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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阻挠刽子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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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后就要休息了。假设情况相反，是莫斯科的列车的话，那这个胖乎乎的女乘务员倒是后天上午就能回莫斯科了，可事情恰恰……
在这所剩无几的分分秒秒之内，娜斯佳做出了超乎寻常的事。她先从女乘务员嘴里掏出了许多情况，然后又让女乘务员坚决保证下次一到莫斯科就给她打电话。火车启动了。女乘务员站在连接处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说着她记忆中的那两名乘客的情况，而娜斯佳开始加快了步伐，紧接着又和火车并排跑了起来，她害怕漏掉哪怕一个字。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不能这么飞快地跑步。
“要打电话！”当站台已到尽头，娜斯佳再也无法同火车并肩齐跑时，她就大声叫喊道，“一定要打电话！事关重大！”
“我会打电话的……”从远离而去的车厢里传来了女乘务员的声音。
娜斯佳费劲地平定呼吸，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心猛烈跳动，仿佛到了嗓子眼里，口干舌燥，双腿不由得弯曲起来。她漫步在站台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仿佛事情出现了转机。
人们对琐碎小事通常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人们常说，琐碎之事会使人丧失进取精神，使人变得碌碌无为、斤斤计较，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娜斯佳却认为，琐碎之事有一个绝妙的特点：它能帮助人们轻轻松松地度过紧张的期待，如果没有太多的琐碎事可干，或者说事情不很琐碎的话，那么她大概会因为企盼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而紧张得死去。
“斯塔索夫，”娜斯佳提醒斯塔索夫说，“你不给我打电话我就不下班。必要的话就是到深夜我也等着。”
“你就不能在家等着？”斯塔索夫挖苦她说。
“不能在家等。在办公室等要轻松些，各种案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案件的确很多，因为每个侦查员同时会接手好几桩谋杀案，而每桩谋杀案中都有娜斯佳自己应当完成的一份工作。她把无名男尸的一张翻拍照片给了米沙·多岑科，好让他拿着照片给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们看。在这件事情上，娜斯佳同样耐心地等待着结果，万一某个人能回忆出点什么呢。恪尽职守条理分明的米沙·多岑科每两个小时给娜斯佳打一次电话，但多岑科每次汇报的情况都无法令人宽慰，在被询问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被询问过了。
斯塔索夫直到晚上11点才来电话。
“娜斯佳，快说说你有什么秘诀，”斯塔索夫乐呵呵地冲着话筒喊道，“光凭这些不起眼的特征你是怎么准确无误地找到死者的？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要感谢凶手，而不是感谢我。怎么啦？斯塔索夫，难道事情成了呜？”
“正是，你的事情，娜斯佳，总是一切顺利，姆希塔罗夫的妻子一眼就认出了他，丝毫没有犹豫。她在八张给她辨认的照片中一下子就挑出了这一张。我的塔季扬娜向你问好，并祝贺你。韦肖尔科夫中尉告诉塔季扬娜，说你是一名优秀的女运动员。他透过窗户看到你怎样和火车争先恐后地赛跑。你给可怜的中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塔季扬娜听他兴奋地说完之后说，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民警，一个女强人。”
“你向她解释一下，我平时因为气短连三米都跑不到。我追着火车跑仅仅是因为害怕，好不容易冒出来一位证人，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呢，所以我就乌龟似的小跑了一段。你的美人儿未免有点过奖了，她是侦查员，当然不需要和火车赛跑，说实在的，我也不需要。我干侦查工作已经十年了，可晚上跑步还是头一回，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坐着干活的。”
“好吧，我知道，你是个有耐心的人，坐得住，不好动。我有一种感觉，今天又要送你回家了。现在是11点半，对于独自回家的妇女来说，这太晚了。我觉得很抱歉，你因为等我的电话而不回家。请原谅，娜斯佳，我真的无法提前给你打电话。”
“没关系。”娜斯佳宽慰地说，“你送我回家我就原谅你。”
又过了好几天，女乘务员薇拉才出现。在她到来之前的这几天里，事情毫无进展。马利科夫的竞选班子，当然，这个班子现在已不复存在，里面的任何人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那名在克雷拉特被杀的无名男子的身份仍然没有查明。
薇拉要到彼得罗夫卡来找娜斯佳，尽管娜斯佳根本不要求她这样做。娜斯佳本来打算在一个很随便的地方同女乘务员薇拉见面，哪怕这个地方非常遥远都行，只要能从薇拉那儿详细询问出所有情况并全部记录下来就成。可是蔽拉却结结巴巴，颠来倒去地解释说，她非常想亲临神话般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娜斯佳没有反对，这对娜斯佳来说反倒更好。娜斯佳已经跟伙计们都说好了，等她和薇拉的谈话一结束，她们就去试画一张无名男子的同伙人的肖像，按女乘务员薇拉自己的说法，也就是那位矮小的亚美尼亚人的肖像。
“顺便问一下，好薇拉，您为什么这么确信他就是亚美尼亚人而不是格鲁吉亚人，也不是阿塞拜疆人呢？”
“您说什么呀，”蔽拉感到很奇怪，“这些人长得可不一样，怎么可能弄混呢？”
娜斯佳从保密柜里拿出了一叠照片，从中选出了十五张高加索一带的人的照片，然后让薇拉试着确定照片上每个人的民族。薇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十五张照片中她只判错了一张，她把一个亚美尼亚人错判成了阿塞拜疆人，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张照片上的人虽是亚美尼亚人，但他的祖母却是阿塞拜疆人，孙子长得酷像祖母。
“您从哪儿学来的这套本领？”娜斯佳赞叹不已地问。
“没从哪儿，”蔽拉令人心悦诚服地笑了笑说，“自然而然就会了。乘务员们分辨起这些来是很有眼力的。”
娜斯佳看了看表，4点半。她和薇拉已经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了。
“我有个请求，”娜斯佳说，“我们现在去喝杯咖啡，我们俩今天还没吃饭呢，喝完咖啡去试验室画那个亚美尼亚人的肖像。”
薇拉马上把手伸进了自己那个大大的提包，说：
“我这儿有面包，还有肉未罐头，要不，我们一起吃。”薇拉不好意思地提议道。
她俩每人要了两大块新鲜的黑面包，还往上面抹了厚厚一层芬兰罐头肉未，然后就着茶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当她们吃完东西正准备去实验室时，科罗特科夫刚巧闯了进来。
“看！”科罗特科夫说着就把一张照片摆到了娜斯佳的桌上，“请欣赏吧。”
照片上是一个死去的男人，他有一张典型的高加索人的脸型。
“这人是谁？”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抬起眼睛望着尤拉·科罗特科夫问，“又没证件？”
“不，这个人倒是证件齐全。又是身份证，又是名片，又是笔记本。不过，你最好给你的客人看看。”
“请看，薇拉。”娜斯佳把照片递给了女乘务员。
女乘务员一接过照片就立刻点着头说：
“就是他！那个亚美尼亚人。上帝，多么可怕！他怎么，也被杀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科罗特科夫恼火地回答道，“唉，我说，太太们，你们自己倒是吃饱了，还有东西给我这个饿汉吃吗？”
“尤拉，别这样！”娜斯佳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噢，没关系，没关系，”薇拉开始张罗起来，她重新打开自己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包，并从里面取出了面包和一个未开启过的肉未罐头，“吃吧，没关系，我带了许多这样的罐头。”
“谢谢，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说着，科罗特科夫给薇拉使了个眼色，“叫娜斯佳好好见识见识，这才是心地善良、大公无私的榜样。我在娜斯佳那儿有时候连一小杯咖啡都要不来，她是个吝啬鬼，没治了，整个一个穿裙子的高老头。”
薇拉猜想科罗特科夫是在开玩笑，因此她开怀大笑起来，但笑得有些窘迫，还略带顽皮。
科罗特科夫伸手拉住环扣后，灵巧地打开了罐头，接着又切下一块面包，然后用勺子直接从罐头中舀肉未吃。
“看把你饿成什么样了。”女乘务员薇拉一边摇着头，一边向尤拉投去了同情和爱怜的目光，她的目光里同时还充满了母亲般的温柔。当成年的儿子完成繁重的工作回到家中，当他们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时，母亲们通常都是以如此这般的目光来端详自己儿子的。娜斯佳给科罗特科夫煮了一杯咖啡。
“喝吧，敲诈者，”娜斯佳笑着说，“你让我在证人面前出丑了。”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可不是一位证人，”科罗特科夫嘴里塞满食物含糊不清地说，“她是一位助人为乐的人，因此她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在自己人面前还有什么可见怪的呢？”
“嗨，真狡猾！”娜斯佳心中暗暗想道，“他善于和人打交道，拉关系，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一会儿他准会向薇拉提出许多请求。”
科罗特科夫的心思果真被娜斯佳看了个透。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既然我们如此幸运地找到了您，那您可一定要帮忙帮到底……”科罗特科夫说开了。
“……那么，也许，您可以再问问列车上的其他乘务员，在返回途中看没看见这两个人，”娜斯佳接过话茬随即说道，“这两个人返回莫斯科时多半也会乘‘红色飞箭’特别快车，也会坐卧铺车厢。”
“我会问的，”薇拉很情愿地同意说，“您能把他俩的照片给我，好叫别人辨认吗？”
“不，好薇拉，没必要拿照片给别人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您那样勇敢，”科罗特科夫奉承道，“别人看见尸体会吓坏的。您对谁都别说这两个人已经死了。您只要口头描述一下他俩的长相就行了，好吗？如果有人见过并记得这两个人的话，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找娜斯佳或者找我都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您。”
薇拉走了。科罗特科夫马上在娜斯佳对面刚才薇拉坐过的地方坐了下来。
“情况是这样的，娜斯佳，死者的名字全称是阿萨图良·加里·罗伯托维奇，他不停地倒买倒卖，忙得团团转。未婚。住波德别利斯基大街。尸体是今天在希莫克区被人发现的。死亡时间被确定在昨天深夜。”
“死因呢？”
“你猜猜看，你是我们这儿最善猜的人。”
娜斯佳琢磨了起来。说枪伤致死是最简单的。如果这两起谋杀案没有关联的话，那么多半就只能这样猜。但是，如果两个案于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训练有素的话，那么两起谋杀案的手法应该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再机灵的侦探也不会把两个案子联想到一起了。那么是冷兵器吗？有可能，但有些不太可信。职业杀手不喜欢冷兵器，因为衣服上和双手会溅有血迹，当你必须离开杀人现场时，一定会有人发现你穿着带有血迹的衣服。那么是用什么重物撞击脑壳吗？这很可能，完全可能。但这同样不像职业杀手的做法。
“阿萨图良有汽车吗？”娜斯佳突然发问。
“你问得好！”
科罗特科夫惊讶得目瞪口呆，连颌骨都差点耷拉下来。
“你怎么猜到的？”
“猜什么？”
“他的车。”
“我还没猜呢，只是问一问而已，那么他的车在哪儿呢？”
“就在现场，在尸体旁边。”
“明白了，他被车轧了几回？”
“好像是两回，轧过去后又轧过来。说真的，你是怎么猜的？”
“我也不知道，”娜斯佳耸耸肩膀说，“可能是突发奇想吧。奇怪的是，这个阿萨图良怎么能让自己的私车轧死自己呢？难道他丧失理智了不成？”
“尸体解剖后会搞清的，”科罗特科大表示不快地哼了一声说，“幸亏我及时张罗了一阵，我把一瓶酒连同这具尸体一齐送到了法医那儿，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了。这些法医也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工作多得根本干不完，没有哪次解剖任务是按时完成的。你想想吧，时代的变化多大！真是日新月异啊！过去活人们为了购买芬兰靴子和生熏香肠而排队，可如今死人们要为解剖而排队。娜斯佳，难道你从不感到可怕吗？有时，我会觉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而这种过渡是如此地委婉、如此不易察觉，以至于你完全能及时适应这种演变，而且能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麻木不仁。有朝一日，当你突然回忆起就在前不久，只不过是几年前你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惊慌失措。我们正在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什么？娜斯佳，你一直在做统计工作，你应该对此有所察觉的。”
“我早察觉到了，”娜斯佳点点头说，“在你说的那个年代，莫斯科平均每周发生三至四起谋杀案，而如今，一天就有七八起。我一直纳闷，我们怎么可能及时破案呢？依我看，及时破案简直就是奇迹。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我和你继续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话，那么连奇迹都不会再有了。”
“当然，”科罗特科夫牢骚满腹地说，“这个我也知道。你从来不讨论一下抽象的哲理，从来不谈论一下生活。恐怕你又要指使我去跑腿了吧？”
“你算说对了，首先，你要和侦查员们碰碰头，顺便问一下，你向戈尔杰耶夫报告过阿萨图良的事了吗？”
“别着急，我自己早已想到了。这件事由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去办。”
“第二，让我们拿着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有计划地查问一下他的所有熟人。”
“你指望他的熟人会认识凶手吗？”科罗特科夫用怀疑的口吻随口说道。
“阿萨图良的熟人也许会认识他那位被杀的至今身份不明的同伙。顺便说一句，薇拉讲，这两个人看上去像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他俩似乎经常一道坐车出门办事。阿萨图良甚至还开玩笑说，他自己所有的女人早晚都会偏爱那个高大的、一表人才的银发男人。当然这只是小丑式的闲扯，但交情不深的人或者萍水相逢的同路人通常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你同意吗？”
“不全同意。”
“那么请你指教。”
“通常的确不开这种玩笑。但在整个事件中就没有任何‘通常’可言。好吧，我该去和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打交道了。”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娜斯佳要跑去暗室再翻拍一张阿萨图良的照片，好让米沙·多岑科拿着它去给所有那些当尤尔采夫在“俄罗斯”饭店宴会大厅服毒自杀时在场的人看。
12
每次去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娜斯佳都会留下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在对不幸而又无辜的病人们的怜悯之情中常常交织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残忍和血腥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对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许多病人的病压根儿就不严重，他们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做一次鉴定。而有些病人则完全是装出来的。一些病情严重的病人井没有犯下什么凶狠和恶毒的罪行，他们只是干了一些愚蠢的偷盗和流氓行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劝说自己，她还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每当她穿过大门进入内院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厌恶和怜悯这两种矛盾、截然不同，但却偏偏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给搅碎了。
那个开枪向总检察院的检察官射击并当场被捉的罪犯基里尔·巴扎诺夫现在就在这里。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词，仔细研究了窃取武器那部分供词，但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理出。巴扎诺夫的邻居确实是个警察，他也确实有一把值勤用手枪，但手枪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从未丢失过。邻居另外还有一支正式注册过的枪，但也从未失窃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当警察的邻居也许只注册了两支枪，或许他的枪不止这两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问题在于，邻居事实上除了这两支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枪。再说，即使有，恐怕巴扎诺夫也很难从他家里把枪偷出来。邻居是个经验丰富、警觉性很高的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他非常清楚当家里有小孩时，枪必须收好。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放在壁柜里的。保险柜用的是密码锁，得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难从保险柜里偷出点什么东西。
医生有礼貌地和娜斯佳打了个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鉴定暂时还未做，但是，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根本就谈不上存在所谓的严重精神病发作行为。巴扎诺夫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好的判别力，他完全是清醒的。根据门诊病历，他倒是有一点轻微智障。只是我不大明白，那天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一边翻弄着巴扎诺夫的病历本一边说道。
“他本人怎么说？”
“他说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向他发出了指令。喏，这是对他原话的记录：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应该上前杀了他。”
医生将记录本递给了娜斯佳。
问：他是谁？那个声音告诉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答：他说我应该杀掉那个人。
问：要杀的人是谁？您为什么能够肯定，您所杀的人正是那个声音命令您杀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答：我先是在这条街上走着，后来看到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时，那个声音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他先要伤害你，然后要伤害你的亲人，最后还要伤害全人类。我们要阻止他。瞧，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太阳穴上还有一处胎记——这就是坏人的标志、魔鬼的标志。你拿起枪，向他射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更为了整个人类，你应该这么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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