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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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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佐叹了口气,又说:“大姐,像我们这样一点关系也没有,要找到组织是困难,可是我们还要继续去我。我们这么多人,没有组织就像无娘的孤儿。无娘的孩儿要长大,不容易啊!”
  我点点头,说:“那老头子说得对。我们还要派人去找,组织也会来找我们,我们这么多人,组织上不会不管的。”接着我就把这段时间的情况给他谈了。亮佐听说上边松动些,仲生都带着人回去了,也忙着收拾打点,第二天也回合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南部还是没有消息。各方面消息都证实,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往川康地区去了。蒋介石的部队一批批开进四川,今后的情况一时还很难预料。好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平静,山上和台川的人不断在我这里进出,情况多少知道一些。
  终于有一天,李士民给我带了个人来,我一看差点没跳起来:是吴绍先!吴绍先是铜梁人,余家场和广安整军时都在,一直带着铜梁的队伍,还是我们的一个支队长,后来随老刘政委一起撤到南部去的。我赶紧把他引进房里,又拿烟又倒茶,说:“天哪,你到底来了!”
  吴绍先笑着说:“怎么,不高兴吗?”
  我说:“是呀,就是不高兴咯,眼睛都望穿了,望得我们好苦啊!”
  吴绍先说:“你们这么多人失去联系,我们也很着急,派了几次人来都没走通。南部那边很紧啊,从顺庆来的那条路已经断了,我是从营山、壁山那边转过来的。”见了老战友,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知道。我要他先告诉我南部那边的情况。他说:“那边情况变了。红军已经走了,我们准备一齐走的,但是没有走成。我们派了几次人来同你们联系,三月份就想调华蓥山的队伍,强渡嘉陵江,打剑门平武,可惜派的人都在半路折回来,敌人在顺庆一带的口子,堵得太紧了。”我听了惋惜得不得了,说:“我们也派了几次人,也是走到半路又转回来了。现在金积成又到南部去了,还没有转来,不知是凶是吉。”
  吴绍先听了这话,避开我的目光,愣了愣,没说话。我当时很兴奋,也没注意,又说:“你们和徐司令不是在一起吗?怎么红军走了你们没跟上?”
  吴绍先苦笑着说:“大姐,有的事情你不知道。苏区那边也复杂啊。张国焘这个人,骄横得很,跟徐司令和好多领导都闹矛盾,后来中央开会解决,还叫他作了检讨。这次撤退,听说也是因为他突然改变主张,退得太突然。敌人的卡子又紧,我们过不去,组织上让我们暂缓一下,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走远了。根据地的干部和队伍,能跟上的全都走了,敌人就掉转来打我们,杀了我们不少的人。我们在南部听说廖大哥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老刘政委当时还哭了,没想到他随后也牺牲了。”
  “你是说老刘政委也牺牲了?”
  “是呀,在一次战斗中,他掩护同志们突围牺牲的。”老刘政委也牺牲了!我伤心地摇摇头,又想要抽烟。吴绍先接着说:“自从老刘政委牺牲后,我们的领导都接二连三地牺牲了,现在和你们一样,也和组织失掉了联系。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地等,要联合起来,串联起来,一边找组织,一边想办法,否则会等着挨打的。”
  我马上叫王晓兰和李士民去通知仲生和清浦,说南部来人了。他们当即就赶到太白楼来,见了面都亲热得很。说起这一段时间两边的情况和牺牲了的同志,大家都不由得掉一阵眼泪。最后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确定了目前总的任务是保存力量,整顿组织,等候指示。各处的人马,扯红了的都要调到华蓥山上去,没有扯红的暂时潜伏下来,还要把隐蔽在各处的枪支集中起来运回华蓥。重庆的人,能回山去的尽量回去,不能回去的就留下来,一些人当流动商贩、码头工人什么的,打进贫民区,多建立一些联络点;另一些通过雷忠厚、李荣华的关系,打入范绍增、刘湘的部队,潜伏下来。服装店当然得开,可是得另外找个人来负责,我得趁杨森和刘湘换防之机,回去整顿队伍。运枪运子弹的事,就交给徐清浦和李荣华负责。
  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个通宵,然后就行动起来。李士民和两个同志回山上去传达我们的决定,我到合川和刁大哥商量工作,吴绍先到遂宁那边去联络队伍,然后和我们联系。吴绍先临走时,我送他,分手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大姐,我给你说个事情。金积成找到我们了,还和我们一起打了几仗,表现很不错的。你不该怀疑他。”
  我摇摇头,苦笑说:“是啊,积成和夏林一样,是个老同志了,跟着玉璧鞍前马后的十年,一直忠心耿耿的,我是不该怀疑他,可是当时的情况也太复杂。算了,不说了,他的事情,现在也弄明白了,如果他不怪我,就叫他回来吧。”吴绍先叹了口气,说:“他不会回来了。”
  “他还生我的气?”
  吴绍先摇摇头。
  “他想留在你那里?”
  吴绍先还是摇头。
  我一下子盯着吴绍先的脸,不动了。
  吴绍先说:“他牺牲了。”
  真是平地一声雷,怎么金积成也牺牲了?我还没来得及……我突然抓住吴绍先的手说:“他是怎么牺牲的?他是不是疯病又犯了?他还记恨我是吧?我真是,我怎么怀疑起他来了,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夏林和玉璧!”
  吴绍先看我捶胸跺脚的,连忙安慰我说:“大姐,你听我说,积成他没怪你,他只是说他很委屈,他说不清楚,他的确没有做对不起你和大哥的事,没做对不起党的事。他一直有些恍惚,口口声声说不信我死给你们看,一听见响枪,就没命地往前冲。他的病,时好时坏的。”
  吴绍先走后,我一直都没有平静下来。玉璧牺牲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已经流干了,可是现在我又为金积成伤心地哭了一场。
  转眼就到了冬月,华蓥山上又下起了大雪,刘湘的部队打算清乡。山上的同志们情绪不大稳定,仲生和辉同叫李士民带信下来,要我一定回去一趟。
  我也决定回去,可是服装店怎么办呢?这两个店开办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赚了两万多元,给山上送去的现款一万二千元,军服三百五十套,子弹六千多发,供给一年多由山上下来的百多人的伙食费用,同时还新结识了一些关系,建立了好些联络点,要是丢了确实很可惜;可是继续办下去吧,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手。最后同大家商量,觉得还是上山要紧,不能把人陷在这里。
  于是我们就忙着清理往来的帐目,该收的收,该还的还,本来冬天是旺季,也不敢接大批的货了,只是接点门市生意来维持工人的伙食和工资。
  关掉两个铺子的打算,我没给工人们说明,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一天,陈树安来对我说:“陈先生,我帮了这么多年的人,走了十几家铺子,从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我到这里,算来有一年多了,你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全城的服装店没有一家像你工资这样高,又照顾我们,还经常教育我们,使我们懂得许多事理。你的铺子不能关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有点事,最多一个月就会回来。”正说着,李士民过来了,陈树安转向他说:“喂!李士民,你这次到哪里去了?你以为我不晓得?”
  李士民笑着说:“你晓得我到哪里去了?”
  “你呀,你到那又高又远的地方去了,你到华蓥山去了。你站得高望得远就把我们丢了。”
  “谁说的?”
  一个叫老邓的技工在旁边说:“不要装模作样地哄我们了。我们打了一年多的交道,好孬也分得清楚。走,跟你一道,我是个单身汉,说走就走,又没有拖累。”陈树安叹息一声说:“唉!我就是有五个孩子,不做这针线行,就要饿死。他妈的,要不然我就和你们一起走。”我说:“祸从口出,大家不要乱说啊。”
  老邓说:“怕啥子,你们干都干得,我们说不得呀?”我转过话题,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陈树安说:“我晓得不好做,那些一心钻进了钱眼儿里的人都喊难,莫说你这样对我们工人慷慨大方的老板了。有难有啥关系?大家设法家解决嘛。”说着一招手,就把工人们都喊了过来。
  大家闹闹嚷嚷的,有的说:“我们三个月不要工钱。”有的说:“我们自己拿饭来吃……”接着这个几十元那个几百元,看样子凑个千把块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大家,不住地摇头。服装店的事,真让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徐清浦引来一个人:三十四五的年纪,矮胖矮胖的,团团脸,光着头,穿一套灰布中山服,说起话来很幽默。他见了我朗朗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开口就说:“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相见,不胜荣幸。”随后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林竹栖。”
  过去经常听到清浦谈起有关林竹栖的情况,他是云阳人,同清浦在杨森办的万县军事学校同过学,当时朱德、陈毅正在那里当教官。毕业后他当了本县团练局长。时值北伐,他经常带着队伍到四乡去打土豪劣绅,不顾情面地杀了几个大恶霸,震动了全县。老百姓说他有胆量,封建老头子骂他是“疯儿”,土豪劣绅更是恨之入骨,骂他是“危险分子”。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四川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劣绅们联合起来。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他关进了万县监狱。经人保出来后他又参加了家乡的武装暴动,又坐了一年的牢,其中几次都险遭杀头。幸亏他的几位要好的同学身居要职,从中周旋,才幸免于死。
  林竹栖生性开朗大度,在官场混了一场,自己两袖清风,连惟一的儿子也养不活,寄在妹妹家里。后来给雷忠厚当了参谋长,这时就与玉璧认识了。以后雷忠厚、李荣华靠拢我们,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红军入川时,他当时是下川东民团总指挥。一看红军占领城口、万源,就准备带领下川东四十几个中队的民团到开县杨柳关起义,与红军会师;后因被内部叛徒告密事败,又几乎被捕。清浦和我会到李荣华和雷忠厚时,就经常摆他的龙门阵,一直担心他的安全,万不想在今天见了面。
  林竹栖的到来,使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接替服装社的最佳人选吗?这人生性爽直,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也多,同雷忠厚、李荣华又是老交情,再加上个徐清浦,重庆的事情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当下我们就商量,清浦觉得很合适,林竹栖也满口答应。我们高高兴兴到隔壁“四海丰”吃了顿饭,我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
  腊月,我回李子坝,陪两个孩子好好玩了两天,就起程回华蓥山了。
  宝顶宣誓
  正是腊月十几头上,天气很冷。我穿了一件旧的青布棉袍,头上包了一根青丝帕,装成一个病人,同李士民一道,喊了一乘滑竿,赶到太平场,住到我们一个老王同志的家里。
  这里是罗平精的老家。谈起罗平精牺牲后的情况,老王只是叹息,说他家里被抄了好几次,手下的人大多上了山,这次也有少数逃回来的,都被夏马刀的人捉住杀了。我问起他的女人和孩子,老王摇摇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由得想起罗平精临刑前托给我的事情,心里茫然若失。第二天清晨,老王喊来短程滑竿,我们走一截,换一乘,经过赛龙场、肖家场、罗渡溪……都是走的场背后的小路。过去在这些路上,总是大摇大摆的,现在革命失败了,路上冷清清的,见到的都是些生人,偶尔一两个熟面孔,有的把头转过去,有的站着想喊我,又不敢开口。我干脆用铺盖蒙着头,闭着眼,想那些难忘的往事……到了罗渡溪场背后,把滑竿打发走了,我和李士民步行,赶到太阳坪家里,已经夜深了。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手抖抖的,哇地一声就哭了。我扶她老人家在桌边坐下,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
  玉喜来了,哑坐了一阵。才把我引到了门前的黄桷树下,指着树前的一块平地说:“哥哥的尸体,二姐夫他们几个偷回来了,暂时浅埋在这里,怕敌人知道了,不敢堆坟。”
  我一看,这哪里是坟,分明是一块刚播下种子的松土。
  四周死一样的寂静,腊月的寒风吹着,黄桷树的枝叶沙沙地摇动。我站在这里,就像站在玉璧的面前,我在心里对他说:你拿着枪杆和他们斗了一辈子,难道死了还躲他们不成?
  玉璧在我心里微笑,不回答我的话,却说:“玉屏,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
  我坐下来,捏了一把松软的泥土,就像捏着他温暖而宽厚的手。我在心里说:“玉璧,我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那封信刻进了心里,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玉璧仍然微笑着,说:“玉屏,你成熟多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看见你我就放心了。”
  我禁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的坟上,喊着:“玉璧,你英雄一世,怎么会死在这姓曾的手里?总有一天,我会提着叛徒的脑袋来见你。”
  玉璧仍然很平静:“玉屏,你回过头去,看看你身后站了多少人啊……”
  我捏着一把眼泪浸透了的泥土,慢慢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吹得更紧,玉喜在我身后轻轻地说:“嫂嫂,莫受凉了,回去吧。”
  回到屋里,母亲坐在孤灯前,泣不成声。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有我在,就有为玉璧报仇的那一天。”说着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和李士民一起上山了。玉喜拿了一把燃着的香火,送我们一程。
  十年来,白天黑夜,上山下山,哪里是沟,哪里是坎,也记得清,数得出。走了一截,叫玉喜转去,把香也弄熄,丢了。下了雪,路上滑溜滑溜的,黑夜里对面不见人影。我沿着荆棘丛生的毛狗小路,攀着枯藤,抓着小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李士民在我后面跟着。
  走到半山腰,穿过一片密林,进了乱草丛生的背静的山弯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问:“谁?”
  我立即听出是李仲生的声音。脚步声乱了,还夹杂着笑声和呼喊,李仲生、陈仁勇、范永安带着人把我迎住,七嘴八舌地说:“大姐,我们在这里,等了你两天啦!”
  大家拥着我,把我们引进向老大的家里,我却在这“家”门口愣住了。这是什么家啊:几根竹子搭着人字架。上面盖了些杂乱的茅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个石头搭的灶,灶上搁了一个半边锅。一个烂箩筐里铺了些棕丝,里面放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另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裤子也没有穿,坐在火堆旁边。
  我心里很难受,向老大却笑着说:“大姐,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仲生也叹息着说:“是呀,敌人把山边的房屋都烧光了,老向的大女儿大毛为了去抢一床破铺盖,也被烧死了。这是临时搭起的一个茅草棚。前些时候敌人搜山,向大嫂才生产三天,只好带着婴儿躲在崖洞里,又冷又饿,得了产后寒,前几天也死了,留下这两个孩子。老向也够受啊!大姐,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上山后慢慢地谈吧!”
  天亮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猫儿寺庙前。庙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嘴巴,被子弹打烂了;前面那块过去同志们下操的草坪,长了齐人深的杂草。一进庙门,法智跑上前来,连连喊了两声“大姐”,就不做声了。我望着法智,又想起法慧他们往年练武的情景。
  法智引我到大殿上,指着一根柱头,说:“徐老师父就是被绑在这上面,被敌人当靶子打死的。”我看柱头上,还留着无数的枪眼和黑黑的血迹。
  我们在柱头前站了一阵,抬眼望见宝顶上的那一杆大红旗,仍像十年前一样随风飘舞。这旗子,是夏林到广安买来的一匹大红绸,由我亲手缝制的。当时玉璧看了,说:“第一次起义时,叫你缝镶白边的杏黄旗,你不高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现在,玉璧牺牲了,夏林牺牲了,还有许多保卫过这面红旗的同志都牺牲了。可是这面红旗还在。
  我们站了一阵,走出猫儿寺。庙前庙后的山坡平地上,长起了绿油油的青菜萝卜,在雪地里分外醒目。我在路边随手拔了一根刚破土的麦苗,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片竹林地,陈仁勇站住了,说:“请进屋。”我四处看了一阵,说:“屋在哪里呀?”
  陈仁勇笑笑,领我走进竹林,将面前的一排竹子像拔筷子一样轻轻拔去,面前就出现了一个两尺多宽的门洞,里面是足足有两丈多宽的一间竹棚子,两边的竹尖连拢,就成了棚顶,四周都绑上了茅草和竹叶,在密不透风的竹林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棚里的一间小床,也是竹子搭的,上面铺着厚厚的茅草,还有一床草席,一床补丁重补丁的毛蓝布的铺盖,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草席上。竹棚里还有一盆燃着的火炭,一进来就觉得暖洋洋的,和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陈仁勇说:“怎么样,大姐,这屋子比你在重庆的洋房子舒服吧?热天不用电扇,冬天不用炉子,晒不了太阳,淋不了雨,四面八方都可以开窗子,东南西北风任你吹,空气新鲜,光线充足,早上有麻雀闹林,晚上听虎豹叫吼,要大要小,随你修盖……你看,”他领我从棚子后面出去,这里紧靠一片石崖:“居高临下,易守不易攻。前边呢,靠着小路,可进可退,这就是大哥说的……”
  有人捅了陈仁勇一下,他突然停住了话头,只是看我的眼色。
  这时候,外面闹嚷嚷的来了许多人,谭老五提了双麻窝子草鞋,递给我说:“大姐,快穿起,山上冷,谨防僵脚了。”向老大和唐俊清端来一沙罐闷锅饭,一盆野猪肉萝卜汤和一碗豹子肉,放在我的面前说:“大姐,你好久没尝过山珍野味了吧?这些东西补人得很呢。”
  我站起来拉着唐俊清的手,说:“大家这样苦,还把我当客?来,一起吃!”说着就拉这个又拉那个,大家坐成了一圈。谭老五说:“同志们听说你要上山,都高兴得不得了。听李仲生说,你在重庆又累又急,身体坏了。大家就商量,你这次上山来,一定要叫你心情愉快,要把你的身体养好。”陈仁勇接着说:“我们商量定了,来了一个分工。你看这屋子,是谭老五领着人搞的;床呢,是向老大绑的;吃的野猪肉是范永安打的……”
  范永安补充说:“你这床铺盖,是唐二嫂送来的。”唐俊清说:“提起这床铺盖,又要想起大哥了,这是徐老和尚将他的一床铺盖借给大哥盖的。大哥下山时,是我抱去请唐二嫂洗一下,准备大哥回来盖,谁知铺盖洗干净了,大哥不能回来了……”
  本来都高高兴兴的,唐俊清这么一说,大家又不说话了,有人长叹一声,背过脸去用手揩眼泪。
  我四处看看,问仲生:“唐二嫂呢?”
  彭医生摇了摇头说:“大姐,你还不知道,唐二哥一家人死得才惨。今年春天,大哥死了不久,敌人来搜山。唐二哥和他的孩子、父母在家里吃饭,夏马刀的人进来了,把唐二哥拉出去,一句话也不问就杀了,他的父母去拉,也被杀了。唉,还有那个三岁的孩子,抱着唐二哥的尸首,也被砍成两块……唐二哥革命十年,一家人都死绝了啊。”“唐二嫂呢?她遭没遭?”
  “没有,她当时正为一个伤员送药上山来,逃出来了,现在她和唐满妹在服侍伤病员,明天会来看你的。”我没说话,只觉得身上的血在往头上涌。
  晚上,竹林地里燃起了几堆火,老战友都围着火堆,摆不完的龙门阵。自从玉璧牺牲后,敌人就放火烧山,老百姓们死的死逃的逃,山边成了一片废墟。同志们没粮吃,没柴烧,天寒地冻的,也没有棉衣穿,连吃盐也困难。后来,大家各自捡起了自己的手艺,划腊蔑、编背篼、编箩筐、打席子、纺竹绳,有的还用棕丝编蓑衣,用蓑草打草鞋。百子洞的炭厂,自从把龚静之撵了之后,一直是我们的人在经营;敌人搜山停了些时候,现在又搞起来了,新近又开了几个炭洞子和石灰厂。山上的草药多,彭医生带头领了一个草药组,自己搞了一个药铺,还弄了很多药下山去卖,特别是大黄、半夏,又多又好又值钱。
  我对几个党员说:“这么多同志的生活安排,多亏得你们苦心筹划。”
  周辉同说:“住惯了也没啥。只是大哥牺牲后,敌人对我们更加狠毒,我们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想打又不敢打。大姐,我们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就是怕没有个主宰啊,现在好了,你来了,我们有依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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