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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生涯四十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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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6月12日，星期五下午7点钟，尸解后24小时，史蒂文被带到哥德里奇警察局。差不多三小时以后，警察带他到空军基地作医学检查。取得史蒂文父亲的同意后由他们的家庭医生阿迪森大夫检查。他在史蒂文的阴茎上发现斑痕。他说阴茎的“每一侧都有擦伤，时间二到三天，大小约有一个25分钱的硬币大。”那时，距琳妮失踪以来正好是二天。一个加拿大皇家空军医宫布鲁克斯大夫同时也进行检查，意见一致。两位医生都认为这些擦伤是进行强奸的结果。他们还在他的腿背发现一个伤口，也是二到三天的时间，可能是围在发现琳妮尸体的那一地区的铁丝网的倒刺刮伤的。
在对史蒂文进行医学检查的时候，警察在他的家里进行搜查。发现了他那条红色长裤，刚洗熨过，单独挂在地窖的晾衣线上。膝盖处发现青草的斑痕，在与史蒂文腿后伤口相应的地方有撕裂。已经知道史蒂文有一双波纹状胶底的鞋子，而且别人说琳妮失踪那天晚上他穿着这双鞋。但警察找不到鞋子，事实上再也没有找到：难道他将这双鞋子毁了？
这个青年坚持他原来的讲法，但那天晚上，皇家律师决定指控他犯凶杀罪。青少年和家庭法院法官允许他暂住在县监狱里，于6月13日，星期六早上3点，他被拘入县监狱。
在审判他时有三个男孩作证替他辩护，一个说他看见史蒂文和琳妮在游泳潭旁的桥上，骑自行车朝北走；另两个孩子说他们在同样的地方看见史蒂文；但是当警察讯问，甚至当他们听说史蒂文被拘留时，他们都没有再说这些。他们这种说法仅在6月16日露头，当时史蒂文的父亲试图收集一些证据替他的儿子辩护。
史蒂文被裁决犯凶杀罪，然后被投进监狱，直至八年后哥伦兹出版了伊莎贝尔·菜博达伊丝的书之前，人们早就忘记这个案子了。这本书对这个案子的定罪引起了一场批评的风暴，加拿大检察总长要我仔细阅读这本书，并且对作者所说的话进行评论。
就象我在评论这本书时说的，据我看来，这本书太过感情用事而不是对案件正当的批评。它的倾向性很强，荒谬无理，医学材料很少。作者依靠的是早已过时的教科书：1929年版的格莱斯塔著的《法医学》，和一本同一时期的《法医学新进展》。我非常惊讶地得悉法兰西斯·坎普斯不仅赞同哥伦兹的书，而且还写了一封私人信给英国检察总长表示他关注这一判决——这是在案子后来重又平静之前他感到很悔恨痛心的一封信。
在我看加拿大检察总长送来的案件报告之前，重看了哥伦兹那本书。当我读了潘尼斯顿那篇长而详尽的尸解报告时，越来越对他钦佩。他以极大的耐心，全面而熟练的技巧注意到明明又是一个凶杀案。我看过许多这样的皇家律师和被告辩护律师的报告，在三十年里头，我记得没有看过比这更全面透彻更细致的报告或更为公正的推断。我很想知道他是从哪里学出来的，后来得悉他在牛津获得学位。“我最后一次考试是你考我的！”当我们后来会面时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遗憾得很，这个杰出的病理学家在复审后不久就于渥太华逝世——这时他正处于盛年；当时我想这次复审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过重的负担。
莱博达伊丝小姐的某些批评意见纯粹是由于无知。关于阴道拭子，她问为什么不作精液的血型鉴定：史蒂文的血型已经知道，如果他是分泌型（有75％的人是属分泌型①（①文中指的是ABO血型，有分泌型和非分泌型之分。现在还可以测定精液AK、PGM等酶型。——译者）），其精液的血型就相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已经作了阴道拭子的血型鉴定，而且和他的血型相同，但碰巧琳妮也是同一血型，而且也是分泌型。这样精液当然就会与阴道的粘液混合。因此这一项可能的证据就不得不抛弃。
在其他方面，莱博达伊丝小姐都用虚构出来的资料掩盖这个案件。例如，她说：“是在琳妮死了以后，凶手才去打好脖子上那个结的。因为除了要使所有东西都搞得整齐一点的奇怪想法外没有其他可能原因。”既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有这种行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这样的动机。
关于琳妮被人用她的罩衫绞死的论点方面，莱博达伊丝小姐只简单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她如果更聪明一点，应该说她没有看见怎么可能那样做。因为当我们用同样普通的罩衫在一个女警察身上重演绞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证明那是完全可能的。
莱博达伊斯小姐也曾正确地说过：在审判史蒂文出示琳妮的罩衫时，有一部分已不见（撕掉）了。但她却毫无理由地争辩说，这就是皇家法庭处理这个案子的致命缺陷。琳妮的罩衫少了一块没有什么神秘的。当我们重做绞勒过程之后，潘尼斯顿非常准确地证明了这一部分是怎样分开的。“从那里割开，”他说，指着那个结扣。我就割断了当时使用的那件罩衫。果然就是原来那件罩衫上丢失的那一块掉了下来。潘尼斯顿就曾在斯特拉福那间光线很差的停尸房室进行尸解时割断了那件罩衫的结。当时那间停尸室挤满了医生、警官、摄影师以及他们的照相机架子。去掉这个结子之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尸体上，这块割下的罩衫无疑被忽视或被遗忘了，后来被停尸室工人扫走，倒掉了。
潘尼斯顿的报告和警察在现场拍摄的质量优良的照片，不容置疑地证实琳妮就是在她的尸体所躺的地方被强奸杀害的。这就排除了莱博达伊丝小姐的争议，她支持史蒂文编造的话，就是说史蒂文看见琳妮在8号公路搭乘一辆汽车，她就被别人绑架，在这一地区之外被杀死。莱博达伊丝小姐还写了许多困惑不解的皮肤撕裂和出血，而这些伤痕对于许多类似的性凶杀案来说是十分简单十分常见的：左腿有一条长形擦伤，左肩胛部的挫裂创——莱博达伊丝小姐称之为“皮肤长条状切开”——以及她手背、腿上和躯干等处各种各样的小切创、压擦痕，所有这些照片上都显示得清清楚楚。照我看来，这些正是在受害者抵抗时被压在长有小灌木的地面上时出现的伤痕。
当我第一次考虑莱博达伊丝小姐对本案实验室工作的批评时，我相当犹豫地问本案的病理检材或标本是否保存或存档。答案是肯定的。当我到多伦多参加1966年7月的讨论会时，我就发现除了食物残渣以外，每一个实验室标本、所有涂片、所有的显微镜玻片（很多）都仍然保存在安大略州刑事实验室档案里。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病理学家不能不钦佩这种对每一个法医学和刑事科学的证据的细节在八年之后还完好地保存着各项记录的彻底精神。我们当中很少人能与之相比。我不知道莱博达伊丝小姐在她提出批评之前是否曾请过专家检查科学证据或医学所见，而这方面她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发现，她没有这样做。相反，她依赖的是非常过时的1928年和1929年版教科书，她详细地引证了这些书中的话。
她还从同样古老的书中广泛引证来反对把胃内容物作为推算死亡时间的一个指征。这一方面潘尼斯顿做得又是了不起的透彻。他注意到胃内容的情况和量，记录了胃内容物只有很少一点进入小肠的一小部分，并且把这些都拿到实验室作了检查。使我在八年以后能重新在多伦多检查每一个实验室证据，此后在1967年10月复审时提出我的报告。
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和其他任何案例一样，本案精确的死亡时间也是证据的重要部分。因为许多都取决于它，所以加拿大检察总长本人和他的高级律师唐·斯科特来伦敦拜访盖氏医院医学院的亨特教授，他是胃排空问题的世界权威。当加拿大检察总长办公室从多伦多打电话来要求进行会商时，我碰巧与纽约法医总鉴定人米尔顿·海尔朋大夫在哥本哈根病理学会上一起开会。我请海尔朋先生和我一道回伦敦，因为我也想征求他的意见。你想象一下，一个加拿大检察总长，一个高级律师、一个英国的和一个美国的法医学专家到伦敦教学医院和胃排空方面的专家会面时的情景！但是由于莱博达伊丝小姐、哥伦兹、坎普斯和加拿大报刊掀起公众对史蒂文案件如此广泛的焦虑，我决心千方百计去证实真理。
亨特教授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潘尼斯顿大夫作出的结论与我对文献的仔细研究和在这一特殊领域中15年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最后说：“我完全满意潘尼斯顿大夫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正确结论。
对史蒂文的复审在渥太华最高法院进行，由11个老资格的法官组成“陪审团”，法院主要关心的是医学证据。大多数原来的证人重复了他们的证据。侦察警长格拉汉（不久后成为安大略警察长官）和潘尼斯顿大夫在史蒂文非常能干的律师马丁先生的盘诘时毫不动摇。在示范如何撕和缚布条时，一个可爱的警察姑娘扮演“受密者”的角色，这一点得到了意外的戏剧性的收获。当将取衫割断时，那块缺失的衣服布条不仅掉下来，而且飘到板凳底下看不见了——正好是在斯特拉福那间光线既差又很挤拥的停尸室里“遗失”的很好证据。对于这种十分意外的事情我几乎喜形于色。
被告辩护律师请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著名的美国病理学家佩蒂大夫来支持史蒂文所说的看见琳妮在第8号公路搭车走了的说话。佩蒂有点轻率地说死者面颊和左肩前面的苍白部位说明死者在死后某个时候所躺的位置与尸体被发现时所躺的位置不同。他想使辩护律师作如下的推论：这种情况是由于尸体被丢进汽车行李箱时引起的。但佩蒂先生似乎忽视了一张照片的意义。脸上和左肩部的压痕很清楚是在将尸体转向左侧以便拍摄其底下的地面的相片时造成的。佩蒂先生试图给法庭证明嫩枝长在地面就会象分散在桌子上的许多圆珠笔一样——他做给大家看。但这种圆珠笔的证明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多数的法官无疑都亲身去过一块粗糙的未曾修剪过的灌木林地。琳妮是在这个地区之外被杀的说法受到海尔朋的致命打击。“什么？”他用很重的美国口音大声问。“把她杀死之后又把她拖回她家附近，同时把她的鞋子、衣物等丢在她的周围？这简直不象话？”这就是我在法庭清消楚楚听见的“一席”谈话，辩护律师再也没有继续谈这个问题。
后来他们又要求佩蒂大夫支持这样的观点：这个女孩子可能在7点45分以后才死。佩蒂说在照片上所见到的腰背部呈拱形提示尸僵的程度比潘尼斯顿大夫所注意到的显著得多，好象这种拱背现象是一般正常人所没有的。我说“听见一个病理学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使我感到非常惊讶！”。而听到佩蒂大夫提出皮肤上的“鹅皮样变①（①鹅皮样变，指皮肤受寒冷刺激，竖毛肌收缩后引起的皮肤疙瘩。——译者）”表示比潘尼斯顿所测出的尸僵更为显著的意见，同样使我感到惊奇。
辩护律师没有请亨特教授，因为他让我引用他关于胃排空的看法来支持我原先的报告。我需要补充的就是，在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时，必须确认琳妮的胃是按正常的平均速度排空的。盘诘时，马丁引证了我写的简明法医学教科书，并问我此书有没有谈到根据胃内容物来判断死亡时间的可靠性。我同意没有，但我说那本书是写给医学生的，而且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我的学生看到刊登着我的证词的金斯顿《辉格党标准报》，无疑他们会很高兴的，他们最后会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辩护律师请来的病理学家极力坚持琳妮“可能在一小时内死亡——或多至9或10小时’，因为依赖胃排空情况会把调查官员带到危险的错误道路上。但坎普斯在起初提出批评意见以后，对他自己的律师说：“潘尼斯顿大夫的结论是非常公正的。”坎普斯不能“提出什么证明”来了。
对坎普斯来说这是一次使他受到惨重损失的审判。当时唐·斯科特站起来盘诘他写的信。“请看看这封信吧，并且请你告诉法庭，信上是不是签了你的名。”
坎普斯接过信，他的脸色明显地在变。“是的，是我写的。这是一封私人信件，而且……”
“请别介意。我打算读给大家听听。”
这是一封坎普斯写给英国检察总长的信。信中主动提出，如果进行再审时，他将给加拿大那位被判刑的青年提供证据。
在大庭广众之下，坎普斯脸色铁青。显然他是想用这个办法向检察总长拉生意。斯科特痛斥了他这种不道德的行径，然后就把这封信撕烂，一片又一片。坎普斯怒目瞪着我，把这看成是我在幕后策划的。当斯科特做完这一切之后，坎普斯红着脸，显然非常恼怒，冲出法庭，连他的公文包也忘记了！斯科特对我微笑，脸上现出胜利的喜悦。他从未告诉我如何得到这封信，我也不想去问。
史蒂文，那时已是22岁，最后为他自己辩护作证（最初审判时他没出庭）。他否认在县公路上看见过说自己见到他的那些证人。他解释说阴茎上的伤痕在拘留他前六个星期就已经有了（如果真有的话，他却未曾为此事去请教其他人。而且在他被逮捕后检查发现溃疡时，他却从来没有说它们己存在六个星期了）。对这种异常的损害经过许多争论（包括他被拘留期间一位皮肤病学家认为这是过敏性皮疹）以后，皇家律师接纳了这种意见，即认为先前确实存在有病损，但同时也认为阴茎的这种病损由于强奸而恶化了。
史蒂文也象坎普斯一样，听着法官将他所写的对他自己极度不利的信给大家宣读。他一面表示服从判决，一面又写信给保释委员会，要求给他“一个机会，以便证明一次严重的错误”将会保证他“不会再犯另一次错误”。法官问他，如果他真的是清白无罪的话，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说他认为如果“继续为自己的清白辩解”时，他就会“更少有机会出去。”一直到审判那天都在坚定地支持他的报纸也显然在为他那封信担忧。
在听取证据期间加拿大民情激动，而审判期间每天晚上莱博达伊丝小姐都在电视中出现，详细叙述白天在法庭发生的事情——加拿大人公共关系的一个令人惊奇的特点。但是由11个老资格刑事律师法官组成的陪审团却不可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在这一事件中，皇家律师和潘尼斯顿获胜。法院驳回史蒂文的陈词和相反的医学证据，决定维持原判。史蒂文被送回监狱。由于公众对他有些同情，1969年夏天他被解放出狱。
“从常识来讲，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个男孩强奸了这个姑娘，勒死她，然后又那样平静，那样镇定地回到家里，这可能吗？”
我在给法医学会宣读这一案例的论文后，在讨论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回答时我讲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滑铁卢车站有一个妊娠晚期的姑娘。为了去厕所，她叫她的男朋友先走。这位男朋友后来肯定说她仅仅离开了七分钟。因为他们要去坐火车，男朋友一直注视着车站的钟。她从厕所出来时，拿着一个很重的旅行箱，不再怀孕了。他们赶上了火车。多数人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姑娘到厕所，生孩子，收拾好然后又坐上火车却只用了这样短的时间。可是这却是事实。
同样，史蒂文也有足够的时间作案。奇怪的是这一点辩护律师没有提出，法院也没有提出。了解罪犯在犯罪以后的行为的那些人对史蒂文的平静就不会感到惊奇：看看黑格、希思、汉拉第或……案子，很多都是类似的。
（伍新尧 祝家镇）
27．迈克尔X杀人案
1970～1975年期间，在西印度群岛，我连续处理了几个案件。这些岛屿都很小，没有一个大得可以办起一间刑事实验室。当发生大的刑事案件时，他们有时就要向外求援。因此，我就连续受理了几起案子：维尔京岛一宗醉汉猛击人头案，百慕大岛汉米尔顿海滨一宗强奸杀人案，卡斯特里后面山里两起凶杀和纵火案。卡斯特里是草木葱翠的热带岛屿圣露西亚的港口，许多旅游者要在那里上岸一、二天观赏风光。不久，我就被叫去特立尼达检查盖莉·本森的尸体。她是在一个阿勃杜尔·玛利克，即人们常称之为“迈克尔X”的墓穴中挖出来的。这个墓穴在一个叫做迈克尔X罪犯的花园里。在西班牙港巡回大审法庭审问了这一案件以后回英国途中，我顺便到安提瓜岛（拉丁美洲）帮助伦敦警察厅的警官，他们是被叫到那里去调查一件英国贵妇人在阿拉伯橡胶树林中被枪杀案。
在大多数较小的“天国样的、长满菠萝、有棕搁海滩”的小岛发生严重的犯罪案件时，病理学的标准都是很低的。我所受理的一些案件开始就是马马虎虎处理的。有一例，当地一位权充病理学家的医官说是已经“作过尸体解剖”，并且写了三页纸的检查报告。在我复查时就发现，他甚至连尸体里面都根本没看。当我在一间很热的殡仪馆停尸室里复查尸体时，他一点也不感到害臊。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完成他的工作。我感到有必要告诉站在我们旁边的警官，我们最好把他那份“尸体检查报告”称为“初验”。
1971年6月10日清早，圣露西亚的老港口卡斯特里那一侧的山边，有一间庄园式的房子突然起火。邻居发出火警，但是等到那辆陈旧的消防车跌跌撞撞地开到城外崎岖的道路上时，房子已经差不多烧光了。
消防队人员在底层卧室里蚊帐和木料碎块中间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这两具残骸是詹姆斯和玛乔里·艾德琳顿，他们是住在那里的一对做芭蕉生意的夫妇。
没有人有任何怀疑。一个地方警察医生在早上5点半钟检查烧焦的尸体。警察警卫着房子。第二天加勒比政府病理学家坐飞机来检查尸体，报告说他们是被烧死的。烧焦的残骸被装进两个塑料袋里，一起装入一个用锌箔衬里的棺木中，埋在邻近的巴伯多斯小岛上圣约翰教堂墓地里。
觉察到这是一宗凶杀案的是一个保险人员。他到房子废墟周围勘查了一天左右。在底层楼房后头的洗碗处一个烂百叶窗子下面发现有一个泥脚印。这个百叶窗被人从外面往里打烂。这里是平房，既没有被烧到，消防人员灭火时也没有使用过这块地方。但在附近的窗台上有一段绿色的胶管：可能是某些人用来浇花园的。
世界许多地方的保险人员对火灾最抱怀疑态度。这个职员拿起胶管端闻一闻，多么强烈的汽油味！他一直沿着房子的后面追踪到汽车房，那里停着一辆汽车，它的汽油箱开着，盖子丢在地上。这是一宗纵火案，凶杀案！
一个年青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分配在伦敦警察厅工作的尼吉尔·福勒，第二天坐飞机赶到现场，撬起烧焦的地板，发现其下有四、五个起火点，并有汽油的碳氢化合物残余。第二天我去查看尸体，实际是去做首次尸体检查。我碰到伦敦警察厅的两个侦探，莫利森警长和奥斯本巡佐。通过调查，他们已经“得到线索”。在那天晚上起火前，有人看见几个人在这问平房附近徘徊。当地警察局长塞缪尔·布鲁克斯已经抓到三个出名的犯罪分子，正在审问。
“工作开展得好快！布鲁克斯先生，”我说。“这很简单，”他说，“在这个岛上如果有什么真正的麻烦事，我就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弗洛伊斯是头目，福查和安东尼·查理斯是爪牙；如果他们没有干，他们也总是知道是谁干的！”
他说对了。弗洛伊斯的颈、手臂有烧伤痕，胸部和面颊有指甲抓痕。安东尼的肩部和手臂被抓伤。这三个人无法证明不在现场，火灾那天他们全都捞到钱。但他们不承认采取暴力——只是抢劫。他们只将那夫妇俩捆起来，没有杀他们，也没放火。头子弗洛伊斯说那不过是不幸的巧合。必须拿出其他证据来。
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们集合在圣约翰教堂墓地，发掘尸体。因为没有隐蔽，这个现场的热闹程度甚至胜过在肯辛顿挖掘贝丽尔和吉拉亭·伊文思的尸体。数以百计盛装的男女拥挤在教堂墓地墙外，有卖冰棋淋的货摊和成群的孩子瞪大雪白的眼睛渴望着他们从来见过的盛会。警察挖出死尸来啦！凶杀案！英国科学家！伦敦警察厅！
三小时后，因为受到挫折，我感到心神不定。只有一个老年挖墓人在挖，用的是陈旧的铁锹和两个搪瓷碗，这两个搪瓷碗全都生锈，每盛一次泥土拿到墓边时，大半都漏了回去。这个墓穴长8英尺，宽6英尺，深5到6英尺，刚够两个人并肩躺下。这个老者很快就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人来帮他的忙：他是官方的掘墓人，达便是他的活儿。要是有谁下去墓穴帮他，他就会上来。大约每10分钟左右，他就要休息一次。有时要喝一点“古柯碱”，然后又开始挖，但越来越慢。火辣的太阳烤了我们足足三个钟头，其后我们才看见棺盖。可是墓穴旁边的泥土又崩塌下去！又过了一个钟头，这副很重的双人棺木终于撬起来？，其底下足以穿过粗帆布带。
当在伊丽莎白皇后医院打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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