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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诅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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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抑制、症状和焦虑》，该书阐述了焦虑和恐惧的性质及来源；他在这一年中还应约撰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一本为普通人而不是受过医学或精神分析学训练的人运用这一学科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他担心精神分析学会变成医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部分，以致它对于人类更广泛的意义会被人们忽视。但是，他想使精神分析学的应用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写了《幻觉的未来》一书，为此他受到宗教界的强烈谴责。严格地说，这本书对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什么贡献，它只是表达了弗洛伊德的信念即单靠愿望和恐惧的心理动机就足以形成宗教的信仰，尤其是对上帝和永恒的信仰，这里根本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两年之后，又一本不受欢迎的书《文明及其不满》问世。弗洛伊德在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弱点，并指出了许多必须加以补救的缺陷。他在较早些时候写的《群体心理学》中，就对联接各个社团的纽带的性质及其来源作过大量阐述，这对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另外在这些年里，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不少临床方面很有价值的论文，以及论著《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的那两卷讲演在内容上得到了更新。
一九三〇年，弗洛伊德的文学才能使他得到了歌德奖，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一项荣誉。第二年，他的故乡为庆祝他的七十五寿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出生的那条街道，许多科学协会接受他为名誉会员，但除了他一九〇九曾作过讲演的克拉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学位外，再也没有哪所大学授予他类似的学位。然而，一九三六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他八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年使他感到满意的另一件事是，他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
弗洛伊德在流亡中
一九三三绝纳粹党人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这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弗洛伊德在德国的许多支持者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他的著作在柏林被当众焚烧。此后不久，他的出版公司的大部分存书又在莱比锡被没收。尽管在德国的主要销路已经丧失，但该公司仍然全力挣扎，直到一九三八年纳粹入侵奥地利，公司房产被没收为止。
纳粹的迫害促使弗洛伊德思考犹太教的性质和起源问题，这一问题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把《摩西与一神教》写了又写，该书在当时信奉天主教的独裁政权统治下的维也纳，没有机会出版发行。一九三八年他离开维也纳后，该书终于问世，英译本也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得以发行。这是一本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著作，书中的一些观点既难以证实也不容易予以反驳。弗洛伊德在书中推断，犹太教中特有的一神信仰，与第一个传播这种信仰的、富有单命精神的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推行该信仰有关。通过对有关摩西出身的奇异故事进行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推断摩西实际上是埃及人，他提示说，摩西是一个忠于阿肯那顿的信仰的贵族，阿肯那顿死后，他的一神信仰就遭到埃及人的坚决抵制。由于这一看法，弗洛伊德在曾经把他尊为本民族伟人的犹太人那里，第一次受到了冷遇。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摩西向犹太人灌输一神信仰时，必须面对人们的强烈反抗，他认为摩西就是在一次反对他的权力的暴乱中被杀身亡的。于是，弗格伊德进一步设想，摩西被害之后，人们为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而悔恨，这是一种与弑亲愿望的先天反应有关的悔恨，他认为这是人类遗传特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摩西的学说后来由少数几个忠实的信徒珍藏起来直到几百年后才由一些伟大先知将它立为教义。
尽管压力重重，弗洛伊德坚决不同意离开早己成为故乡的维也纳。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纳粹入侵奥地利以后，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还不走的话，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象别的犹太人一样厄运临头。在这关键时刻，欧内斯特·琼斯飞抵维也纳，劝他移居英国，英国内务大臣亦为他、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学生提供了最充分的帮助。是年六月，他克服了纳粹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飞抵伦敦。九月，他又搬到马兹费尔德花园，这是他最后一次搬家。九月问，弗洛伊德接受了最后的手术治病，这也是最大的一次手术。到了次年二月他癌症复发，医生认为已无法再动手术了。然而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弗洛伊德还在忙于他的本职工作，还在接待来访者，撰写文章。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弗洛伊德在伦敦与世长辞。
1939年9月23日，精神分析法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在伦敦逝世，终年83岁。
背景资料……茨威格生平及代表作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一八九九年中学毕业，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一九零零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入社会底层，了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一九零三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从一九零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余年是他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接着，他撰写了《罗曼·罗兰》（1921）。其他的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墨斯墨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三八年。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包括：《恐惧》（1920；1925年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看不见的珍藏》（1927）等等。他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残害，赞美同情、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一九三四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居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一九四零年经纽约去巴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
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
斯蒂芬·茨威格代表作
《恐惧》
《月光小巷》
《看不见的珍藏》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茨威格之死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突然传出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的消息。近四十年来，＇奇‘书‘网‘整。理提。供＇德国文学的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愁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希特勒上台前，茨威格便看出法西斯包藏祸心，绝非善类。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分子上台不久，便制造了国去纵火案，企图向全世界证明，国际共产主义，也就是世界犹太主义，阴谋颠覆德国政府，是德国人民的死敌。可是法西斯弄巧成拙，明眼人全都看清了这次大火的秘密。柏林当时正在上演茨威格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火烧火燎的秘密》。人们站在广告牌前，相视而笑，心照不宣。这微笑激怒了做贼心虚的法西斯匪徒。这些真正的纵火犯终于撕掉了广告，电影被禁止上映。接着，柏林狂热的纳粹大学生在广场上焚烧进步作家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以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对元首的忠诚。包括海涅、托马斯·曼和茨威格的作品在内的大批书籍被焚，这些作家的作品统统被禁。大批进步人士，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作家受到迫害，关进集中营，或被迫流亡国外，德国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过深刻分析的茨威格，根据《我的奋斗》和法西斯上台前后希特勒的言行，对此人也进行了分析，希特勒青年时代作为一个落魄的艺术家，流落在维也纳街头，衣食无着、走投无路；为此他绝不会宽恕维也纳，放过奥地利。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一定要以胜利者的姿态，随着凯旋的行列，进入维也纳，看到这座曾经使他蒙受耻辱的城市匍匐在他的脚下。因此，当大部分欧洲人士，包括张伯伦这样老练的政治家在内，都对希特勒抱着幻想，以为绥靖政策可使法西斯餍足的时候，茨威格却看清了法西斯的罪恶本质。一九三四年他被抄家，这是奥国当局所采取的一次难以自圆其说的行动。于是茨威格离开萨尔茨堡前往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并吞。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除了两度访问美洲之外，茨威格一直侨居英国。一九四○年取得英国国籍，前往美洲，最后住在巴西。在这期间，他集中力量写作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并且创作了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茨威格在物质方面没有任何匮乏，而且也绝不缺乏荣誉。他在美洲的演讲旅行，总是一次次凯旋的进军；他在巴西举行作品朗诵会，总是万人空巷，深受欢迎。他有英国国籍，不像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处处受到歧视，在饥饿线上挣扎；他拥有巴西的长年签证，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共和国的贵宾。那么，他为什么自杀？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自杀当天写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在自杀之前写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份更详细的绝命书。他在回顾一生时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过的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便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这个武器的效用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却急不可待，失去耐心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个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们遭到的厄运，但他去国离家，成为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同样各受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肉体的疲劳，而是心灵的疲惫。就像他在《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
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自相残杀的野兽，使他理想破灭，万念俱灰。在他自杀前几天，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进一步感到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他相信人们总有一天可以看到“旭日东升”，但这需要等待，需要经过长期的善与恶的搏斗，而这场搏斗中他只能等待，只能忍受，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种等待便是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亡乃是返回故里。他不是战士，他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能指望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作家，他曾为别人的苦难，笔尖蘸满了同情，写下了一篇篇催人落泪、动人心弦的作品，让我们也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为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的殒落而谴责那罪恶的法西斯主义。
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大师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民众，不久前曾踊跃参加这位作家的朗诵会，这时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在灵车后面为他送葬。巴西政府决定把茨威格生前最后几天住过的那幢坐落在彼特罗波利斯的别墅买下来，作为博物馆供人参观。
法西斯上台前，茨威格的创作如日中天，在德国作家中拥有读者之众，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的作品雅俗共赏，销售量直线上升，他思想深邃而不流于晦涩，文字平易而不流于肤浅，情节动人而无斧凿的痕迹。他没有德国作家故弄玄虚的通病，没有玩深沉的“哲理思考”，也没有为卖弄渊博而故意生造出来的古怪词句。茨威格这种纯正真切平易近人的风格，是他赢得读者的主要原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茨成格既是个杰出的艺术家，又是个能给人以慰藉、启迪的朋友。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却长期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所忽略。
一九三三年以前，反映迟钝的文学评论家还来不及对他的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九三三年茨威格的作品被焚遭禁，从此这位犹太作家几乎从德国学者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一九四五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和日本，接着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惟独在德语国家似乎为人所遗忘。直到一九八一年，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乱》，他的作家传记《三大师》、《与妖魔搏斗》，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东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先后出版，并且一再重版。读者似乎发现了一颗文坛新星，从此茨威格名声大振，不仅
他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于是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以及其他第一次问世的中短篇。从一九八一年掀起的茨威格热，至今持续不衰。这至少说明，他被人遗忘，并非他自己的过错。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可一世的“元首帮”葬身在瓦砾堆里，遭到千古唾骂，茨威格却在他那遍布全世界的读者心里得到永生。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茨威格这位几乎被人遗忘，如今又重现辉煌的文学大师，国内德语界的著名学者和富有经验的翻译家通力合作，共同翻译了这部小说集。他们殚精竭虑的辛勤劳动保证了这部小说集的质量。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忱和诚挚的敬意。
我们深信，这位优秀的维也纳大师不仅会以他杰出的作品感动中国读者，还会以他崇高的精神赢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尊敬和热爱。
背景资料……阮玲玉简介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县（南朗左步头村）。她父亲早逝，母亲做佣工供养她。1918年，她就读上海崇德女校，取学名玲玉。1926年，她迫于生计而辍学，同年报考明星影业公司，获导演卜万苍赏识，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赞誉阮玲玉的演技。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阮玲玉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起用的演员。她还使观众“每片必看”，因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阮玲玉从事演员工作不到十年，却创造了不同阶层、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
在处女作《挂名夫妻》里，她塑造了旧社会的弱女子形象；在《情欲宝鉴》、《故都春梦》、《桃花泣血记》、《玉堂春》、《神女》等片里，她塑造了受尽豪绅阔少、流氓恶霸的玩弄和压榨的风尘女子形象；在《野草闲花》里，她塑造了为争取婚姻自由，打破传统思想的少女形象；在《新女性》和《三个摩登女性》里，她塑造了知识妇女的形象。她演出的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
阮玲玉的遭遇与她主演的角色一样不幸。她十六岁结识了母亲帮佣的少东家张达民，倾心相许而与之结合，可是婚姻生活却并不快乐（部分人说是同居，未正式结婚）。1933年，阮玲玉与张达民分开，后与茶商唐季珊同居，不久又发现被唐季珊玩弄了。她曾对朋友说：“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1935年春，《新女性》上映后，阮玲玉主演的人物颇受舆论非议，私生活亦被曝光。此时，张达民否认与阮玲玉订有离婚协议，向法院上诉，诬告唐季珊，法院遂定于3月9日传讯阮玲玉。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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