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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如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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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跟着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始终在想问题，始终没和保良说话。
第二天，父亲跟二伯告假，说要上省城看看病去。二伯在电话里说：上省城干什么，干脆上北京去看，我帮你找个大医院，你是看心脏还是看什么？父亲说：朋友帮我联系了省城的一位老中医，我这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得找中医综合辩证地调理一下。二伯说那要不要跟个人啊，要不让三枪陪你一趟？父亲说不用了，我让我女儿陪我去就行。
父亲带着姐姐走了，去了省城。
照理，该由母亲陪父亲去省城的，可父亲偏偏让姐姐陪他。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的第二天，权虎来看望母亲，给父亲带来些降压强心的补药，又托母亲转达他的问候。权虎还带来一台IBM的台式电脑，最新款的，让人安装在保良的屋里。这是保良拥有的第一台电脑，而且比学校里和任何网吧里的电脑都高级多了。母亲死活不收，权虎死活让人安上，还让安电脑的师傅教保良学习怎么使用。母亲看着保良眉开眼笑爱不释手的样子，终于没再逼权虎把电脑拆走。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了，一连三天，保良一放学就泡在那台电脑前废寝忘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天以来，父亲始终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报过一声平安。
三天之后，母亲有些着急，打父亲的手机，手机是关的。母亲让保良去问权虎，看权虎有没有接到姐姐的电话。权虎说没有接到，这两天他一直拨打姐姐的手机，可姐姐的手机也是关的。
第四天，母亲急得几乎要报警了，父亲的电话这时打回家来。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的悬心一下落地，可父亲电话中的语气却是万分的焦急。
父亲问母亲，保珍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母亲慌了，慌得口吃起来：没，没有啊，保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父亲说：保珍不见了，我打她电话，手机也关掉了。
姐姐失踪了。
母亲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权虎。
她让保良陪着她到百万豪庭大酒楼去找权虎，可权虎听到姐姐失踪的消息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啊，她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她走以后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二伯也闻讯赶过来了，和父亲又通了电话。据父亲说，他们住在省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去看了医生，昨天去街上逛了逛，今天一早起来，姐姐就不见了。原以为她又出去逛街了，父亲还生气了一个上午，到午饭时还不见姐姐回来，才疑心出了意外。二伯又厉声追问权虎，是否知道姐姐的下落，权虎赌咒发誓，坚称不知。保良和母亲都相信权虎的表情不是装的。于是，二伯建议父亲别再等了，应当马上报警！
于是，父亲在省城报了警。
母亲和权虎当天晚上也赶往省城去了。两天后二伯也赶过去了，据说二伯在省城有不少关系，在公安局公安厅也有不少熟人。
两周之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从省城回来了，回来时两手空空。虽然二伯在省城托了不少关系，点了不少钞票，但姐姐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天天流泪，什么事都干不下去，家里又脏又乱，前所未有。保良也哭了两场，但他看到父亲没哭，而且还一个人到厨房去找吃的。在父亲那照例沉默的表情里，保良看不到应有的悲伤。没有人留意到保良看父亲的眼神，连父亲本人也不会察觉，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眼神中的疑惑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母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天还没黑，母亲不想做饭，拿钱让刚刚放学的保良去巷外饭馆买些饭菜回来。保良买回饭菜，又帮母亲收拾餐桌摆好碗筷。母亲满目憔悴，有气无力地对保良说：去，喊你爸过来吃饭。保良去了父亲的卧室，卧室里没人，又去卫生间找，卫生间也空着，但卫生间旁边的后门却半开半掩。保良从后门探头出去，隐约看到那条夹道般的小巷端口，父亲的影子一闪。保良叫声：爸！小巷里只有空洞的回声。保良犹豫了一下，顺着窄巷寻踪而去，出了巷口不见人迹，只有坡地上那座庞然大物的废窑横垣眼前。保良不知 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做贼般地摸到了废窑跟前，他忽然听到窑里传来笑声，那笑声让保良心惊肉跳，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那轻松笑着的家伙，就是父亲以前的同事小于叔叔。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也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于叔叔的目光抬起，向保良这边扫来，保良的心脏，几乎从嘴里蹦出。他不知为什么对从小相熟的这位小于叔叔，甚至对生养自己的父亲，此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因此而不敢正对于叔叔那道突然扬起的锐利目光，他仓促间选择了逃避，他向窑口的方向亡命狂奔。
他们也发现他了！
父亲在身后叫他：“保良！保良！”叫第三遍时保良停住了，但不敢回头。父亲从身后过来，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保良喘气喘得胸口发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妈……妈让我……让我喊你吃饭！”
保良说完这话，仍然不敢回头。父亲说：“你们先吃吧，我和于叔叔谈点事情。”
保良低了头往窑外走去，父亲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先吃！”
在那之后的几天，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寻找姐姐。父亲和母亲，二伯家的人，特别是二伯的儿子权虎，打电话找遍了姐姐所有的同学朋友，希望姐姐的失踪，只是一场负气出走。公安局的人也来找父亲、找权虎、找相关的人员了解情况。权虎还让人把姐姐的照片登在网上，悬赏寻人。二伯也花钱在省里的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马上快过元旦了，年头年尾，一天天临近，催得人人心急如焚。也许只有保良一人看得出来，在父亲那张表面焦急沉痛的脸上，隐含着一丝平静和轻松。尤其是在母亲哭着抱怨父亲不该干涉女儿恋爱自由的时候，父亲居然说：我们一时见不到她，也比她跟人私奔了恨我们一辈子强！
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持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弟不合的爱情。
在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致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 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她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式，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象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二伯在鉴宁城里耳目众多，他们必须小心为妙。代表女方参加婚礼的，竟然只有保良一人，而男方亲属的代表，也只有背着二伯悄悄赶来的权三枪。
餐桌的一侧，放着姐姐和权虎行将上路的行李，那两只行李让婚礼充满了天涯沦落的辛酸味道。保良把母亲的那只耳环交给了姐姐，保良说：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她祝你们一生幸福。姐姐接了耳环，看了半天，摘了自己原来戴的普通耳环，让保良把这只白金镶钻的耳环给她戴上。保良给姐姐戴耳环时姐姐哭了，耳朵抖得让保良戴了半天才好歹戴上。权虎问：怎么只有一只？保良说：另一只我妈留着，说想我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又对姐姐说：妈说你要想她了，就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两只耳环合在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说她要一直等着这天。
保良说完这话，鼻子酸得想哭，泪到眼窝又忍住没落。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保良搂在怀里，先是用手，后又用唇，抚摸亲吻着保良乌黑的头发。婚宴也就此草草结束，权虎开始催促姐姐收拾上路。保良和权三枪一起送姐姐和权虎去了火车站，他看着权三枪帮这对新人把行李搬上车厢，看着权虎拉着姐姐的手踏上了列车的踏板，那一刻他觉得姐姐脸上终于漾起的笑容是那么幸福，那么由衷。
火车开动。
姐姐走了。
保良哭了。
他那时觉得，这就是永别，姐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火车是绿色的，绿色中涂了黄色和银色，还点缀着白色和红色。当火车在雪地里渐渐走远，越变越小以后，统统变成了单纯的黑色。
第三章
元旦过后，父亲照常去二伯的公司上班，和二伯见了面，谁也不提儿女的事情。也许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已经秘密地结了婚，他们兄弟二人，已经亲上加亲地成了儿女亲家。
元旦后上班的头一天晚上，二伯让父亲参加公司里的一个应酬，是一家地产商在百万豪庭大酒楼宴请二伯。那家地产商要开发市南的一块地皮，想请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承包拆迁 任务，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就由权三枪负责，听说鉴宁很多难缠的钉子户一听权三枪三个字，就全都老老实实地搬了。
那天酒席宴上父亲多喝了几口酒，散席后二伯让权三枪开车送父亲回家。车子开到小巷的巷口，停稳之后，下车之前，父亲问权三枪：“三枪，你跟叔说句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权虎跟我家保珍现在在哪儿？”
权三枪想了一下，说：“权虎和保珍已经走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前天就走了，可能到上海去了。”
父亲按说应有预料，可他当时的表情却说明他真的没有料到：“结婚？他们已经结了婚？”
权三枪说：“他们也不能不结了，保珍已经怀了权虎的孩子，不结婚更不好办了。”
父亲没再说话，他手脚迟钝地开了车门，下了车子，刚刚走了两步就双腿一软，瘫在了马路边上。
保良和母亲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打上了吊针，吊针里除了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外，还有一种镇定催眠的药物，父亲很快睡过去了。二伯也赶过来探望，见父亲已无危险，又向医生问了情况，才打道回府。走前对母亲说：“妹子，你跟三弟说，他愿不愿意跟我搭亲家我无所谓，不是亲家我们还是兄弟。孩子也都大了，咱们想管也管不了，随他们去吧。咱们做老辈的，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长命百岁才是真的。”保良站在母亲身后，他在二伯的话里，听不出他对权虎和姐姐己成夫妻的事实，是否已经清楚。
父亲醒来之后，又在医院里躺了两天，才出院回家。于叔叔来家里探望了一次，父亲支开保良和母亲，关上卧室的门和于叔叔谈了很久很久。于叔叔走的时候，脸色阴沉，但并没忘记对在门口做功课的保良笑了一下。保良突然讨厌这个于叔叔，他甚至断定，父亲之所以反对姐姐的婚姻，之所以粗暴地把姐姐软禁在省城的那座小楼，大概都是于叔叔出的主意，都是于叔叔设下的圈套。
从此以后，父亲更加沉默。只要父亲在家，家也就变得沉默。父亲只有在严肃地要求保良用功学习的时候，才开口和保良说话，。父亲要求保良必须考上鉴宁最好的高中，因为只有上了高中，才有可能考上大学。父亲说他已经和省公安学院的熟人说好，只要保良的分数过了公安学院的录取线，就一定会收他去那里上学。虽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但从现在就要加倍努力，打好基础。咱们陆家就靠你了！
父亲说这些话时，态度虽然严肃，言语虽然重复，但声调却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激动。说到动情时，眼里还会闪出些许泪光。保良每次照例听着，听完照例点头，然后照例说声“唔。”
那一阵保良在家，只有母亲可以倾心对话。母子二人说话的地点，多数是在厨房和后门，以及其他可以避开父亲的角落。他们相谈的内容，多数是关于姐姐——关于姐姐的去向，关于她的生活，关于她是否幸福，关于权虎是否仍然爱她……还有她肚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说要是男孩就好了，男孩是家里耀祖光宗的希望，长大以后恋爱结婚，也不象女孩那么让人牵肠挂肚。
保良问母亲：“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是不是就会同意她跟权虎大哥好了？”
母亲反问：“是吗？”
保良说：“因为爸爸看重男孩呀，姐姐要是生了男孩，爸爸也就不用整天逼我学习了。我要是考不上公安学院，还有姐姐的孩子，他要是考上了，一样耀祖光宗呀。”
母亲楞了半天，叹口气说：“唉，你姐就算生了男孩，也是人家权家的苗啊。耀的是人家的祖，光的是人家的宗，和陆家不相干的。”
关于姐姐的长嘘短叹，也是保良与李臣刘存亮聚会时的一个内容。李臣还异想天开地提议大家攒钱，帮助保良前往上海，演绎一出千里寻姐的现代传奇——万一你姐在上海落入虎口了呢，你去把她解救出来，那时全国的报纸电视都会把这动人的故事宣传报道，你陆保良从此也就一世名扬！
后来保良知道，姐姐和权虎出走之后，确实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南京。他们并没“ 落入虎口”，而是在鉴宁左右的不同城市辗转迁徙，日子过得还算和谐。
姐姐和权虎之间唯一不和谐的，是关于当初要不要离家出走。离家半年之后的权虎开始想家，特别是每当他信用卡上的钱快要用光，马上就会有人在卡上注入新的存额的时候，他的意志和情感，就遭到一次无形的肢解。第一次发现卡上的钱突然回涨的那一刻权虎就知道他父亲已经原谅他了。他开始和姐姐计划归程，但姐姐不愿。那时姐姐即将临产，她害怕回去看到父亲那副严厉的面容。她已经对家里立下了永不回头的誓言，她希望权虎能带她在宁静的二人世界中，让孩子平安降生。
在南京租房非常便宜，这也是他们后来离开上海的主要原因。他们在玄武湖畔租下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并且就在离这套公寓不远的医院，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孩子没有降生之前名字就已起好，叫权雷，小名就叫雷雷，既上口，又有力。从字面的笔划看，也算雨露润禾，吉利富贵。如果生下女孩，就在雷字上加个草字头，变成花蕾的蕾。雨后的田地上草木繁盛，也算寓意不凡。
权家有福，是个男孩！
在姐姐生下儿子的这一天，权虎兴奋难抑，终于背着姐姐，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听到声音虽然余怒未消，但那熟悉的沙哑还是让权虎感到无比可亲。他说爸，我是权虎，我想你。沙哑的声音故作冷淡：你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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