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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全集 精校版-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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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幅匿名人氏寄赠的绘画。此画无款无识亦无题，且未经装裱。初寓目时，只觉画中的一列竹栽十分突兀，各株姿影竟一模一样，浑似方凤梧先生所擅绘之孤竹，不过是衍一株为一行。这刻意为之的笔墨非徒衬景而已，更在示告：画这幅画的人是要借由我对方公绘艺的玩熟洞悉来指点我一些意义。
“再阅此画，我立刻发现它看似说了一个曹孟德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其实还隐藏着别的细节。其中最明显的是身着蓝衣、看似为‘失惊落箸’的刘玄德的人物。此人在图中左手悬空、右手持箸，但是画者只画出了他的九根指头，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为刀锯截去。试想：刘玄德故作畏雷之语以掩饰他识破曹孟德暗藏杀心的事实，则失落一只筷子的食指反而应该是戟张而非挛屈的，之所以挛屈成截断状，岂非另有所指？我于是再仔细研看，又发现画面右边——也就是传说中使君种菜的相府后园地上——放置着一个水桶，桶边有随手弃置的木勺。看来这是因为当时许褚、张辽衔命率众来邀梅亭之宴，刘玄德去得匆忙，随手将勺扔了。然而仔细比对便可看出：桶中所贮尚余清水数升，可是勺底却呈青黑一片，仿佛残余着什么尴尬物事，使人无法不往残余着毒物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蓝衣人，头扎包巾，的确像是刚从菜园里扔下浇作、前来赴宴的模样。然而，若说匆促间来不及将木勺置于桶中，却怎么来得及换上一身长袍呢？倘若刘玄德原本就是穿着一身蓝袍在后园浇水种菜，则何以不担心在俯仰曲直之间弄脏了袍角呢？——他为什么不往袍子上系条束带，以便绾住下摆、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带之阙如必定另有密意。
“这几处十分细微而不合情理的小节立刻令我想起另一个和曹孟德有关的故事；即是建安四年春三月，汉献帝赐国舅董承衣带诏，密令其纠合诸侯、殄灭曹氏的故事。依画中所绘者看来，这蓝衣人既是刘玄德，更兼董承和吉平的角色。献帝密颁衣带诏之后，太医吉平曾与董承等共谋，吉平为示忠忱义愤，更咬断一指作为誓凭，并设下毒杀曹操之计。孰料事机不密，为董承家奴秦庆童泄报于曹。曹孟德故意邀董承赴宴，席间将失手被捕的吉平推至阶下，问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嗣后董、吉自不免遇害殒身。这一段著名的故实便随着《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画这幅画的人刻意在图中留下的几处令会心者起疑的笔墨，其实是在避过寻常人耳目，而独欲令我玩味出图中这蓝衣人并不是一个人，却是三个人。按诸当时我个人的行事处境，不难赫然有所醒悟：这位素昧平生的画家的确是在向我——以及与我往来密切的两位人士——示警。这幅画亦决计不是什么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而是一封向我吐露微妙消息的秘密信函。”
坦白说，我在三民书局二楼初读这几段文字的时候非但不觉得它有什么道理，反而认定《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果真不过是个家大业大、财大势大，是以谈起艺术来口气也大得令人生厌的黑道糟老头。如果以他的持论来鉴赏绘画或其他艺术品，则一切创作表现都应该是望文生义的字谜而已了。反过来说，艺术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原有所本、密有所指、暗有所藏、私有所期的一套暗码工具，便根本不能成立。我对这种索隐派的解读策略一向是嗤之以鼻的，若非其中提及医道的一段颇为细腻好玩，引起了我一时的兴味，我大约根本不会读下去。或恐也就是在读到太医吉平遇害之后的这个段落结束之际，我随即扔下了《神医妙画方凤梧》，另往医药丛书中去抽拣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而翻看下去。总而言之，当时我彻头彻尾忘记了自己在年幼之时曾经日日面对过的一幅图画——正是同一张画，挂在我家四席半大的小客厅壁上少说好几个月。家父在我发现了画上的“蓝二哥”不会用筷子之后火速卖了它，我家开始迈入“有电视机阶级”。然而，以后见之明视之，世事自然有较此更为重大者。
如果将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间看似无关的一些事件罗列出来，则“备33”以前半首《月夜忆舍弟》寓涵后半首《月夜忆舍弟》的意思便明显得多了；非但如此，就连我手边这七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着如此大幅度的间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释。
约莫就在西门町新生戏院发生一场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临时会议，“老头子”还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见所有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务希贯彻党的决策，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火发生满一个月的当天，第一次“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揭幕。再过整整一个月的三月十九日，大会三读通过由张知本、洪达展等人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为临时条款增列第四和第五两个条款。
第四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
第五款：“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选或补选之必要者，均得颁订实施办法。
这两个临时条款实则即是为“老头子”个人增加权力，使领导人有权直接召集五院院长和一干军政首长，掌控各级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大计。
依据第四款的法源，“老头子”随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颁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该会主席自然由“老头子”本人兼任；成员则包括领导人、副领导人、官邸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防务、外交、财政部门负责人、参谋总长等等。“老头子”也因而透过“国家安全会议”而成为唯一合法独裁的领导人。
以现实言之，“老头子”原本就是领导人暨执政党总裁，何须骈拇枝指、叠床架屋，另组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来扩权呢？在张知本和洪达展等人修订临时条款的提案里，曾经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面临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的成熟阶段，为使“宪政”体制适应战时需要，应授权领导人，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争取胜利成果。其二，为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对“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必须能机动调整，所以应授权领导人适时、适切地处分。其三，“中央民意机关”公职人员老成凋谢迅速，应授权领导人订定选举办法，以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
事实上，上述的第三点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维持动员戡乱体制的一个步骤或做法；至于第一和第二点，则暴露了一个在日后看来不可谓不惊人的内幕——那就是在“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成熟阶段”之际，有人做了“不能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的事，而现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又无法“机动调整”、“适切处分”，而不得不由“老头子”出面再加整顿，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
从“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时机，以及其直接掌控“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局”以及各级警政单位等庞大的情治系统和资源看来，内幕似乎是确然存在着的。
一旦从这样一个必欲见其可疑的角度设想，则凡事无有不可疑者，就连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次户口普查都显得别有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彼一行动看做是某种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作业，而其目的正在于寻觅甚至缉拿一些曾经阻挠或破坏了“动员戡乱业务”的人呢？——那个到我家来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坏反攻大业”又如何如何的吗？
在这么琢磨着的时候，我几度险些脱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让我把他存在电脑里的另外二十七条“备考档”给一口气看了。我直觉认为：其中一定还有些可以拼凑解读的文本，暗藏着不少在当年促使“老头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统的秘密。可是话才到嘴边，却又缩回了喉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许是我体内那只藏头匿尾的老鼠又在骚动着了，它正掀挑着稀疏而敏锐的胡须，提醒我，咫尺之外这个看上去颓丧失措、局促不安，且显然替他的儿子忧忡无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该被任何人挑动、触犯或撩拨的隐衷。为了向他的儿子揭露这世界有多么地危险可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伤口，让原本已经被流逝的时光和琐碎的生活辗拂愈合的痂痕又涌出鲜血来。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抬脚尖勾起那袋书，探手抱住，低低喊了声：“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从某个我无从得知的回忆中醒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以一种不胜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说：什么也别再问了、什么也别再想了，像我们这种老鼠一样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几句话，家父都没能认真说出来，他的一生似乎总只能对于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世界抱以疲惫至极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爸。”我顺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惊雷》塞进袋里，道，“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什么狗屁倒灶的浑蛋寄一堆我儿子打野炮的照片来吓唬我。”
“你不想想高阳么？”这是家父的最后一记挣扎。他一手托住额头，再度瞑上双眼，有如预见了多么不忍卒睹的景象之余，犹挥之不去地摇晃着脑袋。
“高阳生前要是来得及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我把那袋书和文稿高高提拎在半空之中，道，“写成了书、发表了，让大家都读到、也都明白了，也许还不至于遭了‘他们’的道儿——”
“你、你想怎么着？”家父像是忽有所悟，双手朝藤椅扶手上一撑，站起了身。此际我早已拔下房门插销，扭开喇叭锁，勉强挤出一丝不知该说是安慰他还是自我安慰的笑容，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可没有高阳或者你那样的耐性，非把事情研究透彻了不可——”说到这里，我已经冲出家父的书房，跳过长几，直往屋门奔去。
家父在我身后好像还追问了一句：“你要干吗？”我的答复则飘荡在整栋公寓之外的夜空之中：
“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
43 小说的诞生
这是我动念要写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团》的小说的那个夜晚。大雨又劈头罩脸地下着了，我一鼓作气跑到中华路、西藏路口，设想着多年以后，当孙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想尽各种法子逃脱那些个老家伙的追捕？他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先躲进路口这幢名为“南机场公寓”的“国宅型”建筑中避雨。彼时他身上应该还穿着那件他哥小四打从修车厂库房里削出来的夹克，胸前背后各绣了一组汽车油精牌子的英文缩写字母，腰间缠着孙老虎传给的一卷软钢刀，脚下趿拉着小五亲手缝制的黑帮子白底棉布鞋，皮夹子勉强不算空，还塞着一叠他老娘在褥子底下攒了不知多久的小额旧钞票。这小子也许不急着赶路——穿一身给雨淋得透湿的单薄衣裤行功疾走，这叫没病找病；他应该会一直在“南机场公寓”地下楼的菜市场里等到雨过天青。我猜那会是一个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节（最好是微带湿凉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晓前后，夜雨渐息，孙小六不敢大意，先蹑步蹿上公寓顶层的楼梯间，从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张望，确认方圆数百丈内并无任何一人的踪影之时，他便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
关于《城邦暴力团》，我最初的想像仅及于此。这个小小的段落犹如一首交响乐曲乍然展开的动机，反复萦绕、回旋，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的那个雨夜开始，可说无时无刻不在搦动着、触探着我的意绪，直到我把它写出来的那天为止——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把它写出来的那天正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孙小六当真从我所说过的那个五楼破窗中一跃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地简述一下这个创作动机的来历：
当我疯了似的冲逃出门，带着些许离家出走况味地跑进一场大雨里去，喊着“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我的意识其实是十分清醒的。那听来谵妄的语言实则再明确不过了，我的意思是：我会用写小说的方式向那些曾经以窥伺、跟监、追捕甚至偷袭等手段对付我的人们施以最直截了当的报复。唯有透过一本小说，我也才能将“他们”多年以来亟欲掩饰、淹没、埋葬的真实历史完全暴露出来。
在那样叫嚷着的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一定早已在暗中等待着——只是“他们”不会料到，我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夺门而出、呼喊奔跑，且全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况。
然而，我真的是孤立无援的么？当雨水如浇似灌地把我的头脸、四肢乃至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淋浸冰凉之时，我猛力地摇起头来，笑了。不！一点儿也不！因为我确信，在“他们”的对面，还有一批经年累月置身于幽冥晦暗之地的人物也随时守候在我的四周，于真正的危险迫近之前，这些人会从天而降，犹如在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里都曾不断复咏的主题旋律一般。我笑着跑进“南机场公寓”地下楼层空旷且阒暗的菜市场里，大口喘着气，勉力扯开喉嘴，喊了声：“出来罢！”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散了市的菜场里会藏着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如何现身？又会如何对付我？一多半儿的心情恐怕只是唬烂而已——也就是说，我其实有如夜半吹着口哨、唱着军歌、行经一个在理智的认知之下不可能出现恶魔妖鬼的坟场中竭力嘶声壮胆而已。带着些许无人能识破戳穿的激愤，我喊了五六嗓子：“出来啊！你们通通出来啊？不要让我把事情全部写出来啊！我反正烂命一条，你们有种就来啊！”
从廊柱和贴着白瓷砖的水泥平台之间飘荡的回声里，我听见自己的虚张声势——这里头存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属于潜意识层次的侥幸心理作祟，说穿了其实很不堪：我没有往相反方向的双和市场或者青年公园跑，显然是因为那两处所在曾经出现过万得福、四个猪八戒、面具爷爷以及竹联帮孝堂的痞子们的踪迹；而闯进这里来大呼小叫一番，的确有几分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我猛里喊破了喉咙，咳嗽一阵，现实感也随之浮涌上来。眼下有家归不得，我该上哪儿去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呢？
从我倚身而立的柱边抬眼往东南角仰望上去，勉强可以看见烧腊店老广门楣上的一角招牌，我也许可以像上一回一样，敲开他的门，假借徐老三的名义，请他开车送我一程。然而，时隔近十年，我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幢矗立在龙潭茶园中间的“美满新城一巷七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了。我当然也可以冒雨跑回村子，看能不能找着徐老三、小五甚至孙小六给带个路什么的，可是这样做不过是重复一遍实则不可能真正重复的人生。一个写小说的人回头走进他的故事里搬请他的角色出来替他解决困境，又是多么愚不可及的一件事。
日后再回头比对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号的情况，我着实也不可能在村子里找到他们。就在我进退失据、前路茫茫的那个雨夜，徐老三已经因为走私进口一货柜名为“黑星”的枪支遭破获而远走高飞，有人说他去了越南、有人说他去了广西。小五则陪着她老娘住进台大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据说是当年孙妈妈开煤气闹自杀那回留下来的老毛病——至于孙小六，当时正给困在第六个逮住他的怪爷爷的厨房里学烧卤汤，我们必须稍晚些时日才会再不期而遇。
真正冒出来为我指点迷津的居然是我的一个读者。他的声音先从一根三尺见方的柱子后头传出来：“小声一点，拜托。”
我寻声望去，柱子边儿上歪出半个脑袋来，被稀稀落落、从公寓中庭天井里透进来的日光灯一照，看得出是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年纪同我不相上下的男子。坦白说，我登时吓了一大跳，可紧接着的一个念头立刻让我冷静下来——这时就算冒出来个鬼，恐怕也比我孤零零一个人、在雨夜之中不知何去何从来得好些。我没吭声，他的胆子却仿佛大了些，一晃眼闪出身，站在亮处。这一下我认出来了，他正是下午在青年公园厕所里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那个冒失鬼。我仔细端详着他瘦骨嶙峋的一张脸，既想不起是否曾经在别处见过，也不觉得他那长相会是读我的小说的一种人。
“对不起噢，弄脏你的裤子。”那人又走近了两步，腼腆地干笑两声，“可是没办法，师父说现在很紧急，到处是他们的人——”
“且慢且慢！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师父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咦？你不是张大春吗？”那人一皱眉，五官全挤到一处去了，嗫声道，“奇怪！是我搞错了吗？”说到这里，他也打量起我来，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终于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带些恼意地嘟囔下去，“我们在荣总见过一面的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的确不记得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组里的助理，曾经向我转述过老大哥被片场灯头砸破了脑袋的情景。不消说——他所谓的师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踪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戏耍了一下的恼意，斥道，“说什么忠实读者干吗？”
“师父说你现在是名作家了，等闲眼睛里看不上我们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万一碰到什么状况来不及叙交情的话，就说是你的‘忠实读者’，你听了一高兴，眼睛就看见我们了。”
这话入耳确乎有些刺人，可一听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种老浑蛋说得出来的——也许他并没有讥讽我的用意，却很透着些那种自称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观世故人情的慧点。我反正是无言以对，只好点了点头，道：“老大哥呢？”
“师父刚被放出来，本来说要找你，又怕连累你们家。可是最近风声实在太紧——”
“什么刚放出来？你说老大哥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那人瞪圆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检查视力的验光师。然后，他以一种极之难以置信的神情缓声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一清专案’哪！师父被扫进去了啊！”
那是我在陆军通信电子学校服役期间发生的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孙中山先生诞辰，放假一天，我和红莲在一间叫“平镇雅筑”的民宿热烈交媾、尽兴欢愉。至少我个人无从知晓，由“安全局”策划、指挥的扫黑行动“一清专案”正在各个地方展开部署。据说仅台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别隶属于四十六个行动小组。参与者完全不知道任务为何，只知道上级以直拨电话下达给各行动小组一个命令，而命令内容只有一个时间指示——幺九洞洞，也就是晚间七点钟。时辰一到，各行动小组才许将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开，里头是书写了指定地点的纸条——所谓指定地点，其实是八家散处各地、毫不起眼的宾馆。也就以这八家宾馆作为前进基地，由各分局长任行动指挥，每分局下辖五到六个小组展开全面的搜索和逮捕行动。至于行动通知则仅以分局长身上配戴的一具无线电话传达。至于是什么人下达命令，命令中往何处出勤，搜捕些什么对象，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剑拔弩张而又藏头翳尾，则连分局长本人也一无所悉。
当局事后对外的解释十分笼统，也十分冠冕堂皇：这是有鉴于黑道不良帮派分子近来屡传南北火并及彼此掩护流窜，为免警方不肖之徒“内神通外鬼”、走漏风声，而能一举破获全省各地黑帮首恶，不得不如此诡谲行事。
关于这项十分重大而审慎从事的搜捕行动，外界有相当多的疑虑和揣测。有谓针对台湾地区所有新帮展开的所谓“肃清”只是一种白道替黑道搞权力结构重新“洗牌”的掩饰而已。也有谓“安全局”首长汪敬煦借由大规模扫黑的名目乘机逮捕特定帮派分子——一个替“国防部”情报局担任杀手、“制裁”掉某位对“太子爷”不敬的作家的竹联帮老大——而真正的动机则更幽微难辨，极可能是汪敬煦为了连根铲除“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日上、步步坐大的势力。从这两个看似倒因为果的推论上看，反而适足以摘发出伏匿其下、暗潮汹涌的宫廷斗争——“国家安全局”铆上了“国防部”情报局。此案首尾，俱见于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写的《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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