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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自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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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
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拖地”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服饰，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却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本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从此得到解脱，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没有结果。我谢谢他的好意，他没有满足我，但是这次会见对我却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尔各答街上走来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我需要他们赞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我正急于去看个究竟，特别是在我读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到庙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甚至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施舍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就坐下和他谈起来了。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宣传人们去反对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人们就象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走去。这不干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纠缠下去，便向神庙走去。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既恶感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会，我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他说：“羊倒不感觉到什么。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对这个任务是无能为力的。
我今日还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见解。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护。在我能够希望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今天我认为我应当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炽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这个神庙净洁起来。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屠杀呢？
第十九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谈到和听到过关于梵教团①的许多事情。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知道一些。我参加过几次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兴味盎然地读过那本著作，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不准许他会客，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此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了。
①孟如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至1886年戴文德罗纳斯担任团长，其影响乃大为扩大。他和克沙夫二人共同为梵教团设立了一个神学院，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主要从事印度教的宣传教育工作——译注。
看够了梵教团以后，要不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可能满足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爱玛斯那么一个隐居的地方。但是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家里，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时，觉得失望而怅然。
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们谈话之中，也没有共同之处。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所以我便成为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对她没有任何苟同之处，我不能不重视并欣赏她对于印度教的厚爱。我后来又读了她的书。
我通常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看看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会上，作过有关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的报告。我和《英吉利人报》有过交情，这对于这一次的报告也很有帮助。当时宋达斯先生正卧病，但是他还是象1896年那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戈克利喜欢我这一次的讲话，他听到罗伊医师也很赏识，非常高兴。
这样，我住在戈克利家里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非常顺利，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的家族有了往来，并且也是我和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个令人怀念的一月中，有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了。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我到缅甸的走马观花以及那里的和尚。我看到他们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到过大金塔，我不喜欢神庙里点着那么许多小蜡烛，而殿内老鼠成群窜行，使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验。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可爱，而其男人的懒散使我痛心。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也看出来仰光并非缅甸，就象孟买并非印度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在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商人的经纪人一样，我们在缅甸竟和英国商人结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我们的经纪人。
我从缅甸回来以后便向戈克利告辞。这次别离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再住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在定居下来之前，很想乘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苦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克利。起初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可笑，但是当我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以后，他却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到贝纳勒斯去拜望贝桑特夫人，当时她正在病中。
要坐三等车旅行，就需要给自己重新装备一下。戈克利本人送给我一个金属的点心盒子，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花了十二个安那买了一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①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外衣、一条“拖地”、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有一条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个水罐。这样准备停当以后，我便动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罗伊医师到站上来送行，我本来请他们别麻烦，可是他们一定要送。“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但是现在我必得送一送，”戈克利说道。
①恰亚（Ohhaya）波尔班达邦中的一个地方，以出产粗羊毛织品著称。
戈克利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被查票员挡住了，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让进了月台。
我就这样带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第二十章 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了。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福舍①，只有在巴兰埔是例外。就我记忆所及，这一趟旅行，所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①福舍（dharmashalas）是香客免费的休息所——译注。
坐三等车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车，不喜欢搭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车费也比较贵。
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之糟糕，今天和当年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也许好一些了，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坐过三等车——只有一次是坐头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坐位的设备，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拥挤，而在这里我发现正常的限额往往是超过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普通的是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一个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丝毫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发现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我一贯都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习惯，而且不让铁路当局太平无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见，切勿为了自己的舒适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的人犯规。这样做，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进。
1918—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这一直是一件使我难过而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当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那样的旅行。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问题，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早晨到达那里的，我决定到一个“潘达”①的地方去歇脚，我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来，我挑选了一个比其余的人都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备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
①潘达（panda）是婆罗门僧侣兼圣地的向导——译注。
这位“潘达”当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他说道：“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普佳”①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我在那里所遇见的，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不料实际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①普佳（puja），意即拜神。
通到神庙去的小巷是又狭又滑，那里谈不上安静，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实在令人难受。
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显然这里是缺乏这种气氛的。要找这种气氛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姐妹们完全沉缅于冥想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不能赢得什么信任。当事人有责任创造并维持寺庙内外一种纯洁、甜美而安静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雕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绪不怎么好。“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摔掉。他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去。”
这倒没有使我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怎样，你这一阶级的人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
我拣起那个铜板走了，心里正得意着那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是甘于失去一个铜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计较。如果我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玛哈德玛”①的称号以后，象我上面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喧腾还不是依然如故。
①“玛哈德玛”（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或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尊称——译注。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校馐顾袷サ拿置墒芏嗌偾瑁克显缇托剂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而且无法规避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无所事事地退去了。
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等候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害过一场病刚好，我去见她，她立即出来了。因为我见她的目的只想问候问候她，我便说道：“我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只想前来问候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搁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话，我便向她告辞了。
第二十一章 定居孟买？
戈克利很急切地要我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当时所谓公众工作就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所帮助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事务。
我喜欢戈克利的意见，但是律师是不是当得好，我却缺乏信心。过去失败的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还记忆犹新，我对于使用谄媚手段才能开展业务的憎恶仍然象憎恶毒药一样。
所以我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里，他一向对我寄与厚望，劝我到英国去留学的就是他，他马上就给我三个案子办理。其中两件是要到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诉，另外一个是在嘉姆纳伽的旧案件。最后这一个案子相当重要。我说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多大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胜诉还是败诉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帮助你的。”
对方的律师是已故沙玛兹先生。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倒不是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华尔朗·达维给了我非常透彻的指示。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于见证法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我在南非所获得的法律经验，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赢得了这场官司并取得了若干信心。至于那两个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怕，也胜诉了。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不至于失败。
但是在我叙述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孟买以前，我想谈一谈我所看到的关于英国官员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原来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老是到处走动，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转。律师一出门，收费就增加，当事人自然就得出双份钱。这位法官对这种情况是漠不关心的。
我在上边所说的案子打算在维罗瓦尔开庭，那里正闹时疫。就我所记得的，那个地方有5，500人口，每日疫情却有50起之多。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很荒凉的，我就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荒凉的福舍里，可是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是贫苦的，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几件案子在这个法庭里，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叫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去开庭，因为维罗瓦尔闹时疫。我一递上这个申请书，那位官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我自己可以搬来搬去，可是打官司的人呢？”
“时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官老爷答道：“为什么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这位官老爷住在离城很远的海边上，他在那里搭起宫殿似的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这种哲学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你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吧，然后告诉我律师和打官司的人是不是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自然是忠实地按照他以为是对的意见办事了。然而他怎么会想到贫苦的印度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要、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以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要用铜板来计算，他怎能够适应呢？一只大象不能想到蚂蚁的事情，尽管这个世界有着最好的意向，同样，英国人不会想到印度人的利益，或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
不过我得接下去谈谈我还没有讲完的故事。我虽然有了一些成就，却还想在拉奇科特再多住一些时候。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让你埋没在这里，你得住到孟买去。”
“可是那里谁会给我工作呢？”我问道：“你能帮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能，”他说道：“我们有时候难免还要把你当作一个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会送到那里去给你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当律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已经显出身手来了，所以我丝毫也不为你操心了。你是注定要干公众工作的，我们也不答应让你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你说吧，你什么时候上孟买去？”
“我等纳塔耳汇一笔钱来，钱到了我就走。”我回答道。
两个星期以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到孟买去了。我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看起来我倒象是定居下来了。
第二十二章 信仰受到了考验
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上帝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我才搬进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害上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在前几年他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的作用不大，但是给他吃鸡蛋喝鸡汤却有好处。
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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