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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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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x6＇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驶罚款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干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头狗”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
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听着夜幕下的医院里的各种声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不要漫游到幼小的女儿身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思维确实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人的深渊。
后来，里甘侦探来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线索。
“谈谈你的妹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我快言快语地说。在他阐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个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着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难道我们遭到抢劫？”我问。
“我们不这样认为。好像什么东西也没丢，但那地方被搜查过。”
“被搜查过？”
“有人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一下你妹妹的情况。”
“你们有斯泰西的证据吗？”我问。
“有。”
“我不敢肯定能补充点什么。”
“你们现在关系不怎么样，对吧？”
不怎么样。这难道对斯泰西和我适用？“我爱她，”我慢吞吞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塔拉出生的时候？”
“是的。”
“哪儿？”
“我在哪儿见到她的？”
“是的。”
“斯泰西来医院了，”我说。
“来看她侄女？”
“是的。”
“那次探望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泰西犯了毒瘾。她想抱抱婴儿。”
“你拒绝了？”
“对。”
“她生气了没有？”
“她没哈反应。我妹妹冷漠时非常平静。”
“但你把她赶出去了？”
“我告诉她，除非她彻底戒毒，否则她不能介入塔拉的生活。”
“我明白了，”他说，“当时你盼着那样会迫使她重新进行康复治疗？”
我当时可能轻声笑了。“没有，不完全是。”
“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我想起了全家福上的微笑，想起了那个笑盈盈的女孩。“我们用更严厉的话吓唬过斯泰西，”我说。“问题是我妹妹并不想戒毒，没有毒品她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对她康复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实在是没法吐出这样的话。“把女儿交给她我不放心，”我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里甘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你们什么时候搬进现在的住所的？”
“莫妮卡和我四个月前买的这栋房子。”
“离你们长大的地方都不远，是吧？”
“是的。”
“你们彼此相识的时间长吗？”
一连串的询问搞得我莫名其妙。“不长。”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小镇长大的吗？”
“我们是不同一圈子里的人。”
“我懂了，”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四个月前你买了这栋房子，而你有六个月没有见到你妹妹了，对吧？”
“对。”
“你妹妹从没来过你现在的住所？”
“没有。”
里甘转向我。“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套斯泰西的指纹。”我一言不发。
“你好像不太吃惊，马克。”
“斯泰西吸毒。虽然我觉得她不会向我开枪并绑架我的女儿，但以前我低估了她堕落的程度。你们搜查过她的住处吗？”
“自打你被枪击后就没人见过她，”他说。
我闭上眼睛。
“我们认为，这样的事单凭你妹妹一个人是干不成的，”他接着说。“她可能有个同伙一个男朋友，一个毒品贩子，某个知道你妻子娘家非常富有的人。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说。“既然这样，你们认为这事从前到后是一起绑架阴谋，有什么依据没有？”
里过搔着下巴上的黑痣，之后微微耸了耸肩。“但他们试图把我们俩都杀死，”我接着说。“从死去的父母身上怎么能索取赎金呢？”
“他们可能因为吸毒过量，导致出了个差错，”他说，“要么也许他们想从塔拉的外祖父那里敲诈钱财。”
“那他们怎么还没有敲诈？”
虽然里甘没有接话，但我知道答案。迷醉状态，特别是在开枪后，对吸毒者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吸毒者不会处理矛盾，这是他们最初吸毒的原因之一。逃避，遁世，消失，一头扎进吗啡的世界里。
媒体将铺天盖地地报道此案，警察将展开调查。在这种压力下，吸毒者们将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会放弃一切，溜之大吉。
而且他们会销毁所有的证据。
但是两天后，就有人索取赎金。
既然我又恢复了神智，枪伤也康复得出人意料地顺利。可能是因为我集中精力康复身体，也可能是因为在亚紧张状态中卧床12天已使伤口得到了愈合，或者是因为我遭受痛苦并非出于身体原因。我想到塔拉时，那种莫名的恐惧令我感到窒息；我想到莫妮卡，想到她死在地上时，好像有把钢爪将我从内到外撕成碎片。
我想出院。
尽管身体依然疼痛，但我竭力要求赫勒医生放我出院。她注意到我正在证明一句格言，即：医生是最差劲的病人，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回家。我们一致同意一名身体治疗专家将每天上门探视我。为安全起见，一名护士将定期上门打针。
我离开圣伊莉莎白医院的那天上午，母亲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现场一给我“准备一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害怕回到那里，一座泥砖结构的房子里。我不认为看到孤零零的它会使我动情，不过也许是我思维中断的缘故。
伦尼帮我打点行装并穿好衣服。他是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荷马·辛普森＇x7＇式的浓密黑须，刚刮完脸不一会儿，胡须就会蹭蹭地向外冒。小时候，他就戴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
“至于吗？”
“所以小心点，”伦尼说。“记住你的电话——住宅电话、呼机和手机——可能被窃听。”
“我还是要问：至于吗？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伦尼舞动着双手，好像准备滑翔一样。“哎，还是小心为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听到我下面的话可不要紧张——谁不知道警察总是歪曲事实。”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你是说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仅仅因为我是父亲和丈夫吗？”
“是的，”伦尼说。
“好吧，就这样，谢谢，我明白了。”
我邻床的电话响了，可是我在房间的这一边。“你介意吗？”我问。
伦尼拿起电话。“这是塞德曼医生的房间。”他听着电话，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用了句“别挂断”，把电话递给我，好像电话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喂？”
“喂，马克，我是埃德加，波特曼。”
莫妮卡的父亲。这就是伦尼作出那种反应的原因。埃德加的父亲跟往常一样，说话太一本正经了。有些人说话时注意词藻。极少数人，比如我岳父，每句话出口之前每个词都要斟酌一番。
霎时间我吃了一惊。“喂，埃德加。”我说了句蠢话。“你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当然，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这都怪我。我从卡森那里了解到你目前正忙于养伤。我觉得让你安心养伤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周到，”我说，没有一点点讽刺挖苦的口气。
“噢，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今天要出院了。”
“是的。”
埃德加清了清嗓子，这似乎不是他的风格。“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到这栋房子停一下？”
这栋房子，意思是他家。“今天吗？”
“是的，尽快。而且请你一个人来。”
沉默。伦尼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出事了吗，埃德加？”我问。
“我已经安排了一辆汽车停在楼下，马克。你来了我们会详谈的。”
接着，我还没来得及再说话，他就挂断了。
确实有一辆黑色的林肯牌汽车在等着。伦尼开车把我送到外面。当然，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离圣伊莉莎白医院不过几英里远。我5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冲进了这里的急诊室（缝了12针）。7岁时，噢，我到这里治疗沙门菌这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后来我上了医学院，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以前人们这样称呼）做过住院实习医生，但为了争取一笔眼科修复学基金，我又回到圣伊莉莎白医院。
对，我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但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偶尔我也做做鼻子整形手术，但你不会看到我整天同一堆硅酮之类的东西打交道。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此有什么看法，仅仅是因为我做的不是这些事。
我与齐亚·勒鲁一起从事儿童外科整容工作。齐亚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我医学院时的同窗，而且总是干劲十足。我们为一个名叫“互相帮助的世界”的团体工作。事实上，这个团体是我和齐亚组建起来的。我们照看着那些因先天因素、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他们多数来自海外。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腭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过烧伤病人。与干我这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接受过广泛的培训。我研究过耳、鼻、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整形外科、口腔学和我前面已提过的眼科学。齐亚的训练经历与我类似，不过她在上颌学方面更拿手一些。
你可能把我们当成是慈善家了，那你就错了。我是有选择的。我在工作中也可以犯犯错误，比如可以把那些已经非常美丽的人的皮肤打个褶皱——或者我可以向那些受伤的穷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选择了后者。
清新的空气浸润着我的胸膛。太阳照耀着，好像是头一次出日头一样，嘲笑着我忧郁的心情。我斜过脸对着太阳，让阳光抚慰着我。莫妮卡以前就喜欢这样。她口口声声说这样可以使她“得到放松”，脸上的玻纹会消失，好像光线成了温柔的男按摩师一样。我闭着眼睛，伦尼默默地等着，没有打扰我。
我一直认为自己过于敏感。看无声电影时我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不过和我父亲在一起时，我却从来没有掉过泪。而现在，面对这一飞来横祸，我感到——我也不明白——泪水已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断定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卫心理机制。我只能努力向前，这跟我干的这一行也没多大差别：裂口刚一出现，我就把它们缝上，以免它们全部裂开。
伦尼对刚才那个电话仍是余怒未消。“那个老家伙对此有什么看法？”
“一丁点儿也没有。”
他平静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思。伦尼把他父亲的死归罪于埃德加。他家那位老头以前曾是埃德加控股的普罗耐斯食品公司的一名中层主管，曾在那家公司辛辛苦苦地效劳了26个年头。就在他刚满52岁那年，埃德加精心策划了一次大的兼并活动。伦尼的父亲丢了饭碗。我记得马库斯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边，耷拉着脑袋，双肩耸出，非常仔细地把他的履历装进信封。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两年后死于心脏病。伦尼坚信这两件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说：“你真的不需要我过去吗？”
“嗯，我没事的。”
“带手机了吗？”我把手机给他看了看。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向他道了谢，让他一个人走了。司机打开车门，我龇牙咧嘴地上了车。路程并不远，新泽西州卡塞尔顿，这是我的家乡。我们在这里历经了错层式房屋的60年代、大牧场庄园式的70年代、铝制墙板的80年代、豪宅华庭的90年代。最后，这里的各种树木长得越来越茂盛。各色各样的房子远远地坐落在公路两侧，掩映在―片葱茏之中。我们现在正向这片古老的富人住宅区靠近，这片土地上总是能闻到秋天和木柴烟的气息。
内战刚一结束，波特曼家族就头一家定居在这片灌木丛中。与泽西城大部分郊区一样，这里以前曾是农场。波特曼高祖父逐渐把土地卖掉，积聚了一笔财富。他们手里现在仍有16英亩土地，是本地区拥有地产最多的家族之一。当我们爬上私家车道时，我的眼睛转向左边一一家族的墓地。
我能看到一个隆起的新鲜土堆。
“停车，”我说。
“很抱歉，塞德曼医生，”司机回答说，“他让我直接把你带到主屋去。”
我本打算抗议，但想想就算了。我一直等到汽车停在前门口。我钻出汽车，径直沿私家车道向下往回走。我听到司机在说：“塞德曼医生？”我马不停蹄。他在我后边又叫了我一声，我没有搭理他。尽管没有下雨，但小草如热带雨林一样葱翠。玫瑰园里的花儿正在盛开，五彩缤纷。
我试图加快脚步，但是身上的皮肤感觉好像要撕裂一样。我放慢步子。这仅仅是我第三次造访波特曼家族的庄园——小时候我曾无数次在它外面看到它，但从来没有造访过里面的生活区。其实我与大多数神智健全的人一样，尽量避免经过此地。把家族里的人像宠物一样埋在后院里……这是那些有钱人的想法。我们平民老百姓永远也不会明白，也不想搞明白。
墓地周围有一圈篱笆，大概有两英尺螅谆ɑǖ摹Ｎ一骋墒遣痪们傲偈彼⒌钠帷Ｎ铱绻阑拿偶鳎吖铀匚藁哪故坎蛔Φ囟⒆拍歉雎∑鸬耐炼选５蔽依吹侥骨笆保徽蟛醺写槿怼Ｎ铱醋诺孛妗�
没错，一个刚挖好不久的墓地，还没有砌石头。墓碑上的字简简单单，用的是婚礼请帖上的那种字体：我们的莫妮卡。
我站在那儿，目光漠然。莫妮卡，我的两眼圆睁的美人。我们的关系曾经是汹涌澎湃——刚开始时激情万分，最后却近乎消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毫无疑问莫妮卡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起初的热情火爆曾经是一种诱惑。后来，这种感情让我感到的只是厌倦。我没有耐心去刨根问底。
我俯视着这堆泥土，一种痛苦的记忆刺戳着我。事发前的两个晚上，我进卧室时，莫妮卡一直在哭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是经常如此。我俨然是生活中的演员。尽管我嘴里问她怎么了，但我心里并不在意。我习惯给她更多的口头关怀，莫妮卡从来没有回答过我。如果我试图抱住她，她就会变得硬邦邦的。这种没有回应的交流让人恹恹不已，这种老是喊“狼来了”的把戏最终也使我的心变硬了。这就是跟一个抑郁病患者生活在一起的写照。你不可能一直这么关心她，有些时候让人不得不发火。
至少，那是我心灵的自白。
但是这次有点异常：莫妮卡真真切切地回答了我。言语不多，其实只有一句话。“你不爱我，”她说。就这么一句话，声音里没有一点遗憾。“你不爱我。”当我愣了半天、终于嗫嚅着进行必要的抗议时，我怀疑也许她是对的。
我闭上眼，任由这些情景在脑海里闪现。尽管情况一直很糟糕，但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们都得到了解脱，女儿成了平静而温暖的中心。现在，我扫视着天空，眨了眨眼，然后再向下看了看这堆埋葬着我那脾气暴臊的妻子的泥土。“莫妮卡，”我朗声说。然后向我妻子发下了最后一个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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