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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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想到了些什么，摸摸口袋里剩余的钱，看着周炳国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然后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手机，外加一张卡，打了个电话后，我又不动声色地回到车里。

车继续北上，车窗外越来越荒凉。天空中弥漫着重工业城市污染后的颜色和气味，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出口，中途再也没有停过。

在一个个熟悉的城市名字之后，我感到越来越陌生。目的地又是个我闻所未闻的小县城。周炳国的车出了高速，沿着一条笔直的马路一路向西，转过几个弯，在经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后，总算进到了一个有两栋五层楼高的楼房小区。

每栋楼三个单元，一梯两户。周炳国把车停在了其中一栋楼的前面，周炳国四处看了看，确定没有动静之后，我们下了车。

我吃不准他带我们来这儿的缘故，我也不知道这和林慕有什么关系。他抽完烟，指了指车里的案宗，给我们讲了一个旧案子：

“犯罪嫌疑人杨东是个街头艺人，在街头表演一个令人窒息的恐怖魔术，他有一个自制的铡刀道具。将人头放在铡刀之下的表演者，在铡刀落下之后能够安然无恙。杨东最后一次表演是在菜市口，他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个女孩，来表演这个节目。然而意外的是，铡刀落下之后，道具出了问题，女孩头颅应声落地，围观人群顿时骚乱起来。杨东自己也大为吃惊，惊魂未定的他将女孩尸体和头颅装进蛇皮袋一路逃窜。闻讯而来的警察将杨东追赶到这栋居民楼中间的那个单元。杨东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并且口口声声央求警察放自己一马，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就有办法让女孩复活。

“警察自然不会相信杨东的一派胡言，强攻之下，杨东被击毙在居民楼里，也因此留下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秘密。杨东死后，警察对居民楼以及附近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搜查，却没有发现女孩的尸体。从杨东进入居民楼到击毙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警察通过勘察，没有发现楼里的墙壁有缝隙，或者有水泥新砌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藏匿尸体的手段，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让尸体销声匿迹。那具尸体至今仍然留在这栋居民楼的某处……”

周炳国讲了这个离奇案子，听完之后我一头雾水，半点儿摸不着头脑，这和林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正当周炳国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述说：“进车里去。”

“什么？”

周炳国用眼角瞥了瞥小区门口，那里出现了两个陌生男人。他更加警觉起来，我和王小山上了车，他则靠在车旁静观其变。

那两个陌生男人径直走了过来，事实上，这个小区本来就空间狭小，连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

两个男人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靠了过来，操着本地口音问我们这里是不是某某小区。

原来是个问路的。周炳国在车外告诉他们，他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也是来找朋友的。两个陌生男人悻悻地走了。

他们绕过楼往后面去了，刚出了视线，周炳国就打开车门，脸色很难看。

“那两个是警察，”他说，“他们穿的皮鞋是公安局统一配发的。”

我有点儿欣喜，也有点儿担忧。欣喜的是警察来得如此之快，担忧的也是因此。这里距离J市数百公里，之所以警察如同天降，和我在小县城手机店打的那通电话不无关系。

我无法完全信任J市的公安局，但我可以信任自己局里的同事。我给局长打了个电话，把大致情况描述了一番。信不信由他，起码在我说了之后，他不至于不行动，这也为我自己脱离险境打下一个伏笔。

他们从我来的城市赶到此地，肯定还得有好一会儿，想必是知会了当地的警方，才循着我不停提供的信息，寻觅过来。然而担忧的是，我怕周炳国一旦知道事情败露，反而会狗急跳墙，他一定恨死我了，死咬着林慕的秘密不放，我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周炳国还没有察觉是我在从中使计，想了一会儿，让我们待在车里别动。他自己先出去探探风声。

王小山显得有点儿焦虑，毁了容的脸，藏在竖起的卡其色外套的衣领里，显得可怜。我在想，他的牺牲也着实大了些，现在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还忠心耿耿地追随着周炳国，下半辈子估计注定风餐露宿，没有安生日子了。

我很想问他，当初为啥不想个别的法子，偏偏要选择这个代价最大的方式来复仇？世上没有后悔药，大错已经铸成，等待他的也只有法律的审判。

过了一会儿，周炳国回到了车里，对我们说，情况也不是很清晰，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他看看我，又看看王小山，然后作了个决定，鉴于王小山骇人的外表，与其出去之后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如先安静地待在车里，我和周炳国出去把落脚的地方找到，回来再来接应他。

我和周炳国下了车，没有从门口走，而是翻了不高的围栏，出了小区。我回头看了一眼车里的王小山，他隔着车窗无助地看着我们，然后把自己那张脸缩进窗户下面。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恻隐之心顿生。周炳国走在前，我跟在后，我上前想要问问他往哪个方向走。他压着嗓子说，别靠太近，先头的那两个肯定是警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瞄上我们了，或者还没有确认我们的身份，所以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我猜不出警察想干什么，也许周炳国分析得没错，我边走边假装不经意地四处张望，周围没有人跟踪，也没有人在刻意注意我们，我们似乎很顺利地出了包围圈。

这反而让我担忧起来，我担忧警察跟丢了我们，再联络起来会节外生枝。好在还有王小山留在那里，起码还留了一条线索。

“我们去哪儿啊？”转出两个路口，到了主干道，人流多了起来，看来我们已经摆脱了警察尚未完全建成的监视区。

“去找个旅馆。”

“什么时候回来接王小山？”我得知道周炳国的计划，以便作出最好的预判。

周炳国没回答，兀自往前走着，我跟在后面，猛然觉得不对，快步走上前，把他拦了下来。

“你根本没打算回来接王小山！”我愤怒起来，“你把他留在那里，仅仅是为了吸引警察！”王小山那副可怜无辜的表情又浮现在我面前。

周炳国站住了，他看看我，然后还是冒出那句话：“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倒不是因为纠结于王小山被捕，而是他放弃忠心耿耿的王小山的行为让我感到心寒。

显然周炳国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完全缺失了黑白分明，这种以暴制暴、丧失底线的行为，甚至不带半点儿内疚，他早就丢掉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作为一个犯罪心理学家，自己却成为最麻木的犯罪者，这才是让我感到恐惧的地方。

周炳国面无表情地接着往前走，我跟在后面。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后，他在一个不起眼的旅店里登记了身份，我们走进了二楼房间。

小房间破落得如同我的心情。一开门迎面扑过来一股难闻的霉味。灰白的日光灯管上布满了黑点，正中央有一张小床，上面的床单被褥也不知道多久没洗过了。床边放了两双粗糙的拖鞋，一台厚重的老式电视机放在对着床的柜子上。

右边是卫生间，门也没关，蹲式便槽和不锈钢水管外露的淋浴喷头，仿佛把人带回了80年代。

周炳国习惯性地四处看看，然后坐到床上，我也跟了过去，掏出烟也不说话，就坐在床边抽着。

烟雾弥漫起来，周炳国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和他想的不一样。既然王小山已经被作为牺牲品，被留在了那个小区，那么我就要重新联系警方，让他们再回到我的视线之中。

我看看他，他的眉头紧锁，仿佛在思考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我得洗个澡。”我打断他的思维，然后说道。周炳国没有回答，只是点头示意。

我换了拖鞋，进到卫生间先把热水放着。好在天气还凉，就算我穿着外套进卫生间，也不会引起周炳国的怀疑。我把一切尽量做到逼真，耐心地等着，破旧的水管放出热水，升腾起了热蒸气，才重新站到里面。

一进卫生间，我转身把门插上插销，然后迅速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末尾加了句“不用回”，确定短信发出去之后，这才靠在墙边。

我缓缓脱掉衣服，自打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之后，我还一直没洗过澡，浑身都馊了。站到热水底下，舒畅的流水从头顶冲下，我暂时放松下来，感到酣畅淋漓。

洗完澡我擦干身体，回到房间，周炳国已经躺到床上。他没有睡觉，而是睁大眼睛，瞪着天花板，依然在思考着。这回我没有打扰他，而是把桌上的杯子拿到水池里刷刷，然后泡了两杯热茶，坐在床边，又点了根烟。

不出意外，警察应该很快就能锁定我们所在的位置，给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尽快从周炳国的嘴里套出林慕的消息。

刚刚在那个居民楼前，周炳国给我讲述那个案子，我从头到尾又回忆了一遍，依然找不到这和林慕有什么联系，哪怕一点点的我想要知道真相，还得从周炳国的嘴里套出来。

我转过头，拍拍他：“刚刚你还没说完呢？”

“什么？”他突然反应过来，茫然地看着我。

“你说的那个杨东，那个变马戏的，他和林慕有什么关系？”

“哦，你问这个。”他缓过神来后答非所问，“我前面在想，警察怎么会来得那么快？”

我的心紧了一下，然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周炳国正紧紧地盯着我，他是否从我的微表情里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我正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措辞掩饰过去，他倒率先扯开了话题。“那个杨东还有点儿小名气。”他又回到了当年的案子上，“当年经办此案的民警，后来对杨东的身份作了详细的调查，这个杨东——不简单。”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周炳国讲故事，遇到有疑问的地方，还打断问上一两句，他都耐着性子跟我解释。我大致了解了此案发生的背景。

杨东是山西人。这个也是目前为止最靠谱的推测。其实并没有证实过，在杨东的尸体上没有发现诸如身份证之类的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之所以有这个推测，是因为杨东不仅在街头卖艺，而且还在不大的县城里，操着山西口音给人算命。

有人叫他杨菩萨，还有人叫他杨半仙，民间的说法是这人有点儿法术，会招魂。当然这是很扯淡的事儿。在听完周炳国的讲述之后，我大致判断，杨东所用的伎俩，就是我所在的城市被称为“关亡”的东西。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骗人伎俩，大致是说，通过神神道道的咒语，能让询问者死去的亲人附身，然后趋福避祸，无非就是这些东西。

至于他那个砍头的把戏，在后来若干年里，电视上也演过类似的玩意儿。杨东的道具到底奥妙在哪儿，以及为什么那个小女孩会发生意外到现在还没有个定论。他在逃跑之前，把那个道具彻底给毁了。没准儿他还带走了几个零件，后来勘察的人员死活都没有参透其中的玄机。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问题始终围绕着那具小女孩的尸体被藏到哪儿去了而展开，还有那个小女孩姓甚名谁，从哪里来，都一无所知。周炳国的这些信息，仅仅填补了案子本身的一些空白，我依然不知道它们和林慕有什么关系。

我皱着眉头听完周炳国的讲述，他也发现了我心中的疑问。

“有件事你一定不知道，童年的林慕就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里。”周炳国说。

“什么？”我竖起耳朵，把身子倾了过去，好像没听明白，“你说什么？”

周炳国把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林慕也从来没有和我讲过。

“然后呢？”我接着问。

窗外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周炳国的第六感依然敏锐。他突然停止说话，站起身来走到床边，隔着窗帘向下望去。

“怎么了？”我佯装问道。

他突然紧张起来，把手指竖在嘴前：“是警车。”

我心理暗暗在骂娘，警察似乎在和我作对，早不来晚不来，两次都是在紧要关头，就在真相近在咫尺的时候出现。

周炳国从窗台快速地撤离回来，从床上拿起衣服穿上，然后带着我悄悄走出房门。门外的走廊里站着个收拾房间的阿姨，推着一车浴巾床单向我们走来。看见我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吓了一跳，然后本能地侧过身体，让我们先过去。

“未必是来找我们的吧？”我拖延着时间。

“安全第一。”周炳国严肃地说。

我和他走到楼梯口，听见楼下有人在和前台的服务员用本地话说着什么。隔得太远我听不清。我和周炳国下了两节楼梯，就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旅馆很小，根本没有藏身的地方。周炳国加快了脚步，就在转弯处，还有个类似于安全门的通道。

如果那两个警察真的是来找我们的，这是我唯一逃离的机会了。后来想想，什么叫命中注定，什么叫老天有眼，也就是这个意思。周炳国打开那个安全门的瞬间，也是我纠结的开始。

还是原来的问题，如果再放周炳国走显然不妥，可一旦我们被警方控制住，林慕的案子是否还能重新翻出来，我还是否能够参与其中就成了未知数。

犹豫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可几秒钟足够了，警察越来越近，很快就能看到我们了。周炳国挥舞着手势让我快点儿。我脑子里想着事儿，本能地听从着周炳国的指挥，紧接着一脚踏空，把脚脖子扭了一下。

我发誓这真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周炳国赶紧过来搀起我，警察已经看到那扇安全门了。我们只得再回到二楼。警察听到动静，快步跟了上来，大喊一声：“站住！”

原本周炳国有多种方式来应对眼前的事件，可以和警察周旋，或者逃跑，就算最坏的打算被抓进去，依然还有谈判的余地。可偏偏当时周炳国紧张也好，脑子一热也好，用的是最愚蠢的办法。

我们来到二楼，后面的警察紧随而至，周炳国跑过先前的那个保洁阿姨身边，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用手勒住了她的脖子。更直观一点儿说，他用手推车上的一把美工刀，绑架了一名人质，来威胁警察。

“把刀放下！”警察的枪已经掏出来了。

周炳国急了，一失以往的沉稳和睿智，憋着嗓子让我快踹开房门。我站在那里没有动。

“快点儿！”他突然愣住了，随即反应过来，盯着我，“是你，是你报的警！”

我没说话。警察已经悄悄潜过来了，周炳国凶狠地看着我，却没注意自己的身体已经暴露在对方射程之内。我用余光看到了警察的动作，还没来得及阻止，枪声响起，周炳国中弹。

周炳国被送进医院，我也被捕了。

漫长的调查期枯燥又折磨人。就像一部晦涩的艺术片，我得不停地揣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由于我所在单位的强势介入，当年的侯文杰案得以重审，并着这一年来在我身上所发生的那些离奇的事件，都重新作了梳理。

我在拘留所里待了两个月，形势稍有好转，起码暂时洗清了我的冤屈，主要表现在我不用蹲在拘留所的笼子里独自面壁思过了。但每天还是要到局里报到，工作肯定是暂时被停止了，他们还得防备我会悄悄地溜走。

案子究竟查得怎么样，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一无所知。这些天我就像个被人唾弃的社会公敌，无人理睬，即使我找到原来的那些同事，仅仅是为了唠唠家常，也被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生怕牵扯进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由于上面说过不能出城，更别说出国了，我想要找个地方散散心，也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一直到了第二年春天，事情才算有点儿眉目。据说当时参与包庇案的一干人等轻则被撤职，重则被追究法律责任，几乎无一漏网，也应了那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俗语。

周炳国团伙中，王小山被捕了，他会受到什么审判还不知道，其余一干人等还在逃，相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负责此案。由于案子涉及敏感话题，一律谢绝媒体采访。而此案的核心人物周炳国，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并没有死，但至今没有醒过来，在医院的特殊病房里看护治疗。

我的直属上司找我谈了一次话，是关于我今后去向的问题。我不太在意这个，现在重点是要找到当年林慕的死因。

周炳国没死的消息，多少给我带来点儿安慰。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儿，尽快重获信任，在将来有可能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获得林慕案的信息。此后，我的限行令被取消。当我彻底自由之后，反而觉得无处可去。

就这样，我无聊地度过了沉闷的夏天。梧桐树落下第一片树叶的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周炳国醒了，但情况不太好，生命指数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他想见见我。

我急忙赶往医院，在重症病房里见到了久违的周炳国。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脸部变形、皮包骨头，浑身插满了导管，子弹从他的颈部侧方射入脑部，能够喘气到现在，已经是医学奇迹了。

他和死人没什么区别，看到我之后，眼睛里多少闪出了一点儿光亮。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如果不是他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我们会有很多机会成为好朋友。

他鸡爪一样的手往上抬了抬，我快步走过去，他想说话，可看得出来很费劲儿。

“周——教授。”我用手握了握他，到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他的嘴还在呢喃，我把耳朵凑过去。他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跟我说：“林慕……”

我又紧张起来：“林慕怎么了？她在哪里？”

“林慕……就是当年……杨东误杀……的……的那个女孩。尸体没、有找到，是因……为……因为……她没有死……”

我感到周炳国握着我的手突然没了半点儿力气，人也不再喘息。我把手一松，他的手便滑了下去。

（全文完）

《受害者》第二部

第一章　狗尾少女

1993年初夏，半山坡的这间小木屋，原来是林场守林人的值班室。1985年或1986年的样子，最后一个守林人被辞退之后，一直空闲至今。

清晨时分，四个晨练的中学生，躲进屋里吸烟，闻到一股异味。屋子呈“L”形，他们拐过去找气味儿的来源，结果在最深处发现了那具女尸。

尸体的边上有一个书包，经确认是同文中学一个叫苏巧的女孩的，与死者身份吻合。由于下了一夜的雨，屋子里被泥巴踩得乱七八糟，加之先期到来的林场保卫科的人缺乏经验，等到刑警队长刘从严赶到的时候，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什么情况？”刘从严问。

蹲在地上的法医站了起来，一脸愁容。

他看看刘从严，像被人捏住了裆部似的说：“我想，凶手是想试试看，把狗尾巴接到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儿！”

刘从严吃了一惊，然后掀开尸体上的塑料布，看了一眼，马上就触电似的放下了。

照理说，见惯刀光血影，早就应该有免疫力才对，可刘从严依然压抑不住恶心的感觉。

尸体是侧卧着的，衣服完整，头发整齐，尸体周围没有血迹污渍，也没有明显打斗过的痕迹，看上去——怎么说呢——很安详，除了那条毛茸茸、粗壮的黑色狗尾巴。

凶手在死者后腰的位置开了一个口，尾巴就从那儿延伸出来的。

“脑后有钝击伤，”法医说道，“伤口的四周有油污，应该是用一根工厂里的铁棍敲击的。”

“大概多粗？”刘从严打断问道。

“直径10厘米左右，”法医顿了顿，“这是致命伤，导致颅内出血，小女孩可能撑了两三个小时，是清醒还是昏迷状态就不知道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那个精神病切开她后腰的皮肤，把那条新鲜的狗尾巴塞了进去，而且——”说到这儿，法医的表情又扭曲起来，“还不是硬塞，竟然有缝上去的痕迹。”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可能凶手想把狗尾巴接到那个女孩身上去吧。”法医的口气中带着反感。

刘从严忍不住打了一个嗝，问：“什么时候死的？”

“昨晚九点到十一点。”

刘从严眉头皱了起来。他走出小屋，其他人都在各自忙着，他招了招手，和负责勘查的打了招呼。

现场勘查基本证实这不是第一现场。显然凶手提前踩过这个点，他在别的地方偷袭了苏巧，然后带她过来，“移植”了尾巴。

屋后有一条拖着尸体压过草丛的痕迹线，沿着这条线，可以到达另一条下山的小路。刘从严知道这条路，是去往林场宿舍区的，但因为前两年在山后又新开了一条更为宽敞的路，所以这边属于半废弃的状态。

那条路到了晚上，连个路灯也没有，很少会有人经过。凶手应该就是吃准这点儿，才选择在这里下手。

刘从严转了一圈，然后站到山坡上点上一根烟，开始捋思路：初步看来，不大会是谋财，一个中学生能有什么值得抢劫杀人的？性侵害的证据也没有；最有可能的情杀也未必，因为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难道是恶作剧？但也不对，恶作剧的话，这手法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