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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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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一听，恍然大悟地说：“三姐，我晓得了，我这就拉他到我娘屋里去躲祸事。他这个保长，不过是为人家那些大户人家跑腿的，又没打到我屋头来，关我们什么事……”
我看见他两口子那慌里慌张的样子，心里暗自好笑。我们的人在走马岭下谷子，这不假，可是说乡长张蜀俊被我们当成土豪拉了，这就是假的了。那张蜀俊早几年前就是我们“好人团”里的人了，前段时间张伦又去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都成了我们游击队的纵队司令了。
我赶到河边，一眼看见魏远秀戴了个草帽，在那里站着。我老远就招呼说：“远秀啊，你是有身子的人，不去好生将息，在这大太阳底下站着干什么？”
远秀一见我，泪汪汪地说：“三姐，你没听说吗？走马岭那边都打起来了，上边喊要设卡子，文俊找人去了，叫我在这里先给他站着。”我叹了口气说：“远秀，你怎么嫁了个这么没用的男人！我只听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听说男人要女人家来为他办公事的！见了文俊，你跟他说我到县上打官司去了，说不定还要拉他去给我当证人呢。”说着就上了船。
我坐的船刚走出码头不到五里路，就听见走马岭那边又是枪又是炮地打了起来。船到了罗渡溪，我看见岸边上站着六七个戴草帽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文俊为什么要叫远秀也戴个草帽站在河边，看样子这些人都是特务。我不敢在罗渡溪上岸，一眼看见河边上的另一只小船上，站着一个叫田老幺的船老板，就打了个招呼，一脚跨了过去说：“老幺，你是到重庆去吗？正好搭个方便。我有一船货在重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叫我去算帐呢。这里又是兵荒马乱的，我还是去躲躲的好。”
船到了马头溪，我找个借口下了船，到了杨巨白家里。老杨一见我就说：“大姐，你的胆子好大啊，没看见这渠河边，一路都是兵？”
我说：“怕什么？他有七算，我有八算，他有烧酒，我有罐罐，我这一辈子不都是在和他们转吗？就是不晓得我们阳合场那边的队伍，到了没有？”
老杨没想到我到了这种时候，还说出什么烧酒罐罐之类的话来，禁不住卟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跟着老杨，到合川冯家牌坊一个姓赵的同志家里，见到了刘石泉。他问起战斗情况，我说：“还不晓得，不过这些年轻人，连山上的情况都不熟，就要拖队伍上山，而且粮食也没运上去，我实在是有些不放心，老刘，你就让我上去吧……”
刘石泉说：“先不说这个，再给你一个任务。听说我们一打响，县长就亲自带着两个警察中队二百多人往我们这里来了，另外还派了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去重庆绥靖公署告急，搬救兵去了。现在岳池城里，到处都在修工事，怕我们去攻城，听说还在向国民党的一个退役师长杨什么借迫击炮。”我说：“这个人叫杨赛宣，我认识。”
老刘说：“认识就好，你去叫他把他的三十门迫击炮收回来。还有，我们这一打起来，很快就要攻城，你再去把城里叫门的乡长的工作都做一下，叫他们把兵都撤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我们打的时候就不留情了。”一路上都已经设了密密的卡子，老刘给我把任务交代了，一想起路上的情况就犹豫。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说什么危险，我要是不去，一旦打起来又不晓得要牺牲多少人！”说完转身就走。
这一去，又是十恶九险，等我从敌人的通缉令下逃出来，又见到刘石泉时，他已经明显地瘦了一圈。
我说：“石泉，工作我都去做了，可是四道城门只打通了两道。”
老刘说：“两道也可以。只是现在敌人的兵力太强，我们的同志又大多没有火线作战的经验，一时还是不去攻城为好。亚彬他们已经在山边上和岳池、广安两县的警察队伍交了火，从山上扯了下来。准备拉到肖家场来和这里的队伍会合后，再拉到金子沱去和大队人马会师。”
我一听就有些着急：“敌人正从四面围过来，这么多的人拉到平坝上来打，一定会吃亏的，这是当年我们作战的大忌啊。”
老刘说：“老大姐，现在顾不得那些了，你现在就去渠河嘴找张伦同志，和他一起去把渠河的退路打探一下，他不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于是我又赶快去找到张伦，和他一起坐一条小船，到渠河上去察看地形。我躲在船舱里，悄悄指给他看这渠河两岸，哪里是伏击敌人的要地，哪里是我们打了之后的退路，我们在这里最多能派多少人，敌人的救兵船来了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拦击……最后我还带着张伦找到了一个姓贾的滩师，让他帮着我们把群众都组织起来，只等我们的命令。这事办完了之后，我又跑到合川，买了一船木柴到重庆去卖了，赚了个对本，为我们的队伍筹点经费……就这样，起义一打响，我就白日黑夜地没停过脚，在整个战场上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好消息之后又不断地伴随着一些坏消息。先是华蓥山上原来派人做过工作的一支土匪队伍反水，切断了我们回山去的后路；接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武胜黑尔场，却被敌人四面围住，纵队政委杨希勤牺牲；再后来又是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被捕；最后得到的噩耗，竟是王璞同志的牺牲……就这样，从八月十日曾霖和杨玉枢同志在广安代市场首先起事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渠县第六支队一打响就转移结束，整个华蓥山地区的这次起义一共进行了四十二天。这次被迫提前发动的起义，当时就震动了正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使华蓥山变成了“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匪此举在于建立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响应外匪入川”；那些上层人士们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的情况，并令迅速扑灭……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四十五人；在岳池县被捕后送往重庆渣滓洞关押并牺牲的七十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篦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和亲人。
歌乐山上
清晨，我被一阵阵鸟叫的声音惊醒了，好一阵才想起，这里是重庆市郊的歌乐山。
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的路口松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之外，重庆城里的内二警也开上去了，整整一个师，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野战师，在我们起义的那一带，杀了好多人啊。岳池城里的临时监狱里关不下了，就往重庆送，我们好多同志都送到了重庆，听说徐庶生也送来了，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吧？张伦也牺牲了，多好的人，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自己……”
石泉他喝干了酒，用拳头捶着桌子，泣不成声。这么坚强的一个汉子，为同志们的牺牲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我才说：“石泉，你别哭了，你现在也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避一避吧？起义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避到川南和成都去了，要不要一青为你安排一下？他的关系多。”石泉听了我的话，只是摇头，说：“大姐，我怎么能走，我手里有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马上会退到重庆来。我要是走了，他们去找谁？我听说现在重庆特务上万，我要是走了，同志们没死在战场，也要死在这些特务手里，那时候我岂不是成了罪人？再说他们就是要找一青，也要通过我，我比一青熟悉情况。现在叛徒这么多，万一把一青也拉进去了怎么办？哦，还有一点，大姐你和一青都得注意，不是极可靠的人，不能带到你们这里来，连我也不能住在你们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呀！”
过了不久，宁君给我带回一个人来。我正想这孩子怎么就忘了老刘的话，那人就哭兮兮地叫了一声伯娘，然后连忙抹干了眼泪，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这个叫化子一样的人，一时想不起是谁。宁君说：“妈妈，你见过他，他叫冯群生①，冯胖娃，也是我们七工委的，刚从山上下来。”
我一拍巴掌说：“原来是你啊！那么敦实的一个小胖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冯胖娃吸吸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摸出一支烟来，看了半天，不抽。
我说：“小胖子，你这烟怎么了？”
他说：“怎么了？我从山上下来，就成天在街上转，一连转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我们的人。我想这样下去，即使不落在特务手里，也要饿死街头了，哪晓得一下子就在七星岗碰上了宁君。我一高兴，就摸出刚拣来的烟锅巴。心想看她穿得那么摩登，不能就这样去和她打招呼，先吃口烟提提神，然后再跟着她，跟到个僻静的地方再说。哪晓得等我把烟点上，一抬头就不见人了。我后悔得很啊，当时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刮子，一下子把那烟锅巴丢了个十万八千里。我又在街上找她，找了她整整三天啊！唉，总算找到了，这下子，我要好好抽一口了。”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穿得珠光宝气的宁君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天我是看见一个叫化子一样的人跟着我，还以为是个特务呢，耍了个小花招就把他丢掉了，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了。我心想糟了，这下子跑不掉了，哪晓得他过来朝着我直笑，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冯胖娃，这才摸出钱来让他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
冯胖娃听了，嘿嘿地说：“亏得你的眼神好，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恐怕连我妈也认不出来了，我又故意抹黑了脸，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小胖子吃了亏之后，再说也不放宁君走了，一定要跟着她来见我和一青。没多久一青回来了，很快将小胖子来的情况告诉了刘石泉，接着将他和几个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安排在盘溪黑房子的一个什么学校，先住下来。
又过了一阵子，一青回来对我说：“诗伯，你猜我今天又见到谁了？”
我说：“你成天见到的人太多了，这下来还没几个月，起码安排了一两百了吧？我怎么猜得着？”
他说：“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小杜，杜文举①。”我长叹了一声说，“天啊，小杜他终于也跑出来了，前一向石泉跟我说起，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一青跟我说起的这个小杜，是我们七工委肖家场地区的支部书记，他的家也是我们七工委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石泉、张伦还有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都住在他家，石泉还动员他的父亲做了当地的保长。起义一打响，他的全家都被敌人关了起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们和石泉都担心得不得了，没想到今天有了他的消息。我说：“一青啊，小杜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和我们见见，也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一青说：“小杜来重庆都有些时候了，石泉安排他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杜伯刚教授办的‘东方人文学院’，当个学生。石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一块旧表和几件学生装，还说在城里就要像个城里人，重庆的特务这么多，不能出问题。”
我说：“我们七工委的那些同志，也多亏有石泉指教，新党员一入党，就上秘密技术课。还记得他讲的一个在农村工作很有成绩的同志，就是因为上厕所不用农民用的篾片而用了草纸，被敌人发现的事情不？要不然啊，出的事还要多。”宁君在一边卸妆，一边说：“我觉得这杜教授，真是个好人，现在特务成天在重庆大学进进出出的，这么紧张，他不但把一青认成他的秘书，还不断地‘窝藏’我们的人，看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宁君一下子说不出来了，我说：“是奈何以死惧之。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一青看到宁君不好意思，就出来打圆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和石泉商量了，现在张蜀俊他们带着我们的一群人，已经在华蓥山周围打开了游击，苦是苦一些，可是比前段时间起作用。听说前不久，胡宗南的一部军需车运了些吃的穿的到大巴山去支援罗广文的部队，阻止我们解放军入川，就被张蜀俊他们截了，还得了五十万元金元券。而肖家场这一带，我们的人还多，老是这样消极地东躲西藏，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好应付紧急情况。现在我们全国战场上打得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有新任务。石泉又交代了，要他回去清理同志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组织当然要清理，可是不能一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都快打进大巴山了，就又急躁起来。当年你廖伯伯一死，也是这样，同志们都被敌人杀红眼了，一个个都只想着去拼命，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下来。要给小杜说清楚，现在蒋介石只剩下这么一块地盘了，不会轻易让我们在他的心窝子里翻跟斗。再说还不知道上面对这次起义是怎么说的，我们得等一等，扯红了的同志要赶快撤退隐蔽下来，枪支要埋藏好，要是一心急着去报仇，还要出大问题的。”一青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又说：“你还得叮嘱一下石泉，不要自以为有秘密斗争的经验，就大而化之。现在满城都是特务，不都是只会吃干饭。”
宁君听了一撇嘴说：“妈妈，这话呀，怕只有你说他才得听。我昨天还说了他呢，他满不在乎的，说我头上又没刻字，他们身上也没带X光，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再说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抓住了也没什么搞头。晓得不？我天天在练坐老虎凳呢，都能上三块砖了。三块啊，这么高，不怕宁君你是搞艺术的，跳过舞练过功，你行吗？”
看着宁君那一脸委屈的样子，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那这话我是更不能说了，你还是练过功的都说不过他，我这把岁数腿都硬了，还敢说他啊？”
一青说：“诗伯，这话还得你去说。倒不是为宁君出这口气，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样吧，这个星期六，我要带石泉去和上级领导见个面，完了我就带他来见见你。”我一算，今天都星期三了，就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干脆就杀了那只老母鸡炖起，等他。”
星期五晚上，我半夜就起身，燃起一炉炭火炖鸡。可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不但石泉没来，连一青和宁君也没影子。我披着衣服在床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音信。第三天，我知道出事了。按照当时地下斗争的规定，当天晚上人没回来，就得赶快搬家，防止被捕后出叛徒，我们那时候真是被叛徒害苦了。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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