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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阻挠刽子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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饩鸵馕蹲潘歉俚哪歉鋈擞Ω靡舱沟卮粼谡饫铩０⒘锌巳闹巧毯芨撸盟俏徊┦俊⒔淌谀兀∧人辜淹蝗灰馐兜剑纱永疵挥邢牍燮⒘锌巳Ｋ巧暇拍昙妒毕嗍叮酉嗍兜牡谝惶炱穑投隙ǎ⒘锌巳人厦鞯枚啵脖人芰η俊４蚰鞘逼穑丫チ硕辏缃袼丫�35岁，阿列克赛不久前刚满36岁。她从来没有对他的智力优势产生过怀疑，因而，也就没有想过要欺骗他。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欺骗都是建立在可以欺骗的基础上的，而且你想欺骗的那个人一定要比你笨。
“对，”娜斯佳平静地答道，眼睛一直看着阿列克赛那摆弄纸牌的长长的粗壮的手指，“你说得很对，他是在这里过的夜。”
“倘若今天不是多岑科来我们家和你谈起那辆车的事，你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
“多半是不会的。这是我的公事，无需让你的脑子里也装着它。”
“你是说，别的男人在你家过夜，这也是你的公事？”
“对，正是这个意思。”
“他是你的同事？”
“可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
“你能不能说得确切些？”
“是这样的，他由于犯流氓罪而坐了两年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我的同事。但是，在坐牢之前，他曾是我的同行。”
“阿霞，我不是问，他为什么在咱家里过夜。你是一个成熟的有理智的女人，假如你要做什么事，那么你肯定认为是对的。但是，倘若你突然想要背叛我，那你就去做吧。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什么劝说甚至威胁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了，所以说我也有了一些经验。你把这个人带到家里过夜，就是说，这是需要。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能从完全是一个外人——多岑科那里得知这件事，而且还是偶然得知。你竭力将此事瞒着我，这一事实使我不得不考虑，有件事比你的公事更大。”
“廖沙……”
“请等等，让我说下去。与你一样，我也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所以想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恳求你，阿霞，别让我怀疑。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吃醋的痛苦是什么滋味。可我现在却尝到了这种滋味。如果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对你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发觉，什么也没有察觉到。我曾明显地感到，在我们结婚前的两个月中，你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同样看得出来，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又平安无事了。然而，在这一个月中，我都体验到了什么，你是猜测不到的。所以，我请求你，别让我再一次体验这一切。我相信，那个人不是你的情人，仅仅是相信，再没有别的，因为你曾经这样说过。但是，我感觉到，这次出差回来后，你确实完全变样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与你在这个厨房里的谈话。你有没有犯过错误？是否由于这一错误而付出代价？当时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自己去猜测，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如果你亲自把他在我家过夜之事告诉我，那么我不会为此而烦恼。相反，你竭力瞒着我，对此我是很恼火的。请你谅解，阿霞，我不需要你作出任何解释，我仅仅是求你别这样做。别让我因猜疑和吃醋而神魂颠倒。”
“行，我不会这样做了。”娜斯佳顺从地说，因为她明白，丈夫说得对，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坎儿，戈尔杰耶夫就叫住了她。她脱下上衣，直接扔在桌子上，迅速地捋了捋乘地铁时弄乱的头发，就到处长那里去了。
“有四条消息要告诉你，”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一条是坏消息，一条是很坏的消息，不过有令人高兴的东西，一条是不好不坏的消息，第四条则是好消息。请选择吧，按什么顺序‘点菜’？”
“那就先说说很坏的那条消息吧，”娜斯佳喘了口气，“早上刚上班，精力充沛，可以受得了。”
“大清早，谢梅内奇①给我打电话，说刽子手又出现了。”
①指科诺瓦洛夫将军。——译者注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呢，这次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预见到的地方，不过，倒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东西。谢梅内奇说，按照你的建议，刽子手应该在你预见的那四个州活动。他还说午饭后等你，让你看看一些新资料。”
“明白。现在请说说那条坏消息吧。”
“那个谢梅内奇，现在是离了你就不行，”戈尔杰耶夫不再骗她说，“他让我告诉你，根据刑侦材料，刽子手的牺牲品一个也没有搞清楚。几十个人对案件进行了研究，始终没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这名刽子手杀害的。”
“这么说来，是我错了，”娜斯佳说，“这也没有什么，否定也是个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看来，刽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白白地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应该立即检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这一点。”
娜斯佳气得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发颤。戈尔杰耶夫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也没有安慰她，他太了解娜斯佳了。
“还让我做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高兴地问道。
“先说说那条不好不坏的消息吧。”
“那辆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车是钦措夫·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先生的。他是杜马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个小人物，不掌握大权。关于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及其私生活以后再谈。好了，娜斯佳，想不想听下一条消息？或者对此还想补充什么？”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够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
“有人向不久前被杀害的讹诈者的证人们出示了当时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尔·巴扎诺夫的照片。祝贺你，娜斯佳，你击中目标了。”
“他们认出来了？”娜斯佳叫了起来，“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会这么走运吗？”
“你说什么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手一摊，“怎么不会呢！不过我不认为是走运，你从哪里找到的关于讹诈者被害的案情资料的？”
“从我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你还不知道吧，我有一个自己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十年来未侦破的杀人和强奸案的案情。”
“你弄这个干什么？”
“破案用啊，”娜斯佳耸耸肩，“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件资料进行分析，按特征和性质，用表格的形式对各种犯罪进行分门别类。在卢琴科夫被害和基里尔·巴扎诺夫被捕后，我查阅了一下我的档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诺夫相似的凶手的材料，凶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枪行凶。”
“这就是说，你想说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档案资料破案？”戈尔杰耶夫说道。
“当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侦破的悬案都记入我的档案，然后再进行分类……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就像个集邮家，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自己的集邮册，拿起放大镜和镊子，欣赏着自己的文化财富，把邮票搬来搬去，进行分类。我就是这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与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称为犯罪侦查学方面少有的勇于献身的人了。”
“这就是说，我说得对，没有什么走运不走运之说，”戈尔杰耶夫果断地说，“这是你许多年来顽强工作、细心和耐心劳动的必然结果。孩子，你成功了，作为奖赏，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你最激动的消息。”
“第五条消息？”娜斯佳惊讶地说，“您不是说，总共只有四条消息吗？”
“这是第四条消息的延续。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可不能晕过去哟。我们的基里尔·巴扎诺夫，如你猜测的，他有父母。到目前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使他们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温顺听话的年轻人，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贪酒，有时爱发火，易激动，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请巴地扎诺夫的父母回忆一下讹诈者被杀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几乎三年过去了，当然，三年多点儿。我们主要问一些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巴扎诺夫那时有没有新结交的熟人，这些人有没有钱等等。据他父母说，巴扎诺夫生于1972年，1990年秋季征兵时，他年龄正好够服役条件，所以应征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之前，巴扎诺夫的母亲曾经看见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她不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觉得面熟，她努力地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曾经见过此人，而且也是与巴扎诺夫在一起。不过，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诺夫的手受伤之前不久。”
“在这之前不久，确切吗？”娜斯佳问道。
“完全是前不久。对，是前一天。这是巴扎诺夫的妈妈说的。母亲还问过巴扎诺夫：这个人是你的熟人吗？真讨人喜欢。不过，巴扎诺夫并不明白妈妈说这话的意思。妈妈又提醒他说：与你一起从商店出来朝公园走去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我三年前就见过你们在一起。儿子的双眼中流露出空虚和纳闷。结果，母亲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当然，应该说她没有追问下去，因为，第一，这对她来说无任何重要意义；第二，她始终记着，她的儿子智力低下，虽说是轻度低能，但毕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要求他准确和确切地作出解释是愚蠢的。而我们的科罗特罗夫却使巴扎诺夫道出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巴扎诺夫的母亲更有原则性和耐力。科罗特科夫倾其所能，硬是强求这个可怜的人回忆起了那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欢的叔叔，只不过很费劲。巴扎诺夫说：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个人朝他走来，请求破一张面值十万元的纸币。巴扎诺夫在衣袋里翻了一阵，凑了一些钱，然后反复数着那些零碎的纸币，但总是数错，最后终于数清，可距十万还差约一万五，叔叔道了歉，将面值十万的纸币收了起来。因为是同路，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巴扎诺夫第一次见到他，以前与他从没有交往。所以当妈妈说这是他的老熟人时，他说没有印象。但是，娜斯佳，这仅仅是开头，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里。”
戈尔杰耶夫递给娜斯佳一张纸。
“给你看看。考考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
“这是什么？”娜斯佳接过纸问道。
“对巴扎诺夫母亲的审问记录，你看一看。”
娜斯佳迅速地在纸上扫了几眼，她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是科罗特科夫的笔迹，字大大的，虽不漂亮，但很清楚。“年龄大约40岁左右的男人，略黑的皮肤，长长的暑发，像个歌唱家。姓马卡列维奇，大大的秃额角，个子不高，比巴扎诺夫矮些，巴扎诺夫的身高是1。73米。穿着考究，虽是高档服装，但颜色不鲜艳。高加索人？不，不像，这怎么会是高加索人呢？要知道，高加索人的穿着可是别具一格。人们都穿着深红色的男式短大衣，或者是绿色的长长的大衣，就像时装杂志上的那些模特。总之……不像，高加索人的穿着习惯与众不同。而这个男人，虽说皮肤黝黑，头发深色，但不是高加索人。”
“这正是尤尔采夫死时，人们在《俄罗斯》杂志上见过的那个男人。”娜斯佳说。
“哎，可别这样绝对地判断，”戈尔杰耶夫谨慎地说，“是那个人，或不是那个人，我们尚不得而知。今天午饭后，巴扎诺夫的母亲和一些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要来这儿，我们想给他们照个合影，然后把这张合影和另外几张照片给巴扎诺夫看，让他指认出曾找他破钱的那个男人。这项工作由多岑科来做，你呢，则要考虑一下：巴扎诺夫，固然不是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完全相反，但是，在他的行为和言谈中应该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一规律性是建立在健全思维的基础之上的。你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能撒什么谎，说什么真话。同时还要考虑一下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如何进行验证。3点钟之前，谢梅内奇要找你，那么下班之前你到我这儿来汇报一下情况。”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随手扔在桌子上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之后烧开水，准备泡咖啡。她若有所思地从包里取出昨天去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时随身携带的一摞文件，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她失去了理智，无情地把她用计算机精心编制的名单和表格全部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傻瓜！没有头脑的人！”她气呼呼地说着，又把一卷纸撕成了两半，“为什么你昨天才想到这一点呢：你应该想到，应该首先检查什么。首先你要相信，刽子手的牺牲品是那些记录在案的人。真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两个星期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本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而你却干了些什么，鬼知道。应该把你从这项工作中开除出去！”
愤怒的责骂随着纸张的撕毁结束了。水开了，娜斯佳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她的双手还在剧烈地颤抖，心还在猛烈地跳动，但恼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自己说，如果我不编出人员的名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三起案件发生后的大约三至四个月后，在相应的一些州中曾进行了干部的突击变动，而且，刽子手目前正在有步骤地消灭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再说，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我就不可能断定，刽子手近期内将会在哪些州作案。刽子手的又一个牺牲品的出现说明，我发现的规律性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将来至少还会有三个牺牲品出现。这就需要对他们加以保护，同时一定要找到刽子手，使每一个牺牲品都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遗憾的是，这些牺牲品不是等闲之辈，这加大了寻找和保护的难度。还有，刽子手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同行，因此要找到他就更加困难。但是，目前至少弄清楚了，刽子手会在哪一地区作案。当然，也不一定，但可能性很大……
16
阳春三月，城外的美景令人惊叹。严寒渐渐退去，气温缓缓回升。即便是夜间，户外的温度也在零下8℃以上，而到了白天，气温则上升到零度左右。在城里，冬雪已变成了浑浊的泥泞，而在这莫斯科郊外，雪依然晶莹洁白，即便算不上是一尘不染，但无论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洁净无比了，这样的雪令人心旷神怡。今天，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要同新的主子们进行例行的会面。上一次会面只达成了进行合作的一般意向和条件。在那次会面前，当谢尔盖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帕维尔的亲戚后，钦措夫就因此打了辆出租车赶到会面地点。而在这一次，钦措夫的任务是将那些独立的政治集团以及支持这些政治集团的选民拉拢过来，而不是将他们排挤到游戏圈儿之外。这样一来，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在玩弄自己得心应手的诡计时，口里呼喊的口号就会成了这样的：“快到我的麾下，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
有消息说，对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的“致命”采访正是由钦措夫一手策划的，这消息传到了钦借夫的新主子那里。而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明白，他们已经把他视为相当有本事、相当有手腕的人了，他们对他已经寄以厚望。而他实际上又有什么突出的本事呢？唉，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就像其他擅长这种勾当的人一样，未必就能表现出什么突出的真本事。
谢廖沙和尼古拉对帕维尔的这个亲戚进行了跟踪，一直跟到了她的家，这是第一次。而到了第二天，帕维尔的亲戚又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对她继续跟踪，但在地铁里，他们竟然把跟踪的目标搞丢了。真是蠢货！这些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开着汽车东奔西走，而面对乘车高峰时的莫斯科地铁的情况竟不知该怎么办了。对帕维尔的这个亲戚进行跟踪时，又不能靠得太近，因为她认识他们。在乌拉尔斯克，这个女人坐在他们的餐桌前，说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话，当时她似乎神态不清，酒话连篇。后来嘛，他们当然从她家里跟到了彼得罗夫卡的内务总局，并在当天就查明，她正打算去见帕维尔。但是这个绍利亚克，简直是个混蛋，他发现了他们，就企图逃走。夜晚他是在阿娜斯塔霞那里过的，而早晨，他还是摆脱了监视。也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谢廖沙和尼古拉对这个女人实行了将近两个星期的跟踪监视。然而，她并没把他俩引到帕维尔那里。现在，钦措夫明白了，绍利亚克已远走高飞了，他将会长久躲避，找是找不到他了。只能寄希望于这个女人了。根据她每天早上去的地方判断，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内务总局工作。她跟帕维尔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况且，亲戚就是亲戚，而至于她在什么地方工作，这说明不了什么。反正已经查明，她为什么要去见帕维尔，不好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不能对她采取行动，即使她是跟绍利亚克完全一样的人，也不能那样办。
不过，既然钦措夫控制不了绍利亚克，也没有管辖这个女人的权力，那么，他能向自己的新雇主提出什么建议呢？可以说，他提不出任何特别的建议，不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令人难堪。他只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而已。而他们这些人，却对他寄以厚望，认为他无所不会，无所不能。而他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对拉特尼科夫的采访，就是他推销自己的名片。你呀你呀，真是活见鬼，这么不走运！
汽车从公路上下来，拐到一条乡村小路上，不一会，就停在一座高大的院墙旁边。开车的谢廖沙摁了摁汽车喇叭，短促的喇叭声刚落，从围墙门里就出来了一个身着迷彩服、身体健壮的年轻人。钦措夫把自己的杜马工作证递过去，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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