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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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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是客观，多少是自己主观臆断出来的。
包括那对陌生男女和那具女尸的模拟像，协查通告终于发了下去。原本我以为很快就会有消息，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就李舒然整个行动的严谨性来说，他敢这么做，很明显准备了不止一两天。只是我不知道那两个陌生人与那具女尸和李舒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至于他现在究竟躲在哪里，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觉得过于惊奇。对黄玉芬的调查起码说明要在人群中隐藏起来并非不可能。她是医院的护士，12年前生下了一个患有血溶症的男孩，出生后出现严重的黄疸症状，一周的紧急治疗也没能挽回孩子的性命。新生儿血溶症并不是一个高死亡率的病，但偏偏让黄玉芬赶上了。原先我以为这其中会有一些“猫腻”，黄玉芬无处诉说才导致人格变异。但听说当年她似乎异常平静地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也许是因为身为医务人员，早就明白生死由天的这个道理。按照时任院长的说法：“黄玉芬同志是个党员，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很正常。”
医院出于照顾，还是在经济上对黄玉芬作出了补偿，一年之后她辞了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事发，大伙儿才想起来当年的这件事并没有在黄玉芬的心里熄灭。她躲在杳无人烟的地方，憋着怎样的仇恨，才让她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一口气虐杀了7个婴儿，来“纪念”自己的孩子？
至于她究竟和拐卖集团是有买卖来往，还是自己诱拐的，现在还在调查中。我对这些都颇有兴趣，巴不得立马能够进入专案组查案。
可J市的公安局长说，我还是要注意身体，这事就留给他们来办好了。这是客气话，可言外之意我还是听得出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别在这儿碍事了，说是要来查悬案，未料自己性命难保，还是别添乱的好。
照理说我一再坚持，也能留在J市继续查案，而不是像现在“打酱油”似的就此消失。然而，局长也一再坚持我回去养伤，过分的关怀，倒让我觉得有些不合常理。
其实这次我身体并无大碍，除了一些零碎的外伤，医生说主要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才导致的昏迷，可局长既然表态了，我还能说什么？J市公安局局长临走前，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和歉意：“帮了那么大忙，而且还受伤了，让我们怎么好意思！”
对于局长这样的感谢，我只能报以苦笑，我知道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有台阶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旁敲侧击地来了解案情的进展，直到我回到本市一个星期，依然没有更多的消息。
一个星期以来，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睡觉、喝茶，对着窗外的江水发呆，但实际上想想也知道，如果心能够平静，反倒怪了。
张凡双早我两天回到本市。在J市的时候，我们在病房曾见过面，是我去看的她。她的外伤较我相比还要轻些，但心理上的创伤一定比我严重得多。李舒然从泥潭里拉出她之后，就把她蒙上眼绑在树上，在此之前，她知道我对李舒然就是嫌疑人的猜测。
试想一下，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漆黑的丛林中，该是怎样的恐惧？她除了无助地呼唤我的名字，别无他法。而就在半小时前，她唯一可以求得帮助的人，却失信放弃了她。这也许是张凡双一生中最黑暗的阶段。我们在病房里见面的时候，她努力装出已恢复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对我的信任感，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再建立起来了。
原本她应和我一起回来，但她的男友闻讯之后，迅速赶回了国，在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也许是恋人的安慰，所以提前两天出院，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与男友相见。一想起此刻她没准儿正躺在男友的怀里，重塑安全感，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在海军后勤部第二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省得听母亲唠叨。
一周后的某天清晨，我被电话叫醒，看了看时间刚过6点，电话显示是周炳国，接起来之后，他问我恢复得怎么样了，休息了一个星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
“怎么了，难道有什么新发现？”
“新发现谈不上，昨天晚上我给J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闫磊打了个电话，那小子开始支支吾吾还不肯说，后来被我缠得没办法，才透露一些有关黄玉芬的信息，黄玉芬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没多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第二次嫁给了她所在医院的同事。确切地说都不能算是同事，只是个临时工，是当时他们医院停尸房的值班管理员，叫刘定伟，后来这个刘定伟辞职下了海，干起了运输公司。”
看来他并没有放弃，就在我休息的这几天里，他一直没有闲着，这个老顽童拥有和他年龄与身份极其不符的固执，想想也不可能就此罢休。
“那现在怎么办？”我背靠在墙上，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
“这事还得你去比较合适，我在他们眼里怎么说也只是个教书匠，老是去缠着人家问东问西，名不正言不顺。”
“只能说试试。”我的手有点儿颤抖，周炳国没有把话说明，但什么意思早就不言而喻了。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我还是知道的，周炳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李舒然在对嫌疑人的分析中，曾说过他之所以停止屠杀是因为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而李舒然和周炳国最初对嫌疑人的描述中，都包括“一定程度上了解身体构造，有一辆车”之类的描述；在树林里，黄玉芬曾说过她了解他，这么多信息单独看并不说明什么，可放在一起，可供联想的余地就实在太多了。
尽管内心激动，但还是不能把话说满。现在可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李舒然就是老王，或是黄玉芬的丈夫刘定伟，那么就会有个很令人兴奋的可能——李舒然即是当年大悬案的凶手。
这个可能令一个明显的脉络浮出水面，能让所有的疑问都得到解释：
1。当年李舒然大屠杀之后，从痛恨女人到爱上了黄玉芬，与她结婚生子，停止屠杀。
2。在他们的儿子病逝之后，黄玉芬成了虐杀儿童的杀手，因为儿子的死，导致李舒然痛恨黄玉芬，所以有动机要杀了她。
3。他本身就是凶手，所以格外关注警方对此案的态度，因而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
4。李舒然对黄玉芬，还有他自己再了解不过。正如周炳国所说，对于变态杀手，除非他自己想说，否则没人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李舒然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所以能够如此诡异，讲得又头头是道。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根据以上推测，事件发展的脉络是有了，可是逻辑呢？李舒然为什么要自己在网上向我们说明他自己的人格和心理特征？为什么杀黄玉芬，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带着我们一块儿去谋杀现场？杀了黄玉芬之后，他为什么不杀我和张凡双？
逻辑说得通，但疑问举不胜举，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这其中有太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教授——”我刚要开口和他探讨心中的疑惑，没想到被他打断。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想问的所有问题，我也一概不知道，”周炳国几乎用无赖的方式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直觉告诉我，那起大悬案，李舒然一伙儿还有黄玉芬，他们被一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线索缠绕在了一起。至于这条线索究竟是什么，就要靠我们查了！”
尽管护士并不是紧俏炙手的行业，但作为女性，在婚姻天平的一端，这个职业还是能够增加砝码的，即使嫁得不理想，但也不至于委身于一个看尸体的临时工吧？这是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接着前面的思路往下想。
我回忆着在树林子里，黄玉芬说了解李舒然的语气，没有一个女人对离婚的丈夫有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现在我已经不是一线警察了，不可能采取假设一种可能再通过细致的调查，来佐证这种假设成立与否的侦察模式。我只能想象，想象这种“可能”成立的话，李舒然会是怎样一种诡异的心理逻辑。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变“好”的变态杀手，然后自己就成为了变态杀手？这其中的概率有多大？我的脑子有点儿不够用了。在心理学的范畴有没有这样的研究结论？难道黄玉芬在潜意识里就有杀手的情愫，正是这些难以名状的气质才让她和李舒然彼此相互吸引？
如果黄玉芬自己不自首，不知道要过多久，警方才能发现这起深埋多年的案子。而李舒然做到了，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除却以上，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是，按照时髦的话来说，李舒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有了同伙，起码多了一男两女，为数不少。那这些人又是谁？
第四章 变态者
8点15分，我到了办公室。一切和我走的时候没啥太大区别。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有关犯罪心理学的书已摞成了一摞。我用单位的电话，拨了J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电话，那边始终无人接听。
我有闫磊的手机号，但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为什么这样做，说出来其实挺矫情的。正如周炳国的顾虑一样，未经邀请，即使我也是警察，可莫名其妙地去插手别人的案子，总有越俎代庖之嫌。我不想显得过于急迫，所以一再忍住，等等吧，等他们回到办公室之后，再打电话聊聊。
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突然想到离案发过去已经有几天了，不知道网上会出现些什么新闻。我在百度上搜索，输入J市的名字，前三页跳出来的都是龙舟赛的新闻，一直到了第四页，才零零碎碎跳出些那个案子的消息。而且透露的信息很少，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说J市警方破获了一起深埋数年的杀人案，据调查疑与本市近年来多起婴幼儿失踪案有关，目前凶手已被击毙，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这些信息少得就像只是个陈述性的标题，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关掉页面。
MSN跳出了闪烁的人头，我在网监支队时候的同事小金子在找我说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人没事儿吧？”
想必他已经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传起来很快，我不想过多地探讨这个话题，回复说：“你还说，要不是你，我用得着无家可归吗？”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羞涩的卡通笑脸，打出这么一句话：“我同学马上就回国了，正好不巧，他一回来我就催着他办交易。”
我说了声好，然后没再回他。
9点之后，刑警大队办公室有个小姑娘接了电话，之后，我几乎每隔45分钟都要问一下闫磊有没有出现场回来。
“你直接打他手机吧！”小姑娘不耐烦的语气，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最终还是拨了闫磊的手机。听声音他是在大街上，背景里传来了汽车的鸣笛和隐隐约约的小贩的叫卖声。
“黄玉芬的丈夫确实做过停尸房的看守员，也开过长途车，”在得知我的意图之后，闫磊大方地把调查结果告诉了我，并接着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们那儿有个叫周炳国的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们也谈过，说是通过心理分析是吧？”
“对对，有这个可能。”我听着。
“我们去查了，不可能的，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出车祸在两年前就已经残废了，和你提供的素描画像不是同一个人，他现在正躺在一个福利院里，而且最重要的是，指纹比对不符合。”
“啊？！”我在电话里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个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突然浇灭了我的热情，“会不会你们调查得不仔细？”这个答案等于宣布我们所有的猜想都不成立。
“什么？”闫磊的口气有些不悦。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把黄玉芬丈夫的情况发份传真给我？”我还是不死心。
“这个不方便！”闫磊的语气突然生硬，我后悔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否定了他们的工作，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怎么挽回。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调查调查！”我仍然做着最后的努力。
这回轮到他愣住了，闫磊可能没想到我会锲而不舍，他强忍火气喷了一句：“为什么？”
“因为——”我一下子语塞，突然对着电话大喊起来，“杀黄玉芬只是个开始！”
电话那头沉默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结论。我承认有些意气用事。这个有点儿赌气而草率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依据也没有。只是种感觉，突然一下被打击后的应激反应。
我跟周炳国通报了闫磊那边的情况，说到一半他就打断了我：“先别管李舒然是不是悬案凶手，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因为出了我这档子事儿，周炳国这几天又仔细看了案宗，按照他的推理，有个先前没注意到的问题被他发现了。其实不能算是发现，事实在那儿摆着，一直没有人朝那方面去想。
凶手在最初杀人的过程中侮辱女人尸体，之后开始肢解，一直到那个8岁女童案子，然后就再没出现过侮辱肢解尸体的行为，这其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嘟囔着说：“这不是说明他变态嘛！”
“不仅仅是变态的问题，”周炳国解释道，“我又重新研究了案宗，结合那个叫什么李舒然的发给你的分析，你还记得他说什么来着，最初的动机？”
“嗯，”我当然记得，“李舒然说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愤怒，他的意思是屠杀让他消除了这种愤怒感。”
“没错，那他为什么要恨女性呢？”
“他的童年有个让他憎恨的女人，又是个性无能，然后迁怒于人。”我脱口而出。
“这只是本质，总有诱因让他爆发出来。”
“都说了他是性无能，怎么能够爱上一个女人呢？”我突然领悟过来，嫌疑人一系列屠杀行为，前后的变化是后来有了强奸行为。“他在自己给自己治疗性无能。”我差点儿没叫出来。
“没错。他之所以开始肢解尸体，是因为他用带回来的那些器官治疗自己的性无能。我想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愤怒，他杀害了第一名女性，杀人后发现了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性冲动，所以导致他接连杀戮下去的动力，一直到那个8岁的小女孩。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幼女性侵犯的特征吗？”
我当然记得，除却少部分寻求刺激的，大部分幼女性侵害者其实都是老人或者性功能障碍者，因为他们在正常的女性面前提不起自信。
周炳国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这事绝对靠谱。“到小女孩那次，他已经自己治疗得快成功了。”周炳国下了结论。
没错，之后的两次凶手恢复了性功能，也恢复了信心，所以就没有肢解侮辱尸体的心理动机。这孙子在拿女人做实验。
这样来分析，李舒然的逻辑在于，一个男人恢复性功能，恢复了信心，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去实现男人的应有身份——丈夫，所以他结婚了，彻底恢复性功能后，也就停止了杀人。
我捋清了当中的脉络，这还真是出人意料，他把那些器官带回去做什么用呢，难道是做人体模型？
“我不知道。”周炳国也想不出究竟细节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得让闫磊去医院的男性病科室去问问，既然他有恢复性能力的欲望，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曾经去医院就过诊。”周炳国说。
可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都是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但是真正做起来，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态度。犯罪心理画像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所有的推测——坦率地说——在最后被证实准确与否之前，谁也不可能保证其命中率有多高。况且J市的狼狈之行，加上“李舒然即是刘定伟”的判断错误，这两个“致命伤”已经不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了，就是换成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打折扣。
我给闫磊拨打了电话，并按下免提，电话背景的杂音喧嚣得很。“待会儿打给你，我在外面抓人。”然后他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闫磊刑警的作风，让这次拒绝显得干脆、生硬。我的嘴刚张到一半，望着“嘟嘟”作响的手机，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完招呼，就被撂了电话。这种“热脸孔贴冷屁股”的尴尬，着实让人难堪。
“他们真是忙！”周炳国没话找话地说着。
“是啊是啊！”我赶忙说。当头一盆冷水，反而让我们突然冷静下来，也不像先前那样兴奋了。我说道：“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我说话的口气尽量让这个理由显得合理。
他看看我，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瞎起劲儿是没有用的，那边的警察压根儿没把我们当回事儿。他微微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好吧。”
我把周炳国送下楼，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临近上班时间，我站在路边让周炳国坐在门卫室里，拦了好一会儿，才有一辆空的士滑到我的面前。我把周炳国送上车，然后付了车钱，看着出租车拐出我的视线。送走周炳国之后，我每过五分钟就会下意识瞅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错过的电话，闫磊一直没打过来。
最近我在出售自己的房子，一套老式公房的两室一厅，原来是要结婚用的。但自从一年前未婚妻林慕去世之后，不仅没结成婚，而且在那屋子里我很难有踏实的睡眠。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花钱住在宾馆也不回家的原因。
我在网监支队时那个同事小金子，他同学看中了我这套房子。小金子的同学被公司委派去日本做三个月的项目，出国之前，一再保证回国之后立马交钱办手续。都是熟人，我自然不能爽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东一枪西一枪地打着“野宿”，在父母和朋友家来回游窜。我单身而且做着警察，这是允许我“野”在外面绝佳的掩护，既不用报告行程，也不会受到指责，任何人询问起来我只要说“在工作”就能打发。
唯一需要考验的倒是我自己，屈指算来，先前的女朋友林慕离开我已经446天了。这其中的感觉，就像脚底下的一个蚊子包，不挠，它痒，挠它更痒。好在我身边并没有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朋友。所有人都保持着缄默，仿佛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任由我的伤口自动结痂剥落，然后再长出新鲜的皮肉。
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我提前把房屋买卖需要办的手续全都办齐全了，省得要用的时候抓瞎。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做。
等待闫磊的消息是漫长的。我给他发过一条短信，把我们的推理发了过去，措辞谦逊，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证实。口气一旦好了，闫磊也客气起来，回了“会尽量办案”之类的话。但此后数天，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心去查，也不好过多逼问，只能坐等消息，偶尔上上网，看看那边案子的进展。
意想不到的是，关于案子进展的报道，并不是循序渐进进行的，而是某天突然呈井喷态势，而且还不是案子有了眉目，恰恰相反，是我们在林子里被李舒然耍得团团转的细节被公布到了网上，而且还都是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除此之外，我们去往J市的目的也有所谈及，于是差不多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当年的那起大悬案再次曝光。
这显然不合常理，当年的凶手如果还留在J市，一定能够得知我们重新调查他的信息，这只会让他藏匿得更深。
我想起来张凡双有个同学在《新报》工作，会不会是她无意中透露了消息？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是J市公安局那边自己出了问题。想想也是，如此详细的报道，没有相关部门肯定，单凭一个地方报刊的主编，是万万做不了主擅自发的。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儿复杂，概括起来，J市的警方起初想尝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协助侦破此案，但没有作好规划，这一松口，到了基层就被民警认为可以向公众宣布一些细节。事情总是一步步变糟的，由于没有统一口径，加之记者编辑总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或公或私套着知情者嘴里的话，于是事态就越演越糟，简直可以用失控来形容这次媒体事故。
闫磊一定处于风口浪尖中，我中间忍不住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自然没什么消息。按他的说法，查过了，但是没什么收获，言外之意我们的判断并不正确。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敷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们仍然并不希望我们介入。
我等着有更好的消息传来，但都落空了，只是每天百无聊赖地过着。其间却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中午我到单位门口的超市买面包，在冷柜的前面拿着我想要的物品，就是那个声音让我心潮澎湃。
“能不能给我换五个硬币？”
没错，这是个女声，却是和林慕的声音如此相似。我竖着耳朵仔细分辨。
“麻烦了！”她又说道。
我立即从一排货架中快步跑了出来。
这个女孩，身材、身高还有背影我是如此的熟悉，她穿着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梳了个马尾辫，没有染色，头顶有个淡灰色的小发卡，这身打扮，竟然和林慕生前的习惯一模一样。我愣在那里，一度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等我缓过神来，追出门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得无影了。
“喂——”售货员狐疑看着拿着东西未付账却站在店门口的我。
“对不起。”我失望地回到柜台前。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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