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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的日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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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是多么急于抓到“秘密军队组织”的领导人并加以审问。他们甚至不惜和德国政府大吵一场。
阿古受审已有十四天，“秘密军队组织”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乔治·皮杜尔突然对出头露面失去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惊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远程机票。
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都大为丧气。在法国境内，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如今接到电话时却都轻声说一句道歉，就挂上了电话，再也不肯理睬他们了。
小克拉玛事件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法国警察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另外还有两次谋刺戴高乐的活动，当阴谋策划者们刚坐下开第二次会时，就被大批警察捕获。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委员会里进行讲演，空谈在法国恢复民主的时候，罗丹却坚强地准备对付他床旁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所描述的那些事实：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秘密军队组织”在法国保安总局和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罗丹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统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法国警察总部有一本像《圣经》那么厚的档案。他自己——马尔克·罗丹，不是也因此而躲在奥地利一个偏僻山村的旅馆里吗？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缓慢而又吃力地以这样一个人为中心制定了一套计划，然后又对此项计划设想了种种障碍和反对意见。这项计划通过了这一切，甚至保密问题。
刚要打午餐铃的时候，罗丹穿上大衣下了楼。他在大门口碰上了从冰封的街道上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是冷风却使他那因为吸烟过多和室内高温而迟钝发木的头脑顿时清醒了。
他向左一拐，嘎吱嘎吱地往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在那里发了一连串的电报，告诉他那些化名分散在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伙们说，他因为有任务外出，将有几个星期不在此地。
当他正步履艰难地往他那简陋的住地走去时，他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也害怕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谋杀威胁下销声匿迹了。他耸了耸肩，随他们怎么想吧，现在已经不是作详细解释的时候了。
他在小旅馆里吃的午饭。今天的菜单是罐焖肉烤面条。虽然这几年他一直在阿尔及利亚的荒山和丛林中生活，对食物的滋味已经无所谓了，但这一罐面条也是很困难地才塞下去的。当天午后，他整理行装，付清账单，离开那里去执行一项独特的任务——去找一个人，严格地说，去找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存在。
※※※
罗丹登上火车的时候，在伦敦的飞机场，正好有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式客机朝着04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是从贝鲁特飞来的。在列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高高的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中东的太阳把他的脸晒得黝黑而健康。他在黎巴嫩尽情地享受了两个月难以想象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此外对他来说，更使他快活的是监督从贝鲁特银行把一笔不小的款项转入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的沙土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葬掉。这两人的死亡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古莫里阿式火箭的研制推迟了好多年。而纽约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慷慨地掏出腰包给这个英国人还是非常合算的。
这个英国人轻轻松松地通过了海关的检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他在伦敦西区的公寓套间。
※※※
罗丹寻找了90天，结果只是拿到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档案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装在他那永不离手的公文包里。他到6月中旬才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住下了。
他在维也纳邮局发了两份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波尔萨诺，另一份发到罗马。他召集他的两名主要助手，到维也纳他住的小旅馆来开一个紧急会议。在24小时内，这两个人都来到了。卢内·蒙克雷是从波尔萨诺乘出租汽车来的。安德烈·卡松则是从罗马乘飞机来的。他们两人都使用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在这个时候，住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人员所掌握的名单里，都列有他们的名字。法国警方不惜花费大量钞票雇用眼线在飞机场和边境到处查询他们呢。
安德烈·卡松是在规定的11点差7分钟首先来到克莱斯特旅馆。他让司机把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口，在一家花店橱窗前整理了一下领带，消磨了几分钟，顺便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后很快地进入旅馆大厅。罗丹跟平常一样是用假姓名登记的。这次用的是他二十个假姓名中的一个，也只有他熟悉的伙伴才知道。他们两人都在前一天收到一份用舒尔茨具名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特定的二十天内用的假姓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用德语询问一个坐在接待室的年轻人。年轻人查看了一下登记簿。
“在64号房间，是他约你来的？”
“是的。”卡松回答着直接向前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过道寻找64号。他发现64号在右边过道的中部。当他伸手去敲门时，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抓住他。他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一张下巴突出的脸，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毫不惊奇地注视着他。原来这个大个子家伙在离房间门口不远的隐蔽处就跟上了他。由于这人走在地毯上，因此卡松一点儿没听到他的脚步声。
“您想干什么？”这个家伙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但是握住卡松右肘的手却没有松下来。
就在这一刹那间，卡松直感到恶心想吐，他想到四个月前阿古在伊登·沃尔夫饭店被迅速绑走的情况。然后，他才认出身后的这个人是外籍军团里的一个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他想起罗丹有时用这个维克托·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来看他，维克托。”他轻声答道。听到对方称呼自己的名字和主人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双眉皱得更加连到一起去了。
“我是安德烈·卡松。”卡松又补充了一句。科瓦尔斯基似乎无动于衷。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64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一个声音答道：“谁？”
科瓦尔斯基把嘴凑到门缝处。
“来了个客人。”他低声地咆哮道。
门开了一条缝，罗丹向外张望，然后把门敞开了。
“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对科瓦尔斯基点了点头说，“没事，下士，我和这人约好了的。”
卡松感到自己的右肘终于被松开了，这才跨进了房间。
罗丹站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关上了。大个子波兰人又回到了壁龛的阴暗处站着。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领他到煤气炉前的两个扶手椅那里。虽然是6月中旬，但外面下着冰冷的蒙蒙细雨。两个人都已经习惯于北非的烈日了，因此把煤气炉开得大大的。卡松脱下雨衣，在火炉前坐下来。
“马尔克，你往常并不是这样小心谨慎的。”他说。
“这并不是为我自己。”罗丹回答，“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会安排好的。问题是必须花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掉。”他指着窗前书桌上放在手提包旁的一份厚厚的文件夹子，“这是我为什么把维克托带到这儿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总可以给我一分钟时间让我毁掉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该是很重要吧！”
“可能是这样。”罗丹说话的声音里仍然有一种很满意的口气，“但是我们还要等一等卢内。我告诉他，让他11点15分到这里来，这样你们不至于同时到达而使维克托慌乱。如果有很多人同时来这里而且是他不认识的，他就会感到紧张。”
罗丹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微笑，他想到左腋下挂着沉甸甸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的维克托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有人在敲门，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缝上：“谁？”
这次是卢内·蒙克雷的声音，紧张而畏缩。
“马尔克，看在上帝的面上……”蒙克雷结结巴巴地说。
罗丹把门打开了，卢内·蒙克雷站在那里，由于身后的那个波兰家伙的高大而使他显得更加矮小了。维克托用左胳膊抱住他的身子，紧紧夹住了这位会计师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托。”罗丹悄悄地对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欣慰地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旁椅子里微笑着的卡松做了个鬼脸。
门又一次关上了，罗丹对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向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下大衣，露出了一套剪裁得很差的满是皱褶的深灰色西服，他穿得很不讲究。他和罗丹像大多数习惯于穿制服的退伍军人一样，穿便服时总是那么不合身。
罗丹作为主人，请他们两人在卧室的两把扶手椅上坐下。为自己保留了他当写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后面的一把高背椅。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询问地举起瓶来。两位客人都点点头。罗丹在三只酒杯里都斟满了酒，把两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他们开始饮酒，让酒来消除身上的寒气。
卢内·蒙克雷斜靠在床边，他是一个很结实的矮个子。他和罗丹一样是军队里的职业军官。但他和罗丹不同的是没有带过兵。他大部分的军队生活是在管理部门工作。在最后的十年，他在法国军队中干会计工作。从1963年春天起，他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出纳。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细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尔及利亚当银行经理时一样。他是法国首都地下的“秘密军队组织”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联系人。
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在“秘密军队组织”内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强硬派。但也各有特点。卢内·蒙克雷有一个19岁的儿子。三年前当他还在马赛军队里当会计时，儿子到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中服役。少校卢内·蒙克雷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这位年轻战士后来被游击队抓住，关在一个村子里。当军队巡逻队攻打这个村子时，发现他已经死了，随着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后他了解到儿子当俘虏后，被游击队残酷折磨的细节，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为儿子报仇。这些事情在军队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职的银行的总行设在巴黎，因此，即使阿尔及利亚易主，他也不会失业。但是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在1960年发动叛乱时，他参加了，并成了他的家乡君士坦丁的领袖之一。事后，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职位。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去时，他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军队哗变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对戴高乐的新政策深感恼怒，他眼看着当地的小农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只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们中好多人还从未涉足过的祖国。于是他就帮助一队“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抢劫了他所在的银行约3000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了他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共谋关系，向上司作了汇报，他就不能再在银行里干下去了。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他老丈人家住，自己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他对“秘密军队组织”的价值在于他了解目前在法国的几千名“秘密军队组织”的同情者。
马尔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望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但谁都没有开口。
罗丹小心地、有次序地开始把最近几个月来“秘密军队组织”被法国保安总局连续不断的打击和遭到失败的情况，简单扼要地作了介绍。他的客人们忧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酒杯。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内，我们遭受了三次严重的打击，我不必详细介绍，你们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
“不论安东尼·阿古对组织如何忠诚，但在现代化的询问方法中，很可能给他服用某种药物。从安全观点来看，整个组织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几乎从零开始。要是在一年前，我们就从零开始，也很不坏，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能发动几千名热情和爱国的志愿者。我不愿过于责备那些同情者，他们有权要求看到效果而不是听空话。”
“好了，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蒙克雷说道。
两个听众都知道罗丹说的是对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抢劫阿尔及利亚各银行所得的资金已经全部耗费在这个组织的日常开支上了，而右翼企业家的捐款也开始枯竭。到后来，他的募捐要求往往招来相当露骨的蔑视。卡松知道他同法国地下组织的联系渠道也日渐堵塞，他的许多窝藏点遭到了袭击，而且自从阿古被捕后，许多人不再支援他们了。巴斯蒂安·蒂尼的被枪决更加速了这个趋势。虽然罗丹的概括介绍是事实，但是听起来还是很不愉快的，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沉重。
罗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根本不理会蒙克雷的那句问话。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那个老家伙，挽救法国。如果我们再没有新的计划而继续沿用旧的传统方法，必然将导致失败。我很着急，我想不能再用牺牲我们爱国青年的生命去执行没有把握在几天内打倒法国盖世太保的计划。总而言之，那些告密的人、背叛的人和不服从指挥的人实在太多了。
“法国保安总局现在已经趁此机会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即使我们的最高级委员里也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泄露机密。当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短短几天内，他们就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班底是那些人。这是无可逃避的、不愉快的、却又必须面对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
“照我的想法，我们要完成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杀死这个老家伙，只有一个方案可行。这个方案可以避开保安总局整个间谍和特务网，让他们失去情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事前发觉。即使发觉了，也不能轻易破坏它。”
蒙克雷和卡松很快地抬起头来。卧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打到窗户上的雨点声打破了这种寂静。
“如果你们同意我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虽然这是非常不幸的，”罗丹接着说，“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所有愿意而且能够去消灭戴高乐的人，保安总局也一样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法国一露头，就会像被猎捕的野兽一样，不仅受到正规警察的追捕，而且会受到‘大胡子’和坐探的暗算。我认为，先生们，我们惟一的办法是雇用一个局外人。”
蒙克雷和卡松看着他，开始是惊慌，继而开始有所领悟。
“哪种局外人呢？”卡松终于问道。
“不论他是谁，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外国人。”罗丹说，“他既不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也不属于全国抵抗委员会。他既不为任何一个法国警察所熟悉，也没有留下过任何档案。一切独裁政权的弱点都是那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凡是档案上没有的他们就认为是不存在的。刺客是一个不知名的、因而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将用一份外国护照旅行，干完这差使就回到他本国隐藏起来。这时法国人民就会起来扫除戴高乐卖国集团的残渣余孽。对于这个人来说，能否逃出法国并不重要，即便这个人被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取得政权后反正要放他的。重要的在于他能不受注意和不受怀疑地进入法国。这是目前我们任何人也做不到的。”
听他说话的两个人沉默不语，都在那里开动着脑筋。罗丹的计划也逐渐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一个职业刺客，一个雇佣兵。”
“完全正确。”罗丹回答说，“要说有一个局外人是为了对我们的热爱，或为了爱国，或为了好玩才同意去干这件事那是天真的。我们为了找到这个在智力和胆识方面都适合干这个差使的人，就必须雇用一个真正的职业刺客。而这样一种人只是为了钱，为了一大笔钱，才肯干。”他补充道，很快地瞥了蒙克雷一眼。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呢？”卡松问道。
罗丹做了一个手势。
“先谈主要的，先生们。显然我们要做大量细致的调查工作，但是我首先想要知道的是，你们是否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
蒙克雷和卡松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都转向罗丹，慢慢地点了点头。
“好。”罗丹把他坐着的高背椅子尽量往后靠，“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大家原则上意见一致。第二点是保密问题，这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我的看法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被认为绝对不会泄露机密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队伍里，无论是‘秘密军队组织’，或者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这方面都是叛徒。有一句古老的成语：‘知道秘密的人愈多，到头来就不成为秘密。’这个方案的全部实质就是绝对保密。结论是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即使在‘秘密军队组织’内部，也有些渗透进来的人，他们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法国保安总局。这些人暴露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到目前为止，都是隐蔽的危险分子。在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政客中有些人或者是神经质或者是没有这样的胆量来相信整个计划是办得到的。我不希望无缘无故地、毫无必要地让这些人知道某一个人的存在，从而使这个人遭到生命危险。
“你，卢内，你，安德烈，我叫你们两个人来这里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你们对事业的忠诚和保守秘密的能力。此外，我想到的这个计划，必须要有你卢内的积极合作。你作为司库和军需官，必须支付职业刺客无疑将要提出的款项。安德烈，还需要你的合作，你必须保证在法国境内有少数几个绝对忠诚可靠的人，一旦这个刺客需要时，可以给予协助。
“但是我认为这个主意的细节，除了我们三人之外，没有理由让别人知道。因此我建议，由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完全对这个方案、它的计划、执行和资金负责。”
又是一阵沉默。
最后，蒙克雷说：“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把‘秘密军队组织’的整个委员会，以及整个全国抵抗委员会甩掉吗？他们会不乐意的。”
“首先，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罗丹平静地答道，“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方案提交他们全体讨论，就必须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单是这个会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大胡子’就会积极打听召开全体大会干什么，甚至会有一两个成员走漏消息。如果我们对成员逐个拜访，要达到初步原则同意就得几个星期。然后，他们所有的人，在每一个计划阶段和通过阶段，都要求知道所有细节。你们是知道这些政客和委员都是什么东西的，他们就是为了要知道而想知道一切。他们什么也不干，但是却又都能在喝醉时或不小心时以一句话而使整个计划失败。
“第二点，即便我们得到了整个‘秘密军队组织’委员会和全国抵抗委员会对这个方案的首肯，我们在事情还毫无进展之时就让三十几个人知道了这件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自己干，承担责任，即使失败了，我们也不比目前后退多少。无疑我们将受到指责，如此而已。如果计划成功了，我们就掌权了，那时不会再争论此事了，而消灭独裁者的确切手段将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啦。那么，简单地说，你们俩是否同意和我一起成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方案的仅有的三个策划者、组织和执行者？”
蒙克雷和卡松再次交换了一下眼色，转向罗丹，点了点头。
自从三个月前阿古被绑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罗丹。当阿古主持工作时，罗丹总是悄悄地待在他后边。如今他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出现时，给地下组织的头头和司库留下了精明、果断的深刻印象。
罗丹看着他们两人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微笑了。
“好！”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细节。就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可怜的巴斯蒂安·蒂尼被杀害的那一天，我突然想到了雇用一个职业刺客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我们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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