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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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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证明她就是当天的闯入者吗?”

“他们拥有所需要的证据,法兰克,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确定他们会花很大心血去还她清白,如果她是无辜的。”

“如果?”

“我不想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端起咖啡,又放下,因为不想再让身体受更多的刺激,我的心跳加速,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可以和局长谈一谈。”罗德说。

“我只希望有人在幕后确保这件事能彻底调查清楚。开除露西,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办呢,而她又只是一个大学生。老天,他们怎么会在乎?”

“我倒希望联邦调查局能多关心这件事。”他说完,紧抿着双唇。

“我很清楚官僚体制,我这辈子都在这种体制中工作。”

“我也是。”

“那你一定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没错。”

“他们要她到里士满和我同住,直到下学期开学。”我说。

“这么说,那就是他们的裁决了。”他再度端起咖啡。

“正是如此,那对他们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露西怎么办?她才二十一岁,可她的梦想就此破灭。她该何去何从?过完圣诞节之后回弗吉尼亚大学,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听着,”他亲切地抚着我的手臂,这种亲切感总会令我希望他是我父亲,“我会在避免干预行政作业的原则下尽力而为,你能信得过我吗?”

“当然。”

“同时,不知你是否介意我向你提供一点个人忠告?”他瞥了一眼手表,向服务员招手。“我迟到了。”他转头望着我,“你最大的问题是家事。”

“难以苟同。”我坦诚地说。

“是否同意,悉听尊便。”他笑着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账单,“你和露西情同母女,可你想如何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我认为我今天已经在做了。”

“而我认为你今天这么做是因为你想和我见面。对不起。”他向服务员示意,“我看这不是我们的账单,我们没有叫四道小菜。”

“我看看。糟糕,哦,真抱歉,罗德参议员。那是另一桌的。”

“既然如此,就叫肯尼迪参议员一并付了吧——他的和我的。”他将两张账单都递给服务员,“他不会反对的,他信奉纳税与花费。”

服务员是个肥胖的女人,身穿黑色套装与白围裙,头发齐肩向内翻卷。她笑着,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总算松了一口气,“遵命,先生!我会这么告诉参议员的。”

“告诉他,再多付一笔慷慨的小费,米苏里。”他在她正要离去时说,“告诉他是我说的。”

米苏里已年逾七十,几十年前搭乘北上列车离开南部老家来到这里。这些年来,她目睹了参议员的盛衰荣枯、起落浮沉、情场得意或政坛失意。她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岔上菜,什么时候该添茶或告退。她知道这个美好的餐厅内那些掩饰得当的秘密的真面目,因为要对一个人做出最准确的评断,就是在没人观察时看他如何对待像她这样的人。她喜爱罗德参议员,这从她望着他柔和的眼神以及听到他名字时的神情看得出来。

“我只想督促你多花点时间陪露西。”他继续说道,“别急着替别人解决难题,尤其是她的。”

“我不相信她可以自行解决。”

“我想,你不用告诉露西我们今天的交谈,也不用告诉她我一回办公室就会替她打电话,如果你觉得需要有人告诉她,就由我来开口。”

“好的。”我说。

不久之后,我在罗素大楼外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外的半圆形广场。我和韦斯利约好两点十五分在此地碰面。他正坐在一条长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小说,但我知道在我开口打招呼之前,他早已注意到我了。当一个参观团与我们擦肩而过时,韦斯利将书合上,放进外衣口袋,站了起来。

“旅途顺利吗?”他问道。

“加上前往机场和离开机场到达市区的时候,乘飞机与开车相差无几。”

“你说乘飞机来的?”他替我拉开大厅的门。

“我让露西用我的车。”

他摘下墨镜,替我们俩各取了一张来宾通行证,“你认识刑案实验室的主任杰克?卡特赖特吗?”

“见过面。”

“我们要到他办公室展开一场快速又令人讨厌的讨论,”他说,“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里?”

“一个很难前往的地方。”

“本顿,你再这么神秘,我可别无选择,只能说拉丁语来报复了。”

“你知道我最痛恨你说拉丁语。”

我们将来宾通行证插入一个旋转门内,沿着一道长廊走向电梯。每次来联邦调查局总部,都会令我更不喜欢这里。很少有人正视你或微笑,每件事或每个人似乎都隐藏在各种白色或灰色的百叶窗后。实验室间的走道错综复杂宛如迷宫,如果我独自行走,一定会迷路。更糟的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也不认路。

杰克?卡特赖特办公室的景观不错,阳光照在窗户上,使我想起了当年埋首工作,兢兢业业的美好时光。

“本顿,凯,你们好。”卡特赖特与我们握手,“请坐。这位是乔治?基尔比,这位是希斯?理查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你们见过吗?”

“没有,你们好!”我和那两人打招呼。他们都很年轻,神情严肃,衣着朴素。

“有人喝咖啡吗?”

没有人喝,卡特赖特似乎也急着谈正事。他看起来很迷人,而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办公室似乎也在向人证明他的办事方式。每份文件,每个公文袋和电话留言都井然有序地放在固定位置,一个笔记本上摆着一支老旧的银色派克钢笔——只有极度守旧的人仍在使用。窗边摆有盆景,窗台上还摆着他妻女的照片。外面阳光普照,车水马龙,小贩在叫卖T恤衫、冰激凌和牛奶。

“我们一直在侦办斯坦纳的案子。”卡特赖特开始了讨论,“目前为止有很多相当有意思的发现,我先从或许是最重要的开始,即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虽然DNA分析尚未完成,但我们仍然可以确定那是人类的生理组织,血型呈O型阳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受害人埃米莉?斯坦纳也是O型阳性血。那块生理组织的大小,形状也与她的伤口相符。”

“能确定那块生理组织是用什么器具切割下来的吗?”我问道,同时记着笔记。

“一种单刃,锐利的切割工具。”

“这几乎囊括了所有刀具。”韦斯利说。

卡特赖特继续说,“根据凶手切割时划在肌肉上的第一个点判断,是一种有尖端的单刃刀。目前只能将范围缩小到这里。还有——”他望向韦斯利,“在你送来的刀具上找不出任何人类的血迹。呃,就是从弗格森家送来的那些。”

韦斯利点点头,面无表情。

“下面谈微物证据,”卡特赖特接着说,“这就开始变得有趣了。我们在显微镜下找到了被害人尸体和毛发上某些不寻常的物质,鞋底也有,经查为若干与她床铺上的毛绒相符的蓝色亚克力纤维,以及与她穿去教堂的那件绿色灯芯绒外套相符的绿色棉纤维。还有若干羊毛纤维,出处不明。我们也找到了若干尘土,来源广泛,无法确定,但也不是到处都能找到。”

卡特赖特从他的旋转椅上转身,打开身后柜子上的放映机。画面上出现了四个不同角度的切片,是一种略像细胞的物质,让人想起蜂巢,但有些地方沾上了琥珀色。

“各位所看到的,”卡特赖特告诉我们,“是一种称为接骨木属黄耆的植物组织切片,它是生长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平原和礁湖间的一种灌木。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黑点部分。”他指着污点处,“乔治,”他望向其中一个年轻的实验员,“这是你的专长了。”

“这些是丹宁囊。”乔治?基尔比靠近我们,加入讨论,“在这个辐射状切片上看得更清楚。”

“丹宁囊到底是什么?”韦斯利追问。

“是植物茎部用来传送物质的运输管道。”

“什么物质?”

“通常是细胞活动产生的废物。各位也知道,这是植物的髓,就是植物的丹宁囊所在处。”

“你是说这个案件的微物证据是髓?”我问。

乔治?基尔比点点头,“没错。商业上称之为髓木,虽然就专业术语而言它并不存在。”

“髓木有什么用途?”韦斯利问。

这时卡特赖特回答,“通常用固定精细的机器零件或珠宝首饰。珠宝匠和钟表商或许会将小耳环或手表的齿轮插在髓木上,以免这些东西在桌上滚动或被甩落,但现在大家都改用泡沫塑料了。”

“她身上留有很多髓木吗?”我问。

“相当多,大都在流血的部位,其他微物证据也主要是在这些部位采集到的。”

“如果有人要用髓木,”韦斯利说,“要去哪里找?”

“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如果你想自己砍树,”基尔比回答,“否则就得订购。”

“到哪儿订购?”

“我知道在马里兰州的银泉市有一家开展此业务的公司。”

韦斯利望着我,“看来,我们得查查黑山地区有谁在修理珠宝首饰了。”

我告诉他,“如果黑山地区有珠宝匠,我会大感意外。”

卡特赖特再度开口:“除了刚才提到的证物,我们在显微镜下也发现了若干昆虫,甲虫、蟋蟀、蟑螂,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有一些白色与黑色的漆斑,但都不是汽车上的,另外,头发中还有木屑。”

“来自什么木材?”我问。

“大都是胡桃木,但也检验出桃花心木。”卡特赖特望着韦斯利,而韦斯利正望着窗外,“你在冰箱内找到的皮肤组织上没有这些物质,但她的伤口上有。”

【文、】“这是否表明在皮肤被割下来之后,尸体才运到藏尸地点,沾到这些物质?”韦斯利说。

【人、】“可以这么认为,”我说,“但割下皮肤加以保存的人也有可能进行了清洗——割下时一定血淋淋的。”

【书、】“会不会是放在了某种交通工具里面?”韦斯利继续问,“例如车后面的行李箱?”

【屋、】“有可能。”基尔比说。

我知道韦斯利在朝哪个方向思考。高特曾经在一辆破烂不堪的老旧箱型车内谋害十三岁的艾迪?希斯,车上有各种令人费解的证物。简单地说,高特,一个佐治亚州经营胡桃园的富商之子,一个变态杀人狂,以留下一些令人摸不着头绪的证物为乐事。

“至于鲜橘色的绝缘胶带,”卡特赖特终于谈到了这一点,“是不是还有没有找到整卷胶带?”

“是的,还没有。”韦斯利回答。

希斯?理查兹实验员正翻阅笔记本,卡特赖特告诉他,“我们开始谈这一项吧,我个人认为这会是我们找到的最重要的证物。”

理查兹开始侃侃而谈,就像其他刑事鉴定人员一样,他热爱自己的专长。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里有一百多种绝缘胶带,以备刑案设计胶带时鉴别。事实上,这种司空见惯的日用品被用来作案,这令我在五金行或杂货店看到它们时也会产生恐怖的回忆。

我曾用绝缘胶带将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残骸拼凑在一起,也曾将性虐待狂凶手捆绑被害人的胶带拆除,还曾从绑着砖块沉尸河底或湖底的被害人身上撕下胶带。我已经数不清那些送进停尸间同时嘴巴仍蒙着胶带的受害人有多少了。只有进了停尸间,这些尸体才能开口,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有人关心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胶带。”理查兹说,“它的捻线数目之高让我确信,无论如何,这卷胶带不是在商店里买的。”

“你怎么确定?”韦斯利问。

“这是专业的规格,拥有六十二条经线与五十六条纬线,而在大卖场购买的那种二十比十的经济型规格,一卷才一两美元。专业型的或许要十美元一卷。”

“你知道这种胶带是在哪里生产的吗?”我问。

“北卡罗来纳州希克利市的休福工厂,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胶带制造厂。他们最出名的品牌是‘粘得牢胶带’。”

“希克利位于黑山东边大约六十英里处。”我说。

“你找过休福工厂的人吗?”韦斯利问理查兹。

“找过,他们仍在替我追查胶带流向。母亲已经找到一些线索。这种鲜橘色胶带是该公司在八十年代专为一家客户制造的私人标签用品。”

“什么是专为客户制造私人专业标签用品?”我问。

“有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胶带,于是下订单给工厂。一张单子至少得订五百箱,所以还有数百卷胶带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除非它像这一卷一样出现。”

“能否举个例子?什么人会自己设计并定制胶带?”我进一步追问。

“我知道有些赛车选手就会订购,”理查兹回答,“例如理查德?佩蒂订购的就是红色与蓝色的,而达雷尔?沃奇普用的则是黄色。休福公司几年前也曾遇到这样一个客户——因为工人老是在下班时顺手牵羊拿走昂贵的胶带,所以订购了独一无二的亮紫色胶带。如果有人用亮紫色胶带修补家里的管线或孩子的充气游泳池,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偷来的了。”

“这一回成为这种鲜橘色胶带的订购目的吗?防止工人偷走?”我问。

“有可能,”理查兹说,“另外,它还防火。”

“那很不同寻常吗?”韦斯利问。

“是的。”理查兹回答,“依我看,防火的胶带只用在飞机和潜水艇上,但并不特别要求得是鲜橘色,至少我这么认为。”

“为什么有人需要鲜橘色的胶带?”

“这是值百万奖金的智益问答题,”卡特赖特说,“橘色,总令我联想到打猎和锥形的交通路标。”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凶手用来捆绑斯坦纳太太和她女儿的那些胶带吧。”韦斯利建议,“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吗?”

“胶带上黏附着若干像是家具上的亮光漆的东西,”理查兹说,“另外,胶带从整卷撕下来的次序与绑在那位母亲手腕和脚踝上的次序不符。这意味着那个歹徒撕下一段段的胶带后,可能将它们黏在家具的边缘。捆绑前,已经准备妥供他使用的胶带,一次用一段。”

“但是他将次序弄乱了。”韦斯利说。

“是的。”理查兹说,“我将这些用力绑母亲和女儿的胶带都加了编号,你们想看一下吗?”

大家都表示要看。

我和韦斯利当天下午一直待在材料分析组,置身于一大堆气相层分析仪、质谱仪、差示扫描热量器,以及用力判别是何种材料及其熔点的其他复杂万分的仪器之间。我站在一部便携式爆裂物探测器旁,理查兹则继续分析用力捆绑那对母女的特制胶带。

他向我们解释,在用热蒸汽将黑山警局送来的胶带分开后,发现共有十七段,长度从八英寸至十九英寸不等。他将这些胶带置于透明的厚树脂塑料片上,分两次进行编号——胶带撕下来的次序和歹徒用来绑受害人的次序。

“绑在母亲身上的胶带编号完全乱了,”他说,“应该首先使用的是这一段,却是最后才用的。撕下来的这第二段,使用时应该也排在第二,而不是第五。而那位小女孩身上的胶带,则完全依照撕扯次序使用,总共用了七段。绑在她手腕上的胶带编号就是从胶带卷上撕下来的编号。”

“她应该比较好控制。”韦斯利说。

“这很容易想到。”我说,接着问理查兹,“你从小女孩身上取下的那些胶带上找到家具漆的残留物了吗?”

“没有。”他回答。

“这真有意思。”我说,这些袭击令我困惑不已。

胶带上的乌黑条纹,是我们最后才讨论的。经过分析证实,那是碳氢化合物,用浅显一点的名词来称呼就是油脂。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油脂就是油脂。胶带上的油脂可能来自汽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辆马克牌货车。

12

四点半,我和韦斯利来到红色鼠尾草餐厅。这个时间喝酒太早了些,只是我们都觉得不太舒服。

再度独处,我很难直视他的双眼。我盼着他谈起那天晚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不希望只有我在乎。

“这里有带活塞的小桶啤酒,”韦斯利在我看菜单时说,“味道很棒,如果你喜欢喝啤酒的话。”

“除非大热天我奔波了两小时,口渴难耐,又大嚼披萨,否则我不喝啤酒。”他竟是如此不了解我,我有点不悦。“事实上,我不喜欢啤酒,只有找不到其他替代饮料时才会喝,但从不认为它味道很好。”

“这可不值得你动肝火。”

“我没有。”

“你听起来火气很大,而且都不正眼看我。”

“我很好。”

“我考观察人为生。让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好。”

“你是靠观察精神病人为生,”我说,“你要观察的对象不是一个为儿童谋杀案忙了一整天,现在只想放松一下的奉公守法的首席女法医。”

“要上这家餐厅不是那么容易。”

“我知道。谢谢你大费周章。”

“我不得不动用关系。”

“想必如此。”

“吃晚饭时喝点酒号码?没有料到这里竟有‘作品一号’,或许它能令你舒服一些。”

“价格太昂贵了,而且口感近似波尔多酒,很烈。我没想到会在这里吃晚餐。不到两小时之后我就要去赶飞机,还是要一杯卡百内红葡萄酒吧。”

“好吧,随你。”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想点什么了。

“我明天要回阿什维尔。”韦斯利继续说,“如果你今晚可以留在这里过夜,我们明日同行。”

“你为什么要回去?”

“弗格森暴毙,莫特心脏病发作,他们需要支持。我已经表明立场尽可能协助他们,相信我,黑山警方真的是既感激又惶恐。如果需要再调其他探员过去,我也会这么做。”

韦斯利有一个习惯,每次用餐都会询问服务员的名字,在用餐期间一直以名字相称。我们的服务员叫斯坦,韦斯利和他谈论我们要点的酒和特餐时,张口闭口都是斯坦。那是韦斯利做的唯一蠢事,是他独有的怪癖,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知道,那并不能令服务员感到亲切,本顿。事实上,看起来像是在施恩,那些影视名流就会这么做。”

“做什么?”他茫无头绪。

“叫他的名字。我是说,叫个没完。”

他盯着我。

“呃,我不是想批评你,”我继续说下去,火上浇油,“我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提醒你,因为别人不会告诉你,而你又应该知道。我是说,朋友就应该坦诚,一个‘真心的’朋友就会。”

“你说完了吗?”他问。

“说完了。”我挤出一丝笑容。

“好了,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事心烦?还是想让我猜?”

“我根本没有心烦。”我哭了起来。

“天哪,凯。”他将他的餐巾递给我。

“我自己有。”我擦着眼睛。

“是那天晚上的事,对吗?”

“你应该指明是哪一天晚上,也许你经常有‘那天晚上’。”

韦斯利忍俊不禁。我们好一阵都没有说话,因为他笑个不停,而我则时哭时笑。

服务员斯坦端了酒来,我吞咽了几次口水才再度开口。

“听握手,很抱歉,”我终于说道,“我累了。案件很棘手,我和马里诺又相处不好,露西也惹上麻烦了。”

“谁遇上这些事都会掉眼泪。”韦斯利说。看得出来,他为我没有将他列入烦心事而稍有不悦。见此,我倒有点窃喜。

“还有……是的,我对在北卡罗来纳州发生的那件事也耿耿于怀。”我补充了一句。

“你后悔吗?”

“回答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如果你不后悔,对我有好处。”

“我不能那么说。”我说。

“那么你是后悔了。”

“去你的,本顿,别再提了。”

“我办不到,”他说,“我也是当事人。”

“什么?”我没听懂。

“发生那件事情的晚上……记得吗?事实上那是清晨。那件事要两个人才能做,我也是当事人,时候要回想上好几天的不知你一个。你为什么不问我是否后悔?”

“不,”我说,“你是已婚的人。”

“如果我犯了通奸罪,你就是共犯。要两个人才能做。”他又说了一次。

“再过一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得先走了。”

“谈起这个话题之前你该好好想一想,不能谈到一半就一走了之。”

“我当然能。”

“凯?”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低唤道。

当晚我在为了旅馆定了一个房间。经过一番长谈,我和韦斯利将问题摊开弄明白,是我们的再尝禁果显得名正言顺。隔天清晨,我们走出电梯进入大厅时,低调且相敬如宾,仿佛初识,但有很多共通点。我们共乘一辆出租车抵达机场,做同一班飞机前往夏洛特市。我在该市合众航空俱乐部打电话给露西,聊了一个小时。“是的,”我说,“我正找人帮忙,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了。”

“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她再次说道。

“不要操之过急。”

“不。我知道是谁做的,我要采取行动。”

“谁?”我心生警觉。

“时机成熟时你会知道的。”

“露西,是谁对你做出那种事?请告诉我你在说什么。”

“现在还不能说,我必须先采取一些行动。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我到阿什维尔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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