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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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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此三者非所以养德也”。这句话更明显的是庄子假借圣人以宣传他的主张。《天地篇》一开始就说：“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又说：“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又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这些都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必然达到的逻辑结论。我们完全可以把华封三祝的思想内容，与庄子及其门徒的无为主义区别开来，而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华封三祝的某种积极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妇女节
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这个节日就是中国阴历的七月七夕。
汉代流行的《古诗十九首》之一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就证明，七月七夕的传说早在汉代以前已经很流行了，所以到汉代才成了诗歌。
传说中的牵牛和织女都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化身，特别是那个多情而又多才的美丽的织女，是最受压迫的勤劳善良的典型女性。由于她的深入人心的影响，就使得历来的人们都对她表示最大的同情。因此，在这个传说中，牵牛和织女本来是两个神化的中心人物，而在实际影响方面，织女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人们对于她的同情，越来越居于主要的地位。牵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不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历史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各省份，民间的风俗居然直截了当地把七月七夕称为“女节”。这是很有道理的。
例如，河南省《宜阳县志》载：“七月七夕为女节，陈瓜果，祀天孙以乞巧。”陕西省《蒲城县志》又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为什么遇到这个女节，偏偏又要避它呢？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汉书》《天文志》也说：“织女，天帝孙也。”在传说中，天帝对于天女与牵牛郎的爱情，竭力加以阻止和破坏。他长年地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不让他们相会，仅仅在每年一度的七月七夕，才允许他们见一次面。鉴于织女的这种不幸遭遇，所以，民间父母对于新出嫁的闺女，每到七月七夕要把她接回家来，意思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夕之后强迫他们分开。
与天帝的残酷相反，天地间同情织女和牵牛的毕竟是多数。历来的传说中都特别夸奖喜鹊架桥的功劳，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说明连喜鹊都非常同情织女与牵牛，愿意为他们效劳。宋代罗愿的《尔雅翼》记载了历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这里说的“河鼓”就是牵牛。民间故事还说，喜鹊的头所以会秃了，是因为天帝发觉它们去架桥，所以拔了它们头上的羽毛。这就更加表明天帝的残酷和喜鹊对织女、牵牛的无限同情。
传说中织女这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劳动巧手。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的妇女都要在七月七夕这一天，去向织女乞巧，希望她把女红技艺传授给世上的妇女。这里所谓的“巧”主要要指劳动技巧的巧，而婚姻匹配的巧自然也包含于其中。
有的人着重把男女相爱作为七月七夕的主题，尤其像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恋爱生活，也曾被人羡慕。然而，广大的妇女却是更多地重视天女的生产劳动。所以，晋代葛洪编辑的《西京杂记》中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从汉代以后，凡是七月七夕都有类似的记载，有的“穿九孔针”，有的“涤油器瓶罐之类”，有的“储露水作面”，有的“涤梳具并濯发”。总之，这些无非表明中国妇女勤劳操作的优良传统习惯。她们对生产劳动和爱情生活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而生产劳动实际上被看成是一切的基础。
这样看来，我们如果把七月七夕当做中国古代的妇女节，大概不能算是毫无根据的吧。
非礼勿
这个题目很像从前科举时代八股文的题目。考试八股文的时候，主考官出题照例不许越出《四书》之外。我现在的这个题目的确也出于《四书》。《论语》载，颜渊问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应该怎样解释？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我的题目的出处。
但是，我不打算讲八股文，更不想写八股文。如果按照八股文的规矩，这四句话除了视、听、言、动四字不同以外，非礼勿三字完全相同；题目既然只有非礼勿三字，那末，通篇文章就决不许涉及视、听、言、动的任何问题，而只许在非礼勿三个字上面做文章。因此，八股文完全是一种束缚人们的思想，消磨人们的精力的文字锁链，非彻底废除不可。
与八股文完全相反，我们却可以充分自由地议论各种问题。对于孔子这四句话，我们只取其相同的非礼勿三字为题，就可以概括视、听、言、动的几种意义在内了。
孔子说的话有许多是我们根本不能赞同的；但是，他说明克己复礼的意义所讲的这四句话，只要加以正确的解释，我觉得还有一些道理。
儒家历来对于“礼”字都做了特别的解释，有的讲得非常玄妙。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礼就是规矩、准则、法度的意思。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承认：“礼即理也。”这里所谓“理”也可以解释为法则和规矩。
不论做什么事情，总应该有一定的规矩，这大概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礼，决不是只有古人才懂得礼。我们所说的礼，就是一整套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生活规矩。我们的社会生活规矩是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以此为根据，凡是违背这个准则，违背我们社会生活规矩的事情，都应该说是非礼的，因而都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这类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很多。例如，我们知道，保护国家机密，这是我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因此，凡是足以妨害和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地自觉地加以防止。那末，如何能够事先防止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发生呢？这就必须经常地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特别是要具体地进行保密的教育，树立人们的保密观念，养成保密的习惯，并且规定保密的制度和条例。凡是不符合保密制度和条例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去做，见到别人做了有害国家机密的事情，一定要加以劝阻和纠正。而这一切就成了我们的礼，人人就都应该养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良好习惯。
具体地实现这四句话是不容易的，非经过一番克己的努力不可。仍以保密问题来做说明，那末，我们首先应该做到非礼勿视。换句话说，国家机密的文件等等，如果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就不要看。有的人斤斤计较谁看了几种文件，把看文件当成一种简单的政治待遇，而不是严格地按照工作需要。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那些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文件，根本不要过问，这才是非礼勿视的正确态度。同样，听到与自己工作无关的情况和意见，如果涉及国家机密，也应该自觉地制止。这就是非礼勿听。至于自己对于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国家机密的问题，除了按照一定组织的正式手续进行报告和反映以外，在任何地方也不应该随便谈论。这就是非礼勿言。最后，还要特别警惕，不要做出泄露国家机密的行动，比如遗失了机密文件，在同亲戚朋友通讯中暴露国家机密，以及其他泄露的行为。所谓非礼勿动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来，过去曾经被人轻视和批评的非礼勿这四句，如同孔子的其他某些语录一样，似乎还可以重新加以整理和诠释，找出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来。
事事关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多年，到现在，当人们走进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时候，还可以寻见这副对联的遗迹。为什么忽然想起这副对联呢？因为有几位朋友在谈话中，认为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都是为读书而读书，都是读死书的。为了证明这种认识不合事实，才提起了这副对联。而且，这副对联知道的人很少，颇有介绍的必要。
上联的意思是讲书院的环境便于人们专心读书。这十一个字很生动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令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东林书院中，耳朵里好像真的听见了一片朗诵和讲学的声音，与天籁齐鸣。
下联的意思是讲在书院中读书的人都要关心政治。
这十一个字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他们主张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家事，还要关心国家的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已经知道天下不只是一个中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天下事与国事并提，可见这是指的世界大事，而不限于本国的事情了。
把上下联贯患起来看，它的意思更加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语带双关，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而言。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上去，东林党人读书和讲学，显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还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封建制度而进行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比起那一班读死书的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总算进步得多了。
当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当时只知道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顾宪成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在顾宪成死后，高攀龙接着主持东林讲席，也是继续以“君子”与“小人”去品评当时的人物，议论万历、天启年间的时政。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宋儒理学，特别是程、朱学说的范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顾宪成讲学的东林书院，本来是宋儒杨龟山创立的书院。杨龟山是程源、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之学”的正宗嫡传。朱熹等人则是杨龟山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很清楚地宣布，他是讲程朱学说的，也就是继承杨龟山的衣钵的。人们如果要想从他的身上，打到反封建的革命因素，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决不需要恢复所谓东林遗风，就让它永远成为古老的历史陈迹去吧。我们只要懂得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的道理就够了。
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的。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不努力读书的。完全不读书的政治家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问政治而死读书本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能不关心政治。完全不懂政治的学者，无论如何他的学问是不完全的。就这一点说来，所谓“事事关心”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一切知识都要努力学习的意思在内。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愈来愈明白的道理。古人尚且知道这种道理，宣扬这种道理，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还不懂得这种道理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比古人懂得更充分，更深刻，更透彻！
“胡说八道”的命题
我们的青年同志，近年来在从事金融科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研究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敢想敢说敢干。但是，他们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他们的科学研究文章也有的竟然被批评为“胡说八道”。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呢？这是需要仔细分析的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旧命题，指出它们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提倡要敢于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进行新的研究。比如，恩格斯对于数学的研究工作，就特别支持那些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命题。恩格斯写道：
“高等数学把初学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一个已被克服了的观点，常常做出相反的判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失了。数学走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抽象的量的关系，恶的无限，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转变为辩证的数学家。”
科学史上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这种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岂只是高等数学的命题在刚提出的时候，常常被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成是完全胡说八道的呢？还有其他许多科学的命题，当它们刚提出的时候，难道不也是被人看成完全胡说八道的吗？
事实上，当着人们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时候，就只能够对静止的固定的常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量的关系；以了高等数学出现的时候，人们就进一步能够对发展运动中的变数进行计算，以表明客观事物的质的关系。由于初等数学受了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的支配，缺乏唯物辩证的观点，因此只有初等数学知识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事物的辩证关系。比如，对于曲线和直线的关系，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却没有想到曲线的无限延伸的结果，就转化成为直线了。所以在高等数学的微分中，曲线和直线则是可以相等的。这样，在初等数学的代表人物的心目中，高等数学的许多命题，当然就成为完全胡说八道的命题了。
同样的例子在其他许多学科中，也都可以遇到不少。比如，动物学家最初对于鸭嘴兽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正确的分类。因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凡是雌性有乳房的动物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反之，凡是雌性没有乳房的动物就都不是哺乳类的。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鸭嘴兽，当然就不是哺乳类动物了。因为雌性的鸭嘴兽是没有乳房的。然而，事实证明鸭嘴兽却完全是哺乳类的动物。因此，恩格斯也指出，按照归纳法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必然会造成错误。
由此可见，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应该被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而任何新的科学论断的提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都不应该被看成是胡说八道的。因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常常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认识清楚。科学研究的命题和结论不过是表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一种认识阶段。昨天认为正确的结论，到了明天，由于新的事实证明，可能会发现并不完全正确，这时候，又需要对原来的结论做某些修改和补充，或者提出新的结论。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不断发展和提高，科学研究才能更好地掌握客观规律，来为人类服务。
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富有成果，我们完全应该鼓励年轻人大胆钻研，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决不要去泼他们的冷水，泄他们的气。我们要积极启发年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脚踏实地，虚心谨慎地向科学的高峰稳步前进。应该勉励大家既不要轻浮急躁，也不要因为怕被批评为胡说八道而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的，任何人只要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如果真有新的发现，就要敢于提出所谓胡说八道的新的命题，而不必有任何顾虑。
创作新词牌
新的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似乎还难于解决。这是什么缘故呢？
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还需要做许多努力，进行更多的尝试，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实践却还十分不够，经验缺乏，成绩不多。
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新诗歌的民族形式呢？难道这许多年来都没有人做过任何尝试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早从五四运动以来，曾经有许多人尝试和创作了许多新的诗歌。但是，这些新诗歌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确定的形式。这里边又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大体说，要想形成一种新的为大家所公认和采用的诗歌形式，起码应该具备两个特点：民族的特点和时代的特点。而我们所看到的新诗歌，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两个特点。
那末，究竟应该如何去创造既有民族特点又有时代特点的新诗歌形式呢？路子可以有好几条，可以殊途同归，有心人都无妨试试。
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列和比较各种路子的长短和得失，只想建议大家在已经发现的若干路子之外，再试走一条新的路子。当然，这里所谓新的路子只是就某种意义来说的，而且它仍然是从旧路中走出来的，这正如古来的乐府和词曲等发展的规律一样。
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有一段文字写道：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乐府、词、曲等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的基本概括。这个过程早在宋代王灼的《碧鸡漫志》中，就曾经讲过了；但是，到了明代王世贞讲的却更为明确。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由汉代的古乐府开始，词、曲等的歌与谱就是统一的。
无论汉、唐的乐府和宋、元的词典，本来都是能够吹奏和弹唱的；并且常常先有谱子，而后才有词儿。所以，宋代周密的《刘东野语》说：“古今歌词之谱，摩不备具。……然有谱无词者居半。”元人所辑的《草堂诗余》也说：“唐人因调而制词，后人填词以从调。”宋、元时代的作者，所以能够创作那样大量的词曲，并且水平很高，这和当时大量词谱、曲调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他们的每个词谱和曲调，都有一个名称，这就是词牌或曲牌。它们的每一个牌子，都可以谱成不同的词儿。这就使内容和形式便于结合，有利于创作。
人们往往认为，旧的词牌或曲牌，徒具形式，与内容不一致，而且韵律太严，很不自由，要发展创作，决不能走这条路子。现在看来，这些理由也不见得都对。
本来，词曲的内容是适合于它们的形式的。假若用激昂慷慨的调子，来写软绵绵的题材，怎么也不合适；反过来也是一样。词牌和词儿、曲牌和曲子相脱离，乃是后来的文人不懂得词曲的结果。至于韵律，可以在制谱的时候，把它们定得越宽越好，就不会使人有被束缚的感觉。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吸收古代乐府、词、同等的传统优点，排除它们的缺点，又按照今天我们的时代特点，制成一大批新曲谱，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每一个曲谱给它定一个牌子，使人便于区别和选择。真的做到这样，那末，对于新的诗歌创作，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当人们从事创作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何一个适合的曲谱。同时，也象古代的词曲那样，各个词牌或曲牌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连成一套，岂不甚好？
这自然是一种设想，未必行得通。但是，如有热心的朋友，愿意试一试，则不胜欢迎之至。
艺术的魅力
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艺术欣赏问题，意见颇不一致。我在谈话中说起古代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强烈的魅力，几位朋友都不以为然，他们开玩笑地说我是“复古派”。这虽然是熟识的朋友之间偶尔发生的争论，但是，我心里总是不大服气。
真的是我复古吗？我自己不相信会这样。在我国历史上，殷周秦汉的金石作品具有高度艺术水平是不用说的了，就是六朝隋唐前后的各种艺术品，确实也都是令人百看不厌的。我想决不只是我一个有这种感觉，一定有许多研究古代艺术的人，与我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继承我国艺术的历史传统。
当我们看到东晋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的时候，总要反复细看不肯离去。当我们看到唐代昭陵六骏的浮雕的时候，也不能不惊叹古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技巧。这样的艺术感受大概许多人都曾有过。似乎古代艺术巨匠手下刻划的人物、骏马以及其他形象，比起后来的同类作品还要生动得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前人会比后人更高明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妨重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吧。马克思说：“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例如，希腊人与现代人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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