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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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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幻想和通常一样，照例无法实现，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左右，扎托齐尼将军打来了电话。
“戈托夫齐茨案怎么样了？”他问，“你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个人印象。”
“而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着说道，“其余的一切没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见。”
他既没问，也没求，他这是在下命令。“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来自他的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问自己。可实际上，任何人，甚至就连心爱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鲁随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可扎托齐尼却不然，对他来说，只需随便说上一句——“明天见”——就够了。她尽可以恨得直咬牙，尽可以嗔怪地请求他把见面时间不要定为七点，而是定为哪怕是九点也好（而，毫无疑问，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绝，因为扎托齐尼将军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尽可以诅咒世上的一切，但她还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兹麦洛夫公园。
周六到周日之夜，总的来说娜斯佳过得还算平静，只是不知怎么有点迷迷糊糊。好像也没有感到烦躁，可也未能好好休息。临睡前她洗了个热水澡，想暖和并放松一下，给房间里通了通风，服了三片缬草酊，然后就钻进了清洁干爽的被窝里。她把两个枕头叠在一起，用暖和的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蜷成一团，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出于习惯躺在了沙发床的边缘，尽管现在就只她一个人，睡的地方足够宽敞的。她舒舒服服地往床中央挪了挪，可她非但没入睡，反而毫无来由地开始逐项罗列没有丈夫的所有好处和不好处来。最主要的不利事实是使阿列克赛受了委屈，因此再不想和她共同生活了。当然，这是她的过错，有错的就只是她，她本不该那么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该欺负别人，如果他不是罪有应得的话。娜斯佳绞尽脑汁想呀想，再也找不出一个负面因素了，这让她感到有点可怕。她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可以不开口，不和任何人交谈。当她在心里希望丈夫沉默时，她希望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是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再不必因耽搁下班未能及时打电话通知丈夫而解释和道歉了。再不必在自己不想吃饭、一点食物也不想下咽时，强迫自己吃下列什卡做的晚饭。想来想去，全都是好处，真是个大傻瓜，干吗当初要听从别人的劝说而愣要嫁人呢？真不该嫁人啊。
她气恼地翻了个身，感到身边空荡荡的有点不太习惯，她沮丧地想：“一个人睡觉真是太滋润了。地方有的是。要不然的话，列什卡总是把我往墙上挤。真好笑，我这么生气是冲谁呀？冲自己，不会冲别人。反正再也没有人可以惹我生气了。”
她带着这个念头睡着了，过一段时间又醒了，并对自己感到吃惊。怎么会只有一个缺点呢？这根本不可能。大概她确实是累了，跟往常一样，一连串长长的节日后一周，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脑子不太好使了，于是才会列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应该把一切从头好好想想，或许那样一来，着重点分布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她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又开始列举阿列克赛不在身边的好处和缺点。但结果让她沮丧极了，因为和刚才的一模一样。“我还是休息不够。”娜斯佳沮丧地想，“满脑子都是一些荒谬的念头，一锅粥似的。我还是再睡会儿，然后再试试。”
可第三次尝试也未能给她带来任何新结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只睡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反复衡量好处和不足，接下来又睡了一小会儿，如此这般。早晨六点起床后，娜斯佳对过去这一夜很不满意，觉得收效甚微。既没有好好地休息，也没有产生什么合适的想法。精神压抑、无精打采的她来到伊兹麦格夫公园和扎托齐尼将军见面。
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是由马克西姆陪着来的。尽管他俩都穿着同样的红色运动服，但从远处看，仍然还是觉得他们不像父子俩。娜斯佳每次都对他们父子俩长得绝对不一样而惊奇。将军本人瘦瘦的，个子不高，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而马克西姆则长得很壮实，宽宽的肩膀，不久前刚刚减过肥，一年前还是胖乎乎的，显得有点笨拙，深棕色的眼睛，表情严肃得可怕，极少表现出对人的亲切与和蔼。
“您好，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嘟囔着说。他和娜斯佳一样，都属于典型“夜猫子”，不喜欢起早，但和娜斯佳不同，他还没学会如何克服因早起而产生的不快。
“你们干吗？”娜斯佳很惊奇，“又在锻炼身体吗？”
“是啊，”将军点了点头，“马克西姆开始状态不佳了。去年高考前，他每天还锻炼，可现在上了大学后变懒了，觉得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以游手好闲了。昨天我让他做俯卧撑，结果并不乐观，他只做了二十五个就完蛋了。这样能有什么用？”
“那您自己能做多少个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我嘛，阿娜斯塔霞，每天三百个，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感到羞耻。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应该对他放任自流，但最主要的是及时察觉。马克西姆，开始锻炼吧，我和阿娜斯塔霞在你旁边遛一遛。”
小伙子无奈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气，慢步跑向林荫深处。
“您太严厉了，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摇了摇头，“您十八岁的时候大概也就勉强能做二十五个吧。”
“连十个都坚持不下来。”将军笑了，“我小时候长得最小、最瘦，总是挨邻居孩子们的打，他们经常抢我的夹肉面包，抢大人给的看电影、买冰淇淋的零钱。等我到了十八岁，那时候对体形并不看重。那是60年代中期，当时，要想成为现代的时髦人物，得熟读好多诗和吟游诗人的歌，得出外旅行，得在篝火旁弹吉他唱歌，得去彼得堡看白夜，得有成为地质学家的理想。您不会记得这些的，您当时大概也就只有五六岁吧？”
“是的。这些事儿我是不知道，但从父母嘴里听了不少。”
他们顺着马克西姆跑步的方向沿着林荫路默默走了一段。娜斯佳并不想说话，所以扎托齐尼不急着提问她反倒很高兴。看样子今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公园里的空气也很湿润、芬芳。娜斯佳想，要不是自己总这么忙，又具有这么一种发自天性的病态的懒惰的话，她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许多小乐趣的，喏，比方说，早晨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散步，享受清晨凉爽清新的空气。每次休息日早起和伊万散步，她都气恼得恨不得要掉泪，但后来又每次都对他能把她拖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到高兴。
将军的声音打断了她安详惬意的逻思。
“身体不要前倾，马克西姆！双肩放松！对，就这样，好样的。怎么样？阿娜斯塔霞，我等着听汇报呢。你对戈托夫齐茨印象如何？”
“印象很复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可对我说的话，您得宽容一点，要给以理解。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妻子死了，所以他目前的行动和以前的他相比有点不太正常，而这是十分自然的。他现在很消沉，也很抑郁。据我观察，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基本上不出家门。应该看到，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摆脱这种抑郁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可敬之处。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与这份工作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这或许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了。他死死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个使他能不致沉没在苦海中的救生圈一样。”
“他有一个儿子，他对儿子的事讲得多吗？”将军问。
“一般不说。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这个孩子，他说，儿子在英国学习，住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亲戚家里。他没叫儿子参加葬礼，怕孩子受到伤害。就这些，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怎么，他儿子有什么问题吗？您听到别的什么消息了？”
“没有，没有，我得到的信息和您一样。关于孩子，戈托夫齐茨并未撒谎，一切正如他对你所说的那样。可能他认为儿子已经彻底脱离家了。孩子将在英国上学，中学毕业上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钱，足够支付儿子受教育的费用。既是这样，指望小戈托夫齐茨居然想要回到俄罗斯是可笑的。戈托夫齐茨呆在这儿干吗？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剩下的就只有他的职业。对不起，我打断您了。请继续说下去。”
“作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很想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妻子死后，对他来说工作摆到了首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被接受到您这里来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继续当个体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话，就意味着他还得呆在作为诊室的自己家中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而他希望能改变环境。当然，他也可以到哪个诊所、研究所或是什么中心去工作，比如去戒毒中心或者自杀未遂者疗养中心什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中心莫斯科多的是。但也许他对到内务部工作更感兴趣，这个地方更吸引人，也更有前途。我认为这些情况对他有利。”
“好。还有什么情况对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只能这样了。继父认为我应该试试报考高级警官学院的研究生院，答辩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这样就极有可能晋升上校。”
“那您对这一计划怎么看呢？”
“老实说，不太喜欢。我绝不想当老师。至于科研嘛……还凑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吗，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经看够了，他们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处于他们的地位。”
“但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将军眼睛望着别处说道。
“您这么认为？”
“我知道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这是你们男孩子们的玩意儿，而对姑娘们来说，名誉更重要。不管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会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这类虚荣统统抛开呢？”将军问，“如果我给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会去吗？”
“需要抛弃戈尔杰耶夫和小伙子们吗？为什么？”
“为了肩章上的星星，为了它们这些可爱的胎痣。到我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军衔，如果不喜欢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证，到时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现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专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会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们可以订个君子协定，”扎托齐尼笑呵呵地反驳说，“除了您以外，我再找一个聪明点的人，您用一年的时间教会他干分析工作，给自己培养好接班人——然后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得自由，到市里与犯罪作斗争的战场上去驰骋了。”
“老实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娜斯佳在心里问自己道，“伊万所提建议正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我可以单搞分析工作，再不必因为自己只是偶尔才做点纯刑警工作而且并未尽全力而有负疚感，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不需要忍受刑警局楼道里别人的斜眼，也不用听别人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为自己的情妇创造了温室般的条件。作为上司的伊万并不比科洛布克差。当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扎托齐尼是个很严厉、很冷峻甚至有些残酷的人，他对我也不会有所宽纵，而且我根本也不需要他对我宽纵，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无疑很正派。我干吗非要死死咬住这个位置不放呢？我已经当了快五年的少校了，要是搞得好的话，一年前就应该得到中校军衔了。但问题并不在于我特别需要这些肩章，而在于，其他长官和同事往往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确切地说，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的及时更换来评价我的头脑的呀。一直停留在少校级别上吗？得，准是傻蛋，准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再不就是你个人问题方面准有些不正常吧。那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你个人问题方面有什么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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