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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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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摸出自己的一张名片说：“老先生，麻烦您再走一趟，就说我陈老板是袍哥出身，万县东门上水码头的陈三爷，从来都是在茶馆里办公事，请他乡长老人家委屈这一回。”这一次还没有一杆叶子烟的工夫，就急急地来了一群人，为首的见了我，没有料到把他召到茶馆来的这位陈三爷竟是一个女人。连忙一打拱说：“不知陈三爷大驾光临，快快请茶请坐。”
寒暄了几句，我知道这人姓肖，是这里的乡长也兼袍哥的五爷，专门接待外来的客人。我说：“这几年日本人逞凶，我从万县流落到此地，干上了车行的生意，也还多承各处弟兄们的关照。如今要我到这里来拿款子，我手边一个人也没有，肖五爷是否能帮个忙，找两个弟兄送我一送？”
那姓肖的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我身后确实是没人，眼珠子转了两转，沉吟了半晌，不开腔。
我一看，知道这其中有名堂。一般的袍哥公口上，只要手续齐全，哪有这点小事都不认帐的道理。我说：“看来肖五爷也有难处，君子不强人所难，我也不勉强了。”说着就拿过那只装钱的口袋，三两下解开绳子，抓住底下的两只角倒过来一抖，那法币就哗地倒了一桌子。我指着满桌子的钱，大声对茶馆里那些目瞪口呆的茶客说：“诸位都看好了，这里是钱，二十万元法币，是我们联昌车行几百个工人几个月来运送抗日军粮的血汗钱，拿回去要养家小谋生活的。今天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们乐至县要我到这简阳县来拿钱。眼下时局不大好，一路上饥民遍地，匪盗丛生，我一个女人家，手无缚鸡之力，要和这位年过半百的帐房老先生一起把钱送到县城里，实在是有些为难。如果谁要是起了心，干脆现在就把这些钱拿走，不要等我们走到半路上又来背后打炮，害了我们妇老两条性命。”
偌大的一个茶馆里，顿时鸦雀无声。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王大爷来了。”说话间只见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者，手里端着支十八学士的白铜水烟袋，由人簇拥而来。一进茶馆就问：“哪位是万州来的陈三爷？”
我站着没动，说：“我就是。”
那老者一惊，忙说：“我得信迟了，有失远迎。不知陈三爷远道来此，有何见教？”
我说：“不敢打搅，若是方便，想请贵码头的弟兄们送我一程。”
那王大爷听了，手一挥说：“老五，派三个人、两支枪，把陈三爷送到简州城里！还有你老三，快去打乘滑竿。都是袍哥中的弟兄，哪有到了我这里还走不了路的道理？”那位肖五爷有点尴尬地走了。王大爷瞪了他的背影一眼，说：“陈三爷，您难得来一趟，请到寒舍坐坐，用了饭再上路。”我还了个礼，说：“实在是事务在身，不敢久留。王大爷要是有话，就请在此说明了，但凡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三爷，您别见怪，我的人怠慢了您，我自有处罚。下个月，我还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到万县去办，还请您……”
我说：“王大爷，这点小事请尽管放心，我姓陈的虽是一介女流，规矩还是懂的，我这就给我们陈吉庆陈大哥修书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袍哥中像肖五爷这样的人，不多。”
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总怀疑是那位姓肖的和乐至的赵永林有什么勾结，要不是后来的这位王大爷有求于我，事情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赵永林好几件事情都败在了我的手里，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可是又不服气，就放出风来，说这陈联诗是个女的，可是那么多工人都听她的，一定有问题。于是县城里一时又满城风雨，有人将我上次从乡长手里夺枪的细节编得活灵活现的，说我当时双手一扬，就叭叭两枪搁倒了两个，那些地痞才不敢上来的；看她平时那不睬祸事的样子，莫不是在哪里犯了案的女响马？还有的人说不像，哪有像她那样的响马，经常给工人讲抗日救亡什么的，又对工人那么好。工钱高不说，看她手下的那些工人，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偷鸡摸狗，四不打老婆，还敢齐着一条心来抗丁，我看哪，恐怕有点像共产党。
谣言越传越多，后来发展到有人晚上盯我的梢，还有人悄悄在工人中收集我的言行材料。我看事情不好，就去到绵阳找竹栖商量。竹栖想了半天，说：“反正这军粮运得也快差不多了，你就交给另外的人吧，尽快撤到成都去。”
就这样，我当了两年的船老板之后，又当了两年的板车老板，然后去了成都。
春江水暖
我拿着地址，找到了成都纯化街七十八号。
一个老佣人来开门，一听我说了姓名，连忙说：“原来是陈三姨妈，先生太太老念着你，怎么现在才来。”说着就领着我往里面走。
这里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廖海涛的房子，廖师长住重庆，这房子空着，就让给雷青成和杨敏言一家住着，曾三姐也在这里。我跟着老佣人进了二门，迎面就是一个好大的花园。正是春夏之交，园里花褪残红，绿叶成阴，几个孩子正围着那些桃树李树，在数藏在绿叶下面的青果子；回头一下子认出了我，全都扑了上来，陈三姨妈陈三姨妈地喊成了一片。曾三姐和敏言听见了喊声，连忙迎了出来，大人孩子一大群，拥着我进了屋。
我们在客厅里的一大排沙发上坐定，早有老妈子捧上香茶，我喝了一口放下，这才开始打量这房子。这是一幢大宅子，门前宽敞的房檐下，一排合抱粗的红漆大柱子；房子四面的半圆拱窗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我推开一扇窗户，窗外又是一个花园，月季、牡丹衬着满园春色，开得妖妖娆娆；远处一个精精致致的八角亭里，一个老花工正在打扫残叶。我指着八角亭边上一座平房问：“那房子那么堂皇，是做什么的？”
敏言一笑说：“是小舞厅，星期天有客人来，除了我们这样打牌的老古董，还有些爱摩登的，就在那里跳跳舞。”曾三姐一扁嘴说：“玉屏，你还没看见，后边还有一个洗澡的大池子呢，男男女女脱得二光二光的，大热天跳进那池子里去洗澡，真是不成样子。”
敏言的几个儿女一听，笑得直不起腰来。都说我们三姨妈晓得啥子嘛，人家那是游泳池，再热的天气也不准我们去游泳，真是老封建。
大家笑了一阵，才开始拉家常，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她们便问起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没办法咯，日本人占了上海，我呆不住了，就回来。先是在渠河上驾了两年的船，后来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太厉害，就跑到绵阳当了一阵子板车老板，运军粮。现在军粮也运完了，只好又回这里来，向我侄女儿的婆婆娘，讨口饭吃。”
曾三姐一听，往我背上一拍巴掌说：“这个背时鬼，只晓得说这些怪话，只要老老实实呆在我这里，还少得了你的一口饭吃？人家青成，现在红得很，听说你们两派冤家现在又合起来对付日本人了，你还躲着我们干什么？”敏言笑着，一边喊：“陈妈！快给陈三姨妈把右边的那间大房间收拾出来，她不走了，要在这里长住！”
于是我就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住了下来。不久，宁君在艺专里言行过于激进，被班上一个三青团的学生告发，连夜翻窗子逃了出来，学也上不成了；再后来，一青父子俩暴露了，也来到了成都。在组织的安排下，由当时成都市长陈离的秘书长刘弄潮①帮忙，在成都中山公园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此时的成都，空气还宽松。市长陈离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川军军人，身边又有像刘弄潮这样的人士做参谋，抗日空气颇为活跃。不久，由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团体中华戏剧社来蓉，竹栖出面担任了前台主任，将剧社安排在春熙路的“三益公”园子里，每日由秦怡、张逸生、金淑之等著名演员出演《天国春秋》、《孔雀胆》、《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桃花扇》等进步戏剧，一时轰动了整个成都。宁君毕竟进过几天孩子剧团，一听说就成天扭着竹栖闹；竹栖哪有不管的道理，给中华戏剧社的社长应云卫一说，就让宁君进去当了个演员。
时局稍稍安定了，我就和竹栖商量，给两个孩子把婚事办了。本来我们都是不大讲究的人，可是竹栖心疼宁君，觉得这孩子正值青春年华，爱俏，又在演艺界和大明星们一起抛头露面的，再说又是我和玉璧唯一的女儿，即使不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也不能过于草率。于是就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了一笔钱，给她打了一串金项链，又买了几样首饰，让他们到当时很有点名气的小天竺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结婚照。下来竹栖还请德高望重的张表方先生在一幅红绸斗方上写了几句祝福勉励的话，裱好贴在喜堂里，婚礼办得也算有点新意。
婚后不久，宁君就有了身孕。这时竹栖和一青又奉命去了离成都不远的彭县，宁君也跟了去。临走时，竹栖对我说：“诗姐，你身体不好，这几年又过于劳累，就在这里好好享几天福吧，千万不要东奔西走的，有事我自然会通知你。”我点点头说：“也好，我就暂时‘寄人篱下’，听你的调遣。”
儿子在绵阳安安稳稳地读书，女儿又嫁了，我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住在敏言家，每日里银耳燕窝地吃着。她们知道我向来不爱打牌，闲下来不是陪我在花园里画画，就陪着我去剧院看戏，这样养尊处优的日子没过多久，身体也就大大复元了。只是竹栖老是没消息，我心里日渐烦闷，一有空就坐在花园的八角亭里，东想西想的。曾三姐见我有心思，也到八角亭里来乘凉，说：“玉屏啊，我们都是居孀守寡的人，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你飘泊半生，也苦了半生，又不是像我们这样没见识的女人，该有个长久打算了，找个事做吧。”说这话没两天，青成过来找我，问：“屏姐，你想不想当官呀？”
我说：“我这个人，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没那么好的命。”
青成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不是没好命，就是太能干，没听说这女儿生成男儿命，一生一世不清静？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大家一起抗日，好多当年的共产党人都不那么认真，政府里也容得下那些脚踩两只船的，我给你找个事做做怎么样？你爱跑，就到省党部里去做个视察专员，高兴就下去走走，不高兴呢就在成都随便做点什么，每月里月薪五百元。还可以给你找一个独院儿，专门配一部私包车，车夫和厨子的费用都由公家承担。如果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我再去给你争取。”
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不是挥霍民脂民膏吗？怪不得你们国民党的官都要挨老百姓的骂。”
青成说：“屏姐，当官的也不都是坏人，有了机会，就做好事，一时做不了好事，也不去做坏事，这也算是做人的一种方式吧？听说你当年，也曾去县训班考过县长，而且中了全省惟一的一名女县令？”
我说：“那是有人和我打赌！进去一看那些题算得了什么，考上了也没当回事，自古以来官场黑暗，我避之还来不及，哪有自投罗网的道理。”
青成说：“屏姐，你这话过激了。我也晓得国民党不得人心，可是常言道，时候不到啊。再说只要当了官，有时候做事会方便许多。要不然，我能救你和你们共产党里的那么多人出来吗？”
我一听他说这话，脸一下子绷紧了。青成一见忙说：“屏姐，我失言了，我也没别的意思，自从你这次到我这里来，敏言两姐妹就时常给我说起你的事情。当年我们素昧平生，我都极力将你从杨森手里救了出来，只要是你说了话，我也没有不办的事情。现在我们朋友之上又加了亲戚，哪有不管你的道理？这次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争取到这个差事的，也是为你和儿女们长久着想。当然如若有朝一日你不想做了，再干别的也不是不可以。你不要意气用事，好好想想，想好了再给我回话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确实也好好想了一夜。可是想来想去眼前全是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好多好多牺牲了的战友们，还有玉璧。是啊，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共两党是合作了，我们的许多党员也在川军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里有个位置，也为党做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和别人不同，我的那么多亲人和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这口气我今生今世也咽不下去。我要是贪图自己的安适当了这个官，怎么向我的玉璧和华蓥山上那么多还眼巴巴盼着我的同志们交代？再说眼下我还是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党并没有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我将来又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当然杨氏两姐妹和雷青成也确实是一番好心，只是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前些时候宁君带信来说她要生了，我早就打主意要去看看，如今正好做个借口。
过了两天，趁青成上班去了，我草草收拾了一下，就对曾三姐说：“宁君快要生了，两个人自己都还是孩子呢；那一青又是大而化之的，懂什么！我这个当妈的还是得去看看才好。”说着就出了门。这一去，我再也没进过杨家，多年的患难朋友和亲戚，就这样断了关系。事后我听说，青成对我的不辞而别很不高兴，说：这个屏姐，怎么全然不拿人家的好心当回事！我真是这头不讨共产党的好，那头又不讨国民党的好，看来好人是难当。
全国解放前夕，我听说他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以后就一直没有了音信①。
我到了彭县关口，宁君都已经生了女儿。竹栖给起了个名字，叫冰华。宁君一见我，就撒娇，哭着说：“一青一点也不管她，都要生了，还在茶馆里和人家谈工作，连接生婆都没来得及去找，自己就把孩子接下来了。结果孩子在忙乱中掉到了地下，他居然顺手拿了个装菜用的筲箕将孩子捡了起来，这孩子命贱，居然没有感染！这还不说，孩子生下来才三天，他丢下我们娘儿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了重庆。还有这名字！妈妈你说，给孩子起个什么样的名字不好，林伯伯偏要起个这么苦的。‘冰华’，叫人家冰天雪地里，还华呀花的……”
我抱起我的外孙女儿，看着她那甜甜的样子，只顾了逗着她咯咯地笑，边逗边说：“什么命贱哟，是命大！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命大，像山石缝里的小草儿，霜打雪压也要长大，冰天雪地里也要开花，要开给那些坏家伙好好看一看，是吧？……宁君啊，你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以后是要多多自己担待哟，再不要又像我这个当妈的。一青嘛，是那个毛手毛脚的德性，要不然我怎么会不放心。夫妻之间，哪有不管你的，要不然他那么慌张地跑回做什么？”
宁君一听，不高兴了，说：“妈妈，我就晓得你从来就不袒护我，只护着你的这个笨女婿！”
竹栖听说我来了，连忙从什么地方赶了回来，我说：“你这个当爷爷的也是，怎么就不管管你那笨儿子，看我的女儿受委屈了是吧？”
竹栖和一青都只是笑，我说：“你们爷俩啊，真是城隍庙里的那对鼓槌儿，一模一样！”
当时一青在关口镇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同在一起的，还有很多我们党的重要人物。一个叫胡春圃①，当时是我们党安排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身边的秘书，第一次被敌人发现，被黄季陆保了出来。可是不久敌人又要抓他，只好转移到了彭县，做了当时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在关口的煤炭转运站的主任。另一个叫陈于彤②，竹栖从小的毛根朋友，一九二七年竹栖在云阳当团练局长时，他就在竹栖身边做中队长。一九三五年，陈于彤在上海入了党，此时是我们党南方局派往川西的特派员。因为和竹栖沾着亲，一青和宁君都管他俩夫妇叫表叔和表婶。
同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党内的同志。不久，一青的叔伯妹妹梅侠③也来了。这是个很逗人喜欢的姑娘，圆脸，大176双枪老太婆①②③林梅侠：解放后重庆博物馆工作。曾参与陈联诗口述记录。陈于彤：当时南方局派驻川西地区工作负责人，后任董必武同志秘书，中国法律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等职。一九八九逝世。胡春圃：四川渠县三汇镇人，年轻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入党后，即去中共中央“特科”接受极严格的情报工作训练，长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策反。因活动频繁暴露，被特务头子戴笠下令逮捕，后转入统战工作。解放后，历任“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印度组组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部长；中央外宾接待室主任等及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三月病逝于成都。682眼睛，说起话来甜甜的，早年就拜给竹栖做了女儿，也管竹栖叫爸爸。竹栖说：“既然成了我的女儿，总不能一点也不管。这孩子是姑娘中最聪明的一个，把她放在家里，最多长大找个富足人家嫁出去，出来跟了我，说不定有了出息了呢。”
一时间这个偏僻的小镇，成了我们地下党在川西的一个重要掩护点。
我和竹栖说起青成要我去做官的事，竹栖说：“诗姐呀，你老说你的命苦，我就说你的命好，你看你一有了难处，不等开腔就有人来帮忙，不是要送小洋房就是要送你做大官，你怎么就是不领情啊？不过幸得好你回来了，你看我们这里正商量呢，于彤要找你谈话，有要紧的事情。”
我一听，忙问：“什么时候？”
竹栖说：“看你又高兴了吧？你这个人啊，真是享不来福哦。”隔天，我和陈于彤见了面。
陈于彤，和竹栖年龄差不多，只是白白净净的，要斯文些，看上去一副教授模样。因为在外面的时候多，说起话来居然没有一点云阳的土腔。他依着竹栖，也叫我诗姐，寒暄几句之后，就说到正题。于彤说：“诗姐，对于你和廖玉璧同志的情况，组织上都了解，南方局建立之后，组织上曾好几次派人到华蓥山上去找你，老廖留下这么大的一支队伍，我们党怎么会不管。可是你总是不在，又不敢随便找别人。大约是皖南事变之后吧，周副主席和董必武同志派了熊阳①和另外两个同志沿着渠河、大巴山和陕北走了一趟，任务是利用我们的一切关系开辟一条秘密通道，为南方局应付突然事变作准备。可是后来熊阳同志回来说，他走到合川的山边就被一支绿林队伍拦住了，问起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要到华蓥山上去找廖玉璧。那些人一听，迟疑了半天才说：廖玉璧早就牺牲了，队伍也散了，先生您就别往前走了，现在这一路乱得很，我们不要您的东西，再帮补您点路费，您就请回吧。熊阳同志回来说起，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要知道这华蓥山离重庆这么近，是块很好的根据地，我们党花那么大的气力建起来的一支队伍要是真的就这样散了，多可惜。”
我长叹一声。熊阳遇上的这些人，一定是刁大哥手下那些失散了的弟兄们。
于彤又说：“后来听竹栖说起你的经历，才知道这些年你也一直在找党，带着那么多的同志一直在找党，真是不容易啊。安排你和竹栖一起到北川办农场和后来到绵阳运军粮，都是我们组织上决定的。至于一直没有正式与你接上组织关系，是因为我们党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对于暴露了的党员，一般都不再接转党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希望你作为一个老同志，能够理解。”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发哽地说：“我知道，竹栖跟我说过。在重庆的时候，我多次在曾家岩和红岩村外面转，可是我没有进去。我一直都在等，我晓得党总有一天要来找我的，党不会不管我们这么多的人……”
于彤也有些动感情，说：“诗姐，我们这不是就来找你了吗？不过我还是要批评你。李明这个人，作风上是有问题，可是他是代表一级组织来为你接关系。你当时不是向上面反映事情真相，而是意气用事，以致延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老同志，这是不应该的。”
我长叹一声，点点头。
于彤松了口气，笑着对我说：“不过诗姐你也过于谨慎了，你看看，当时如果大起胆子闯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说不定就和上级把关系接上了呢，也省了上上下下这么找来找去的！”
于彤这次决定以组织上的名义和我谈话，主要是局势又起了新的变化。这时候蒋介石弃守衡阳、桂林等大片国土，致使日寇长驱直入，直逼贵州的独山，重庆城里人心惶惶，蒋介石只得打算退守西康。于彤对我说：“如果日寇攻入四川，我们得作游击战的准备。最近上面有指示，游击根据地全部选在地形复杂的川东北地区，其中华蓥山区是块老根据地了，你和玉璧同志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多年，党的威信高，群众基础好，所以被南方局确认为游击区的重点。再说，蒋介石打日本人不积极，对付我们倒一直是煞费苦心，我们也不得不防。上面管这叫做‘应付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诗姐，这话你懂吧？”
我心里痛快极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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