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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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对于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基本的估计，找出一种规律，遇到上火之类的小病，自己稍稍加以调摄，自然就会痊愈，即便到边僻的地方，万一有病也不致张惶失错。如果又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就更加心里有数了。
当然，问题是要看那已经懂得的一点医学常识是否正确。
如果不懂装懂，并且生搬硬套，那还不如不懂的好。
比如，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有一节《论治火》。他的中心思想是说：“实火宜泻，虚火宜补。”然而，这两句话只能算是一般的原则，实际运用起来，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所以，张介宾接着又说：“虚中有实者，治宜以补为主，而不得不兼乎清；实中有虚者，治宜以清为主，而酌兼乎补。”可见，对于一切实火并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投以清泻之剂，而对于一切虚火也决不可统统投以滋补之剂，必须处处注意虚实交错的种种情况，详细分析这些虚火或实火发生的具体情况和部位。
在这一点上，中医的科学性并不比西医为差。正如西医能够具体分析人体的某一部分有发炎的症状一样，中医也能够区分心、肝、肺、胃、脾、大肠、小肠、肾、膀胱等各部分的虚火或实火，并且能够找到黄连、栀子、石膏、黄芩、天门冬等三十几种不同的药物去治疗它们。
为了普及医学知识，最好有一些研究中医的朋友，仿照其他科学小丛书的方法，编写若干种中医常识的小册子，把人们经常见到的疾病和医疗原理，做一番通俗的解释。附载一些单方。这是我顺便提出的一项小小的建议。
三七、山漆和田漆
很多人都喜欢中药，我也喜欢中药，因为时常闹病，慢慢地熟悉了一些中药，听到和看到不少关于中药的材料，觉得这里边有许多道理，还有待地专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近我对于三七感到特别的兴趣。它出产于云南等地，可以算是中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用途正在日益扩大。它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价值，正在逐步地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现在人们所已经知道的它的药用价值，仍然极不完全。它的用途究竟有多大，真是未可限量啊！
为什么叫做三七呢？这个名称的由来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来流行的有三种解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沾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看来，三七、山漆、金不换，这三个名称由来已久，而以山漆的名称为较合理。
我听到还有一种解释，说三七是指这种药要生长二十一年的意思。但是，据云南的朋友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决非如此，这正如说左三叶、右四叶一样失于牵强。如果因左三右四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三四呢？如果因为要生长二十一年而名三七，则为何不叫做念一呢？可见三七的名称确有问题。
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广西也有一种土药，名叫田漆。它的形状和药性简直同山漆没有什么差异。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似乎三七可以肯定是由于音误而产生的一个名称，它的真名应该是山漆。而山漆和田漆应该肯定是相同的药物。这样解释就能避免关于三七的种种不合理的说法，使中医的药物命名更符合科学的要求，也更加符合于实际。
山漆和田漆的形状和特性，确实没有什么差别。《本草纲目》说它“根暴于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不过田漆的效力似乎不如山漆。因此，在中医药物学中，应该以山漆为主要的名称，而以田漆附属于山漆之下。至于三七的名称，当然可以取消不用，因为在药物学上这个名称是站不住脚的，不比口头上可以随便称呼都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医药有独特的宝藏，这从山漆的功效上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首先，它是最强烈的一种补药。云南人常常用山漆燉鸡，给年老体衰的病人吃。如果年青强壮的小伙子吃上几口，就要流鼻血，全身发热。但是，它还有更大的作用，是用于止血、散血、定痛等等。李时珍说：“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效。……凡杖扑伤损，淤血淋漓者，随即烂嚼，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温、味甘微苦，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李时珍还说明，无论吐血、血痢、妇女血崩、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以及痈肿，虎咬、蛇伤等症，都可以用山漆治愈。
不过，必须特别注意掌握用药的分量，没有经验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随便用药，而必须请教有经验的中医，这种药用得不适当，稍稍过火，就会出乱子。这个道理好比其他事物运动的规律一样，只是表现得更加激烈，如果你掌握得正确，它对人就非常有益；如果超过了限度，就变成荒谬绝伦，立刻会致病人于死地。所谓“庸医杀人”往往如此。
这个事实可以引起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事物都有正面和反面。好和坏，利与弊，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同时存在；并且各有一定的限度。凡是超过了限度，则条件发生变化，好的可能变成坏的，有利的就可能变成有害的。至于在条件根本不适合的时候，那末，即便有最好的东西也将毫无用处，甚至无益而有害。这些就更不必说了。
“无声音乐”及其他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日趋腐朽，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日益走向没落。所谓“无声音乐”的出现，可算得是资本主义世界“一无所有的艺术”的又一次彻底的暴露。
音乐怎么会是无声的呢？据说美国现时大出风头的作曲家——拉蒙特·扬格的新作品，便是所谓“无声音乐”的杰作。演奏这部新乐曲的人，只要往台上一站，放出一只蝴蝶，让它在场子里任意飞来飞去；等到蝴蝶从窗口飞出了场子以后，这部音乐作品就宣告演奏完毕。而在这部作品演奏的过程中，根本听不见任何音乐的声响，所以，这就叫做“无声音乐”。
听众们当然不承认这是音乐，表现极为不满。然而，属于那一伙的音乐评论家却解释说：“蝴蝶在场中飞舞，这件事情本身便是音乐；音乐的世界不能只靠声音来表现，还要加上视觉的因素，使它更加具有戏剧性。”这样，听众们就只好怪自己不懂得音乐，不会欣赏无声的妙处了。
但是，听众们可以一次受骗，难道还会继续受骗吗？拉蒙特·扬格明知用法子骗不了人，于是他不得不时常变换花样，以便欺骗听众，有一次他作了另一支乐曲，定名为“三四三”。演奏者用胳膊肘在钢琴的键盘上连续敲打了十二分钟，敲足了三百四十三下以后，便站起来向听众深深地鞠一个躬，表示演奏结束了。听众们虽然再一次受骗，不过，这么一来，所谓“无声音乐”实际上被打破了，仍然变成有声的了。
这又如何解释呢？于是他们又创造一种名目，把这些音乐作品统称为“先锋派音乐”。这个意思就是说：音乐是从没有声音的地方开始的，所以音乐的先锋一定要达到无声地境界。
以这类胡诌的“理论”为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批音乐家，就大肆制作无声的或接近于无声的作品。
有一个留学于美国纽约朱丽雅音乐学院的日本作曲家——一柳慧，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回日本之前，曾将他创作的一部乐谱先寄回日本。他的朋友们把这一部乐谱打开一看，简直莫名其妙，因为无论翻开哪一页也找不出任何乐谱，只看到有几滴墨水滴在纸上。这样的乐谱怎么能够演奏呢？据日本的“先锋派”音乐评论家黛敏郎称，他曾在纽约听过这部乐谱的首次演奏，当时演奏者在自己面前摆上刚从菜市买回来的几颗绿色的豆子，凝视了足足十分钟以后，这部乐谱就被演奏完毕了。象这样的例子，当然可以作为“无声音乐”的代表了。
为了遮盖“先锋派”的音乐“理论”的空虚，他们故意装模作样，宣称要抛弃传统的音乐创作规律，而依照数学方法创作新音乐，甚至还要采用“量子力学的方法论”，或者用谁也不懂得的什么“新的数量记述方法的情报理论”来作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又创造了所谓“图形乐谱”。
那末，什么是图形乐谱呢？天晓得。他们随便在纸上乱画了一通，就算是乐谱了；而演奏者则“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当时偶然的冲动随意演奏”。并且，当他们演奏的时候，既可以不用任何乐器，也可以随便用破瓶子、纸盒子、木箱子、洗脸盆以及任何东西当乐器；既可以不必有人配合歌唱，也可以随便念咒、呻吟、发出任何莫名其妙的声音。
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反映到文化艺术上当然也是这样。对于这种现象，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虽然也有人引用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士的话，说“世界是个音乐”，来为“无声的音乐”等等的出现进行辨解，但是，这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尽管这位希腊的数学家发明了直角三角形的著名定理，然而，他在哲学思想上相信灵魂和轮回的学说，被后人称为神话人物，他对于宇宙现象的解释有许多是不科学的。何况他所说的“世界是个音乐”。意思无非是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和谐的天籁，这同所谓“无声的音乐”又有什么相干呢？
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界自欺欺人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演奏以及对音乐欣赏的水平，已经降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在这个时候，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心声和时代呼声的人民音乐，必须更好地去完成它的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
你赞成用笔名吗？
写文章不署真姓名，而用笔名，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过去许多作者都曾经这样做，现在仍然有许多作者这样做，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不赞成使用笔名。其理由是：写文章应该采用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郑重从事；而不应该抱着随便乱写，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为了表示严肃的态度，文章的作者就必须写出真实姓名，以示负责；而使用笔名则是不严肃的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写文章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允许轻率不负责任的随便乱写。但是，写文章要采取负责的态度，这是一回事；可不可以使用笔名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使用笔名便是不负责的表现，这就不尽然了。
一个作者对于他自己写的文章，是否抱着严肃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这不能够仅仅根据他使用笔名与否来做判断。我们曾经见过，有个别政治上极端不负责任的作者，抄袭别人的文章，却署了他自己的真实姓名。你难道能够因为他写了真实姓名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作者？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历来许许多多严肃认真的作者，他们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中国古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有别号或笔名。例如，唐代的诗人杜荀鹤，有时署名为九华山人；宋代的文人黄庭坚，有时署名为八桂老人；元曲大作家关汉卿，有时署名为己斋叟；明代大学者王夫之，有时署名为一飘道人，时至今日，人所共知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都是笔名，他们岂不都是严肃认真的作者吗？可见一个作者的态度是不是严肃认真，与他们用不用笔名简直没有多大关系。
当然有人会说，过去那许多作者使用笔名，都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经常威胁着许多进步作者的生存。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之下，许多作者使用笔名是情有可原的。现时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再也不受什么威胁和迫害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用笔名来写文章，而不写真实姓名呢？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也不然。笔名的作用是颇为复杂而微妙的。著名的《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偏偏不用真实姓名，而用了“蘅塘退士”的笔名，谁能解释其原因何在呢？假如说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可以不论，那末，即便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仍然没有完全取消笔名的理由。正如现在人们虽然都知道茅盾便是沈雁冰、老舍便舒予，如此等等，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取消茅盾、老舍等笔名，而无论在任何和任何场合，都一律只用沈雁冰、舒舍予等本来的姓名。
如果这些著名作家的笔名和本来姓名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不管用的是什么名字都是完全负责的；那末，现在许多新的作者使用笔名或真实姓名，不也是一样都要负责任的吗？
现在的新作者发表文章的时候，几乎无例外地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报刊的编辑部。这就是说，无论署什么名字，作者都是负责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同志更加坚持己见，认为使用笔名已经毫无意义了。殊不知在现时条件之下，使用笔名还是有若干正当理由的。
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这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初步心得，但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既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会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由此可见，写文章用笔名的，只要作者完全负责，就决无坏处，反而有好处。那末，请问你赞成用笔名吗？
编余题记
这一集又选了三十篇，重复编校，现在付印了。
在前三集出版以后，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据说，外地报刊有的转载了《夜话》的某几篇；也有的只采用了其中若干主要的材料，另行编写，而未转载原文。这些读者都热情地把剪报寄来，使我直接了解到更多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夜话》的内容很有帮助。
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这固然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但是，有时听到个别不同的意见，却也使自己有所启发或警惕。特别是当别的作者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都不应该把不同的意见，“顶回去”，而应该让读者有机会充分地研究不同的意见，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辨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还有一些读者大概没有看到《夜话》已发表的全部文章，他们来信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恕我不再重复。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共通的门径
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窍门没有？这是朋友们在谈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夜话》的题目是《不要秘诀的秘诀》，中心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读书秘诀”之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意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近来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多讲些学习方法。他们说：“不一定要什么秘诀，指出一点门径就好。”为了答复这个要求，现在另外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喜欢看古书，所以来信要我“开列几本古书，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主张大家以古书为入门。古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读的，否则越读越要糊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条件能读古书，也不可陷在古书堆里拔不出来。
明代有一位学者曹于汴，在他所著的《共发编》中就曾经说过：“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这个见解很对。曹于汴的为人处事，也正表现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他在明代万历年间举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力持正义，终为魏忠贤那一伙奸臣所不容，那是必然的。
当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从来有学问的人都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于盲目地靠读古书，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意。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学问的话，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如果不会，就必须先把语言文字和逻辑常识学会，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还要不断地练习，越练越熟，当然就越善于读书，越会做研究工作。没有练好基本功以前，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专门的学问，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然后才去做专门的学问，尽可以同时并进，双管齐下。
当着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专门问题的书籍，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把它读得烂熟。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妨广泛地阅读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越多越好。这样日久天长，自己的知识必然会丰富起来，再加上实际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难在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绩来。
有的朋友在来信中还再三谈到博与专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表示很苦恼。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博与专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无所不知的博学之士，也没有只知一事一物而不知其他的专门家。同时，在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之内，仍然有博与不博、专与不专，也就是广与不广、精与不精之分。一般说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或者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先求博而后求专，或者先求专而后求博，都是可以的。
在练习基本功和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时候，书要一本一本地精读。正如明代胡居仁的《丽泽常学约》上写的：“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打好了基础之后，为了扩大知识的领域，就要多读多看，如汉代王充那样，“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无论如何，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水平不同，要求不同，上面说的这些当然不能完全适合于每一个人。这里只不过提出一个共通的门径而已。
主观和虚心
平常说话、做事、写文章，往往发现有主观片面的地方，心里就很后悔，同时也很快就会受到朋友的批评。但是，这种主观片面的毛病，又往往很不容易彻底克服。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可以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虚心。这个回答，应该承认，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复杂情况，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不可能都懂得，更不可能都懂得那么完全、那么确切。因此，要想对客观的东西认识清楚，就必须虚心。这是对的。
同时又应该指出，虚心却不等于心中无数，没了主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离不开主观的作用，只是主观主义才要不得。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对于主观和虚心这两个概念，同样不应该做片面性的解释。
大家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