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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上海-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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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在客厅里就交流了最近各自的情况，说说又说到了**、支左的话题上来了。
君兰就说：“家兴，你刚才关于王有德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呢。”
张荣和孔文也都想听听，家兴怎么举办两派造反派、三百多个头头学习班的故事，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
家兴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倒有几条。
孔文就说管它经验、教训，都说来听听。
于是，家兴就继续说他办造反派头头学习班的故事：“这三个月、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可不是容易度过的。同这三百多个造反派头头打交道，可以说像坐在火山口上似的，‘火山’随时随地有爆发的可能；在这风口浪尖上真是提心吊胆，有时真会出些突发事件，使人心惊肉跳！最后总算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办班任务。
这两派三百多人是住在一个党校里，我同他们是同吃同住同学习。这些造反派头头因为是到这里来学习的，所以统一称为学员。学员的一切起居食宿全部由党校负责解决，具体有党校办公室张主任安排，这些都不用我发愁。我要考虑的是怎样通过学习，把两派的对立情绪化解掉，教育这些头头要分清是非、责任，消除派性，从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使两派联合起来。这个意图挺好，但要实现谈何容易。”
君兰插话问：“这三百多人在一起，怎么学习法？”
家兴又继续说：“这三百多个头头集中到了党校，先是成立学习班领导小组，这领导小组的组长谁来当，军管会主任的意见要我来当。我想，如果当了这个组长，在这种派性严重发作的情况下，就把我自己也陷进去了，对办班工作非常不利，于是坚持我还是当军代表，说话、做事好有回旋余地，军管会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
学习班的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我把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按班、排，组织起来，指定班、排长。开始是按派别编班学习，学习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这派性就更加严重、越来越严重；学习班变成了两派大辩论的阵地，突然间，这党校内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两派就相互指责、漫骂。
其中，有几张署名‘斗士’的大字报，内容竟然针对着我而来，什么‘支一派、压一派’、‘屁派的黑后台’、‘要揪出来见见阳光！’等等。这两派是更加对立不说，这学习班眼看要成为武斗场所，要爆发‘七级大地震’！我一看苗头不对，在稳住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的同时，果断地采取了紧急措施，立即按原来的系统、单位重新编班，这学习的气氛很快扭转了过来。”
“家兴聪明，有回天之力，算是一条经验。”孔文听后高兴地说。
君兰接着又问：“家兴，后来怎么样了？”
家兴就把这学习班的故事，再往下说：“这次来参加学习班的三百多名造反派头头，里面有工人，学生、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政府机关的干部，商店里的店员、农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这些人在造反派里的头衔都是什么司令之类的人物，全都不是等闲之辈，不是省油的灯！而且这些造反派里的骨干，派性十足，有的人真是头上长角、浑身是刺，说也来、骂也来，三句话说不到一起就会动手打起来！
现在按原来系统、单位编斑学习后，情况开始大不相同了。虽然还是每天把屁股坐稳，脑子静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坚持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再怎么说大家原来都是一个系统、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车间、一个科室，有些学生还是同坐一只课桌的，有些干部是办公桌长期对面相坐的。毕竟是同志、同事、同学，有的可以说曾经是好兄弟，有的还真是生死之交，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搞得这样势不两立呢！
学习班刚开始时，我打算要这些造反派头头，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分清是非、责任。但再看看现实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想要他们讲清楚只会是继续争论下去，于是我觉得还是和和稀泥、讲点感情、人情是上策。
多数人到底还是讲情感、重情义的。原来的同事、同学、朋友，现在同住、同吃、同学习，时间长了，原有的感情渐渐恢复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情感。
大家把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法，摆到了桌面上，有些只是说法或者看法上的不同，还有不少只是传言，多数是误会，说出来，说穿了，说通了，也就没有什么了。彼此何必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握手言和，还成了知己、好朋友！”
张荣听出了味道，孔文也连连喊好，说：“这可以说是第二条经验。”
君兰就说：“还是大哥有本领！这样复杂的局面，单枪匹马就能够驾驭，真不简单。”
家兴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君兰又着急地问：“还有什么样的好戏？”
家兴接着又饶有兴趣地继续往下说开了：“学习班重新编班进行学习一段时间后，学员之间不同观点的人，相互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后就消除了隔阂。我也不分昼夜地找人谈心，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样一来派性明显地减弱了，原有的矛盾很快缓和了。说呀说的，有些人把原来一些隐藏在心底的话也公开了，把专门躲在阴暗角落里出坏主意的人揭露了出来。
原来上次绑架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来参加学习班的头头里竟然也有王有德，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扬州日报》发生的不少事情都牵涉到王有德，两派武斗打死人，造反派抢夺武器，准备冲击部队机关大院等等，都有他姓王的在后面出谋划策。”
君兰就问道：“家兴，这王有德在扬州到底在干什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家兴说：“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这扬州干什么勾当，通过这次学习班终于弄明白了。前几年他在上海犯了生活上的错误，被你们卫生学校除了名，觉得在上海没了面子，而回了他的家乡扬州。开始是在一家学校里作代课老师，**初期，他看自己‘头上有辫子、身后有尾巴’没有敢行动，后来趁两派争斗的机会他成了保守派，混进了‘屁派’里当‘参谋’。之后‘屁派’被赶出扬州，他摇身一变转过来又加入了‘好派’，在一个什么‘司令部’里作‘高参’。所以他两派的头头都很熟悉，两面都能说上话，可以左右逢源。他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在这派里这样说、在那派里那样说，为两面出主意。还摇起了笔杆，写了不少派性文章、大字报，署名‘斗士’－－－－－－”
“这实际是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孔文帮助点穿了王有德在两派之间的作用。
家兴继续说：“是的，在学习班里，有一次，王有德主动找我说：军代表，老同学，这次你要好好帮助帮助我，我在这个**运动里，确实犯了不少方向、路线错误。请你对我多批判，多教育，帮我提高认识，好好改造自己。”
“家兴，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君兰问。
家兴说：“当时我就对他说，王有德！你我是老同学，我们两人多少年的交道打下来了，彼此之间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两人现在谈不上谁帮助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看看自己在**中，到底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是对自己有个恰如其分估价的时间了，希望你不要坐失良机！”
“那他到底出了多少坏主意？”君兰又问。
家兴接着就数说了在扬州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是‘好派’抢夺《扬州日报》，要李家兴这个军代表承认《新扬州日报》是‘党报’，还企图绑架我这个军代表；二是两派武斗，有一次确实是‘好派’把自己一方的一个人误伤，后来抢救无效而死了，但硬说是对方打死的，把尸体抬着游街，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把尸体放到军分区的会议室的会议桌上，强压部队首长表态，企图以此压倒对方；三是一次‘好派’准备冲击军分区机关大院。开始时，准备好几个武斗连，全副武装冲进部队机关大院，逼迫部队首长表态承认‘好派’是革命造反的‘左派’。后来发觉部队有了准备，已经调了几个解放军连队进入机关大院，才没有敢贸然行动，只是在部队机关大院四周，安上高音喇叭，虚张声势地叫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只得撤消了原来准备好的行动。”
君兰接着就说：“这些事件和王有德有什么关系？”
家兴又继续说：“现在两派联合了，就把这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给揭了出来。这其中不少坏主意是王有德出的。大家就不放他过门，要共同批斗他。我做了工作，才算勉强作罢，否则有他的苦头吃呢。但最后他在学习班里还是被毒打了一顿，手臂被打成骨折。”
“这又是怎么回事？”张荣也问道。
家兴又往下说：“事情是这样的，在造反派抢枪时，姓王的也弄了一支‘勃郎宁’手枪，还经常别在腰间到处显耀，有时还放上几枪。后来要交枪了，他没有把枪交掉而是藏了起来。这次军管会在我们这个学习班里设了个收枪小组，动员他主动把枪交出来，可他置若罔闻。虽然我三申五令，收枪小组一定要执行政策，在学习班里绝对禁止搞逼供、动武。
收枪小组的人对他宣传政策，可军管会派在这学习班里担任值勤保卫的‘文攻武卫’的几个队员，在半夜里偷偷地对王有德动了武。我对这事立即做出反应，除把王有德马上送医院医治外，还批评了这几个不执行政策的‘文攻武卫’队员。”
家兴的故事讲到此，孔文接了上来，说他们在常州支左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他说：“解放军在常州火车站驻守有一个步兵营，保障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可常州有一派的一个全副武装的武斗连，居然把火车站四周来了个团团围困，并且向据守车站的解放军发动攻势，几十条枪枝开了火，把火车站四周的外墙打得弹痕累累。当时解放军这个营的营长，请示上级是否据守、是否可以还击。上级的回答一定要据守车站，但是不能还击！怎么办？我们这个团接到命令，就派了几个连，来了个包围、反包围。这个“战斗队”哪里是解放军部队的对手，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战斗队”就被完全缴了械－－－－－－
这故事正讲到兴头上，可张荣打断了大家的话头说：“我们这些解放军搞支左什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可现在听不到地方上有多少赞扬声。再说军队内部，有个部队借我们师的营房关门搞‘四大’，结果也搞得乱糟糟的。”
孔文也说：“是这样，所以我对支左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家兴说：“可我们这些当兵的，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上级叫怎么办你又不能违抗。”
张荣就说：“军人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一个方面。这些都不说了。还是来说说家兴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
孔文非常坦率地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兵不可能一辈子当下去。家兴，是该想想我们两人接下去该怎么办了。我已经快五十岁的人了，团政委是做到头了，再也上不去了。”
家兴也在想解甲归田的事，但在张荣面前不好意思先说出口。现在张荣既然来说这个事情，于是也表达了有脱下军装复员、或者转业的想法。张荣就对家兴说，部队下一步要处理一批干部，但不是转业而是复员。复员到地方不是继续当干部，而是当工人。这次干部复员工作是张荣负责的，考虑好了可以打电话告诉张荣。
这楼下在说支左、谈复员，在楼上的三位夫人说得也挺热闹。这三个女同胞开始是交流各自的生活、工作等等，说到后来当然不是说什么**等国家大事，而是说开了儿女，家庭、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锦绣先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夫妻俩，他一年回上海个把月，我去部队一年最多二十来天，这夫妻生活真是一年大部分时间－－－－－－”
爱芬就笑着说：“你到部队做随军家属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
“这我才不干呢，我是想让他干脆脱掉军装算了。”
红梅就接口说：“我那口子这次回来就和我说了这件事，准备复员回上海。”
锦绣马上就说：“这有什么不好，夫妻大团圆太美妙了，孩子也可以有爸爸照顾了。”
可红梅说：“这次复员回来不是继续当官，而是做普通工人。”
爱芬就非常干脆地说：“当不当官有啥子关系，我看夫妻能团圆就好。”
这一帮人说这说那，一直说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锦绣作了一些夜点心，大家吃好后，孔文夫妻俩、君兰夫妻俩，都各自回了家。张荣住在家兴这里，师生俩又谈了好长时间。
张荣第二天回浦东川沙的事暂且不表。
再说家兴在上海休完假，还是回到了扬州，仍去做他的联络员。但往下他主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支左，不是想去当他那部队的宣传科长，而是在想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他的故乡上海，继续做他原来的美梦。
要知后来的事情怎样发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 回 归故里再圆美梦
话说这个家兴在上海休假满一个月后，回到了扬州，又作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员，到了1969年阳历的十月底，扬州部队分管干部工作的一位首长和干部科的科长，同他谈了下一步工作的三个去向：一是回原来野战军部队，但可能要往北方调动；二是留在扬州地方部队，部队党委表示十分欢迎，可以分在部队机关工作，家属可以调来随军，如果家属大上海不想出来，那第三条路是只好复员回上海了。
“给我多长时间考虑？”
“给你考虑三个月时间。是这样的，你现在的关系还在野战军，如果走第二或第三条路，我们去把你的关系转过来。不过，现在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去完成。有一个十万民工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团指挥部里原来我们部队派去的政工组的组长已经调走，你马上去接替指挥部政工组组长的这个职务，工程完工的时间很紧，只两个来月，春节前一定要结束。”
“结束后让我回上海同家里商量。”
“是这样。”
家兴听完地方部队首长的谈话，就非常明确地说：“组织上对我下一步的去向是十分负责的，我会慎重考虑，做出恰当的选择。组织上对我的去向如此负责，我表示感谢。这次交给我水利工程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一定会圆满地去完成，不会有丝毫松懈情绪，请首长放心！”
“李家兴同志，你回野战军继续干下去，当团职干部的年龄，将近四十岁是大了些，但到地方部队还比较合适。再说你是大学生，上过朝鲜战场是战斗骨干；论政治水平，工作能力都很强，你从来扬州搞‘四清’，后来留下支左，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们对你是了解的，真的很想你转到我们地方部队来工作。”
接着家兴打起背包，到了水利工地上。一到工地现场，指挥部的汪总指挥马上对家兴的来到表示欢迎，还简单地把工程的情况、进度，当前紧迫要解决的问题作了介绍。现在主要问题是工程的土方量，虽然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但接下来天气渐渐地冷了，这堤坝快要结顶，民工们挑土爬的坡度越来越大更加费劲，取土的距离越来越远，想在两个月内完工有一定的困难。家兴也向汪总介绍了自己工作的简历。汪总把政工组的副组长丁德贵叫来相互认识了一下。然后，家兴到政工组同全组同志见了面。
这个政工组有近三十多个干部，下面还设立了好几个小组，有组织、宣传、保卫、群工、秘书等，每个小组都有五、六个人。家兴和大家见了面，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从第二天起，连续三天分别同几个小组的组长和组员谈话、了解情况。接着又和几个组长一起到工地上，同各个县的带队干部，以及民工们进行谈心。后来又和政工组丁副组长一起，在这二十四里长的大堤工地上，从东头到西头跑了两个来回。最后他又向指挥部的工程组、后勤组的同志们，比较细致地了解了工程和后勤保障上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四天上午，家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政工组各个组组长的“诸葛亮”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了五个“怎么办？”请大家出出主意，一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任务重、时间紧怎么办？
天气马上要冷下来怎么办？
不少民工反映粮食定额不够吃怎么办？
有的单位认为劳动工分定额不够合理怎么办？
有些民工出工不出力怎么办？
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会议冷场了好长时间。
家兴说：“我们不是经常说，‘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吗。我提的这五个怎么办？也是这几天大家向我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不过是把它归纳了一下。怎么解决？各人肯定都有一些想法或好的建议，我是真心实意请大家来当‘诸葛亮’的。大家大胆地说吧，我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说对了不也是一种贡献吗，说不对也不要紧，不采纳就是了。再说今天在这个会上提些问题，大家来辩论一下也未尝不可。”
宣传组的组长先开了口，说：“我本来想新来的李组长，是解放军里老资格的宣传科长，一到工地肯定会拿出一整套解决问题的宣传工作的计划或者方案，我们只要照办就是了。可李组长一到工地，就带着我们到处跑、到处听，自己一语不发。你不是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这工作作风很值得我学习。现在叫我说我就说，这五个怎么办？确实是我们这工地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过有些是属于我们思想宣传工作范畴的，有些是工程组、后勤组的事情，有的是各个县的后方要解决的，有的是制度上的问题。我们政治工作口子，不能一揽子全部揽过来、包下来。”
保卫组长接着说：“我从业务观点出发说一点意见：任务越是紧迫越要抓阶级斗争，一定要革命大批判开路－－－－－”
好像点了一把火，讨论开始热烈起来了。有人就说，现在工地上原来各单位放在这里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陆续都解放了、走了，只有那个我们地区的第二号“走资派”、原来的扬州地委陈副书记还没有解放，但是批他已经批得疲塌了。批判他始终是那么几句话，他回答的也是老一套。“我有罪，我有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向同志们认错，请同志们批判，我一定接受教育！”你问他有什么罪，错在哪里，他就说：“正在想，还没有想好。”
也有人说：大批判是必要的，但我们这里的民工大都是挑选来的贫下中农。总不能把各个县里的地、富、反、坏拉到工地上来做批判的靶子。
也有人说：属于工程、后勤的“皮球”，我们踢过去就是了，我们拿来讨论就多此一举。
还有人说：我看我们工地上的宣传气氛要搞得更加热烈一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更高的高潮，好好研究怎样活学活用，学用一致。
“李组长，还是你说说，你现在总归是我们的头，大家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丁副组长就对家兴说道。
家兴想了想，说：“好吧，我既然是来做这里政治工作的头，总要说说自己的想法。可是我只来了几天功夫，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再说我对水利工程又是门外汉，好在同志们大都是水利上的行家、老兵。
这几天我听了同志们的不少反映和好的建议，又同老丁反复商量，就弄了以下几条，大家看看是不是可行。一共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政工宣传本身的任务，准备做三件事，一是进一步向全体民工宣传我们这项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当前的工程进度、困难，以及如何在春节前完成任务，回家过春节。我想编写一份简单、明了的宣传资料，在工地上立即运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且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二是工地上的一些宣传标语、口号，马上换上更加鼓舞士气，动员如期完成任务的内容。三是组织工地现场文娱宣传活动，让民工们自己唱自己在这次劳动中的好人好事、先进事迹，鼓舞士气。
第二个方面是建议指挥部领导立即组织召开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一是讲工地当前形势，动员奋战60天，提前、全面完成隔堤堤坝工程的施工任务。二是在会上交流解决当前困难的做法或经验，不需长篇大论，而是一事一议。
第三方面是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建议，整理一下报告给总指挥。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可行，请大家讨论一下，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可以修正或补充。老丁，你再说一下。”
“我想是这样，对李组长刚才说的工作意见，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有修改和补充都可以，如果要想一想后再补充的也行。现在可以原则上先通过，边执行边充实。请大家敞开思想说吧。”老丁说过后，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
大部分同志认为这个计划实事求是、符合实际、踏踏实实、切实可行，也有的谈了些补充的意见。
会议最后，老丁对如何落实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对大家作了明确的分工，随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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