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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因灵魂而被爱:张爱玲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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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

6。漂泊于各自的路途

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天荒地老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儿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此多的人生使然?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她只要做选择,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让她在皇皇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做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象(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这段话则像是十足的贬义,但身处其中的张志沂未必没有同感。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

时间如水,记忆如冰。张爱玲接着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她不像三毛,有父母做自己的守望天使,虽然那对父母平凡衰老,还有点唠叨,但在一个人的长路上,他们仍是可以依稀回望的家园。不过,这也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魅力,所谓绝代风华,就要有那种孑然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和孙用蕃一道躺在母亲的嫁妆上坐吃山空,那笔嫁妆真是不小,他就这么挥金如土的,到1948年,卖掉上海的最后一栋房屋后,在青岛还有房租可以收,每年至少八百元。

不过,说到他处置上海那套房子的所得,真让人对这位张公子的理财能力叹为观止,他看着物价飞涨,执意不听任何人阻拦,把到手的美钞和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在中国货币史上,金圆券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笑话,等到它几乎等同于废纸,张志沂后悔晚矣。

1949年,张志沂夫妇搬进了一个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他一生有过那么多钱,那么多洋房和别墅,却在这“比我家以前的佣(用)人房还不如”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好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长,1953年,张志沂去世。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张子静借用朋友的话总结,说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想想也是,听过一个笑话,人最大的悲剧是,临终前感叹,我有那么多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张志沂起码不会有这种遗憾了。可是,回头再想,他活过这一生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晕头转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钱都花完吗?

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小有才情,当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的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与他截然相反,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事业,学习油画,给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两个姐姐做过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里做女工制皮包,目的是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她这个计划似乎没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生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这样总结。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生得太晚,一个生得太早,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这,能不能算作歪打正着的收获呢?

11 姑姑张茂渊:做剩女,挺有意思的

这就是张茂渊,她太真实,这种真实与勇敢相伴,使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用那些矫饰,来抵挡素朴到灰色的真相。张茂渊的一生,有如一杯清咖啡,黑得纯粹,苦得彻底,永远永远,不在里面勾兑进去哪怕一丁点儿庸俗妥协的牛奶和糖。

1。关于她的爱情故事

2013年最热的电视剧是《咱们结婚吧》,据说有一半中国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但是我对它很有一些意见。从一开头起,它就在说,做剩女,是件特别没意思的事,家人担忧,外人歧视,连工作都丢了,赶紧的,找个好人就嫁了吧。已经21世纪了,这种思想还这么有市场,我都觉得挺抱愧张爱玲她姑姑的。

对,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她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坦然地做她的剩女了。

是不是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传统?以张爱玲家族为例,打张佩纶这边下来,是坚硬,打李菊耦这边下来,则是剩女。李菊耦二十三岁才订婚,在遥远的19世纪末,这是一个有着失嫁风险的年龄。张爱玲本人二十三岁与胡兰成结婚,听上去不算晚,但是她的同学张如瑾,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匆匆嫁了人。不过,在这个传统里,最彪悍的还是中间那一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直到七十八岁才把自己嫁掉,可谓把剩女做到了极致。

传说张茂渊很年轻的时候,去英国留学,邂逅一位名叫李开弟的青年才俊,她用湿漉漉的文笔(一半热泪一半口水),描述那初见的辰光,该男生怎样对她大献殷勤,风起的时候为她披衣,寂寞的时候为她诵诗,但我总怀疑这些桥段是跟琼瑶老奶奶借来的,在此略过不赘。总之她很自然地爱上了他,可惜没有“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幸运,李开弟早有婚约在身。

也有人说李开弟另有一个原因,作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他不能接受张茂渊这个“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代。持这种说法的人,估计没看过什么书,翻翻梁启超那本《李鸿章传》,就知道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李中堂评价颇高。

不管什么原因吧,他们为张茂渊编织的故事都不出“守望终身”这美丽的俗套,但是,从张爱玲以及张子静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姑姑”,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她的剩女生涯,也许与这个男人有关,但,我想,那不见得就是全部。《小团圆》,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里,更证实了姑姑经历了两场非主流的爱情:爱慕嫂子的情人,与表侄恋爱。大家族中,难免有这样在外人看来荒唐的故事,本文无意于考证真伪,只想说,即使是这样,她还是有机会带着无望的爱情与其他男子结婚的,许多女子不都是这样的选择?为何,张茂渊一意孤行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剩女,令家族中人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1928年,张茂渊从国外归来,这一年她二十六七岁,名门出身也许反倒是一种连累。《围城》里方老爷子的看法是,女中学生应嫁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应嫁男留学生,至于女留学生该嫁给谁,方老爷子没有提出个适宜的方案,大概他觉得这类人属于天生嫁不掉的一类,不说也罢。

用现在的话说,张茂渊是一个“三高”人士。高学历:不知道她在欧洲拿了个什么学历,反正是一个留过洋镀过金的海归,盖得过普通女学生。高收入:遗产也应该算一种收入吧,打了折仍然不菲;再说她还是职业女性,一度在电台读社论,工作半小时,就能拿几万元的月薪;高门槛:这里还得引用方老爷子的话,他说,嫁女须胜吾家,娶媳须不胜吾家,更加通俗的话叫,抬头嫁女儿,低头接媳妇,对张茂渊这样的名门之后,免不了要给予敬而远之的待遇。

虽如此说,只要愿意俯就,这世上就没有嫁不掉的女子,张茂渊的问题在于第四高:心气高。张爱玲说,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怎么苦也得干……象(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她所否定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包括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写照,没来由地做着不快乐的事,除了随波逐流的天性,还有就是不把自己的感觉看得那么重要,就像在公交车上,木着脸隐忍地看窗外风景转换,不大去想为何踏上这段旅程。

张茂渊则敏锐地追问自己的感觉:“却是为什么呢?”同理,当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她一定会选择“一直孤单”,哪怕“就这样孤单一辈子”。按照上面的格式去想:或是为父母所逼,或为经济所迫,或是像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女子,生活在大家庭里,无法忍耐手足间的挤压与倾轧,就算没有爱情,看不上对方,也是会劝自己俯就的。而张茂渊,父母早亡,因为遗产的问题,跟两个哥哥都闹僵了,经济上前面说了,虽不算富有,一个人也还过得去,那么,愁眉苦脸地嫁一个人,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她不把惯性考虑在内,不把闲言碎语、他人的眼光考虑在内。

她是个太真实的人,没有一点儿自欺。比如她老爸张佩纶,仕途上是混得差了点儿,但是和李菊耦人所共知的爱情传奇,却为他失败的下半生增光添彩,他自己也挺喜欢说这个事,动辄在日记里晒晒幸福。少女张爱玲未能免俗,对这段“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很来劲,缠着张茂渊说家史,张茂渊却很煞风景地来了句:“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传奇陡然落到尘世,跌得七零八落,张爱玲简直不愿意听。

海德格尔说了,人,诗意地栖居。人们有着将人生诗化的需求,假如自己实在没料,那就去拔高父母好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那样一些表扬稿,把父母塑造成勤劳善良勇敢坚定的楷模,高级一点儿的,就往佳话上靠,将父母打造成神仙眷属,与芸芸众生迥然不同。只有张茂渊,她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一句话,将那个勇敢追求传奇恋情的奶奶,还原成无数心不甘情不愿地执行父母之命的旧式女子中的一个,她那爱晒幸福的老爸,则更显尴尬。

这就是张茂渊,她太真实,这种真实与勇敢相伴,使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用那些矫饰,来抵挡素朴到灰色的真相。这份特质,一部分来自张佩纶的遗传,另一部分,则与她走过的路程有关。

2。“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

《对照记》里有一张张茂渊和她两个哥哥的照片,异母兄张志潜最大,站在中间,张志沂和张茂渊分立左右,张爱玲都说这张照片像爷儿仨。

李菊耦去世后,遗产由张志潜代管,直到张志沂娶妻生子后才交割清楚。据说分得颇不公平,张志沂和张茂渊联手跟那位哥哥打起了析产官司,关键时刻,张志沂丢下妹妹倒戈,张爱玲说是她继母趋炎附势从中拉拢。张茂渊吃了个大大的闷亏,从此便不大与哥哥往来,声称不喜欢“张家的人”,只对张爱玲好一点儿,因为是她自己贴上来的。

张茂渊跟她家族的关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惜春,都是被生活的污秽所伤,而心灰意冷,张茂渊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惜春还要大。惜春自小在贾母这边长大,与她那荒唐的哥哥往来不多,感情上没有太多牵扯,张茂渊是在哥哥的照管下长大的,很可能存有许多温情的记忆,就像那张“父子仨”的照片上呈现的那样,当亲情陡然转身,露出狰狞的面目,那种坍塌带来的幻灭感,比惜春以及张爱玲所经受的更甚。

如果是曹七巧式的女人,可能会暗中恨得咬牙切齿,却仍不妨照常走动,无他,惯性使然,交际欲望使然,为了避免将自己边缘化,她宁可在污垢中跌爬滚打。但张茂渊不然,精神洁癖让她不惜“对自己狠一点”,与虚伪的情意一刀两断,要“刻骨的真实”和“刀截般的分明”。

但水至清则无鱼,真实到极处,可能就会缺乏人情味—人情味常常是由半真半假的寒暄成就的。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别人实打实地付出,我们只是需要对方呼应照顾我们的情绪,那些嘘寒问暖,那些唏嘘感触,即便口不对心,我们还是愿意被它打动,起码会觉得对方比较亲切。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有脆弱怕冷的一面,若真实的关心不可得,我们愿意退而求其次,以那些即使缺乏诚意的语言取暖。

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有表现善心的需要,有时候显得冷酷,是因为成本太高,若是可以低成本高回报,比如说,只要费上些唾沫星,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好人、善心人,大多数人还是会趋之若鹜的。别的不说,就看网络上,有多少人在貌似激愤实则兴奋地表现正义,就知道,有多少人会迷恋这种一本万利的道德消费,以自己为观众主体的道德演出。

但张茂渊明显不属于上面说的这些人,后面会说到,她对张子静的冷淡,她知道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对他“吧达吧达”眨动的潮湿的眼睛,有着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要随口关心他几句,或者陪着掉几滴眼泪,就能完成一次圆满的道德消费,但张茂渊就是没这个心思,赶到饭点,也会翻脸撵他走。张爱玲一走,她就没商量地对他关上了自己家的大门。之后的数十年,他们彼此不通音问,张子静倒是想过问候她,却没有这个勇气。

张茂渊固然显得不近人情,不过也情有可原,对张子静,她也没这个责任,又不是她把他生出来的,凭什么要强迫自己喜欢他?但对于还比较喜欢的张爱玲,她似乎也不怎么流露感情。

张爱玲说起这位姑姑,亲热里又有一点儿距离感,她认同姑姑的真实,认同中,又带点儿似笑非笑的不习惯。当年她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和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跟这两位同住,心里是非常紧张的。

母亲总在挑剔她,姑姑心情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绉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绉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张爱玲的那种感觉,叫作委屈,她以前跟母亲姑姑走得很近,现在投奔她们,尽管不是慷慨激昂着来的,多少也有点儿悲情的色彩,她们应该想方设法安慰她受伤的心才对。可是,母亲总在怀疑自己为这女儿所做的牺牲有没有意义,姑姑亦没有想象中的温情表现,现在,吃着她一时心情好捏出来的芝麻酱包子,怎能没有因为委屈衍生出来的酸楚。张爱玲的“不忍想”,为这姑姑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了,仍然有隔膜芥蒂;又“愿意想起”,则是,面对了它,才算逼近人生的最真实处。

当然,更真实的是姑姑,她从不表达内心没有感觉到的东西。

张爱玲着急到阳台上收衣服,膝盖磕到玻璃门上,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涂上红药水,更是渲染得可怖,她给姑姑看,姑姑弯下腰,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张爱玲赶紧去配了一块。

张爱玲说,姑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破损,所以她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后,急急地把木匠找来,花了六百大元重新配了一块。

“精致完全的体系”,点明了和姑姑之间的距离感,只有对外人,才会那样深刻地感受到对方的完整性,时时处处留心自律,不要冒犯了那样一种完整,对此,张爱玲也不是不惆怅的,她又说,现在的家(姑姑家)于它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地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这从前的家,就是父亲的家,她已经将它抛弃了,知道它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起码,它让她不那么紧张。

张茂渊经常抱怨张爱玲:“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低能倒也罢了,这是天才的特征,张爱玲似乎也乐于以此自诩,唠叨和嘀咕,不但使人显得琐碎,还因需要倾听者,显得太主动,太需要别人。这对于张爱玲是一种禁忌,她说,若是别人说我听,我会很愉快,若是我说别人听,过后想想就会觉得很不安。她后来爱上胡兰成,和这种禁忌不无关系—她终于遇上了有耐心听她讲话的人。

但张茂渊不在乎,她不把这种“受不了”看得多重,多么值得同情。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彪悍的狠角色,从来都不怕与真相劈面相逢,她自己习惯直面现实,就不大想得起来去照顾别人的情绪。

坚持真实,不但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能力,有能力判断,哪些是真情实感,哪些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套进了情感或情绪的公式,否则,很容易将模仿来的身段,当成自己的独特风姿,独自玩赏不已。

张茂渊擅长自嘲,自嘲是自恋的天敌。有一回,她生了病,很久都没有痊愈,换一个叽叽歪歪的人,黯然神伤在所难免,更高级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病西施式的薄命红颜,张茂渊却带一点儿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象(像)一首词了。”就那点儿抒情的气氛,被她这一点儿自嘲破坏光光,让人想起某些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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