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横财-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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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和他们争夺看的见摸的着的战略物资，就是争也不一定争的过，弄不好还会使这两大集团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要把争取潜在资源的任务放在首位，按照李四光的地质理论，世界上没有被发现和挖掘的石油还多着呢，只不过人类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一步，随着地球不断的运动，板块的挤压，新的资源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因此，发展的地域空间越大越对一个国家有利，我有时在想《三国演义》开篇里说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难道这个群龙无首的局面就一直这么继续下去吗？那些小国家的狗屁历史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早晚都会被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给吞没。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周围，还有多少发展空间，难道我们真的要到月球上去圈一块地来繁衍我们的后代？
从目前的地球资源上看，我们的位置处的是很好的，我们的北面和西面都有大片的疆土没有人类居住，都有大量的未知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中华民族历来不怕开疆列土，国家经济强盛以后，故步自封就会落后，就会挨打，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你的意思是要进行军事扩张？”总理有些担心的问道。
“扩张是必须的，但不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军事是政治矛盾解决的最后手段，在政治手段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大可不必去用军事，一旦军事行动失败，国家经济就要倒退了。但是以军事相威胁的手段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军备，不仅自己要，而且要拉着东盟中的其他国家一起动才能达到目的。那日本也是急于找个地方安身啊。人口稠密的国家对于疆土的危机感要远远大于那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我喝着酒继续说，“现在欧美两大集团对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你看咱们在经济上折腾不丹，美国和欧盟就没有闲心思去管，不丹的经济我看再也坚持不了一个月了，到时候它就有可能反水依附于我们，从不丹打开一个缺口以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富饶土地就会对我们开放，印度那个时候能够力求自保已经是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再怎么反击我们，他们在实力上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我们的重点不在那里，那里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加上民族的懒惰，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能控制和防御，永远不要去管理这样的地方和民族。
在北面，我们再下一把力气，把蒙古收回来，那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摸索出一定的经验模式，然后再用这样的模式去兼并其他中亚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我们的，美国的第五十个洲不也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实现的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顾忌什么，更何况和平的共存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
“这样的计划我们现在该怎么走？”总理认真的问道。
“这个计划要执行很多年，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内部的事情，主要有两点，一是反腐败，二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现在的政府表面上是清廉了，但是腐败的根子还没有挖除，一旦环境许可就又会发生，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我们要从宏观和微观的几个方面去看它，首先在宏观经济上，腐败现象对于当前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没有影响，不过是在具体的物质分配和组合上的一些内部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历史上，越是繁荣的经济时期越是贪官多，越是国家强盛官僚越是腐败的道理，但是在微观上，在道德上这种腐败严重的干扰了社会的公平分配，更是在制度上使我们政府手中的权利变了颜色，最后的结果是影响了上层建筑的稳定性，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爆发，目前，我国的政府公务员收入和福利都是在全国平均线以上的，从待遇上基本上遏止了政府公务员普遍腐败的可能，但是腐败的根源——小集团利益、个人利益在政府里的反映和党内的反映还严重存在着，这个问题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着重讲述，今天就不和你扯了。”说完我嘎巴嘎巴的嚼着兰花豆。“关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我个人认为就是要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政府争权的矛盾，地方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派出机构，没有理由集中那么多的审批和处罚权利，什么东西能干什么东西不能干要用法律的形式公布出来，在法律上要有定义，法律公布的是允许做的，法律上没有公布的都是不允许的，这样起码可以减少许多人爱钻法律空子的陋习，而真正需要增加的项目可以通过各级别的人大会议提出来，经过法律的修改不断完善，政府机构只有服务的权利和管理的权利，没有了审批的生杀大权，那么这些基层的干部还能怎么腐败呢？而中央对于国家大法的制定和解释，对于行业的发展规划，对于经济政策的变革将有最终的决定权，也就是说相对的中央的、集权要比现在大的多，以前我们国家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模式，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中央在管理人才方面的问题，信息掌握的时效问题以及对于下面情况的了解程度等诸多原因，使中央的决策失误较多，从而将一些权利下放，导致了基层腐败的产生。现在，科技进步的发展，已经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优秀的中央领导人做出各种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我们的众多机制也监控了全国范围的各种活动，那么再放权给多数人去做少数几个人的事情就没有道理，控制少数人的腐败要比控制多数人的腐败容易的多，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们也能明白。”
“那么在对外政策上你的看法呢？”总理继续问道。
“对外，我们首先是要巩固现有的联盟，这种巩固不是吃吃喝喝的来回访问，而是要在联盟内办些实际的事情，比如，缅甸和蒙古都是联盟内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地域又比较大，那么我们在自己移民的同时也鼓励人口较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向这些地方移民，避免他们的离心离德。在联盟内尽早实现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这些东西的统一我们有正当的理由，不怕得不到支持，我们东亚联盟在农作物的生产上是世界最先进的，粮食自己有余，而我们的邻居，那些中亚的穆斯林国家缺的就是粮食，俄罗斯也是缺少粮食，这粮食可是重要啊，毛主席当年曾经说过，‘仓里有粮，心中不慌’，我们也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年灾害给饿怕了，那个时候中华大地上饿死了三千万人，比二次大战死的人还多，对于这些离去的同胞，当年的苏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到这里我的眼里含满了泪花，总理已经在那里唏嘘。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那种饿殍遍野的场面好像就在眼前。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用粮食来制约他们，而且，我们还要用在他们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来制约和钳制他们。俄罗斯这个国家如果再不加进外来的新文化因素，就有可能消亡，他们的人口已经有20年是负增长了，这样不负责任的，不求上进的，不讲信义的民众，没有必要去可怜它也没有必要让它自生自灭，我们要去拿回他们欠我们的东西。”
不知不觉总理拿来的那瓶酒叫我们俩给喝光了。

正文　第八十九章　归隐
（更新时间：2004…9…20　12：56：00　　本章字数：6136）

第二天政治局继续开会，就着昨天得话题大家继续发言，在大家都说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开始了发言，“我个人认为会议的两个主题的含义其实应该归结为一个命题，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要怎么去富强，也许我的发言初看上去可能有些离题，但是请耐心得听我把我的观点讲完。

我们的国家从明朝开始，在历史上曾屡屡强盛的大中国陷入了持续长衰的泥潭。沙皇张开贪婪的黑爪就攫夺走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和相拥的海洋；英国的舰队用火药和鸦片轰开了大清国银库的大门，搬走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血汗白银，而回馈给我们的是东亚病夫的骂名；八国联军更是穷凶极恶，群兽齐上，目中无人地横扫了大清国的首都紫禁城，疯狂地焚烧了中华民族的瑰宝圆明园，到了民国时期，东洋武士的军刀又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劈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侵略之河，用千百万中国人的鲜血托浮起他们梦想的战船。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受到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多到罄竹难书！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伟人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尽管我们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毕竟我们是走出了一条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道路，如果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也可以是说英雄改变了历史。谁也不能否认，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并建立了新中国，是新中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地，为圆明园复了一次仇，是新中国打得印度军队魂飞魄散一败涂地，是新中国打跑了窜入珍宝岛的强大的苏联军队，为江东六十四屯的先民出了口恶气，是新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是新中国建设了现在这个无比强大的前无古人的强大国家，毛泽东的革命斗争精神扶起了一个软弱的民族，并使之成为一个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优秀民族，毛泽东缔造了一个让敌畏惧的全新共和国。

一个民族必须拥有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有压倒一些的气概去战胜敌人，去战胜困难，没有这种斗争精神的民族就不会前进，就永远都要受到欺负。然而这种精神也要遵守科学的规律，也要遵循使用的对象和范畴的原则，片面的凡是强调这样的精神则会使我们的党分裂和瓦解，在建党初期，陈独秀搞过这样的斗争，王明更是变本加厉，毛主席在晚年也这么搞过，弄的当时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覆灭就是例证。把激烈的革命斗争形式搬到党内、国内，文革的发生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同根相煎，兄弟相残，国家经济的发展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文革以后，党内的生活开始了民主化透明化，但是派系还是存在，尽管已经没有了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有了家长式的一言堂，可是相互制肘相互牵制成为了国家干部腐败的根源，我们有些党的高级干部，热衷于去看二十四史，热衷于去读资治通鉴，目的不是怎么去学制国安邦的妙计良策，而是为了用于在政治舞台上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相互不买账，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

小平同志退休的时候殷殷告诫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于是我们党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力的狠抓了反腐败的工作，可是越抓越多，越抓面越大，看看我们所知道的吧，王磊（前商业部长）、倪献策、刘长青（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李家廷（前云南省长）丛福奎（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王乐毅（海关总署原副署长），徐炳松（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于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原书记），石兆彬（原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等高官相继落马。在五年时间内，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7万人，地（厅）级干部2千多人，省（部）级干部70多人，平均每个省市每年发生160多起县（处）级、10多起地（厅）级、2起省（部）级的官员腐败，而其中像沈阳、贵州，厦门等地更是出现腐败群体，攫取人民利益为已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倒地，真是触目惊心。文革悲剧和经济腾飞时代的腐败成为了我们执政党在历史上未能有效解决的两大难题。

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违背了民主原则，遏制了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纠偏机制，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都有着沉痛的教训。可是在我们党建立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又有人拉大旗做虎皮，拉山头、搞宗派，搞这个帮哪个帮，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这些腐败的行为严重的削弱了我们党的力量，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主席在上任的时候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思想，不仅加快了我们党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也避免了诸如文革之类的人为的殃及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的再次出现。我们党清楚的认识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才能有效地消除内耗，团结一致，把全部力量用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因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必须是我们党各级干部的思维纲领和行为准则，可是到了今天，在我们党内仍然有一些同志在搞内耗，在护犊子。

解决不了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去面对世界的竞争，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上面有日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军队，这就是我们要依赖的国家威慑力量，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说着我把在青岛拍摄的照片给了工作人员，很快大家就在各自面前的电脑屏幕上看的清清楚楚。

“腐败产生于个人谋得的权力，产生于派系的保护伞，任何一个没有势力的官员，单个是很难腐败的，即便是他胆大包天也不过是个别事件的贪污行为，而且现在的制度基本上已经杜绝了这种个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掌权者不腐败则政府清廉。普通民众是国家人民的主体，是国体稳定的基石，而对腐败最痛恨的就是这些身为无权力者的国民主体。若腐败长期以往，腐败者与痛恨腐败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将形成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国民主体与执政党之间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乃至行为上的对抗，那么我们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还能维持多久？可以说腐败才是我们党的真正大敌！

经过这么多年的反腐败运动，明目张胆的腐败少了，恶性的物质和生活腐败少了，可是残留在我们某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头脑中的思想腐败却远远没有肃清，不作为，不为民执政，拉关系，搞帮派这些都是腐败。就是这样的腐败才导致了这些军人干出的这些丢人的事情，可是他们不怕，他们有后台，我原来是想问问，看是哪一个后台敢站出来为这样的军人说话。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还真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说话了，我人还没有到北京，告状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军委主席那里。”我叹了一口气，“家严出孝子，法严出能臣，这样的道理难道他们不懂吗？懂，他们是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派系的，他们要相互保护，不砸掉这个相互保护的关系网，一旦气候合适，那些腐朽的发着霉气的污泥浊水又会翻腾起来。”说到这里，主席带头鼓起掌来。常委黎珠江坐在那里面不改色的轻轻的鼓着掌，他是在中央制肘主席和总理的最大的反对派，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平时几乎见不到他的讲话，但是，他控制着组织部、宣传部，每次和我见面即亲切又得体，但是我不习惯和这些经常算计人的人打交道，大多是敬而远之。

“说道现在的国际形势，我个人认为在3年内打不起局部战争，5年内打不起世界大战，在我国周边也不会有战争的危险，依据是，一、目前欧美两大集团都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战争物资的储备还是战斗人员的准备，目前相对于美国来讲，欧盟可以动用的武装人员要多，但是分散在各个国家，协同作战能力不如美国，而美国的海空战能力要高过欧盟，欧盟军队新的发展计划是从去年开始的，重点是海上进攻海上保护，当然，欧盟可以通过土耳其从陆路到达中东。二、欧洲还没有一个能够驾御全局的铁碗人物，这是至关重要的，大欧洲的想法是法国和德国提出来的，但是现任的法国总统、德国总理都不具备统帅欧盟的人望和能力，最近英国的全面向欧盟靠拢，有可能会使欧盟进一步团结，但是领袖人物的确定也增加了变数。三、欧盟和美国眼前的目标是中东，长远的目标是非洲和外太空，在非洲欧盟的影响要大过美国，美国要想在非洲遏止欧盟的发展就必须在那里进行各种颠覆活动，从我们现在得到的资料看，这种颠覆活动严重受阻。四、美国正面临换界选举，在任总统与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在任总统显然在处理国际争端问题上比较保守，他的智囊班子也大多是鸽派的，也就是说，没有突发事件的产生，这个班子是不会冒险发动战争以保持总统的职位的。因此，我们的外交路线应该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对于敏感战略物资我们要控制起来，谁也不卖！还有，就是我们要尽快控制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依附于我们，名义上可以用东亚的名义。这些国家的战略物资太多，而且又都是比较善和的穆斯林，远比那些激进的穆斯林国家好打交道，进而对于我们将来向北扩张形成有利的态势。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现在的局势，发展我国和东亚联盟的实力，目前西域的自然改造已经告一段落，黄河的治理也初见成效，国家经济运转正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就是刘少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过的‘先进的生产力同落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许多原来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合现在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产力，目前国家在宏观经济控制中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商品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去给这些过剩的商品找出路，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些过剩也包括东亚联盟中的高丽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同美国经济脱轨，走出了长期低迷的谷地，但是寻找新的市场仍然是长期的难题，东盟这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加起来的总值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算恐怕要超过整个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压力将会长期的压在我们头上。我建议，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要求他们用资源、主权、土地来交换我们的产品，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宴席。对于中亚的几个国家，我们要加紧经济扩张，要弄出的条件只能是我们接受的了，而日本和高丽没有办法接受才行，东亚联盟内部不能搞内讧，否则，我们精心打造的外部防御就前功尽弃了。

那么要实现上面的目标，我们首先是要内部团结，认识一致，现在的大好局面是经过几代共产党人辛勤努力的结果，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历史，也要正确的评估这个历史。但是到了今天，再去提过时的口号就不合适了，共产党应该是全国人民的，而不是某个阶级或阶层的，他代表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这并不是说党的性质变了，而是党的内涵升华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起，我们的先辈就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作为最基本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们推卸不掉的。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也是体现我们中国民主特色的政党，她不是哪一个人的，更不是哪一群人的。这正是我们主席现在提出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实际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议上大多数人被的论点给弄的有点发蒙，而常委中却都在点头，我继续说下去，“全面评估我们过去的各种管理制度，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党赋予新的内涵以后，对于国家控制的外延就更大，我们在今后发展和开拓的疆土会更多，内部没有理顺就是拿到了也会丢失，成吉思汗拿了那么多，最后所剩几何？所以，我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把一些制度理顺，把那些在下面放任自流的权利收上来，建立崭新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稽查制度、弹劾制度，政府职能部门要建立时效处理制度，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到高一级部门，实在没有地方交还有人大吗，还有党中央吗。对于国家军队的管理也要彻底的打破条块交叉管理的制度，建立新型的辖制方式，对于军队的预算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国家现在并不是缺钱，可是为什么部队的经费老是那么紧张呢？就是预算制度是个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部队发展，层层上报，层层砍指标，可是依据？不合理，不科学。

这些制度的建立不是我说的这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研究不够，力度也不大，这次，我提议，由中央主席负责，安排具体专门人士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模式，借鉴历史上的教训，在短期内拿出实施预案给大家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的方案出来后，经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后执行，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制度上保证我们党和政府的廉洁，保证我们的党可以长盛不衰。”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没有想到我会冒出这么多让大家忌讳的论点，更没有想到，我说起来百无禁忌，有几个书记竟气愤的站起来批评我是在乱党乱政，组织部长更是义正词严的说，“司徒同志的观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