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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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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读得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己提出一种分类法。尽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错在“目不识丁”吗？
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
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问他，他说，他教的文化班有几位学生，常常笑他是老书呆，不听他的话，他们总是念错别字，他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也不改。因此，他很苦闷，认为他们对于文化学习太不重视了。他举了许多例子。我表示对他抱相当的同情，同时，又对他的固执己见提出了适当的劝告。
的确，一般人平常都不免会读错别字，读别字比读错字的更要普遍。比如姓“费”的，别人往往叫他“老肺”，而不叫他“老闭”；甚至于他本人也把“费”字念成“肺”的音，而不念“闭”的音。同样，许多人对于姓“解”的，总是把他叫做“老姐”，而不叫做“老械”，他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于“老姐”、“老械”都不叫，而叫做“老改”。同类的例子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饮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上。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这一段记载是否能够算做“自顾不暇”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恐怕未必。
因为德光的本意无非表示谦逊一些，不要过于盛气凌人。他之所以不暇顾，仅仅是由于他亲身率领着军队，打平了中原的石晋王朝，直下汴京，不好意思就摆起帝王的銮驾，所以借口说顾不上用那十二面飞龙日月旗的“太常”仪节。这里边根本不包含任何消极和被动的意思，与“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意思又有多少共同之点呢！
比较起来，这句成语的可靠出处，应该是《晋书》的《刘聪载记》。刘聪是两晋时代前赵刘渊的第四子，继其父自立为帝，攻陷洛阳，生擒晋怀帝，鸩杀之；又陷长安，执晋愍帝。当时晋将赵固攻河东，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儿子刘粲，以赎天子。这一场战斗很激烈。晋兵企图偷渡洛水和汭水，袭击刘粲的部队。这时刘粲部下的将官王翼光看到晋兵要想渡河偷袭，把情况报告给刘粲。刘粲分析双方的形势，以为晋兵在河的那一边，惟恐地位不稳固不可能渡河偷袭，因此满不在意。《晋书》上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耶！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
刘粲因为轻敌，后来终于被晋兵打败，不在话下。光说这一段文字，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唯一出处，这大概是比较可靠的了。
然而，这样追根究底的结果，却使以往所谓“自顾不暇”的成语发生了动摇。看起来这句成语恐怕是弄错了，应该改为“自固不暇”才对。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中有句云：“神之无形，难以自固。”这里说的“自固”，与刘粲说的意思也很相近，可见后来有更多的人采用这种语气，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变为成语了。
从此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把“自顾不暇”这句成语，普遍地改成“自固不暇”呢？当然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还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承认“自顾不暇”是一个成语。而对于“自固不暇”，只要知道它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末，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据《元史》《郭守敬传》载，修建“通惠河”的主要经过是：“中统三年，……北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至元二年，……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帝善之。二十八年，……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舢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
元代的诗人傅若金，前以《海子》为题，写诗吟咏什刹海，其中也有“舢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的诗句，与《元史》所载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的情形完全一致。这就表明，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城是可能的吗？白浮泉水源在昌平域东南的凤凰山，那一带地势约为海拔六十米，中间经过沙河和清河两河谷，地势降低到海拔四十五米以下，而积水潭和什刹海周围的地势则是海拔五十米左右。按照这样的地势看来，怎么能够引白浮泉水入城呢？
原来郭守敬详勘测了地势之后，设计了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河渠，引导白浮泉水先向西流，然后转向南流，再向东南流入昆明湖（即瓮山泊），然后继续向东南流，注入大都城。这一条渠道，就是著名的“白浮偃”。它的遗迹现在还隐约可以寻见。
根据同样的道理，从整个通惠河的地势来看，河床的坡度很大，非采取其他技术措施，那是无法通航的。但是，郭守敬很有办法，他设置了水闸和斗门，保证了船舶的顺利通行。《元史》《郭守敬传》载：
“运粮河每十里置一腄，比至通州，凡为腄七。距腄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这是郭守敬在工程开始以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就是说，从大都到通州，设有七座水闸，距离每座水闸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有斗门。水闸和半门的关闭或打开，就调节了运河各段的蓄水量，控制了水位的高低，使船舶可以顺畅地通过。
这些办法与现在外国先进的大运河采用的办法不是差不多吗？而郭守敬的这些办法却是早在十三世纪就有了的呀！
到了明代，据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可惜此时郭守敬开的这一段运河却已毁坏了。所以，在《明世宗实录》上写道：
“通州河道，经元郭守敬修浚，今闸坝具存。……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才五十尺。以五十里之远近，摊五十尺之高下，无所不可。……迂回以顺其地形，因时以谨其浚治，此一劳而永逸之计也。”
又据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称，嘉靖丁亥，御史吴仲请修通惠河，三月告成。然而，积水潭上一度出现的海港风光完全消失了。现在我们在研究北京城市建设的时候，如果把这一面历史重新翻阅一过，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南陈和北崔
在中国画史中，各个时期的南北画坛上，都不断地出现过许多有代表性的画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画派。把这些画派的画家及其作品加以比较研究，找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我们研究中国人物画的时候，大家就很注意明代人物画方面流传的所谓南陈北崔的说法。
何谓南陈北崔呢？先说南陈，这指的是明末江南大画家陈洪绶。他是浙江诸暨人，字章侯，号老莲。明清以来，人们一提到陈老莲的人物画，没有不赞赏的。他留下的作品较多。不但在明清小说等木刻本子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插图；并且在各地博物馆以及北京琉璃厂等地，我们也还可以发现他的原作。据清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载：“老莲工人物，衣纹圆劲，设色奇古，与北平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
那末，崔子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作品为什么几乎看不见呢？他的名声似乎也不象陈老莲那么响亮，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于崔子忠自然会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情，一定想知道他的身世和为人，也很愿意看看他的作品，研究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差不多相同地写道：“子忠字道母。顺天府学诸生。文翰之暇，留心丹青。居京师阛阓中，蓬蒿翳然，凝尘满席，莳花养鱼，杳然遗世。”看来崔子忠在当时社会中，要算是十分孤癖高傲的人了。
当时山东莱阳有一位学者，名叫宋继登，他是崔子忠的老师，他的子侄，宋玫和宋应亨，与崔子忠也有交谊。宋玫是天启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宋应亨是宋玫的族兄，官至礼部员外郎。因为他们都有强烈的封建势利观念，所以崔子忠很看不起他们。据《畿辅人物志》和《畿辅人物考》载，崔子忠“少时师事莱人宋继登，因与其诸子同学，而玫及应亨尤契合。应亨官铨司，属一选人，以千金为寿。子忠笑曰：若念我贫，不出囊中装饷我，而使我居间受选人金；同学少年尚不识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谏垣，数求画，不应，强索之，即强应之，终碎之而去。”你看这是多么倔强的性格啊！
还有一件事情，更足以表明崔子忠具有幽燕豪侠的气概。孙承泽和孙奇逢都曾记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是：“史公可法自皖抚家居，一日过其舍，见肃然闭户，晨饮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子忠售白镪四十，呼朋旧，轰饮，一日而尽。曰：此酒自史道邻来，非盗泉也。”他对于史可法的馈赠没有当面拒绝，那是因为他尊敬史可法的为人；但是，他毕竟是要自食其力的，所以决不肯依靠别人的馈赠过日子。
崔子忠的一生都在贫寒中度过，即便当他画画的时候，目的也不在于卖很多钱来维持生活。然而，他却勤奋创作，非常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件作品。他用了许多笔名，有的人虽然喜欢他的画，往往因为不知道他的笔名而错过了机会。正如《无声诗史》所记，崔子忠“初名丹，字开予，又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蚓。善画人物，细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诸暨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更以文学知名。一妻二女，皆从点染设色。性傲兀，凡以金泉请者，概不应。”他的作品所以特别可贵，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崔子忠作品，可惜已经太少了。曾见一幅《葛洪移居图》，可算得是崔子忠所画的精品。人物的衣褶和姿态刻画，充满着一家骨肉亲切动人的生活实感。这比起陈老莲笔下的和尚、道士之流，不食人间烟火，拉着一副长脸的那种怪样子，显然要高明得多了。在这幅画的上端，崔子忠自题一诗曰：“移家避俗学烧丹，挟子挈妻老入山。知否云中有鸡犬？孳生原不异人间！”他画的虽然是葛洪的故事，而实际上这恐怕就是崔子忠自己的写照吧。
除了绘画以外，崔子忠的学问还很广博。据《畿辅人物志》、《畿辅人物考》说，崔子忠“生平好读奇书，六经无所不窥，尤深于戴礼。发为古文诗歌，博奥不逊李长吉。”到了甲申以后，他“潜居委巷，无以给朝夕，竟以饥死”。总观他的一生，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在文学艺术上造诣很高的有骨气的大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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