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诱惑-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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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四军也讲究这个。”他自言自语一阵，竟把小挎包还给青年。

他收起了笑容，冷笑一声后，开始训话：“嘿……嘿，兄弟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玉米地抓起来的那批人要交给上面去办。你们6个人，明天也要送走哩。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留在兄弟我这儿干事，我可以收留你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部队也缺呢。”

他们沉默，没有一个答他的腔。伪军头目自说白话地演讲了一通南京政府汪主席“曲线救国”的道理。最后竟也把小鬼子大骂了一通，好像他也很抗日的样子，只是迫不得已，“人在曹营心在汉”地表白了一番。见还没有人睬他，只好挥了挥手，他们又被押走了。

第二天天未亮，他们6人又被20多个伪军押着，全部绑着双手，一根长绳串着押往镇子上去。

天亮时分，他们被押进了镇子。当他们迎着晨曦，踏上小镇那青石板铺成的小路，鱼贯地横穿过喧闹的街市时，店铺两旁神色忧郁的老乡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这时他们反而从容坚定起来，人人昂起了不屈的头颅，步伐也开始铿锵起来。青年虽然赤着脚，光着上身，步子有点趔趄，但他也努力使他自己从容镇定一些，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他们努力要给老百姓看一看，铁的新四军战士是可杀不可辱的。青石板路上留下了他们的步履，留下他那滴着鲜血的脚印。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被关进了伪警察局的土牢里。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他赤身抱着小挎包坐在泥地上。马克思的像真的成了他的护身符。牢中每人每天只有一顿饭，那是一碗夹杂泥沙和麦粒的米饭，放上几块烂茄子。当晚他就发了疟疾。

在土牢里，精赤的身子，被潮湿所包围，身子发冷时就咬牙顶住，身子发热时就顶不住了。他躺在潮湿的地上，喘着气轻轻地哼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

到了第六天中午，他发烧发得几乎昏迷过去，他被几个伪军架着拖了出去，在铺着青石板的路上拖过。他们被带到了一座大寺庙里。他恍惚着看到眼前是高高的台阶，宽大的厅堂，他已虚弱得坐不起来，眼前金星乱晃，双手扔紧紧地攥紧身下的挎包。他躺在地下，那个穿皮靴的伪军头目开始发话。

这个家伙，这回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和和气气地说：“决定放你们回新四军哩。请你们带个口信给你们的长官，一是请他不要围困攻打这里的据点，二是不要破坏公路交通。如果答应，兄弟保证把押在这里的几十名服务团的团员全部释放。本长官宽大为怀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哈哈，别怪兄弟不客气。”

训完话，伪军头目和颜悦色地吩附伪军好好招待新四军的兄弟们。伪军们忙不迭地端来大米饭，红烧肉，烧茄子，最后竟然还上了切开的西瓜。

又饥又饿的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通。青年正发着高烧，他没有吃米饭，只咬了一小块西瓜。听说要让他们回部队，精神为之一振。吃完饭，他们又被押回了据点。这回没有捆绑他们。

被俘的第七天，他们6人又被叫到院子里，那个伪军头目又分别给了每人几张伪币，竟还伸出手和每人握了握。最后龇着满嘴烟垢的大黄牙说：“你们出了据点后，就朝东面的方向走，你们的部队就在那边。见到你们的长官，莫忘了帮兄弟美言美言，兄弟当这差也是出于无奈呢。小鬼子我也恨哩。”说完向他们挥挥手。

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就这样在被俘7天后竟获得了自由。几名伪军陪着他们穿过广场，走过铁丝网，涉过小河，通过哨卡，然后他们就上了大路。

他们穿过铁丝网防御工事时，有几队伪军正在操场上出操。队伍周围整整齐齐地放着几十挺轻重机枪。他们心中清楚，这是伪军在向他们显示实力。

青年在老乡家里用伪钞买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在班里同志的搀扶下走上了大路。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后来他们开玩笑地说：“这次脱险，完全是依赖了马克思这位党的老祖宗在天之灵的保护。”其实，这是一旅首长向据点伪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如不放人，立即进攻据点，武力解决，敌人害怕了，也为了留一条后路，才同意放人。以后，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陆续续被放了回来。这是新四军军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被称为“小灶事件”。只是到了27年后的1967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中，“小灶事件”又重被提起，参与事件的这批文化服务团团员尽数被审查。那时的青年已成了党报的总编辑，被当成“叛徒”押解到溪城的“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老荣对听得入神的郑东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

…文化大**后，落实政策，当年的总编辑已进入了老年，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出版厅厅长，这就是我们的老厅长高洪同志了。这块马克思的木制头像版子和用这个版子印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他一直珍藏着，既是表示对马克思的景仰，又表示对那段脱险经历永久的纪念。8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代表团来A省访问时，高洪同志亲手将这块木刻版马克思头像和油印本《共产党宣言》赠送给了代表团。高洪同志还颇有感情地介绍了那段奇特的经历。当年我是翻详。”

“想不到，高洪同志珍藏的文物被完整地移交到了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被永久地向世界公众展出。”老荣一边笑，一边指着橱窗中的实物对郑东说。

100

老荣和郑东边谈着边走出了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展室，来到了二楼展室外的走廊。

走廊里盛开着鲜红的太阳花，在下午的秋阳照耀下发出火一样的光彩。下午的阳光把老荣那棱角分明的脸庞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显得蛮神圣的样子。他们从走廊向下去是一个小小的天井，那里曾经是马克思家的小花园。绿色的草坪上开满了红、黄两色的郁金香。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小教堂的尖顶和古罗马城堡的断垣、竞技场的残壁、皇宫的遗址和横跨在摩泽河上的石桥。17世纪建造的这些古老的建筑群，显示了特利尔作为中世纪一个天主教大公国首都历史的悠久。这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四周依山傍水，山岗上长着葡萄藤和茂密的小树林。清澈见底的摩泽尔河由山谷中滔滔而出，从特利尔城的西侧穿过。河的两岸长满了美丽的芙蓉花。

老荣看着这个晚霞笼罩的小花园说：“马克思以他犀利如剑的目光，劈开漂浮于人类峡谷的迷雾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预测人类历史长河的走向。他为人的正直无私，思想的敏锐深邃，都是前无古人的。无论是他生前的落寂，还是死后的辉煌，目为幽灵也罢，视为圣人也罢，他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任何企图把马克思妖魔化或者偶像化的做法都是歪曲马克思伟人形象的。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家，他是一个一生追求卓越崇高的人。当他以自己犀利的笔揭穿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唤醒广大无产阶级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时，人类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马克思的。”

老荣有点激动地背诵着伯尔关于马克思的论述：

“一部进步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就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半步也不会让的。在这一切消失在赫鲁晓夫先生的威胁性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然而，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进步都心安理得。”①

郑东深深地为老荣庄严的神态所感染，他看过老荣的译文。伯尔的文章被老荣改成了（想起了马克思》发表在那本文摘杂志上。这篇文章曾经使他想起了马克思学说中闪烁着的最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即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崇高精神，想起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想起了马克思的科学和理性的求实精神，彻底的批判意识，追求自由、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想起了马克思为追求真理而放弃优越生活颠沛流离的一生，他做为殉道者，他的一生是曲折而悲壮的。尤其是在他的学说①引自（伯尔文论》第60页，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被奉为宗教教义被送上神坛后，多多少少地成了政客们为追逐金钱和权力的工具，甚至衍化成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剥夺和自由限制的专制工具，其命运不同样是十分可悲的吗？“文化大**”的悲剧就是这样。而马克思的一生，是体现了他与燕妮忠贞不二的爱情，他与恩格斯无私专一的友谊。如果没有人类这些最司贵的精神支持，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将他的事业坚持到底，他可能会死于贫困，或丧于孤独。与他同时代一些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结局较悲惨，如尼采和荷尔德林发疯、克莱斯特的开枪自杀。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的生存悲剧的。他深知金钱和权力对于人类命运的主宰而毅然决然向金钱和权力宣战，他想化权力为人类利益服务，使金钱造福了整个社会，从而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历史命运如何，还有待于新的社会实践作出肯定的答复。诚如伯尔在他的文章中总结的那样：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用来掩盖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者，是憎恨者，正是在其要成为学者的地方，他的仇恨驱使他进入失误的死胡同。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这偶像需要无数的牺牲。西方世界以改变历史物质的方式来回答马克思，这种历史物质乃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世界以此耍弄花招，使其进入无可救药的唯物质主义，基督徒以无可救药的方式陷身其间而不能自拔，陷身于马克思的失误的后果之中，而非投身于他．的真理之中。

那么社会主义者们应该怎样呢？也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理之光。郑东默默地想，社会主义运动由低谷到崛起还有待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回答，这也是前无古人的。有可能由异化而进入误区，有可能沿着真理之光指引的方向而曲曲折折地到达彼岸世界。苦水和美酒的酿制均在偶然和必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美酒的兑制配方或方法稍有差错，便可能进入误区而酿成苦水。这就像是葡萄酒的兑制和酿造一样，中国式的葡萄酒如果酿成了德国式的或者法国式的，或者兼收中外优质而排除中外异质成为独特风味的鸡尾酒也许并不坏，只要能为大多数人民造福，未尝就不是马克思本来的意思。想到这里，他似乎又有点豁然开朗的意味了。

101

老荣和郑东默默地走出了马克思故居。脑海中幻化出海格特公墓静静的马克思墓地。眼前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和特利尔小城沉浸在万家灯火的暮色之中。远处摩泽尔河的滔声，把他们的思绪带得很远。他们想到了高洪同志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上海亭子间阁楼的灯光下刻制出的马克思头像……心潮久久难于平静。

匆匆忙忙之中，他们在暮色中驱车浏览了小城其他一些古迹。小龚将车停在了一个德国小餐馆门前。

餐馆内灯光摇曳，每张餐桌上点着一枝小小的红蜡烛。烛光伴随着斯特劳斯的钢琴曲在小店内荡漾，留下一抹淡淡的温馨。

他们品尝了一顿典型的德国式晚餐，酸菜、炸鸡腿、薯条、沙拉苹果，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几片面包。在德国女招待友好的微笑中，他们频频碰杯，三下五除二地吃掉了面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

餐馆的左侧是古罗马时期的古城门，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这段历史记载着特利尔人的祖先由这里一直打到了科隆。这座城门是特利尔人的骄傲。这骄傲是强者对弱者征服的骄傲，因而带点血腥的意味，这血腥注入特利尔人世世代代的脉管的传承之中就成了传统。作为征服者总是令人骄傲的，而被征服者命运的屈辱和悲惨又有谁来同情呢？这同样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特利尔之所以有名，一是因为城市的古老，二是因为这里曾诞生了伟大的马克思。而马克思是同情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的，他同样也是特利尔人的骄傲，马克思在这里度过了17年时光，由这里走向波恩，走向世界……

在这漫漫的秋夜中，小城特利尔月色朗照，群山隐约，灯光闪烁，显得十分迷人。他们告别了这个迷人的城市，原路返回法兰克福。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102

老荣和郑东光顾过张丽姗女士的爱心出版社展台后，张女士的心绪一直就不佳，她像是在吃完了一份精致早餐后吞了一只苍蝇那样肠胃一直不舒服。她有点轻微的胃溃疡。于是她把展台交给了她的雇员，一位年轻英俊的先生，就出了展馆。

天空下着牛毛细雨，她沿书城展览大楼中间的路慢慢悠悠地逛着。那两边是卖服装、工艺品、书籍、快餐的小铺子，都是一些临时搭起的帐篷。她走进了一家快餐店，要了一杯热牛奶、一份汉堡包，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她吃得极斯文，极慢，她要慢慢理一理自己的思绪，想一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易的餐厅，客人来来去去，吃完一批走了，又来一批。服务小姐系着洁白的围裙不时端来一盘盘食物，又收走一摞摞脏餐具。

她一面慢慢地吃着，一面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看看有没有同胞模样的人物。那些衣着齐整的亚洲人，从神态上看就像是日本人。他们各自挑选了一盆简易快餐，匆匆忙忙地吃着，偶尔交谈几句，吃完就匆匆地离开。正当她感到失望时，走进一位秃头先生。先生衣着随便，两手操在裤兜里，穿着一件墨绿色夹克衫。说是秃头也不尽然，光光溜溜的脑壳后面却残留着长长的头发，直垂到耳际，这就有了几分风度；圆圆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大的眼镜，平添了一点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是一位诗人，圈子里人称他为海诗人。海诗人的头衔很多，他的诗集出了十几本。他的诗写得清雅疏淡，明白如话，一点都不故弄玄虚，一点都不自高自大，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他的诗有点像大陆汪国真的诗，但他的头衔显然比汪国真要显赫，不过这显赫显然又是他自**作或者是台湾某种势力运作的结果。不像台北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文深奥难懂，聱牙绕口，像是上帝的语言，不像是人间的文字。

因了这平常，他却有了许许多多不平常的头衔：国际华文诗人联谊会会长、世界华人诗刊社社长、国际桂冠诗人、港台诗人协会副理事长等等。最使他走红大陆的是他在香港市政局文化娱乐管理处登记的那家香港海牛出版有限公司。当然他和大陆的扬子出版社社长邬历先生也是极要好的朋友。邬先生曾帮他推出那本薄薄的，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春天》。这本书在大陆倒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印了1000册，却使他付出了3万人民币的代价，自然邬历也付出了一个书号。其中l万元送给邬历作为劳务费，也算是一种感情投资。而他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却大大地走红大陆，以至于造成了一桩大案而使他在大陆大大地出了一番名。这名声虽然不大好，但是影响却遍及海内外，使他知名度大增，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他因此很受台湾当局的欢迎，他荣获了当年度的海外文化工作奖，这奖是台湾海外文化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自然官方色彩极浓。

张丽姗与他认识很偶然，也很必然。他们两人同一天参加“海外文化工作奖”的颁奖仪式。张女士的靓丽出众，使具有诗人情怀的海牛先生心头一热，随后就有点想入非非地想与之作倾心交谈。但张女士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大家淑女风范，因而当时也只是保持着点头微笑式的礼尚往来。

但是那天台湾官方最权威的报纸却把他们两人的照片并排登在一起，像是一对老少夫妻那样。这就是缘分了。这缘分的加深和巩固应归于那次令人难忘的文人雅集。

103

台北有条重庆南路，是一条长长的书街，也是台湾最大的图书集散之地。书店一家连着一家，全部都是开架售书，数量丰富，品种齐全，门类繁多。这里有装潢典雅的书舍、书斋、书社。自然也有不少沿街出售的书报摊，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景观，yin秽的、****的书刊也不少。倒是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

张丽姗的台湾爱心出版社和海诗人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便设在这里，都占有一个小小门面。张女士“爱心书屋”和海诗人的“海牛雅舍”中间隔着一家日本式的小小茶艺馆。这茶艺馆具有日本式建筑风格，两层小楼，仿唐大屋顶屋面，木结构门窗，廊沿下挂着一盏盏纸糊的小灯笼，夜幕降临，红灯闪闪烁烁。店名“三更鸡茶艺④馆”，有点中日合璧的味道。老板自然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中日合璧式的混血儿。表演的茶道，名目日本式，实际还是台湾式的茶艺。因价格低廉，再加上其他一些意外服务，自然生意格外兴隆。

茶艺馆的名字起得怪怪的，也许这名字只是适合了某些有特殊癖好的男士和文艺家、诗人们怪怪的脾气。这里自然既成了文人骚客们寻求刺激的场所，又是文化雅集的首选之地。有时骚客和文人是不分家的，诗酒流返，携ji同饮，醉卧青楼，从诗界泰斗李白起就是千古雅事，在台北这个**业特别发达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引出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来。骚客文人习以为常地、日复一日地沿续着自己风流潇洒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放浪形骸，在女色和美酒的刺激中触发灵感，激起创作热情。

茶艺馆左邻右舍的男女主人都是在华文界有点名气的人物，自然遇有雅集也便成了这里的常客。这里的雅集是由有身分、有产业的诗界豪客、文坛巨子轮流作东的。遇有某诗人生日，某作家婚庆，大陆、香港某诗家来访，那些长得漂亮或者不够漂亮，手头阔绰或者不够阔绰，举止怪异或者不够怪异，行为潇洒或者不够潇洒的文人雅士就齐聚一堂，以茶会友，所费不多，却较为随意，陪茶小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价格公道，随心所欲。

一壶茶水，又可演变出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名堂来。雅士们相对品茗，或有主题，或无主题地闲扯，有时有人主讲，有时无人主讲，话题信手拈来；家事、国事、天下事，文坛、影界、企业界，男人、女人、风流人，事事可入话题，人人可成中心，主题随意而定。总之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自由旷达的境界。谈到高兴之时，雅士们也可偎红依翠地戏谑一番，或带着流莺去外面风光风光。当然这样的价格要高一点。

那晚的聚会，张丽姗仿佛记得是欢迎一位大陆或者是香港来的什么诗人到访，名曰“两岸新诗交流联谊座谈”。那些装束和模样有点怪里怪气，说着怪里怪气语言的诗界朋友都聚到了“三更鸡”。

张女士来到“三更鸡”时已是黄昏时分，红灯初亮。两位小姐一着日本和服，一着中国旗袍左右分列，鞠躬如仪地“欢迎光临”。

楼下的大厅内灯光幽暗。木格的天花板上缀挂着许多塑料做的绿叶和小白花，东一绺，西一绺地垂吊下来。大厅内四壁挂着日本的浮士绘。工笔细绘的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手持折扇挡住半面粉脸，一副春情万种，**半裸的神态。大厅内多半是散座客人，

围坐在一个个隔面板小小的塌塌米之间，中间夹杂着一些穿和服的或穿旗袍的小姐，她们个个浓妆艳抹，情意绵绵地陪客人喝茶。她们不时发出一阵阵嘻嘻的浪笑声，和客人放肆地打情骂俏，有的干脆斜靠在客人怀里，任凭客人在胸口内、大腿上随意摸捏。

张女士看着这些场面感到有点恶心，于是匆匆穿过走廊登上楼梯去寻楼上雅座里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