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横财-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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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家属楼的经费，但是家属楼今年已经补盖了。其他收入我不清楚。
另外，我们后勤部车辆管理处擅自出卖了2副军车牌，是给北京的某大款和广州的某公司老总，共计卖得十五万元，入在什么帐里我不清楚，车牌号是XXXX23；XXXX28，手续齐备，以办事处名义发放的。而在北京，我们军还有两辆在编车辆长期存放在政委和军长家里，政委和军长自从上任以来，在军里居住的时间前后不够一个月，他们总是有各种理由留在北京办事。”听到这里我都感到意外，这样的军长能够打仗吗？他居然还在国防大学进修博士学位！
李强简单明要的把21军存在的问题都讲了出来，我看着他笑了起来，然后从公文包里抽出了一份复印的材料，摆在李强的面前，“这份揭发材料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我问道。
“报告首长，这是我和61师师长关小平一起写的，后来不知怎么的，被刘政委给知道了，原来关小平是准备送国防大学深造的，后来这个名额不知怎么的就没了，并被通知明年转业，因为我们都没有署名，刘政委只是怀疑我，因此也被叫去狠狠的给警告了一顿，我老婆原来准备随军安排工作的事情也给弄吹了，所以，我们只能是用默默的工作来抵制他们。我们原以为这封信会石沉大海了，看来还是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我看出了李强眼里的泪花。
看来我们部队里那些搞不正之风的毕竟是少数，广大干部和战士对于这些不正的风气是嗤之以鼻的。
“单滔和黄伟现在在部队吗？”我问道。
“单滔不在，去广州了，做什么我不清楚，黄伟在，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打麻将。这两个人都是不会理会部队的纪律的。”李强回答到。
“好，你安排军法处的人立即去找黄伟，找到后立即双规。”
“是！保证完成任务。”李强庄严的敬了个军礼疾步的走了出去。
晚上8点，在军部礼堂，21军团以上干部几乎都来了，当我走进会场时，值班军官大喊一声“立正！”二百多名军官齐刷刷的站立起来，“敬礼！”“坐下！”王牌军的作风可真不是盖的，从此处小节我就可以看的出这是一只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部队。
我走上讲台，宣布命令，“中央军委命令，任命甘肃省军区司令员王东丹为21军代军长，免去王海波21军军长职务；任命原15军副政委胡明华为21军代政委，免去刘上党21军政委职务；任命原甘肃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仇化虎为21军后勤部部长，免去单滔21军后勤部长职务；中央军委
主席令现在命令宣布完毕。”
我的话音刚落台下就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动静是我从来体会过的。看来这几个人是积怨甚深啊。我摆了摆手，接着往下说，“同志们，从你们的掌声中我看到了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更看到了21军广大官兵对国家对人民的一颗拳拳之心，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我看到有些干部在用手绢擦拭着眼睛，显然在这两年里他们的这种正义凛然的爱国爱党爱军队的淳朴感情被那些败类给玷污了。
“21军是一只有着光荣传统和赫赫战功的王牌部队，是我国放在大西北的国家柱石，从你们今天的军容和气质我欣喜的看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人民军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可以败坏的了的，也不是能够给他们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和阶梯的，他们的错误行为和犯罪行为是会受到广大官兵的坚决抵制和揭发的。”说到这里，我拿出了有一络厚厚的材料，“这是军委纪律委员会转给我的揭发材料，这里面有战士的有干部的，还有的是已经退伍的战士和转业的干部，从上至下，大家都在为保卫军队的荣誉，保卫解放军的纯洁在向不良分子做斗争，有的人还付出了代价。63师机动特种团3营营长赵长河同志就是被他们以不实之词找理由转业到地方的，他是第一个署名检举揭发的人，在转业到地方公安系统之后，他又在同歹徒搏斗当中英勇牺牲，一个优秀的军官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我们为赵长河同志默哀1分钟。”说完我低下了头。会场里传来压抑的唏嘘之声。
“同志们，你们可能会奇怪，我今天为什么没有穿军装，为什么没有佩带军衔。同志们，还记得我们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话吗？‘只能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坚决服从党的领导这是我军的一贯的优良传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军阀的出现，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允许有。像王海波刘上党这样自立山头，无视党纪军纪的必然会被历史淘汰。今天我是以西域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和西域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向大家讲话的，大家要牢牢的记住自己在参军时候的誓言，要记住入党时候的誓言。
王刘二人在21军的劣行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了广大部队士兵和干部的公愤，也激起了地方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公愤，从明天开始，你们要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进行整顿，在21军还是有着一些干部，怕报复怕挨整怕穿小鞋，这种三怕思想禁锢了人的斗志，说白了还是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之上，有的人明哲保身，有的人随波逐流，还有的人照样学样，对于这些不良的现象和行为，我们要彻底的整顿，对于王刘在21军的遗毒要彻底的消除，对于那些已经波及到地方的不法行为一定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从严从快处理，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的艰巨，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如果我们不能迅速的清除我们肌体上的毒瘤，不能迅速的把大家被搞乱的思想纠正过来，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开发西域的任务？我希望同志们振作起来，恢复和发扬21军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努力！”
“任命机关军法处副处长将汉强为机关管理处处长，免去黄伟机关管理处处长职务；任命……
任命……”
接下来是由代军长王东丹宣布21军党委决定，先从组织上解决了一些王刘安插在部队里的亲信分子，同时把那些编外关系挂名士兵全部处理，或者是回原单位，或者是复员回家，在过后的几天里21军进行了全军范围内的清查整顿工作，半个月后，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东丹为21军军长，胡明华为政委，21军又走上了正轨。考虑到李强在王刘工作期间的表现，以及他的心态，我决定将他和33军参谋长互换，没想到，王东丹和孙海轩都来找我说情，都不愿意互换，在他们说明了理由之后我说道，“无疑，李强是个人才，但是作为我军的一个军一级的高级军官在政治觉悟上还是有一定欠缺的，他不敢公开的去向恶势力斗争，不敢对王刘的错误行为进行公开的抵制，一是说明他的党性还不够强，还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一点他比赵长河差远了，甚至还不如61师师长关小平，关小平自己后来又署名向中央军委纪律委员会写信揭发，所以招来报复，二是对我们党反腐倡廉没有信心，看待上层领导内幕太黑暗。三是在处理同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当和事老和弥勒佛。作为军参谋长他在军事上是合格的，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则是不及格的，他又在21军内部威望很高，这次没有顺理成章的升职为军长必然会给上下带来影响，同时对他自己也是不利的，这样的同志脑袋瓜好使，博闻强记，能够适合任何上级的领导，但是性格懦弱，少了一股男子汉的刚气，他也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也预防了翻船会对自己的影响，虽客观上是为部队和国家做了贡献，但是，他的出发点可是为了明哲保身，那么他是不是考虑自己过多了一些？因此，我要把他放到孙海轩那里好好的教育他，磨练他，也许还是可造之才。王丹东你在斗心眼上绝对不是李强的对手，就你那粗狂的性格，保不齐他还给你做什么套叫你往里钻，放这样一个老虎在你的身边，你今后的工作怎么去做？把33军的廖天扬调过来正好可以弥补这样的不足。廖天扬是憨厚本分不会耍心眼的人，在训练部队和管理部队上也是有一套的，而李强去同孙海轩耍心眼那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我看老孙不把他修理的惨稀稀的就不要放他走。”说到这里两个军长算是明白了我的用心。
“我说首长，我有那么阴险吗？”孙海轩不满意的问我。
“没有说你阴险啊，你不过是心计多，智谋多吗。你要是不想要李强，那么把他放到军区当参谋吧。”我笑着说道。
“不，不，不，我要，一个好的参谋长可是很难找到的，要不自己就得累死。就这么定了。”
这时小陈走了进来，他对我说，我们安排的铁路车皮计划，兰州铁路局没有按要求给我们只给了不到一半。
我沉思了一会，“小陈，你派人去秘密的了解一下，铁路的车皮真的是那么紧张吗？车皮都是跟什么单位在使用？”
“是，我这就去。”

正文　第五十七章　较量
（更新时间：2004…8…30　17：54：00　　本章字数：5304）

很快小陈就把调查材料弄回来了，我们上次去甘肃，小陈当时就和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协调，整个兰州铁路局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些中央驻西方的单位对于穷乡僻壤的政府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这不仅仅是一个铁路局的问题，据说在电力系统和一些大的军工企业、有色金属等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因此可以说，中央单位和地方单位之间的不平衡和不配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兰州铁路局是在原来分局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主要考虑西北地域辽阔，发展铁路的空间很大，需要独立的策划和统筹安排西部的铁路建设，因此，从郑州铁路局分出来单独成立了铁路局，周小鹏就是在那个时候走马上任的。从目前看兰州铁路局所辖的路段除了兰新铁路的路基比较稳定以外，新开辟的铁路路基都不是很稳定，因此无论是火车运行速度和运载能力都打了很多折扣，进藏计划车皮每个月大约是3万个，大约150万吨的运力，每趟进藏的火车都是满满的，可是往回开的大多是空车皮，这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叫“放空”，在成本上是很不划算的，原本我们的车皮计划是开拓西藏的各种资源，把在西藏的一些宝藏运出来，对于铁路的回头放空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样的计划竟然给砍了一半，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铁路部门有两种车皮计划，一个是计划内的，按照铁道部统一规定的价格加上地区浮动差价，另一种是计划外车皮，是铁路部门通过一些代理货运公司变相的向用户提高收费的手段之一，这套方法在1992年前后最盛行，后来内地的各种交通工具发展起来后，在运输成本上不占便宜的铁路的日子不好过了，除了大宗的矿产品和建筑材料以外，零星小批量的运输基本上是被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给抢去了，铁路运输不能门对门的缺点使得很多客户宁可多掏一点也不愿意转来转去的麻烦，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美国的铁路已经拆除了将近三分之一，而欧洲的铁路大多也是给高档的旅游列车使用。围绕在为铁路服务的人员设备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在内地，这种变相的价格调整的方法是铁路部门同其他运输行业竞争的方法之一。铁路运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建设的需要大批物资在公路还不能起到一定作用的时候都是由铁路来承担的，在青藏铁路还没有修通的时候，每年70…100万吨的进藏物资都是由汽车运进去的，铁路修通以后，一个月就可以把这些物资运完，现在西藏的开发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求运输的货量显然是很大的。
可是在西北地区，这个方法却成为铁路部门生财的主要渠道，计划外车皮往往要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一倍，一些个体和非法经营的人没有办法去搞计划内的车皮就只能去弄计划外的车皮，而原来铁道部规定的计划外车皮是有一定比例的，也就是说计划外车皮不能冲击计划内车皮，周小鹏为了增加收入竟然把计划内车皮直接转为计划外，也使得那些掌管批车皮计划的人大发横财。最近，中央公布了开发西域的新计划和西域委员会的成立，使很多内地的商家蜂拥而至，先到的已经在青海开展了业务，大批的盐矿、镁矿和其他矿石在格尔木等待装车，这就挤占了向西藏运输的车皮，加上这里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一般各单位申请车皮计划都是要给砍一半的。也就是说，在西域地区，怎么运，运多少不是地方计划部门所能说了算的，而是由铁路部门说了算。
鉴于这些问题，恐怕不是西域工作委员会可以协调的了，我连夜坐飞机到了北京，临行之前我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希望安排面见主席汇报工作。办公厅很快就答复可以安排，不过要尽早，主席还有三天就要出国访问了。
到了北京，我当时就去了中南海，主席正在接见外宾，我等了大约半小时，秘书叫我进去。
“司徒，你找我准没好事，才走几天啊就跑回来了，说吧，要什么政策。”主席点着我的鼻子说。
我笑了笑，“还不是我管不了才找您的，主要是中央在西部的各单位与当地的关系和协调问题。”我把我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遍，还把一些材料交给了主席。我说，
“西域有不少的国防建设部门，不少的中央派驻单位，这些单位在历史上都是受中央指挥，对于地方上的事情不管不问，也不听招呼，在原来不发达的时代和国家军事处于弱势的时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些机构和部门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生存的问题，内地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或多或少的淘汰了在西北的一些部门，可是他们还在那里阻碍西域的开发，反映到具体工作上是铁路部门的制肘很厉害，当然，那个铁路部门存在的不光是体制上的问题，还有许多经济上腐败管理上腐败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看到了这些而没有办法去制约他们，他们对我们根本不买账。这就是我来北京找您要权的原因。”
说到这里主席看着我说，“你的意思是把这些部门都划给你管理？”
“我的意思是有些部门该关的关，该交的交，西域开发要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股合力，像铁路部门，原本就是一个经济动物，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由于战略运输的重要性，半军事化的管理都是必要的，可是摊子大了中央就有些顾不过来，特别是让某些个别的人在边远地区坐大，不是形成了部门的阀系？其实各地的铁路部门很多业务本来就是自己管理的，但是到现在铁路的稽查、公安、审计、监督都是自成体系，地方无法干预，这就给一些个人钻了空子。有些明明是占用的地方土地，一不是用于铁路建设，二不向地方交纳一分钱的税金使用费，这实在是不合理。如果能够把这些部门改变成双管的制度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希望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中央的派驻地方上的衙门有那么一点制约。否则西域的开发就不好搞，当地方不能得到这些部门的支持的时候，很可能要自己另找出路，那么这种出路就是自己再搞一套，说到底是在自己人内部竞争，重复建设，这是对我们有限的开发资金的极大浪费。”
听了我的话，主席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大的体制的改变，不能不慎重。想了一会，主席把总理叫来了，让我又重新讲了一遍。主席等我讲完了以后说道，“司徒提出的问题我们其实早就有察觉，但是一直没有讨论怎么去处理。我看趁现在西域来汇报抓紧时间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讨论一下后拿出个具体意见。在这么拖下去会影响中央在西域的开发计划。”
“好，国务院也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每次开会都是在北京这里的人说，地方是说不上多少话。这次司徒来应该是个机会。”总理也付声说道。
“会议的宗旨是围绕着中央开发西部的决心来进行，凡是与这个决心相违背的都要按现在的实际情况去定。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吗，万一将来又变了，那么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主席说。
“既然这样，那么我尽快安排，主席的行程是在外后天，我看主席走的前一天开行吗？”总理谨慎的问主席？”
“我看可以，尽快吧。”
两天后，专题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铁道部、民航总局，国防科工委等部门的头头，主席因外事活动没有来，总理主持会议。在会上首先由我提出问题，然后各部门的人开始发言讨论，
“我们部门在甘肃青海的企业已经打算移交地方了，这个方案前几年就弄出来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启动，也是西域原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口单位吧。”国防科工委的人先说了。这也是实情，他们的企业都是很大的，也是重要的，交给地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地方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
“我们铁道部下属各路局其实都已经独立核算了，在内地也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与地方对立的局面，这也是我们工作疏忽造成的，但是，铁道部这么多年都是延续这样的体制，在西北开这个先例，那么我们在内地的路局怎么办？”一开始铁道部的头就把难题出给了我们。“个别人的工作表现和个别的行为不能从体制上去找原因，我们觉得，从惩治和反贪上着手解决西部路局的问题比较好。”
“我开始也这么想，兰州局的问题可能是个别人的问题造成的，问题是现有的体制造成了我们在下面不能监督这些衙门，警界有一句俗话，‘天下警察是一家’，可偏偏在铁路上就有个自成体系的警察系统，我们省厅去找他们都不卖帐，他们有很多文件和规定来应付地方警察，这是个别人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当时，建立青藏铁路在西部几个重要的车站附近圈了那么多地，是建设的需要还是当时利用政策搭车获得潜在的利益？现在，在兰州最好的房子和待遇是铁路系统，最好的工作是铁路职工，一个乘务员都可以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利去违法乱纪，从西部走私到内地的烟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火车带过去的，我们的辑毒警察查到铁路就犯触。就连我们军代处要的军用车皮他们也敢挤占，这是为什么？是一些不和适宜的体制和制度在保护这些不法分子，也是这样的制度成了这些不法分子生长的温床，从2006年青藏线通车，反映到铁道部的揭发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怎么就没点动静？中纪委下达的调查案件，最后总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哪里会那么巧？其实是这样的体制在保护着他们，铁道部自己的办案能力有限，不是很起眼的不过是打个电话给下面路局的有关部门去核实，而那些部门本身就参与了这些活动或者本身就说话不管用，你怎么可能叫强盗自己制裁自己？还不是为那些人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之门。”说道这里，我气愤的把我们在火车上拍的照片扔给了铁道部的头头。“说白了，你们还是舍不得自己的那点权利，不愿意把自己的体系打乱，还有就是你们内部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牵制着你们的改革。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地方上应该有起码的监督权利，对于事关治安和地方发展的业务，路局必须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铁老大的余毒绝不能在西北再延续下去。”当我说到这里，铁道部的那位仁兄脸上挂不住了。
“如果把铁路的权限分散，一旦遇到战争情况怎么办，你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凭什么插手到我们铁路部门？”
“那铁路部门是你们的私有王国吗？他不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吗？没有地方的支援，你们铁路部门喝西北风去啊？别忘了我们要在全国一盘棋上做文章，战争的可能性不是你坐在这里杞人忧天凭空想象出来的，是靠国家的实力去保卫和平的，如果你们铁路部门能够支持我们，我犯得着跑到这里来同你磨牙吗！”
我当仁不让的与那个昏庸的家伙干了起来，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大家讨论吗，不要意气用事。”总理打着圆场。
“铁路部门在发达地区受到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要比不发达地区大的多，正因为这种竞争，内地的铁路部门在管理和与地方的配合方面也要紧密的多，可是在西域地区，这种垄断性的经营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大的机构搞市场经济，脱离政府计划的指导和监督，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这是体制上的不协调，也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政策上的难点。”政策研究室的王老说话了。
“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可以实行一国两制或者是一国多制，我们的国家那么大，经济发展那么不平衡，当然不能用同一总模式和机制了，当年在深圳搞经济特区，其实质也是一国两制，我们党的宗旨是实事求是，那么能够因势利导的实行特事特办，一国两制都是体现我们实事求是的原则，现在在西北的铁路部门没有按这个原则办事，难道我们还要维系这样的体制？单单的从人事上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把他们放置在一个被监督和被指导的位置才会对他们有压力，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