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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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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仅仅为“新媒体”的关注而存在和发生的。不能要求写小说的都像做“超级女声”的那样去追求轰动效应和广告效应，那样就会失去文学的本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否定和贬低“超级女声”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当下人们是否就不再关心“反腐”这档子事了？不是吧。十年前，我们为“反腐”而惊呼，今天不惊呼了，这很正常。但必须看到，人们仍然关注着这档子事，仍为此而暗自揪心，这也是事实。这就像对待“一日三餐”那样，人们不会为了“吃早饭”“吃午饭”而一再惊呼，但却又都在为怎么努力地去吃好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挣扎着。爱情和战争都写了几千年了。人们对此仍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反腐的问题，也将被人们长久地议论下去，关注下去。不说几千年吧，一千年、八百年，大概是肯定会的。
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的：《高纬度战栗》主要不是拿“反腐问题”吸引读者。它是“小说”。它努力着拿来吸引人的是它的“小说本质”：它在写人。写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它竭力地在表现一种意境，一种“当下无助”和“升华焦虑”之间的冲撞。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看，写反腐的作品千千万。但只有有数的几本是真正轰动了人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引起轰动的不是题材，（当然，题材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小说本质”。说白了，怎么把这一类小说做得真正像个小说，这就是突破口所在。仅就反腐这一点，《高纬度战栗》也力求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基础上做到有所深化。在“侦破和悬疑小说”的写法上，它也希望有自己的某种创新。至于它到底在反腐的哪一点上深化了，在“悬疑和侦破小说的写法上”又创新了哪一点，能不能允许我在这儿卖一点关子，留个悬念，请大家去读读小说，再来评价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深化和创新”。对此，我要说一句说过多少回的老话：“我现在忐忑地等待着，期待着”，等待着各位读者大佬们的“最后裁决”。
记者：您从写《苍天在上》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能不能不把当代性和文学性割裂开来？这里的‘当代性’不是简单指眼前的生活，而是指具有当代精神的，被当代民众所关注的现实。看中外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精彩再现。而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写现实写当代，就觉得这不是纯文学创作，文学性肯定不强……”如今这个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陆：当然还是个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儿？难道还有人在反对和阻止这样的写作吗？
陆：那当然是不会的了。十年前，写反腐，在政治上尚是一大禁忌。在文学圈，尤其在理论界，根本没人把这类作品当“作品”看。谁要接触社会问题，谁要贴近现实，那肯定就不“文学”了。《苍天在上》发表的时候，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陆天明，你觉得你这本书有艺术生命力吗？它有可能热三个月吗？这是十年前的事。再说这两年前的事。《省委书记》书出来后，出版社找到一家文艺理论刊物的人，请他们组织一次作品座谈。这刊物的主编立即拒绝说，这个作品我们不组织讨论。我们也不发评论文章。但过了几天，这位主编却拿了一堆《省委书记》找我签名，他要拿去送人。这真让我纳闷了。你说他瞧不起这部作品吧，为什么还要拿它去送人，还要找我来签名？说他瞧得起它吧，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评论它讨论它。我想，他还是感觉到了这类作品在当代的“热火”——所以他要拿它去送人；但他从心里又不愿意承认它是“文学”，是高品质的文学，所以又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组织讨论，为它张扬，怕由此会“辱没”了他的刊物在理论界的名声。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出在怎么认识文学和文学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是不能强求一致，也是强求不得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强求焦大和林黛玉喜欢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心中的文学向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掌握着关于文学性话语权的人拿他们心中的标准在强求一切。十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苍天在上》这样的玩意儿只能热三个月，以后就会销声匿迹不再会有人理会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它能‘热’。我只希望它能见读者，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一种呼喊，传达平民百姓心里的一种呼喊。即使喊出后，它马上得匿去，我也必定要喊。如果（写得）不痛不痒，只供人赏玩，虽然许诺能在被玩之中活个百年千年，我宁可不活这百年千年，也决不被（把）玩。”这个心情，现在依然是有的。所幸十年过去了，不断还有人在想到《苍天在上》，也不断有人在再版这部书和这样的书。我想关于文学性的争议会存在一千年。但对于有心于贴近现实、作用于当代的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去跟他们争论什么，而是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品味和现实意义，不管别人说什么，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写好自己的每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仍然是永远的当务之急。
记者：记得《省委书记》完稿时出版界打了一个多月的抢稿大战，后“花落”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有意推出你作品的上海几家出版社纷纷表示遗憾。现在这部新作终于“落户”上海，是否是你的有心？
陆：是的是的。这部新作“落户”上海，的确有还一笔感情债的想法。十年前，我的《苍天在上》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我和这部作品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上海要出版这部作品，还要演出它的话剧版，这个消息一传出，无疑对催生它的电视剧版，最后使它能进入千家万户，和亿万民众产生共鸣，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份情我是一直记着的。但中国那么大，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朋友又那么多，他们对我的帮助又都挺大的，真可谓旧债刚还，又欠新债。债债相连何时得了哦。我想，这“债”，大概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只有努力干下去再说了。
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儿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毛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吸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外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儿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以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机关，居然不规范了，这里一定有某种原因，一定牵扯了一些不得不顾及的利害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导致了这种不规范，就不是他这么个“新人”该过问的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整明白的。邵长水从警也快二十年了，也曾当过一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当然懂得，此时此刻，对于他，惟一能做的，也是他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听，坚决地执行。
李敏分当时对他说，你去陶里根找一位叫“劳爷”的老公安。“陶里根”就是眼下他来到的这个边境小城，离省城约七百来公里。这小城原先只是个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历来盛产蓝天白云和狂风暴雪。这些年由于边贸大增，小城发展剧快，前些年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三县两市，不仅从规模上比过去扩大了两三倍，从面貌上来看，也几乎等于全部重新翻造过了似的。
“听说过劳爷吗？”李敏分当时还特地追问了这么一句。
“大概知道一点吧。”邵长水点点头，谦和地答道。
其实李敏分这一问，完全多余。因为，但凡在省公安系统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劳爷”的。劳爷，学名劳东林，堂堂一级警督，曾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是省里出了名的刑侦专家，曾当选省十大神探，荣获过公安部颁发的二级英模称号，还曾被公安部刑侦局特聘为刑侦顾问，参与过许多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这么一个让圈里圈外无数人敬仰的“老公安”和“刑侦专家”，几个月前，突然不听所有人劝告，坚决要求脱去警服，辞职下海，抛家别妻，只身来到这个无比遥远的边境小城，在一家民企里当了一个不甚起眼的保卫部经理。
他图啥？
图钱？
不管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但凡听说此事，都会在心里打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会纷纷地为之惋惜不已。也有人冷笑，说这是他“本性的再一次大暴露”——很多年前，这位曾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的劳爷，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放松自我思想改造”、“贪图生活享受”，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过一次大“错误”，被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有人则“深刻”地分析道，他这是被当前那种“一切向钱看”和“追求自我释放”的社会潮流搅的，临老了，还想学那些“弄潮儿”时新一把，拿自己的一生“赌”一回。没得“青春”可赌了，就赌一回“老年”吧。
等等等等，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人不信这些“胡说八道”，比如，省厅和刑侦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就不信。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个老战友、老部下了。说劳东林一生爱赶个时髦，生活上喜欢图个“优越”和“舒适”，说他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所有这一切，都不假。比如这老小子确实结过四次婚，又离过三次。但因此你就断定，他就是为了几张钞票才脱警服辞职下海的，他们不信。打死他们也不信。什么叫血染的深情和信念？每一位老警察都能用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个命题的最真切的佐证。劳东林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总队长和几个副厅长轮番地找他谈，劝他慎重考虑，但都谈不下来。最后无奈，厅长亲自出马。半夜。关上门。厅长对他说，今天我不跟你扯别的。你一定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哪怕有一条能说服我，我一准让你走。但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午，那，这档子事，我跟你没完！我不会让你好受。你小子都快熬到退休年龄了，还跟我折腾个啥嘛？啊？劳东林当时涨红了脸，嗑嗑巴巴半天也说不上来个啥，满眼含着泪水，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话：“这么着吧，你把我双开了。求你成全我这一回。”啥叫“双开”？“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把辛苦一生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全扔了；即便这样，也要“辞职下海”！他这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当然没疯。
“跟我说实话，又跟哪一个女孩缠乎上了？”厅长问。厅长跟劳爷是省公安系统最早一批干警培训班、号称“黄埔一期”的学员。当年在培训班上，活泼外向的劳爷是班委委员，而内向敦厚的厅长还只是个普通学员。后来人家进步快，当了厅长，但两人的关系向来非同一般，说话也就直截了当得多。
“你要还这么看我……这么着吧，你把我打死在这儿得了。”说着，劳爷摘下腰间的手枪，往桌上一扔，脸色顿时青白了。
“我想你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厅长瞟了瞟那支在劳爷腰间已经摩擦得不见蓝光的六四式手枪，轻轻叹道。
“相信我。让我走。你们多少年也没真正信任过我。这一回能信任我一回吗？相信我这个劳东林，绝对不会给你们抹黑丢脸……”
“哎哎哎，你这个劳东林，咋说话的呢？不信任你，还让你全权负责大要案支队的工作？全省评十大神探，是谁往上报了你的典型材料？啊！厅里要信不过你，那会儿部里聘你当顾问，我们随便拦那么一下，这大顾问你当得上吗？啊！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你眼里都不算数？你这人一辈子咋老这么偏激，爱走极端？临退休了，还不改改？咋整的嘛？啊！”厅长较起真儿来了。他知道劳东林这话是有所指的。劳东林对厅里多年来一直不给他把这个“副”支队长扶正了，耿耿于怀。对此，他们双方都有说头。从厅领导这一方来说，他们觉得，我们虽然没把你扶正，但也没再给大要案支队任命个支队长，你这个“支队副”在那儿实际上是在掌管着全盘。世人皆知，刑侦总队是省公安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这个大要案支队又是刑侦总队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把一个重中之重的部门都交给你了，这不是“信任”又是什么？但在劳东林头脑里，事情当然就简化成这么一个公式：信任我，就把我扶正；不扶正，就说明你不信任我。而厅里至今没给他扶正，并不是厅里现任的这几位领导不愿意给他扶正，这里头牵扯众多一时掰扯不清的旧账儿、烂账儿，真没法说得清楚。
“不说了……不说了……”劳东林当时摇着头苦笑了笑道，“我这回请辞，跟这些以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请相信我……”
“东林……”
“我用我三十五年党龄和四十年警龄向你保证。”
“你就不能跟我露个底儿？到底是咋回子事嘛，让你非得走这个绝门儿？”
“别逼我了。我真不能细说。再逼，你干脆掏枪打死我算了。”
“有那么严重？啊！”
“……”这该死的劳东林，喘喘地直盯着厅长，居然就不再吱声了。
后来，厅长在党组会上还是替劳爷说了话：“让他走吧。老同志了，唉……这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咋办？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吧。”厅长定了调，党组其他成员也就默许了。虽然是让他走了，虽然也说了“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之类的话，但厅领导并没有就此撒手不管。依他们多年来对劳东林的了解，他们直觉到这件事里一定有名堂，而且还可能是个大名堂。这“名堂”如果仅仅跟他个人有关，倒也罢了，怕就怕名堂之大还不仅牵涉他个人。作为多年来负责全省大要案侦破工作的人，劳东林手里掌握着一批相当重要的机密情况。有些情况不仅涉及党政军某些要害部门，还涉及个中的某些要员。多年来，公安厅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失密违纪事件。但这一回劳爷的态度和做派，却让领导们不得不产生了一点忧虑和警觉。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稍稍”地注意了一下劳爷的“日常起居”。可以想见，一旦公安厅要关注起某个人的“日常起居”，肯定能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摸个“门儿清”。但你还别这么说，大水要去搅和龙王庙，本来就不是常人能想到的那么轻松和容易。再说，劳爷在反侦查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厅里一直“关注”了好几个月，居然从中没能发现什么“名堂”。一直到最近，事情才有了一点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据说——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据说”，因为还没有拿到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据说，劳爷当初之所以不顾一切跑到陶里根去，是为了“秘密调查”省委省政府一位现任主要领导的问题。这位省领导曾经在陶里根担任过市委书记兼市长。他的一些问题“据说”也是任职陶里根期间“犯”下的。而这些个所谓的“重大问题”，“据说”还和两年前发生的一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密切关联。（这位副市长姓祝，名磊，省城的原副市长，当年也在陶里根市工作过。）而这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就是最近刚被任命为代省长的省委副书记顾立源。
这怎么得了？！！
这怎么可以？！！
不管劳东林现在是否还穿着警服，他毕竟曾是个“老公安”，而且，多年来又一直在本系统内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担任中层领导工作，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这样一个同志，未经任何组织授意、批准，针对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搞这种“秘密调查”，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让省委省政府知道了，作为本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是绝对没法交代的。更让人震惊的是，“据说”这个劳东林凭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多年来在司法界建立起来的老关系，还“煽动”和“纠集”了好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协助配合他，一起来搞这个“秘密调查”。据说，这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多数还都是在编的现职人员，都还穿着警服和制服！
这就更严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应该说是“特别严重”。闹不好，还可能会整出什么“政治事件”，就更难以收场。所以，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为此，省厅的领导非常着急，非常恼火，也非常为难。
他们为难的是，自己还不能公开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去阻止。因为：一，不管怎样，劳东林本人毕竟已经脱了警服，离开了公安队伍。说得不好听，他现在已经是个“普通公民”了，他和你的关系，已然是“警民关系”了。只要他不触犯法条，就不在你管辖范围内。你公安部门要横加干涉人家的正常行动，人家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倒过来告你侵权、违宪的。事情一旦闹大，惹得那些媒体追踪炒作，最后被动的和丢面子的可能还是你公安厅。这结局当然是省厅领导绝对不希望看到的。二，省厅虽然得到“密报”，知道有几个在职的公安司法人员掺和了这个“秘密调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搞清这几个人到底是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省厅的领导觉得，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一定还要防止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省公安厅作为一级组织，在蓄意地压制下边的人“反腐败”，在蓄意庇护省上“有问题”的领导。社会上对那位顾代省长确有种种传闻，说什么的都有。作为省里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他们甚至从内部还听说，中纪委接到过来自下边的“揭发信”和“告状信”，曾派人“秘密”地来省上对这位代省长做过一番“暗查（？）”……“传言”由来已久，似真似假，真真假假。但不管它出自内部，还是外部，传言总归是传言，在上边对相关问题做出正式表态之前，他们作为掌管一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要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以组织原则为重，尽力地维护省上这个班子的领导权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地做好两手准备。俗话说，既要防一万，也要防万一。也就是说，万一今后传言成真，那位代省长真有些什么事，被查处了，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被动才行。要知道，他们毕竟都是一些历练弥久，且又富有经验的从政者。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谨慎的“两手准备”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劝阻劳东林这样的老同志在外“私自调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问题，同时又不给人造成是以“公安厅”组织的名义出面在“干预”和“劝阻”。
经过反反复复地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派刚调到省厅来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为人又比较憨厚、机敏和勤谨的邵长水去做劳爷的工作，同时又决定让离职病休，但在群众中仍有相当威望的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出面去找邵长水布置这个任务。他们甚至特别关照李敏分，布置任务时，不要把邵长水找到省公安厅大院的办公区来谈，在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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