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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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上床，等待人眠。

凌晨4点，埃德加·波特曼床边的电话响了起来。埃德加被猛地惊醒，从梦乡中回过神来，摸索着拿起电话：》

“什么事？”他咆哮着。

“你说过我一知道就打电话。”

埃德加揉着脸。“你有结果了。”

“是的。，’

“那？”

“它们是吻合的。”

埃德加闭上眼。“你有多大把握？”

“这是初步结果。如果要带到法庭上去，我还得有几周时间把情况搞清楚：但那只足遵循必要的程序而已。”

埃德加不由自主地哆嗦着，他谢了谢那个男人，把电话放回电话机，准备了起来。

十二

次日早晨6点，我离开家，沿着街区走去。我用一把大学时就开始用的钥匙打开门，进入我孩提时代的家。

岁月对这个住所并不友好，不过话乂说回来，当初它就没有出现在花园洋房中（除非也许曾被当做“以前的”个别对比照片）。四年前我们换掉了粗毛地毯——蓝白斑点的地毯颜色快褪没了，线都露了出来。其实它是向我取代了——剪得很短的毛磨光了，成了办公室那样的灰色，这样我父亲的轮椅就可以自由地移动。此外一切照旧。擦得铮亮的边桌上还摆放着一些拉多牌的瓷器小玩具，它们是很久以前远涉重洋从西班牙运来的。假日小酒店风格的小提琴和植物果实油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哪怕一点音乐细胞或者嗓音甜美——依然装饰着漆成白色的木质格架。

壁炉架上方有一些照片，我总是逗留在那里，凝视着妹妹斯泰西。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或许我知道（我在寻找线索，寻找预兆）。我在寻找这个年轻、脆弱、受到损害的女人的任何一点暗示：竟然从街上买回一枝枪，向我射击，伤害我的女儿。

“马克？”是妈妈。她知道我在干什么。“过来帮个忙，可以吗？”

我点点头，朝后面的卧室走过去。爸爸正在一楼睡觉，这比坐着轮椅想方设法爬楼梯容易些。我们给他穿上衣服，就好像给湿砂子穿衣服一样。父亲懒洋洋地左右晃悠着。他的体重有突然失重的趋势。母亲和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能使这个任务轻松些。

再见时，母亲吻了我，嘴里散发着淡淡而熟悉的薄荷香气，夹杂着烟草的味道。我曾催促她戒烟，她不停地许愿，但我知道这事永远也做不到。我留意到她脖子的皮肤松松垮垮的，金项链几乎嵌进了肉纹里。她俯身向前吻了父亲的脸庞，嘴唇在上面多停留了好几秒钟。

“小心点，”她告诫我们。之后又重复一遍，她一直都这么告诫我们。

我们上路了。我推着爸爸穿过火车站。我们住在一个有短途交通车辆的小镇上。大多数时候，男人们，当然也有女人，都在排队，身上穿着长大衣，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端着咖啡杯。听起来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在9点到11点之前，这些人对我来说是英雄。他们一周五次乘坐那可恶的火车。他们乘车赶到霍伯肯，然后换车。火车把他们带到纽约市。有人会奔向33大街，再换车去市中心。其他人会乘车去金融中心。它现在又开张了。为了自己爱着的人，他们每天都在作出牺牲，压抑着自己的愿望和梦想。

我口了以靠整形外科挣钱。这样爸爸就能得到更好的照料。父母就可以搬到一个好地方去，雇一个全职保姆，找一个能迎合他们更多需求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靠更频繁地在这条线路上旅行向他们提供帮助。坦白地说，这样的工作会使我厌烦。因此我选择从事一些更令人兴奋的工作，做我喜欢做的事。因此，人们认为我是英雄，认为我是作出牺牲的人。说句实话，谁愿意与穷人打交道？他们往往更自私。我们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对我们而言，仅仅为养家糊口而工作并不是全部。养活我们爱着的人是次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个人的满足感，即使牺牲家人的要求也在所不惜。现在，我看着那些穿长大衣的人麻木地登上开往新泽西的火车。虽然他们经常痛恨他们要去的地方，痛恨他们从事的职业，但终究还是得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家庭，为了使配偶、儿女、可能（仅仅是可能）年高体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

因此，说句实话，我们之间谁应受到崇拜？

每周四，爸爸和我都是沿同一条路线散步。我们在图书馆后面的公园里绕圈0公园里的橄榄球场上人声鼎沸，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此情此景似乎使父亲非常舒心。我们停下来，深吸了儿口气。我看了看左面。几个健康的女人正在进行减肥慢跑，身上穿着薄如蝉翼的莱克拉弹性纤维纱。爸爸看上去非常安静。我笑了。也许爸爸喜欢这个地方跟橄榄球没什么关系。

我不记得父亲过去的样子了。当我绞尽脑汁回想时，一幕幕像闪电一样浮现在脑海中个男人的朗朗笑声，一个小男孩粘在他胳膊上，吊在半空中荡来荡去。我记得我曾深深地爱着他，我想我永远都会这样。

16年前，爸爸第二次中风时，说话变得极为吃力。断断续续地只能吐出只言片语。他往往几个小时，有时几天一言不发。你会淡忘他的存在。没有人真正知道他是否有理解能力，他是否患上了典型的“表达失语症”能够理解但不能沟通——或者是更严重的什么病症。

但是，我上高三时那个6月份炎热的一天，父亲突然伸出手，像鹰爪一样抓住了我的袖子。当时我正准备出门参加一个晚会。伦尼正在门口等我。父亲冷不丁地抓住我使我很扫兴。我低头看着他。他脸白如纸，脖子上青筋暴突，当时的情景把我吓坏了。此后好几年时间，他的这副表情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坐进他旁边的椅子，他的手仍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爸爸？”

“我理解，”他恳求着。我的袖子被他抓得更紧了。“请。”每吐出一个字都是一场战斗。“我还能理解。”

这就是他全部的话。但已足够了。我理解的意思是：“即使我不能说话，或者作出反应，我也理解。请不要让我闭嘴。”医生曾一度认为他得了失语症。之后他再次中风，对他到底是否能够理解，医生们更没有把握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自说自话——如果能理解我的话，那就应该跟他说话，如果他不能理解，说说又有何妨？——我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所以我跟他说话，什么事都告诉他。刚才，我告诉他的是黛娜·列文斯基来访一事——“你还记得她吗，爸爸？”——还有隐藏的CD—事。

爸爸的脸庞凝固了，一动不动，左脸下翻，呈倒钩状，好像被刀砍过一样。我常常希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那场“我理解”的对话。我不知道两害相权哪个更重：什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自己真实的困境。或者也许我确实知道。

我正在溜冰场旁边转第二个弯，这时我发现了我的岳父。埃德加·波特曼坐在一条长椅上，一身雍容华贵的便服，双腿交叉着，裤子樊得笔挺笔挺的，锋利得可以切西红柿。遭到枪杀后，埃德加和我试图保持一种她女儿在世时所没有的关系。我们曾一起雇了—家私人侦探所——当然了，埃德加知道哪家最好——但他们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间，埃德加和我都对虚伪感到厌烦。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使我浮想起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当然，埃德加出现在这里可能是个巧合。我们住在同一座小镇上。人们之间不时地碰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我知道问题并不在此，埃德加不是那种有事没事逛公园的人。他是在这里等我。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相信我喜欢眼前的情景。我推着轮椅向长椅走过去。埃德加一直盯着我，一眼也没有向下看我父亲。好像我正在推的是一辆购物车。

“你母亲告诉我到这里来找你，”埃德加说。

我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出了什么事？”

“坐到我这边来。”

我把父亲的轮椅放在左边。我放低脚闸，父亲直愣愣地看着。他的头耷拉在右肩上，这是他疲劳时的一种姿势。我转过头，面对着埃德加。他交叉的双腿放了下来。

“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把这事告诉你，”他开始了。

我让他停了一会儿。“埃德加？”

“嗯。”

“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他点点头，对我的直率表示欣赏。埃德加不是那种讲客套的人，他说：“我又收到一个要赎金的便条。”

我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知道我希望听到什么——也许是发现塔拉已经死了——但他刚才说的是……我不是很理解。当我打算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时，看到他的膝盖上有一个小背包。他打开背包，取出一件东西。是个塑料袋——就像我们上次见到的一样。我斜视着。他递给我，我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我眨眨眼，看着塑料袋。

头发。里面是头发。

“这是他们的证据，”埃德加说。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看着这些头发，把包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他们知道我们会有疑虑，”埃德加说。

“谁知道？”

“绑匪。他们说给我们几天时间。我马上就把头发交给了一家DNA实验室。”

我抬头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头发。

“两小时前初步结果出来了，”埃德加说。“在法庭上还不能用，不过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些头发与一年半前送给我们的吻合。”他停了停，倒吸一口冷气。“这些头发是塔拉的。”

我听着这些话，但并不理解。出于某些原因，我摇摇头表示否定，“也许是他们以前留下来的……”

“不，他们还作了年龄化验。这些头发来自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看得出来这些并不是我女儿纤细的婴儿头发。她不会再有这样的头发了。她的头发应该已经变得又黑又密……

埃德加递给我一张便条。我依然是一头雾水，从他手里接过来。字体与18个月前收到的便条一模一样。折痕的顶端一行写着：

想要最后一次机会吗？

我感到胸口被深深戳了一下。埃德加的声音似乎突然远去。“也许我本应马上告诉你，但明显这是一场骗局。卡森和我不想让你不必要地满怀希望。我有些朋友，他们能很快就得出DNA化验结果。上次寄来的头发我们还有。”他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一动不动。

“她还活着，马克。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也不知道下落，但塔拉还活着。”

我的目光停留在头发上。塔拉，它们属于塔拉。闪闪的光芒，金色麦穗的颜色。我隔着塑料袋爱抚着它们。我渴望伸进袋子里去触摸我的女儿，但我想我的心脏会爆裂。

“他们又要索取200万美元。便条再次就报警一事警告了我们——他们宣称有内线。他们又送你一部手机。我把钱放在汽车里了。也许我们还有24个小时。这是他们留给我们进行DNA化验的时间。你得准备好。”

我最后读了一下便条。接着看了看轮椅上的父亲。他依然凝视着前方。

埃德加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很富有。我想是的。但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我是借钱，而且……”

我转身对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双手哆嗦着。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活钱。我又不是钱做的，就这样。”

“你这样做我很吃惊，”我说。

我立刻看出来，我的话伤害了他。我想收回来，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这样做。我游离的目光转向我父亲。爸爸的脸色还是很僵硬，但是——我靠近看了看——他脸庞上有一颗泪珠。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爸爸以前经常这样，通常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刺激。我并不将此视为什么信号。

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穿过橄榄球场，越过门柱和两个带着小孩慢跑的女人，大约100码开外的街道上。我的心沉了下去。站在人行道上、回头看着我、双手插在衣袋里的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和黑色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扬基帽。

我不能保证是同一个人。红黑相间的法兰绒很难说是不同寻常的打扮。也许是我的想像——我离他相当远——但我认为他正在对着我笑。我感到整个身体在抽搐。

埃德加问：“马克？”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话。我站起来，眼睛一直盯着。起初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朝他跑过去，

“马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搞错。我不会忘记，闭上眼就会看到他。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希望的就是这样的时机。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希望会带来什么。我径直朝他跑过去。因为不会搞错。我知道他是谁。

当我离他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时，那个男人举起手，朝我挥了挥。我一直向前，但我已经看出来这是徒劳的。我只是刚刚穿过公园的一半，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飞驰而至。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朝我的方向敬了个礼，之后就钻进汽车后座。

我跑到大街时，面包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三

时间与我玩起了游戏。进进出出，时快时慢，似乎触手可及，转眼却又朦朦胧胧。但这都只是转瞬即逝。我使自己外科医生的一面占据上风。他——马克医生懂得如何区别对待。我一直发现，在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容易，而在个人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却难。区别对待的技巧从来没能转化过。在工作中，我能够处理好多余的情感，进行疏导，使之汇聚到一个积极的焦点上。但在家里，却从来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场危机迫使我发生了改变。正如幸存一样，区别对待并非一个主观愿望的问题。变得感情化一些，使自己沉湎于疑惑中，或者考虑一个孩子失踪18个月的含意……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就是绑匪们所希望的。他们盼着我倒下，但是我顶着压力照常顺利工作。我处于最佳状态，这我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我能理智地看待形势。

当务之急是：不，由卝纹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这次我不会报警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坐以待毙。

埃德加塞满钱的行李袋递给我时，我有了主意。

我把电话打到谢里尔和伦尼的家里。没有人接。我看了看表，上午8点15分。我没有谢里尔的手机号，不过找她面谈此事更好。

我开车前往威拉德小学，8点25分赶到。我把车停在一排多功能运动车和面包车的后面，下了车。与其他很多学校一样，这所小学由建筑师设计的一层砖瓦建筑（有水泥后楼梯）由于四周林立的扩建物而失去了原来的造型。有的扩建物试图与原来融为一体，但是还有一些建筑物——一般都是建于1968年至1975年期间，镶嵌着蓝色玻璃和零零碎碎的瓷砖——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之后的温室。

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散乱地散布在操场四周。眼下父母们还待在这里，看着他们。他们聊着天。铃声响起时，直到看着自己的孩子安全地进入那栋砖房或明亮的蓝色玻璃建筑时，他们才放心地离开。尽管我讨厌看到父母们眼中流露出的担心，但我对此颇为理解。等到你为人父母时，担心会成为你挥之不去的伴侣。它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至于原因，我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例证。

谢里尔的蓝色雪佛兰汽车开进了减速线。我转向她。她正把贾斯汀从他坐位里解下来，这时她发现了我。贾斯汀例行性地与她吻别——一个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举动——接着就跑开了。谢里尔看着他，好像担心他会在这么短的一段路上消失一样。孩子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担心，但这也正常。

“嘿，”谢里尔对我说。

我应了声嘿。接着说：“我需要点东西。”

“什么东西？”

“雷切尔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已经冋到了驾驶室门旁。“上车。”

“我的车停在那边。”

“我会送你回来的。游泳训练耽误了时间。我得把玛丽安娜送到学校。”

她已经发动了汽车。我跳进她旁边的客座，转过头向玛丽安娜笑了笑。她戴着耳机，正用手指飞快地玩着她的高级版掌上游戏机。她心不在焉地朝我挥挥手，眼珠抬都不抬一下。头发还是湿的。康纳坐在她旁边的婴儿座上。汽车里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氯气味，但我却鬼使神差般地觉得闻起来很舒服。我知道，伦尼把车子精心打扫了一遍，但你不可能老是保持得干干净净。坐位之间的空隙里散落着一些法式炸土豆。不知哪来的面包屑粘在座位上。我的脚下到处都是遭到雨靴袭击的学校通知和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我屁股下有个小机器人，就是麦当劳的快乐套餐派送的那种。我们之间是一个盛CD片的匣子，上面显着《这才叫音乐14》，布兰妮、克里斯蒂娜和男孩乐队的最新歌曲应有尽有。后面的车窗上脏兮兮的，到处都是油污的指纹。

谢里尔的眼睛盯着公路。“我天生不愿刨根问底。”

“但是你想知道我的意图。”

“我想也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也许，”她说。“你不告诉反倒好一些。”

“相信我，谢里尔。我需要这个号码。”

她摁下开关，打开信号灯。“雷切尔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啊。”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忘掉你。”她犹豫着。

“我不也是吗？”

“一点不错。我不是说这样就对。只是……有些事你得知道。”

“比如说？”

她的眼睛盯着公路，两只手握住方向盘。“你问过伦尼我们为什么从来不把她离婚这事告诉你。”

“是的。”

谢里尔扫了一眼反光镜，不是看公路，而是看她女儿。玛丽安娜似乎沉浸在游戏中。“她没离婚，而是丈夫死了。”

谢里尔在中学前面停下车。玛丽安娜取下耳机，下了车。她没有啰里啰嗦地作例行的吻别，而是说了声再见。谢里尔把车倒回车道。

“我很难过，”我说，因为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这么说。因为此时的思维方式非常奇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我差点加上一句：嘿，雷切尔和我另外还有些共同之处。

这时，谢里尔好像读懂了这些想法似的。她说：“他是被枪杀的。”

有好几秒钟我们的心头被这一不可思议的类似事件压得沉甸甸的。我一言不发。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她迅速加了一句。“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当时雷切尔是联邦调查局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他死后她就退休了。她不再给我打电话，从那之后她的境况就不大好。”谢里尔将车开到我的车旁，停了下来。“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从大学时算起，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雷切尔现在不是多年前你爱着的那个人了。”

我保持着语调的平稳。“我只是需要她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二话没说，从汽车遮阳板上抓过一只钢笔，用牙齿咬下笔帽，草草地在一个炸面圈盒子上写下了号码。

“谢谢，”我说。

我下车时她几乎没有点头。

我没有犹豫。我身上带着手机。我钻进我的汽车，拨下了这个号码。雷切尔试探性地说了声喂。我的话简单明了。

“我需要你帮忙。”

十四

五小时后，雷切尔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纽瓦克车站。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情人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情景：滚滚蒸汽从车底冒出来，列车员喊着最后一遍提醒，哨子响了，车轮启动了，咔嚓咔嚓地响着，一个情人身子伸出车窗挥着手，另一个人沿着站台向前跑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这派情景。纽瓦克火车站浪漫得就像一群满脑袋都是令人作呕的虱子的河马。火车一声不吭地进站了。飘荡在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闻。

但是当雷切尔走下火车时，我依然感到内心在激荡。她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色的高翻领毛衣。肩膀上挎着一个小行李包，下车时她把它向上提了提。好一会儿，我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刚满36岁，雷切尔35岁。自打20岁出头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我们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回想起这些事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前面我已谈过我们分手的事。我试图查找出原因，但也许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是孩子，孩子总是干蠢事，孩子意识不到后果，考虑得不够长远3孩子不会明白这种激荡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的内心。

时至今日，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雷切尔。并且她已经来了。

她朝我走过来，没有一丝犹豫。“你好吗？”

“还好。”

“他们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她点点头，沿着站台走着。她的话开门见山，人也迅速进人职业角色。“给我仔细解释一下DNA化验的事。”

“我其他事一概不知。”

“那就是说还不确定？”

雷切尔把包从右肩换到左肩。我尽量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马克，你对此有准备吗？”

“有。”

“首先，你肯定不想与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那张便条说他们有内线。”

“也许是吹牛，”她说。

我们又走了几步。

“上次我与当局联系了，”我说。

“那并不意味着是错误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