，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时尚杂志总是在对女人谆谆教导—不要梦想去改变男人，当然，男人也别想改变女人。其实，别说改变对方，改变自己都不容易。蜜月期里，张志沂也许会稍稍收敛自己的荒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是不愿意好好对她，而是，他更爱自己，更舍不得让自己受委屈，时间一长，尤其在张爱玲和弟弟出生之后，他管不住自己了，又出去鬼混，抽大烟，逛妓院，跟过去的生活衔接上了。

黄素琼不能接受，从极封建的家庭里走出来，她比别人更向往光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纳妾、抽鸦片，如昏昧陈旧的梦魇，她躲之不及，唯恐沾身，如何与之朝夕共处？

这时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她以监护为由，同去了英国。旧家庭出来的女子，一般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