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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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您啦！如果您不反对，我这就给您跪下好吗？”

“我试试看吧，”虽然半分钟以前，她还不打算给他任何许诺，但娜斯佳仍出乎意料地说道，“可您自己也得帮帮我。”

“您只管说吧，亲爱的！您是我所崇拜的！说吧，我能给你帮什么忙？”

“您给乌兰诺夫打电话，要他邀请塔姬雅娜上节目。”

“天呐，我怎么就役想到呢，您在这儿碰到了难题呀！”制片人摊开双手说道，“您不是正在调查电视节目制片人凶杀案吗，您和乌兰诺夫接触频繁，您难道以为他会拒绝您？”

“他当然不会拒绝。他能跑到哪儿去。但我不愿意从我这方面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应当仅仅只是流行侦探小说作家，而根本不是我的女友，更不能是内务部门官员。我的话您明白吗，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

多罗甘把杯子往里推了推，双手交叉叠放在胸前。可这种纪念碑一般的姿势他保持了还不到十秒钟，就又开始指手画脚的了。

“我可不可以告诉乌兰诺夫我们准备根据托米林娜的五本书改编五部影片的计划？我得挑起他的兴趣，告诉他，为什么托米林娜对节目有好处。假使告诉他她既是个侦查员，又是著名作家的话，兴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娜斯佳打断他道，“侦查员，这个词儿干脆提都不提。顺便告诉你，丹尼姬有另外一个姓，托米林娜只是她的笔名而已。”

“您说什么？”多罗甘惊奇地说，“居然是笔名？我可真的没想到。”

“这一点同样也不能告诉乌兰诺夫。只能说她是一位女作家，写过二十多本畅销书，而您想根据它们拍几部电影。”

“可如果他不感兴趣呢？”

“给他钱。”

“怎么给，请问，以什么形式给呢？”

“直接给。您就说事先做广告对您关系重大，情愿把邀请托米林娜上电视当做拍广告。在那儿工作的都是少男少女，这种事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只是不要让乌兰诺夫与丹尼姬直接见面，让他俩都蒙在鼓里好了。”

“只能这样了，”多罗甘突然高兴起来，“现在连您也在讹诈我了，而我又是多么软弱无能呀？请，警察太太，说了5分钟话，喏，您就瞧吧，您已经掐住我的脖子了。”

“那是，我是警察嘛。”娜斯佳一笑。

“你们那里全都这样？”

“因人而异。我不过是个小巫，要是您遇上大巫，您就瞧着吧，我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谈妥了吗？”

“可以，”制片人长叹一声，“只是您跟塔姬雅娜说话小心一点儿，好吗？”

“我会小心的。”

离开多罗甘家后，娜斯佳没去公共汽车车站，而是去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国际研讨会将要进行的那家旅店。她还没有想好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只是感到自己对丈夫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她没费事就找到了掩映在树林后面的那家旅店，而这里的好几条路中，只有通向旅店的那条路是认真铺了柏油的。娜斯佳想起来，这地方原来是“特殊人物服务部”，只有皇帝身边的亲信才能到这儿来领疗养证。因此，这儿的路才铺得这么好，墙高，还没有岗亭。肩宽背阔，身穿蓝军服的小伙子看过工作证后，一点头，放娜斯佳进去了。

娜斯佳慢腾腾地沿着两边栽了白桦树的林荫道，向一幢漂亮的小楼走去，那楼装了镜子，镜子里映出一片蓝灰色的春天的天空。快走到建筑物门前，娜斯佳找条椅子坐下来，拿出一支烟点上，从这里可以很好地观察楼房的入口。一些衣着体面的太太和身着敞怀短大衣或做工精致的皮外套的绅上们，时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娜斯佳听到他们用各国语言谈话，心里纳闷，这些人穿得这么厚，难道就不怕热，此时莫斯科人早已穿风衣和薄外套了，而这些数学家们倒好像是到北极来了，难道外国人至今仍相信童话，说什么在俄国，大白熊就在大马路上闲逛。

从楼里蹦出一位身着超短裙和紧身羊绒衫的年轻姑娘。当她从娜斯佳身边跑过时，突然刹住脚步，说：

“哟，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娜斯佳一抬头，认出她是齐斯加科夫领导的那个实验室的办事员加洛奇卡。

“您好，加丽娅。”

“您是在等米哈伊洛维奇吗？”

“是的，他在这儿吗？”

“我马上告诉他。他在大厅里和兹韦基齐教授说话呢。我这就来！我马上就……”

加洛奇卡脚上的鞋跟又高又厚，两条腿细溜溜的，飞快地飘进楼里去了。刹那间，连娜斯佳也嫉妒起她来。她自己，哪怕穿着轻快舒适的旅游鞋，也跑不了她这么快、这么轻盈，这样的高跟鞋，她只在极端必要的场合下才穿，而且，穿上也走不快。

齐斯加科夫出现在台阶上，身后站着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白发男子和一位戴眼镜的优雅太太。娜斯佳不觉忸怩不安起来。好一个傻瓜，她跑到这儿干吗来了？她能告诉列沙什么呢？说她有错，说她看他，说他的所有疑心都毫无根据？这样的话在家里说是相宜的，而在这种场合却极不合适。这里的人都忙得很，在于正事，而不是在哭哭啼啼。再说他的样子也……列什卡穿着名贵西服，表情严肃，再怎么说也是个院士，写过十多部科学论著，一个大型国际研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而她呢——穿着牛仔裤，廉价的外套，旅游鞋，连眼睛也没描过。居然是教授夫人。

阿列克赛对同伴说了句什么，那些人微笑点头。他不慌不忙走下台阶，朝娜斯佳走来。

“出什么事了？”他边走边问道。

“我……”

她突然感到窘迫，感到极不自在，并在心中狠狠责骂自己。说什么呢，她该跟他说什么好呢？我真是的，居然选择这么个时间来跟他说明关系。跑到天涯海角来，为的只是向丈夫表白爱情。真是一场闹剧，除此之外没别的可说。

“我来办事，发现离这儿不远，于是，就顺便过来看一眼。请原谅，我不想打断你和客人的谈话，我不过是想坐在椅子上歇一歇，如果不是你那位加洛奇卡看见我的话，再过几分钟我就准备走的。”

“我在问你，究竟出什么事了？”齐斯加科夫语气生硬地说。

娜斯佳看了一眼丈夫的目光，她从里面看不到她已经看了二十年的那种温情和甜蜜的嘲弄。这不是家里那位心不在焉的列什卡，那位关怀备至、殷勤体贴、理解一切、宽容一切的丈夫。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有一半发白了，他个头高挑、气势威严，穿着从英国精品店买来的、深灰色的、笔挺的西装，表情冷峻，眼神淡漠。不，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向这个男人倾诉她来这儿的目的。他现在顾不上这些。他很忙，她跑到这儿来是多么愚蠢啊。要知道还在昨天，当她试图消除两人紧张关系时，他却说：“过一礼拜再谈。”

“实话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真是来办事的，是来询问证人的。下一班电车差不多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来，于是，我只是想消磨时间，到旅店里走一走，瞧一瞧你们开会的地方罢了。请原谅，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想打搅你。我这就走。”

她站了起来，可阿列克赛使劲抓住了她的肩膀。

“加洛奇卡当着众人大声说我妻子来啦。现在，我得把你介绍给客人们。”

“列什，不必了……”

“这是礼节，走吧。”

“列什卡，我这样子……不方便吧。”

“就这么着吧。你来这儿时就该想到这一点。可现在已经没退路了。他们在看着我们呢，等着我把我的妻子介绍给他们。我无权不礼貌，无权违反规矩。走吧。请你不要装出一副有错的表情，客人并不一定知道咱俩的一切都不正常。”

“可咱俩的关系是不正常啊，”娜斯佳飞快地说，“我正是为这才来的呀。”

“等我回家，会给你机会讨论这件事的，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的。”

他拉起她的手，领她快步走上台阶。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夫人，”他把娜斯佳领到那位白发老者和戴眼镜的太太身边，用英语说道，“娜斯塔霞，警官、侦探。阿娜斯塔霞，来认识一下，这位是罗赞纳·帕特里尼亚尼教授和米兰·兹韦基齐教授。”

两位教授礼貌地笑着握了握娜斯佳的手。在接下来5分钟的上流社会式讯问过程中，她勉强才能站住，随后，他和教授们礼貌地告辞，借口说她还得去赶电车。

“您难道没有汽车？”罗赞纳吃惊地问。

“我不会开车，”娜斯佳撤了个谎，“我没有执照。”

她没必要解释，远不是每个警察都买得起汽车的。她家里是有一部汽车，但那是列什卡的，他亲自开车，而娜斯佳忍受不了开车之苦，只是在别无办法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坐下来操纵方向盘。

“西方所有警察都会开车。一个人如果不会开车，就不能进警察局。怎么，俄国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

“这可真怪，”罗赞纳困惑地拖长了声音说，“考虑到你们这儿的路这么远……这就更奇怪了。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报刊说俄国警方无力对付犯罪了。如果你们警察的生活水平这么低，那就不奇怪了。”

娜斯佳又迷人地嫣然一笑，转身快步向大门走去，心中在压抑着沸腾的怒火。这个来自富裕国家、保养得面目姣好的女教授，怎么可能懂得俄国警察？总的说来，她对我们的生活又能有什么了解呢？

………………………………………………

据说所有病都有危机期，人在过了危机期以后，或是痊愈，或是会向相反方向急剧恶化。看样子我的情形正是如此。

今天我又看见他就在我身旁。他和我那么近，我的脸上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是什么人？是啊，除了是那个雇来的杀手外，还能是谁！就是我那位亲爱的夫人雇来的杀手，看起来，她是等得不耐烦了，等不到把我干掉的合适机会，于是决定加快事件的进程。今天是礼拜六，她从一大早起来就在为参加柳巴尔斯基家的纪念日而忙活。

“我还是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去他家。”吃早饭时，维卡说道。

“根本就不想，”我愉快地说。“你想去你去。”

“萨沙，你冷静点儿，玩笑归玩笑，你这样做太不体面了。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四点多我们到他家去。”

“你去吧。我留在家。维卡，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的了。你跟我说话，像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说似的。假如你身上母性的本能过强，到孤儿院领一个孩子来养着吧，至于我，你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从我这方面说，这很残酷。我们俩至今没孩子，但这不是维卡的错，而是我总在说，我们还得等一等，条件还不具备。条件的确还不具备，和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身边就有一个疯母亲，这太危险了。其次，我们刚搬来时，总觉得只要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以喘口气了，不必总是为了挣钱而忙忙叨叨，也不必为缺钱而犯愁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自在在地生活了。在这类谈话中，奏第一把小提琴的，当然是我。喏，你瞧，奏出好听的调子了。话说回来，假如维卡怀了孕，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堕胎的。可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孕……也罢，不然她如今能这么自在？没孩子的牵挂，才能全身心投入这位外省来的罗密欧的爱情，不必为家里只有孩子一个人而揪心，或是为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而操心了。如此看来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的眼角已经涌出了泪水，但维卡竭力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只是更紧地抿紧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啦，萨沙，”她稍顿了一下又说，“我有时觉得你八成是疯子。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别说蠢话了。”我厌烦地说。

刚起床就和维卡拌嘴是我不愿意干的，于是，我扭转话题，谈起一件根本无关紧要的事，随后，我声称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务活儿。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说，“我开洗衣机，同时，吸吸尘土。我想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打扫屋子了，土都埋到脑门上了。咖啡壶也该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样。顺便说说，如果你打算到柳巴尔斯基家喝酒的话，我建议你去一趟美发店，你头上的白发太显眼，该染一染了。顺便也修修指甲。”

我说这一套当然是违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门而已。可这一点又不能告诉维卡……

她一甩门到商店去了。其实，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该着这样。家务活儿有半天就能干完，我干起家务来出乎意料地勤快。维卡是3点多回来的，我一眼就看出，她还是去了美发店。手上，新涂的指甲油晶光闪闪，头发也比早晨黑了一点儿。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提任何问题，默默把买来的食品搁进冰箱，回房间换衣服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厨房里擦抹餐具，并用一种曾大做广告的进口滑石粉擦灶台。

过了一会儿，维卡往厨房里瞧了一眼。她彻底换了装，脸上涂脂抹粉，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

“我走了，”她平静地说，“你是就呆在家里呢，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哪儿都不去，”我瞧着托盘光闪闪的表面说。那样子像是想要从中读出一些火烫出的字母，组成永恒而又不会过时的聪明睿智的语句似的，“我就在家呆着了。”

她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她走到门口，只听门闩卡嗒一响，笃笃的脚步声在去往电梯间的瓷砖地上响着，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了，我可以干点儿喜欢干的事儿了。

可是，她这次让步也让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说了那么几句话，再就什么都没说。我，老实说，原指望她会犯歇斯底里，会大叫大嚷，会哭哭啼啼，会祈求恳求，会威胁恐吓——随便什么她都有可能，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一声不吭地让步。不，不管怎么说，我妻子是聪明人。她对我很了解，了解得像一只剥了壳的蛋。确切地说，她对我不是了解，而是感觉。对我脑子里此刻在想什么，她当然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想不到我会知道她已经雇了杀手，可这个坏女人她知道，她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什么地方该用力；什么地方固执己见毫无意义。就算她和那位乡村堂·璜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利的话，她的天性也够敏锐的了。天呐，我曾经是多么爱她！

维卡刚一离开，我就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着一本书坐在了沙发上。我都没有察觉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起盹来的。等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脑袋沉甸甸的，有点儿疼，我忽然想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常对我说：不能在天黑时睡觉，这对身体不好，看来妈妈说得对。我竭力抖掉睡意，踅进厨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经过电视机时，我懒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钮，想让响亮的、电视里的声音帮助我尽快从昏睡中醒来。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暗杀了，”电视机里传出信息节目播音员的声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许诺要在最短期限内破案。这是我台特约记者从莫斯科内务部发来的消息。”

我一手拿着装咖啡豆的塑料袋儿，一手拿着磨豆机，往房里瞅。荧屏上一位高级警官的将军肩章在闪闪发光。

“罪行刚一败露，我们就已组成了破案小组，我部及管区部门的警官，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将军说道，“我们有几种猜测，都在同时调查中。戈托夫齐茨议员曾经搞过多年记者工作，而我们的猜测之一，恰恰在于，她的被杀有可能与她的新闻工作有关。”

“你们是否也在调查另一种可能，即戈托夫齐茨的被杀，与她的议员活动有关呢？”记者提问道。

“当然啦。我们正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工作。”

“凶杀案已经发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们在此期间想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吧。能否请你谈一谈，是否有一种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诉我们，哪种情况或许不是导致凶杀的原因呢？”

“能说出肯定话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级警官不无挪揄地说，“而我充义量不过是将军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们才能肯定地说。”

播音员又出现在荧屏上，我走回厨房。如果请一位警察上节目，问问有关议员被杀案的情况，那会怎样呢？材料热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这么个人，跟他在电话里谈一谈，预先说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两天，先做个预告，那会给自己赢来很大一笔广告费的。啊呀，要是维佳·安德烈耶夫还活着那就好了，他对付这类问题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儿、给谁打电话好。给那个女人吗？她叫什么来着，哦，娜斯佳。好像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得，总得想点什么办法。说到底，就是没有这份材料也对付得过去，反正节目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样如此，该来的就让它来好了。

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购买我们这套节目的频道主管部门，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钱将放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我们喜欢的、还带着我们体温的口袋里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处境又有何迷人之处呢？迷人之处就在于，我可以良心平静地分发任何许诺，拟订任何计划，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威胁。我，或许连明天也活不到。从前我很难拒绝人们的请求，担心会损害我和人们的关系，总是想：如果我今天说“不”的话，明天我怎么有脸跟人说话呢？他会生我气的。而一旦如此这般的“明天”对我并不存在，那么，拒绝人可就轻松简单多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拒绝别人的愿望不知怎么又无影无踪了。我可以许诺也可以答应，反正答应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对关系问题不必过分留意。我之所以没去柳巴尔斯基家，只是因为不想去。我还无耻地，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打发了另外几个熟人，从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依据惯性保持着，就是说，是出于对那个所谓“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惧感。这几个小伙子我就开始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只会令我恼火，不和他们交往只会令我高兴，可我却得忍耐。如今，谢天谢地，再不必忍耐了。

简言之，我同意了多罗甘的提议，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么差别呢。分辨客户一直都是奥克桑娜和维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应有的层次上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我可不善于找做节目的人，导演助理找来谁，我便把谁弄到直播节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多罗甘说过的，他正在研究与托米林娜有关的问题，过几天还会打电话给我。话说到这儿我们就放下了电话。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盘描写美国杀手尼基塔的录像，正想插入另一盘录像带，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维卡打来电话了。

“你不来找我一趟？”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问道，“天已经晚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院子多么暗。”

这倒是真的，柳巴尔斯基住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里面。那里很黑暗、很可怕，总是在不断出事。而从那儿到地铁口，得步行大约20分钟。维卡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因此我断定，她准是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引诱我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刚才才歇下来——立刻就赶到朋友那儿去过节。那太可笑了。

“那好，我去接你，但我不上去。过一小时你到门口等我。”

“好吧，”她居然十分听话地答应了，“过一小时我就下去。”

说实话我真的不愿出门，可无论我今天对维卡怎样，我毕竟是男人。假如一位女人请我在深夜开车送送她，我是不会拒绝的。我不慌不忙地换上外衣，下了楼，把车从铁盒式的车库里开出来，驶向柳巴尔斯基家。

我是在半路上偶然发现的他。确切地说，起初我发现的只是一辆车——部深绿色的“福特牌”，很整洁，不太大，是一辆很机动灵活的车，它好像粘在了我身上似的，根本不想超车，尽管我开得并不快。“嘿，你瞧，马上就要动手了。”我有点儿淡漠、甚至冷漠地想。可是，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