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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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以前。”

“一个人就不能在他的称号上狂欢一会儿吗？我还没打算让这种感觉消逝。”

“可以理解。”伦尼转身朝家人走去。我看着他的女儿玛丽安娜在向他要钱。她疯狂地打着手势。伦尼隆起肩膀，掏出钱包，夹出一张票子。玛丽安娜接过去，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跑开了。伦尼看着她消失了，摇摇头，笑容满面。我转身离开了。

最糟糕的是——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说是最好的是一就是我拥有希望。

这些是那天晚上我们在爷爷的小木屋里找到的：我妹妹的尸体，帕克玩具里的塔拉的头发（经DNA确认），与塔拉身体相符的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

这些是我们没有找到，事实上至今也没有踪影的：赎金、斯泰西的同伙（如果有的话）和塔拉。

没错，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我女儿。

我知道森林广袤无垠，树木丛生。坟墓会很小，可以轻而易举地藏起来。上面可能还堆上了石头。也许动物会发现它，把里面的东西拖到森林深处。那东西可能远离我祖父的小木屋好几英里，也完全可能在另外某个地方。

或者——尽管我只是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也许根本就没有坟墓。

因此不难理解，希望还是有的。这正如悲痛和希望，时而隐藏在某个地方，时而袭击你，时而嘲弄你，从来没有破灭过。我不知道二者之中哪一种更残酷。

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推测，我妹妹和一些十足的坏蛋鬼混在一起。但没有人敢拍胸脯保证他们的原始动机是绑架还是抢劫。多数人的一致看法是有人慌了神。也许他们本以为莫妮卡和我不在家。也许他们以为只要摆平临时照顾孩子的那个人就万事大吉了。无论如何，他们看到了我们，也许是上了毒瘾或是处于疯狂状态，有人开了一枪。接着又有人开了一枪。因此，弹道曲线测试表明莫妮卡和我是被两枝不同的38式手枪击中的。之后他们绑架了婴儿，最后他们欺骗了斯泰西，以服用过量可卡因的方式杀害了她。

我一直在说“他们”，因为警方也认为斯泰西至少有两名同伙。一个是职业杀手，他头脑冷静，知道如何索取赎金、焊接车牌，不留一点痕迹。另一个同伙可能是个“惊惶失措的家伙”，就是他向我们开的枪，并可能弄死了塔拉。

当然啦，有些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推测。有人认为只有一个同伙——头脑冷静的职业杀手——惊惶失措的那个人就是斯泰西。根据这种推测，是她射出了第一颗子弹，也许是射向了我，因为我不记得任何枪声。之后那个职业杀手杀害了莫妮卡以求掩盖。这种推测的依据是我们去小木屋那天晚上之后得到的一条线索：在另一宗案子的一些离奇的申辩中，一个毒品販子告诉警方说，在谋杀绑架案发生一周前，斯泰西曾从他那里买过一枝38式的手枪。这一推测进一步得到下列事实的验证：在谋杀现场发现的惟一的、无法解释的头发和指纹就是斯泰西的。因为那个头脑冷静的职业杀手知道戴着手套，行动时小心翼翼，而一个吸毒成性的同伙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些人认为上述两种推测都不能成立，这就是为什么警署和联邦调查局的部分人抓住此案不放，并支持一个更显而易见的第三种假设：

我就是本案的策划者。

他们是这样推测的：首先要告诫的一点是，丈夫永远是头号嫌疑人。其次，我的史密斯&威森38式手枪目前去向不明。他们从始至终一直拿这个问题压我。我希望我能知道答案。第三，我从来没想过要个孩子。塔拉的出生迫使我迈入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相信已经掌握了我准备离婚的证据（部分是对的，我确实是深思熟虑过）。因此，从头到尾我是整个案件的策划者。我把妹妹约到家里来，也许是为了得到她的帮助，这样就可以由她来承担罪名。我把赎金藏到了别的地方，杀死并埋掉了自己的女儿。

当然是耸人听闻，但是我已经没有愤怒了。我早已筋疲力尽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当然，他们这一假设的主要问题在于：很难解释我自己怎么会被人以为已死而丢在现场。是我杀了斯泰西吗？是她向我开枪吗？或者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一一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推测融合到一起？有人认为是这样的，我在幕后指挥，但除了斯泰西外，我还有另一个同伙。那个同伙杀了斯泰西，也许是背着我干的，也许这是我的阴谋诡计的一部分一一转移我的罪恶，并朝我开枪。或者诸如此类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总而言之，人们审视整个案件时，他们——和我——一无所知。没有赎金，不知道是谁干的，不知道作案动机。最重要的是：没有孩子的尸体。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一一绑架案之后的一年半。案件依然悬而未决，但里甘和蒂克纳已转到了新的案件上。近六个月来，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只言片语。媒体折磨了我们几个星期，但没有什么新闻喂给他们，他们也就偃旗息鼓了。

炸面圈吃得干干净净，人们都开始向停车场走去，车场里满满当当地停着一些微型面包车。赛后我们教练带着那些崭露头角的运动员去施拉芙特冰淇淋屋，这是我们小镇的一个传统。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运动项目的每一位教练都遵循这一传统。那地方人满为患，在秋天的寒霜季节，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只蛋筒冰淇淋更能让人冷得骨头发麻。

我立着，一边吃着蛋筒冰淇淋，一边巡视着这个场景。全是孩子和父亲们。我在这里显得实在是多余。我看了看手表，无论如何我得离开了。我用眼神向伦尼示意我要走了。他用口型向我暗示着你自己随便。他怕我没有明白，甚至做了个手势。我挥挥手表示明白了。我回到车里，扭开收音机。

好长一段时间，我就那么坐着，凝视着一个个家庭的进进出出。我的目光多半停留在父亲们的身上。我观察着他们对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活动的反应，希望能看到哪怕是一丝的疑惑，希望能从他们眼中看到一丝使我欣慰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就那样待了多久。估计不到10分钟。詹姆斯·泰勒演唱的一首我钟爱的老歌从收音机里传出来，这使我回过神来。我微笑着，发动汽车，朝医院开去。

一小时后，我在对手臂擦洗并消毒，准备给一个8岁的男孩动手术。用一个行内外人士都熟悉的专业术语来说，这个男孩面容毁坏了，齐亚·勒鲁也在那儿，她是我的医疗搭档。

我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什么选择当整形外科医生。既不是因为受到这个行当挣钱容易的诱惑，也不是想实现扶危济困的理想。一开始我原本想当个外科医生，但是后来我自己更醉心于心脏领域。在我从事高级专科住院实习的第二年，指导我们轮流实习的心脏外科医生一一怎么说呢？——是个十足的蠢货。另一方面，负责整形外科的利亚姆，里斯医生则非常了不起。里斯医生身上综合了令人羡慕的各种优点。他相貌堂堂，沉稳自信，为人热情，天生容易博得人们的好感。人人都想博得他的欢心，大家都想赢得他的钟情。

里斯医生成了我的导师。他向我演示着整容外科的创造性，那些一经损坏难以修复的物体强迫你去找到新的办法使它们重现原貌。面部骨头和颅骨是整个人体骨架中最复杂的部分。我们这些修复它们的人都是艺术家。我们是爵士音乐家。如果人们跟矫形或胸外科医生谈话，他们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手术的过程。而我们的工作——整容——则永远不会重复。我们是即兴发挥。里斯医生就是这么教我们的。他对我谈微观外科，谈骨头移植和合成皮肤，点燃了我心中成为技术权威的渴望。我记得到斯卡斯达勒拜访过他。他妻子长着一双修长的腿，是个美人胚子。他女儿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致过毕业词。他儿子是篮球队队长，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孩子。里斯医生49岁时死于一场车祸，地点是在开往康涅狄格的684号公路上。有些人可能会从中发现一些痛苦的东西，但这个人不会是我。

高级专科医院实习行将结束时，我争取到了一个到国外培训的口腔外科职位，期限是一年。我并不想当慈善家，之所以申请这个职位，因为听起来觉得很酷。我本来希望这次旅行是驮着背包穿越整个欧洲，可事实并非如此。很快就出了问题，我们卷进了塞拉利昂的一场内战。我亲手处理了一些那么可怕、不可名状的伤口，让人难以相信人类竟能想像出如此残酷的方法残害自己的同类。但是即使身处这种破坏中，我仍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亢奋。正如前面所说的，我没有设法查明是什么原因使我如此兴奋。也许部分原因是由于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满足感。或许是我投身于这项工作正如某些人投身于极限运动一样，需要以死亡冒险来感受生命的全部。

回国后，齐亚和我成立了“一个世界”，我们上路了。我钟爱我从事的职业。也许我们的工作正如某项极限运动一样，不过它尤其关涉人的脸面（原谅我使用这个双关语）。我喜欢这一点。我爱我的病人，我爱我的职业体现出来的适当距离和必要的冷淡。但之后它们就消失了——炽热的爱与转瞬即逝的义务融合在一起。

对我们而言，今天展现在面前的病人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我的创始人——整容外科领域的创始人——是法国研究员勒内·勒弗特。勒弗特把解剖用的尸体从小酒店的屋顶上扔下来，脑袋撞到地上，看看面部裂纹的自然特征。我敢打赌，这一点肯定会让女士们刻骨铭心。他的实验还包括不断向尸体的颅骨上扔重物，重物分量逐渐加重，以测试下额骨的受损程度。现在我们以他的名字为几种裂纹命名——更精确地说是，勒弗特一型，勒弗特二型，勒弗特三型。

简单地说，这个8岁男孩的裂纹属于勒弗特三型，导致面部骨头与头颅彻底分离。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男孩的脸像一张面具一样撕下来，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

“车祸吗？”我问。

齐亚点点头。“父亲喝醉了。”

“不要告诉我他安然无恙，是吧？”

“他竟然还记得系上自己的安全带。”

“但没有系上他儿子的。”

“真是烦人。怎样才能不让他一次次地举起酒杯呢？”

齐亚和我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开始我们的人生旅程。正如斯托里演唱的70年代经典歌曲《路易兄弟》那样，齐亚黑得如同黑夜，而我比白天还要白（齐亚把我的皮肤形容为“水底的鱼腹”）。我出生在纽瓦克的贝思以色列医院，在新泽西州卡塞尔顿的郊区街道上长大。齐亚出生在海地太子港郊区村庄的一个泥泞的茅屋里。巴巴多克统治期间，她父母一度成为政治犯。没人知道太多的细节。她父亲被判处死刑，母亲被释后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她带上女儿，可能坐着一条木筏外逃。半道上死了三个，齐亚和她母亲幸存下来。她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布朗克斯，栖居在一家漂亮的美容店的地下室里。俩人整天不声不响地清扫头发。对齐亚来说，头发似乎是逃避不了的。沾在衣服上，贴在皮肤上，粘到喉咙里，钻进肺里面。她觉得嘴里好像有一缕头发，却怎么也扯不出来，这感觉一直驱之不散。直到现在，齐亚紧张的时候，她的手指就会去扯舌头，似乎要扯出一件昔日的纪念品来。

手术结束时，齐亚和我瘫坐到一条长凳上。齐亚解开她的外科手术口罩，任其耷拉在胸前。

“小菜一碟，”她说。

“阿门，”我表示同意。“你昨晚的约会怎么样？”

“恶心，”她说，“我不是指字面意思。”

“对不起。”

“男人就那么回事。”

“我搞不懂。”

“我快绝望了，”她说，“我正寻思着再跟你上一次床。”

“哎哟，”我说。“你们女人就没有标准吗？”

她的微笑令人眩目，明亮的眼白映衬着黑色的皮肤。她不到6英尺高，肌肤光滑，颧骨高高的，尖尖的，让人担心会戳穿她的皮肤。“你什么时候开始约会的？”她问。

“我正在约会。”

“我的意思是约会时间长到足以产生性接触。”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那么随便，齐亚。”

齐亚和我曾经上过床一一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在医学院就读一年级时，我们对上眼了，做了一夜露水夫妻。我有过不少一夜情，但能够记起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导致灾难。第二次——这次——导致一种我将永远珍视的关系。

等我们走出擦洗消毒室时已是晚上8点。我们开着齐亚那辆迷你型宝马车前往诺斯伍德大道的停车购物场，想买点食品杂货。当我们在过道里推着购物车时，齐亚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喜欢齐亚说话，因为这使我觉得精力充沛。在一个熟食品柜台前，齐亚看着特价食品柜，皱起了眉头。

“怎么啦？”我问。“他们在卖野猪头火腿。”

“那又怎么了？”

“野猪头，”她重复着。“是哪位营销天才想出这样一个名字？嘿，我有个主意。把以前我们做的让价手术用这些最讨厌的动物来命名。不，准确地说，用它们的脑袋命名。”

“你一直这样命名，”我说。

她想了想。“唉，也许吧。”

我们来到收银处。齐亚拿起她要买的东西放在身前，我把柜台上的挡板放倒，把东西从购物车上卸下来。一个胖胖的收银员开始把她的东西录入现金出纳机。

“饿了吗？”她问我。

我耸耸肩。“可以到嘉宝店去吃上几片。”

“那就去吧。”齐亚的眼神游过我的肩膀，突然停住了。她眯着眼，有什么东西掠过脸际。“马克？”

“嗯。”

她挥挥手。“不，不可能。”

“什么？”

齐亚还是出神地越过我的肩膀看着，下巴示意着。我慢慢转过身，当我看到她时，感到浑身为之一振。

“我只在照片上见过她，”齐亚说，“可那不就是……”我勉强地点点点。

原来是雷切尔。

整个世界将我团团围住。我知道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几年前我们就分手了。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应该面露笑容，应该感到某种依恋和怀旧之情，应该勾起昔日痛苦的回忆——那时的我年轻而天真。但是不，现在却不是这样。雷切尔站在10码开外，这种感觉统统消失殆尽。我感到的是一种依然极其强烈的向往之情，这种感情撕扯着我的全身，使得爱情和心碎的感觉为之焕然一新，重燃旧情。

“你还好吧？”齐亚说。又点了个头。

有人认为，每个人此生都有一个真正的精神伴侣——一次，只有一次天生注定的爱情，你也这么认为吗？那儿，就在停车购物场收银台的对面，就在一幅写着15号高速公路的标牌下，站立着我的爱人。

齐亚说，“我想她结婚了吧。”

“确实是的，”我说。

“没戴戒指，”这时齐亚捶了一下我的胳膊。“噢，噢，令人兴奋，是不是？”

“是啊，”我说，“令人兴奋的地方。”

齐亚打了个响指。“嘿，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像你以前常放的蹩脚的老唱片。关于在食品店遇到老情人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第一次见到雷切尔时，我还是个19岁的小伙子，比较而言，那时的效果还不明显，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甚至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但是我很快就体会到，我喜欢一个目光不断射向自己的女人。我就开始球磨，不错，她看上去蛮漂亮嘛。又过了几天，也许是她说了什么话，也许是她说话时歪着头的样子。这时，哎呀，感觉就像撞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上。

现在又体会到了那种感觉。雷切尔的变化不大。也许是岁月赋予了她那种潜在的美些许刚性，使之更加脆硬，显得更有棱有角。她更苗条了，深黑色的头发被拢到脑后，挽成了个马尾巴。多数男人喜欢女人的头发垂着，我却一直喜欢扎起来，特别是让雷切尔的颧骨和脖子露在外面一览无余。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灰白的外套。淡褐色的眼睛下垂着，脑袋弯下来，显出专心致志的神态，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她还没有看到我。

“《同一首老情歌》，”齐亚说。“你说什么？”

“关于情人在食品店邂逅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丹的什么人唱的，歌名叫《同一首老情歌》。”她又补充说：“我想是那个歌名。”

雷切尔的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她把它递给收银员。她的眼睛抬起来——这时她看到了我。

我不能准确地描绘出她脸上掠过什么表情。她看上去并不惊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但我并没有从她眼神里看出欢乐。也许是恐惧，也许是淡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就这样在那儿站了多久。

“也许我应该离你远一点，”齐亚低声说。

“嗯？”

“如果她认为你和这样一个热情的少妇在一起，她就会断定自己没机会了。”

我也许笑了笑。“马克？”

“嗯。”

“你这样目瞪口呆地立着，就像十足的疯子，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谢谢。”

我感到她的手在推我的后背。“过去问候一下。”

我的脚开始挪动，尽管我不记得大脑下达过任何指令。雷切尔让收银员给她的食品打包，然后朝我走过来，勉勉强强地微笑着。她的笑容以前总是那么灿烂，让人联想到诗意和春雨，一场能改变你生活的丝雨。然而，现在的笑容却今非昔比。有些僵硬了，蕴含着痛苦。我怀疑她是在克制着自己，或者是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笑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使她永远失去了光彩。

我们在彼此距离一码时停住了，谁也不知道按照礼节是该拥抱，接吻，还是握手。因此我们就什么也没做。我站在那儿，感到痛苦无处不在。

“你好，”我说。

“看到你还那么年轻，我很高兴，”雷切尔回答。

我装模作样地咧嘴笑了笑。“嘿，宝贝，你情况怎么样？”

“好些了，”她说。“经常来这儿？”

“是的。现在要说‘我们以前似乎见过面’了吧？”

“哪里。”我眉毛向上一扬。“我怎么会忘记碰到过你这样一位狐媚的女人？”

我们都大笑起来。俩人都是装腔作势，我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你看上去不错，”我说。“你也是。”

短暂的沉默。

“行了，”我说不搞这些不自在的套话和造作的逗笑了。“

“哟，”雷切尔说。

“你为什么到这儿？”

“我买点食品。”

“不，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打断了我的话。“我母亲搬到了西奥伦治的一所分套购买的公寓里。”

几缕头发从马尾辫里散出来，垂在她的脸上。我拼尽全力才克制住了把它们拂到一边的冲动。

雷切尔向别处扫了一眼，回头又看着我。“你妻子和女儿的事我听说了，”她说。“我很难过。”

“谢谢。”

“我想给你打电话或者写信，但是……”

“听说你结婚了，”我说。

她扭动着左手的手指。“又是孤身一人了。”

“你还是联邦调查局的雇员雷切尔把手放了下来。”也不再是了。“

更长时间的沉默。我又不知道我们在那儿站了多长时间。收银员已经走向了下一位顾客。齐亚从我们后面上来了。她清了清嗓子，把手伸向雷切尔。”喂，我是齐亚·勒鲁，“她说。

“雷切尔·米尔斯。”

“幸会，雷切尔。我是马克的工作搭挡。”接着她想了想，补充说我们只是朋友。“

“齐亚，”我说。

“噢，对了，抱歉。你看，雷切尔，虽然我喜欢待在这儿聊天，不过我还是得赶紧离开。”为了加强语气，她的拇指猛地朝出口处一指：“你俩谈吧，马克，以后还会在这儿见到你的，真是幸会，雷切尔。”

“我也有同感。”

齐亚一溜烟地跑了。我耸耸肩，“她是个了不起的医生。”

“我相信她是的。”雷切尔抓住她的购物车。“汽车里还有人在等我，马克。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但毫无疑问，既然我失去了一切，我得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我不能就这么放她走。我清了清嗓子说，“也许我们应该到一块儿。”

“我还住在华盛顿，明天就回去。”

沉默。我心里失望至极，几乎要窒息。

“再见，马克，”雷切尔说。但那双淡褐色的眼睛湿润了。

“不要就这么走。”

我尽量使声音中不带有恳求的语气，但我认为h己并没有成功。雷切尔看着我，什么都明白了。“你想让我在这儿说点什么呢，马克？”

“说你也想到一块儿。”

“就这些？”

我摇摇头。“你知道不止这些。”

“我再也不是21岁了。”

“我也不是了。”

“你爱的那个姑娘死了，回不来了。”

“不，”我说。“她就在我面前。”

“你不会再了解我了。”

“那我们就再次相识，我不是一时冲动。”

“跟以前一样？”

我不自然地笑着。“是的。”

“我住在华盛顿，你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