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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无敌前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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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诸如优质钢材、卡车、炸药等援助的数量。但我却更希望他们多进行一些技术转让，让魏长安去跟他们谈吧，反正，他现在在巴黎参加巴黎和会，与各国上层人物关系处得不错。
8月底，看到伏龙之在东线迟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易怒而多疑的斯大宁立即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上要求撤销伏龙之东线总指挥的职务，并加以逮捕和审判。但由于列林的阻挠，会议未能通过斯大宁的提议，不过，为了平息与会代表的愤怒，仍把伏龙之的副手，那个去碰秦由天钉子的阿罗廖夫斯基进行了秘密逮捕。同时，会议还决定由叶戈罗夫大将率领15万红军前往东线，对伏龙之进行支援。斯大宁本想剥夺伏龙之的军权，但被列林制止，让叶戈罗夫大将仍然听从伏龙之的指挥。
广袤的西伯利亚本来最适合大兵团作战，这时候如果双方的装备相差不是太大，人数优势就应该是胜利的重要法码。但西伯利亚西部的茫茫森林和无数的沼泽使人数优势反而成为一种负担。这也是为什么伏龙之不能发挥其卓越的指挥艺术，只能将大兵团集中在铁路沿线对我军防御阵地进行硬冲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本就是单线的西伯利亚铁路要负担几十万人的武器补给、被服、粮食等运输任务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伏龙之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他仍然按兵不动，而且也不反对莫斯科派来的援军。其原因，我也明白：他要拖，拖到冬天就是想利用西伯利亚那令人恐惧的严寒把我军打败。
但我却知道，事情远不象伏龙之所想的那样简单。南方的邓尼金已经快打到莫斯科了，而且西边的尤登尼奇也快攻克对彼得堡这个原沙俄的首都。莫斯科方面绝不允许伏龙之在东方拖得太久。所以当我看到叶戈罗夫率领15万人前来支援伏龙之的情报，不由得晒笑了一下。也没作太多的布置，只是要求将前段时间抵御红军疯狂进攻时的几千人的伤亡进行补充。然后就让后勤部门多往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送一些弹药和食品，接着我就开始关心起龙战天的战况了。
龙战天从库尔干出发，一路南下。于7月初进入切利诺格勒，受到当地仍忠于原沙俄政府的势力的欢迎。接收大量粮食补给后，于7月中旬又进入卡拉干达。一离开卡拉干达，龙战天便执行起了焦土政策，一路上驱赶大量牧民及牲口南下。在8月底到达巴尔喀什湖时，龙战天已经拥有12万牧民，上百万匹马及至少百万头牛、骡等大型牲口。然后自行划定国界线，将他心中的国界线内的原俄国政府和军队全部驱赶出去，并将掳掠来的12万牧民迁入“境内”。流亡的原俄国政府及军队几乎全都向最近的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图、普尔热瓦斯克等地逃去。并唆使当地的政府及驻军与龙战天对抗。
龙战天正愁没什么可以打动他的目标，骤然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几伙流亡政府及军队汇合在塔什干，二话不说，立即率军前往攻击。9月8日，龙战天在塔什干全歼3000俄罗斯白卫军，占领塔什干。接着挥南下，于9月21日占领杜尚别。同时，他派出一部分军队先后攻占了安集延、阿拉木图、普尔热瓦斯克等地，将这里的俄国势力一扫而尽。
而在黑海和高加索一带的邓尼金感到其侧翼受到威胁，便向龙战天发出照会，希望彼此能够和平相处。龙战天在征得了我的同意后，表示仅仅收回被蛮清割让出去的土地，不对其它地区抱有任何意图。同时，还派出代表前往其手下弗兰格尔中将的驻地表示问候，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本就是美、英等国支援给他们的）。邓尼金立即亲自向我发电表示感谢。我也只好跟他客气了一下，表示我已让龙战天就地防守。
此时的邓尼金已经占领了顿巴斯地区和基辅等地，而在其老巢高加索一带反而显得实力空虚。他此时给我下矮桩也就是怕龙战天抄了他的后路。不过，虽然我对高加索一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但限于我现在的实力，加上在现代社会中了解的高加索一带剽悍的民风和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彻底打消了我的贪念。何况，再往南下就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阿富汗和伊朗了，我与英国现在是“盟友”不是么？
9月11日，伏龙之再也无法承受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在等到叶戈罗夫的15万人后终于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于伏龙之的红军缺乏重火力，只好用普通士兵发起集团冲锋。虽然我军拥有完善的轻重火力配置，密集和交叉的火力也给予红军可怕的杀伤，但由于被政委们不断地思想轰炸给逼得肝火旺盛的红军士兵显得异常狂热，前仆后继，根本无视死亡地盲目地冲锋。
经过激烈的战斗，居然也给他们占领了几个较重要的阵地和战壕。其炮兵的炮弹已经可以打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车站。但毕竟是随我打过兴隆阻击战的“虎威军”，强烈的荣誉感驱使一些中下级军官，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就率领战士们重新夺回了几个要地。战斗进行得很惨烈，许多红军被整团整团地消灭，但仍有更多的红军士兵扑了上来。我军阵地前的红军士兵尸体也越堆越高，战士们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呆在战壕，直接趴在尸体上就可以用尸体做为最好的掩体了。
柯去恶为了避免这种阵地消耗造成更多的伤亡，也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动用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群。因为他接到我的命令，要将红军兵力至少消耗掉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现有30万红军，在战役结束后，我最多只能看到10万人。
但在我看来，柯去恶甚至有将伏龙之的红军全歼的打算。因为，在军事地图上我看到，我军的防御阵地不断地从中间向一退，慢慢地形成了一个“U”字形。而这“U”字形的两边恰好是托木斯克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
看着地图，我心中暗自满意，刘白驹在旁边看到我的笑容说：“主席，看来柯黑子这家伙还很有头脑嘛。”我点点头说：“是啊，有勇有谋，是个将才。”刘白驹却说：“但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笑到最后，毕竟，伏龙之的红军兵力是他三倍。这节骨眼儿上，稍有不慎便有祸事。”我想了一下说：“这倒也没什么，这几个月来，我们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至贝加尔港之间的铁路，在每一个隘口和要地都修建了大量的工事。如果红军真的突破了柯黑子的防线，大不了就是不能完成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的预定作战任务。不过，我相信柯黑子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刘白驹点点头表示赞同但又说：“这时候，柯黑子手中没多少预备队了，要扎紧这个口袋也不知他有什么办法？要不，让我带2个师过去？”我想了一下说：“你也不用亲自去了，就派2个师，让张云义带去吧。”张云义本属李长山的第一集团军，但由于其长期在蒙古一带作战，其部属多为北方人或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对北方的气候适应能力很强，所以李长山将他派给刘白驹。
9月22日，我正在赤塔指挥部，突然接到柯去恶的几封战报。不知是何原因，那个“U”形的两边居然被慢慢地压缩下来。红军已经有一部分突进到托木斯克车站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近郊。还没等我发脾气，又几封电报发来，将情况也说明得很详细了。原来，狗日的苏俄红军舍不得继续承担太大的伤亡，将苏俄境内几乎所有的加入红军的中国人都集中到东线。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又是这一招，但好象却屡试不爽。
我军战士看到这些中国人，不愿向自己的同胞开枪，便放他们冲过阵地，将自己的后背留给了这些“同胞”，哪晓得却被“同胞们”毫不犹豫地从后面开枪杀死。大量的阵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而我军战士们也死得不明不白。柯去恶来电问该怎么办？我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怒火，让刘白驹去了解这些中国人的详细情况。
不久，通过对苏俄红军战俘的提审和对被俘的中国国际支队成员的询问，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中国人都是从国内逃亡到俄国或被掳掠到俄国去的农民和劳工。他们这些逃生和被掠去的劳工在沙俄受着特别残酷的剥削。于是他们当中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要帮助俄国人民彻底推翻沙皇政权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因此成为苏维埃政权中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红军的中坚力量。
“十月革命”以前就曾有许多华工投入到俄国革命战斗组织中去。如16年彼得格勒造船厂的十几名中国人就加入了彼得堡赤卫支队攻打冬宫的战斗。真正第一个有组织的中国国际部队是在18年初于普里德涅斯特罗维耶成立的“中国营”。其创建人是中国青年桑富阳。桑富阳向苏俄第2革命军代表大会提议成立一个中国营。此提议得到了苏俄政府的认可。列林曾特别指示要支持“中国国际部队的组建”。
桑富阳一边鼓动同胞们报名，一边游说于莫斯科军政界。很快第一支中国国际部队———中国营成立了。它只有100多名战士，装备也不好，但这个营作战却一往无前。它从成立大会直接走向战场。在追击装备良好的德国军队时，中国营的士兵英勇无畏，仅凭战士的双脚行程数百公里，直达德国腹地。同年9月，中国营又编入莫斯科第21特别旅团队，奉命深入到诺伏霍别尔区与白匪军作战。中国营作为该战区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来打破对峙的僵局。进攻开始后，中国营冒着白军密集的弹雨奋勇冲击。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连自负勇敢的苏俄红军都自叹不如。了解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这个桑富阳不是被我军俘虏了吗？
被提审的红军战俘几乎都对中国国际支队表示出极高的赞誉，他们指出：所有的中国志愿人员都无一例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荣誉。中国国际部队的武器肯定比不上正规红军的精良，但他们创造的奇迹却毫不逊色。
别尔米中国国际支队在喀马河镇压白卫军叛乱作战中，独抗数倍于己之敌。150多名战士无一退逃，直至全部战死。政委郭旺琴被俘不屈，竟被白卫军惨无人道地碎尸。战后苏俄红军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为他们在喀马河畔建立纪念碑（碑文是“1918年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殉难的中国国际营战士、‘鲁斯洛’号轮船及游击队员之公墓”）。
18年11月，中国团奉命赶赴与白匪军作战的维尔赫土里耶前线去换防。白匪军趁中国团刚刚换防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发动攻击。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团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当时第29师师长情不自禁地发布战地通令：“在维尔赫土里耶方面近期历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中国团被围困在敌人钢铁般的包围圈中，但是由于这个团具有坚强不屈的精神，组织严密，革命纪律性强，指挥人员调度得当，所以这个团每次都是凭着火力与刺刀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边战边退转入新阵地。中国战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英勇豪迈气概以及沉着应战优点。情况越是艰险，中国战士们的战斗纪律性越是坚强……我很荣幸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人员致以深切的感谢。”
在随后的诺伏—屠林战役中，中国团击毙了两倍于己的白军，最后全团只有62人生还。团长任辅臣英勇牺牲。18年12月28日的《公社社员报》上深情地写道：“任辅臣同志在中国战士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一切威信和声望等等，均用来为苏俄服务……革命战士们对这位异国人民的好男儿、这位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任辅臣同志，奉若神明，永远怀念。”被提审的红军战俘戈里科夫说道：“在我国前线作战的中国各连队，其特点是顽强不屈和异乎寻常的、如雄狮般搏斗的勇敢精神。”
在看完这些情况资料后，我不禁热血沸腾，在一股豪情冲天时，也感到一阵悲哀。就是这个苏维埃政权，这个令数千中国人为之战斗的新生政权，在日后对我们中国又做了什么？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强占张家港中国一界，堵绝了中国通往日本海的唯一出口，抗日战争后期突入中国东北不分中国人日本人胡乱屠杀中国平民，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长期的军事对峙，甚至不止一次地筹划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等等。我越想越气，立即招来通信员要他立即给柯去恶发报，将所有上万名被俘的红军官兵押到战场，只要一看到有中国国际支队的战士要冲锋，就砍掉这些人的脑袋，见到一个砍一个，而且不能用枪毙这种手段处死。
柯去恶很彻底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伏龙之不得不停止进攻，而红军中的中国人也开始受以歧视和侮辱。战场一时间宁静下来，只剩下硝烟默默地飘荡。但俄罗斯人自私的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他们利用我军战士不愿向中国人开枪的心理，开始强迫红军中的数千中国人做收尸、挖战壕、筑工事等苦力。
柯去恶这回也没有向我请示，直接就拉出来1000名红军士兵，当着20多万红军的面砍了脑袋，还抛下话：要是再看到中国人干这些事，就把这些战俘全部用最残酷的手段处死。伏龙之最后只好妥协，派人与我军谈判。最后达成一对一地交换红军中的中国人和红军战俘。9月30日，我军接收了7600多名中国红军战士，至此，苏俄红军中再也没有中国人出现。红军中的中国国际支队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六十章 … 一场战役定下的新国界
伏龙之为了挽回红军战俘的生命与我军进行的交换在斯大宁眼里变成了懦弱和无能。开始要求中央委员们对其进行弹劾，列林终究有些顶不住，便要求伏龙之尽快获得进展，以便腾出手来打击已带近莫斯科的邓尼金和西边的尤登尼奇。
伏龙之虽然知道不太可能突破我军的防线，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让红军继续进攻。没有了中国国际支队的干扰，柯去恶的防守也显得更加强硬，那个“U”形的底部也显得越来越深，前端已经离托木斯克支线与西伯利亚主线相交点仅3公里左右。在“U”形内仅三十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挤进了16万余人。10月21日，我看形势也差不多了，就给柯去恶去电，让他“收网”。
柯去恶随即让张云义突袭了设在铁路主线上的几个大型补给站，由于情报错误，没有达到预想地摧毁红军指挥部的目的。但却使红军的补给困难增加了不少。伏龙之不愧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在得知身后有数万中国军队出现并攻占了几个补给站时，立即下令让叶戈罗夫率领4个师约6万人向张云义扑去。同时下令所有红军放弃所有阵地，前队变后队，立即向回撤。柯去恶见状也下令让第7集团军进行全面进攻，想要死死咬住红军主力。接到撤退命令的红军官兵则显得有些无措了，伏龙之的老部下很痛快地执行了命令，并感到非常庆幸。而由叶戈罗夫带来的红军部分却不愿接受此命令。他们在意志特别坚定的政委们的鼓动下，反而向我军阵地和正在进攻的我军部队发起冲击。
10月23日，叶戈罗夫带来的红军部分的其中近6万人在布琼连斯克中将的率领下向托木斯克的我军阵地全力发起进攻。我军在托木斯克只有秦由天率领的2个师约3万人，但其有很大一部分兵力分散在沿铁路线布设的防御阵地上，城内只有不过3000人左右。待秦由天发觉情况不妙时，红军已经突入进城区了。
激战了好几个小时，红军甚至占领了托木斯克车站。由于张云义死死地将叶戈罗夫挡在“U”形口袋阵的出口处，狭窄的通道根本就不可能让红军主力通过。伏龙之立即下令全军转向托木斯克，仅留少数部队抵挡我军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方向的进攻。结果，刚刚跑到口袋阵出口的伏龙之的嫡系又只好转头向托木斯克狂奔。这一下，秦由天的压力立即陡增，不得不向柯去恶去电要求支援。柯去恶不太想现在就动用2个师的预备队，便让秦由天再坚守1天，他好将重型榴弹炮部队调到托木斯去。
10月24日上午，红军投入了1个师的兵力发起亡命冲锋，终于突破城郊阵地冲进托木斯克城区，并与城区内的我军展开巷战。秦由天不得已，只好将部队一点一点地从铁路沿线上的防御阵地上抽出来，投入到巷战中去。好不容易支撑到下午，城区也被红军占领了差不多一半，而由于铁路沿线的防御阵地兵力被抽调，好几个阵地也被红军突破，整个托木斯克防线有些摇摇欲坠了。当天晚上，本不擅长打夜战的红军为了抓紧时间尽快突围，连夜继续发起进攻。秦由天拼命堵截，不断地将预备队派上去，最后连他的警卫营也拉了上去。
但心知除了冲出这道防线才有生还可能的红军不会有丝毫犹豫退缩的念头，仍不伤亡地向我军阵地发起死亡冲击。到凌晨，连秦由天也亲自操起步枪扑进了战壕。双方官兵不断地倒在阵地前和战壕内，好多地方都进行了白刃战。在城区进行巷战的我军部队也打得非常辛苦，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仍作顽强抵抗。所幸我军班排火力强大，正适合在巷战中发挥其火力，虽然不断地被苏俄红军蚕食着城区内的街道、建筑，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城区控制在我军手中。
凌晨5点左右，秦由天在喝止几个想逃跑的士兵时，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于一天后抢救无效去逝，他也成为我军在此次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陆军中将，后被民国追授为铁血军上将、民国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等。秦由天的中弹立即激发了我军战士的血性、虎威军的荣誉感和军人特有的自尊，残破不堪的2个师在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带领下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终于将千疮百孔的战线支撑到上午8点。
刚刚到达炮位的重型榴弹炮部队这时候也恰好等到了晨雾的散去，前观准确地将最危急的几个阵地前的红军密集地域坐标发回到炮群。几百门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几乎同时怒吼了起来。仅仅十分钟，上万发炮弹便砸在了人头辍踊的苏俄红军的冲锋阵形上，强大的气浪将无数的残肢碎体抛上了天空。十多万红军被炽烈的炮火给打得晕头转向，开始还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前冲锋，但不断的死亡终于使狂热的红军士兵感到了恐惧，连意志坚定的政委们也不再鼓动士兵冲锋。而我军阵地上战士先是被这炽热的炮击给震慑住了，守御阵地的压力也陡然下降，但不一会儿便传来欢呼声。
三十分钟的密集炮击不仅打断了红军的进攻，因为红军的进攻阵形较密集，所以也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炮击停止后，双方士兵惊讶地发现，炮击区域几乎全成了“月球表面”，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和地形表面。战后估计，仅这三十分钟的炮火急袭，至少造成苏俄红军4至5万人死亡。红军的斗志也在这次可怕的炮击中丧失了，随着炮火继续向红军出发阵地延伸，红军部分士兵终于出现了逃跑的迹象。
中午时分，商云义的2个师也击溃了叶戈罗夫的主力，叶戈罗夫阵亡。消息传到伏龙之那里，迫使他不得不准备作最后一搏。下午4点，伏龙之将托木斯克城区作为主突破口，将主要兵力约5万人放在这个方向。随着柯去恶将最后2个师的预备队派到托木斯克郊外的高地上彻底堵住托木斯克的出口后，柯去恶便下令让正在城区进行巷战的部队撤离城区。而伏龙之不知道城外的出口已被堵住，将大部分红军部队转进至城内，准备从城区通过。他在进城后才沮丧地发现，出口已被我军彻底堵住，经过几次强有力地试探性进攻后，损失惨重的代价使伏龙之明白突围已成为不可能。
柯去恶在得知伏龙之大部进城后立即令大军将托木斯克包围得水泄不通，并连夜拼命构筑战壕等工事。随后他又下令炮兵部队对城区进行无差别射击，反正里面没有中国军人和平民，房屋、建筑等也都是俄罗斯人修建的，炸了就炸了。我在知道苏俄红军进城后便让柯去恶想办法逼降，而柯去恶的做法也恰好符合了我的思路。
10月31日，走投无路的伏龙之为了不让更多的苏俄红军无谓地送死，在下达了向我军投降的命令后，吞枪自杀。当疲惫不堪的苏俄红军全部面带着惊恐的神色放下武器时，我军立即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柯去恶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电报，我在赤塔一接到电报便长吁了一口气，闭着眼坐在了椅子上。
这场被命名为“新托会战”的战役被记入了历史，交战双方总共投入了超过四十五万的兵力，而第7集团军仅用13万余人便全歼了伏龙之32万苏俄红军，“虎威军”的威名也从此响彻全球。此战，我军共战斗减员达3万人，但却击毙了包括伏龙之在内的2名大将，2名上将及以下共15万人，俘虏了12万人，仅有5万余人四散逃走。此战后，苏俄的东线局势已完全失控，张云义顺势夺取了鄂木斯克，然后推进到乌拉尔山东麓。
在南线，虽然有斯大宁亲自坐镇，也打了几个胜仗，但东线伏龙之的全军覆灭的消息也使整个红军弥漫着一股失败的氛围。而且此时，美、英等国支持的尤登尼奇也挫败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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