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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骨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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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警告得对。是这样……如果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去赢，他们可能会无中生有造出那些事来……”
“再让我提醒你们一次，”说着他年轻温厚的脸上咧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和一场对他来说很悬的官司，对付这种组合就像对付过期炸药一样。”
我转向玛蒂：“你还在为凯拉担心吗？还觉得她有危险吗？”
我见她在考虑绕开这个问题——大概是出于北佬的一贯性格吧——然后终于决定不回避。也许她在想，这种顾虑她是避不起的。
“是的，但只是一种感觉，你知道的。”
约翰皱起眉头。我猜他也考虑到德沃尔有可能求诸法外手段夺取他想要的东西。“尽量多看着她点，”他说，“我尊重直觉。你的直觉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没有，”玛蒂回答，她迅速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请求我保守秘密，“没什么依据。”她打开吉普车的门，把装有夹心面包的棕色小袋子扔了进去——她最后还是决定留着它们，然后带着一种近乎愠怒的表情转向约翰和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按照这个建议去做，哎。我每星期工作五天，八月份我们要更新微缩胶片，那时就是六天。现在凯的午饭在假期圣经学校吃，晚饭在阿琳？库伦家吃。早上我能看着她，但其它时间……”在她开口之前我就知道她要说些什么；这种表情对我并不陌生，“……她在T镇上。”
“我能帮你找个换工保姆（年轻的外国人为了换取学习外语、免费食宿等便利，免费为所在国家庭服务。）。”我说，心想这回比约翰·斯托尔便宜多了。
“不。”另两人异口同声地说，然后互想看了一眼，笑了起来。但即便在笑的时候，玛蒂还是流露出紧张和不快的情绪。
“我们不能留下任何供德金或德沃尔的诉讼小组会跟踪调查的字面线索，”约翰说，“谁付钱给我是一回事，谁付钱给玛蒂的保姆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说，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帮助已经够多了。”玛蒂说，“这已经让我于心不安。我不能因为自己杞人忧天而再向你索取。真的。”
“我能接受你替我付约翰的律师费，因为那是为了凯。”她把手放在我手上，轻轻握了一下，“而这个为了我。好吗？”
“好。不过你得告诉替你看孩子的人，还有圣经学校的负责人，说你手头有个监护权诉讼，可能是个棘手的诉讼。无论谁，甚至是他们认识的人去领凯拉，没有你同意，他们都不能让他带走孩子。”
她微笑了。“我已经说过了，是约翰提醒我的。保持联络，迈克。”她拉起我的手，亲切地拍了它一下，然后开车走了。
“你怎么想？”我问约翰，我们望着那辆斯考特吉普喷着黑烟向新普罗提大桥驶去，那座桥是卡斯特尔大街的延伸，把离镇的车辆引上68号公路。
“我想她很幸运，有一个有钱的保护人和一个聪明的律师，”约翰说。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不过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觉得她并不那么开心。我有种感觉……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她周围有一道你也看不清的阴霾。”
“大概，大概是这个样子。”他用双手耙了一下那头不安分的红发，“我只知道那是让人伤心的东西。”
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只不过对我而言这种感受更深而已。我想和她上床，不管伤心与否，也不管正确与否。我想要感觉她的手放在我身上，拉我、按我、拍打我抚摸我。我想品尝她肌肤和青丝散发的芬芳。我想让她的嘴唇贴在我耳侧，呼吸掀动着耳内的柔毛，告诉我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快两点的时候，我回到莎拉…拉弗斯，开门进去，心里除了我的书房和那台带书信字体球的IBM打字机外什么都没想。我又在写作了——写作，仍然让人难以置信。我打算一直工作到六点，游个泳，然后去乡村咖啡馆吃一顿巴迪的高胆固醇晚饭。
进门的一霎那，本特的铃铛突然一个劲地响了起来。我在前厅里站住，手留在门把上。房子很热，到处都亮堂堂的没有阴影，但我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仿佛置身于半夜时分。
“谁在这儿？”我喊了一声。
丁零声停了下来。周围先是静悄悄的，随后传来一个女人的惨叫，这叫声来自每个地方，从洒满阳光、漂浮着微尘的空气中宣泄而出，仿佛汗水从滚烫的身体里透出。声音里交织着愤怒、恼火、悲伤……但更多的，我觉得，是恐惧。我也发出了一声惨叫，我实在忍不住。我在黑洞洞地窖阶梯上听到无形的指节敲击墙板的时候也吓坏了，但这比那要可怕得多。
这惨叫始终没有停。它只是渐渐淡去，如同那孩子的哭泣声渐渐淡去，仿佛发出尖叫的人被迅速地沿着一条长廊朝远离我的方向带走了。
至少它消失了。
我靠在书架上，手掌紧贴着T恤衫，心脏在下面狂跳。我大口喘气，肌肉感受到那种遭到严重惊吓后产生的古怪的爆炸的感觉。
一分钟过去了，我的心跳渐渐缓和，呼吸也一同缓和下来。我站直身体，摇摇晃晃地跨出一步，双腿站稳后又走了两步，然后站在厨房门前，看着客厅。壁炉上方，驼鹿本特正用玻璃眼睛回望着我，脖子上的铃铛一动不动地垂挂着，毫无声息，它边上有一个阳光留下的亮斑。只听到厨房那只傻乎乎的菲力猫时钟的滴答声。
一个念头不断地冒上来，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个念头说：那个惨叫的女人就是乔，我妻子的阴魂还住在莎拉…拉弗斯，而且她很痛苦。不管她死了与否，她很痛苦。
“乔？”我轻声问道，“乔，你——”
那哭泣声又开始了——一个吓坏了的孩子的哭声。与此同时，我的嘴和鼻子里又一次充满了湖水的腥味。我一只手抓住喉咙，窒息般地咳嗽着，心里吓坏了，然后扑到水槽上吐出来。像上次姨样——我并没有咳出一大摊水，除了一小口痰外什么都没有。胸腔灌满水的感觉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站在原地，紧抓着工作台，俯在水槽上，看上去像个晚会后把一夜的瓶装狂欢吐得一干二净的人，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头晕眼花，筋疲力尽，迷迷糊糊的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后我再次直起腰，抓过洗碗机把手上的毛巾抹了抹脸。冰箱里有茶，我太想来一大杯塞满冰块的冰冻茶了，我正要把手伸向冰箱门把手，突然停住了。那些蔬菜水果模样的磁贴再一次围成了一个圈，中间拼出一行字：
救命我快淹死了
又来了，我心想。我要离开这儿。马上。今天就走。
然而一小时后我却坐在闷热的书房里，身边的桌上放着一杯茶（里头的冰块早就融化了），只穿着短裤，迷失在我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名叫安迪？德雷克的私人侦探正在试图证明约翰？夏克福并不是那个绰号“垒球帽”的连环杀手。
我们是这样活着的：每次只过一天，每次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受一次苦，每次只呼吸一次。牙医们每次做一个牙根管治疗；造船的每次造一个船壳。如果你写书，你每次写一页。我们从我们已知的一切、以及我们害怕的一切跟前转过身。我们阅读商品目录，看橄榄球赛，我们选择斯普林特而不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斯普林特是美国移动电话网络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传统的电话公司。）。我们数天上的鸟，即使身后的脚步声告诉我们有人走进来，我们也不回头；我们说是的，我也认为云彩常常看似其它东西——鱼啊，独角兽啊，骑马的人啊——但其实它们只是云而已。即便云朵里面亮起了闪电，我们仍会说它们不过是云而已，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下一顿饭、下一场痛苦、下一次呼吸、下一页。我们就这样活着
第16章（上）
写作是头号大事，知道吗？写作最重要。
我害怕换房间，更别提收拾起打字机和刚起步的薄薄手稿，把它们带回德里了。这么做和在暴风雨天把婴儿带到屋外一样危险。于是我留下来了，但还保留着一旦事情变得太怪就搬走的权力（就像烟鬼们总是保留着咳嗽加重后戒烟的权力），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星期里发生了形形色色的事情，但直到我星期五在主街上遇到麦克斯？德沃尔之前——那天该是七月十七日吧——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我一直在写小说。倘若能够完成，我打算给它取名叫《我儿时的朋友》。也许我们总是认为失去了的东西才最好……或本该是最好的，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肯定知道一点，在那个星期里，我的真实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安迪？德雷克、约翰？夏克福德，以及一个出现在背景深处的模糊的影子——雷蒙德？贾拉迪——约翰？夏克福德儿时的朋友，那人有时戴一顶垒球帽。
那个星期里，房子里的怪事继续着，但没那么嚣张了——什么都比不上那声惨叫，它能让你的血液凝固。有时候本特的铃铛会响一下，有时候那些蔬果磁贴会再次围成圈……但中间再没出现过字，至少那个星期里没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发现糖罐打翻了，让我联想到玛蒂关于面粉的故事。打翻的糖粉里没写什么，但留下一个胡乱的笔画——
仿佛什么东西想写什么却没写成。如果是这样，我很同情。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
我参加可怕的埃尔默？德金的听证会是在十号，也就是星期五，此后的那个星期二我沿着主街往沃林顿山庄的垒球场走去，想偷偷看一眼麦克斯？德沃尔。当我能听见远处的叫声、欢呼声和击球声时已经快六点了。一条标有乡村路标（一些橡木箭头上烙着“沃”这个字）的小道穿过一个废弃的船屋、两个小工棚、以及一个半掩在蓝梅藤后面的凉棚。最后，我穿了出来，发现自己站在球场中外野（中外野，棒球场外野的正中间部分，远离本垒。）远处的空地上，地上随处可见的薯条袋子、糖纸和空啤酒罐告诉我，人们有时从这个有利位置观看比赛。我忍不住想起乔和她那位神秘的朋友，那个穿着咖啡色旧运动衫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揽着她的腰把她从赛场边带走，两人一起往主街走去。整个周末里，我有两次几乎要给邦尼·阿莫森打电话，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出这个男人，找到他的名字，但两次我都放弃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每次我都这么对自己说。让它过去吧，迈克。
那天晚上，我独自站在中外野后的场地上，想到那个曾骂我是骗子、而我又让他见鬼去的老头通常把轮椅停在本垒挡网后面，觉得自己站在这么个远离本垒的位置比较合适。
其实我无需操心，德沃尔没有出现，可爱的萝盖特也没有。
我瞧见玛蒂站在一垒线挡网后面，身边站着约翰·斯托尔，他穿着牛仔裤和翻领衫，红头发压在一顶纽约麦兹队的棒球帽底下。他们边看比赛边聊天，老朋友似的，球赛进行了两局后才发现我——足以让我对约翰的位置羡慕不已，甚至有些妒忌。
最后有人击出一记长球，往中外野飞来，中外野背后的树林是唯一的屏障。中场手连忙向后退，球从他头顶高高越过，一直飞向我站的位置，眼看要飞过我的右面。我不假思索朝那个方向跑去，抬高膝盖穿过外野和树林间的修剪得齐齐的灌木丛，心里祈祷它们不要是有毒灌木。我右手一伸，抓到了球，一些看热闹的人欢呼起来，我也笑了。中场手用光着的右手拍打垒球手套的掌窝以示祝贺。同时击球手沉着地在垒间跑动，他知道自己刚击出了一记漂亮的本垒打。
我把球抛给接球手，回到自己在糖纸和空啤酒罐间的老位置，我回头朝远场望去，玛蒂和约翰正看着我呢。
如果有一件事能证明我们无非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多了一点儿脑浆却多了许多自命不凡的动物——那就是：当我们非得靠手势来传情达意时，能表达的意思却少得可怜。玛蒂把手紧扣在胸前，脑袋向左靠了靠，眉毛往上翘了翘——意思是“我的英雄”。约翰微微低头，把手指伸到额角，好像那儿有点痛的样子——“你是个走运的家伙”。
等他们做完这两个手势，我指了指本垒后的挡网，然后耸耸肩作为提问。玛蒂和约翰都耸耸肩作为回答。一局后，一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跑到我站在地方，过大的乔丹球衣在他小腿边翻动，像穿着条裙子。
“那边的人给我五毛钱，要我告诉你，晚一点给洛克镇他住的酒店打电话。”他边说边指着约翰，“他说你要回话的话再给五毛。”
“告诉他我九点半打给他，”我说，“可是我没有零钱，你愿意要一块钱吗？”
“嘿，好，算你有钱。”他一把抓过钱，转身正要走，又转了回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还没换齐的牙，衬着垒球队员们的背景，他看上去像诺曼？洛克威尔（1894…1978，美国著名插图画家。）的画中人。“那人还说告诉你那球接得烂透了。”
“告诉他以前别人也总是这么说威利？梅斯的（美国老一代的著名棒球明星。）。”
“威利什么？”
哎，年轻人。哎，这世道。“只要这么说就行了，孩子，他会知道的。”
我又呆了一局的时间，但直到比赛后半段，德沃尔仍未现身。于是我沿着来时的小路返回，路上遇到一个捕鱼的站在石头上，还见到一对年轻人手拉手从主街上往沃灵顿方向走。他们跟我打招呼，我也跟他们打招呼。我感到孤独而满足，相信这是种少有的快乐。
一些人回家时习惯查看电话答录机；那年夏天我查看的是冰箱门。“伊呢…米呢…齐哩比呢”，就像驼鹿伯温克（美国卡通剧中的形象。）说过的，鬼魂们有话要说。那一晚它们什么都没说，虽然蔬果磁贴重新拼成了一条蜿蜒的带子，像一条蛇或者是一个打盹的“S”。
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约翰，问他德沃尔在哪儿，他用语言重复了一遍他早已用手势所作的精简的回答。“这是他回来以后头一次错过比赛，”他说，“玛蒂试图向几个人打听他是不是还好，大家的看法好像是……至少据人们所知是这样。”
“你说她试图向人打听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一些人甚至不愿意和她说话。用我父母那辈人的话说，就是‘和她划清界线’。”瞧，伙计，我心想但没说出口，我比那辈人年轻不了多少。“后来她的一个老朋友终于和她说话了，但人们对待她有种一致的态度。奥斯古德这家伙也许算不上是个好销售，但作为德沃尔的狗腿子，他倒是成功地把玛蒂同镇上其他人分开。这是个镇子吗，迈克？我真弄不明白。”
“这就是T镇，”我茫然地说，“你无法真正解释它。你真相信德沃尔贿赂了每个人？可这还是无法解释镇上人那副无辜平和的样子，不是吗？”
“他到处花钱，还让奥斯古德——也许还有福特曼——散布流言。镇上的人看上去至少和政治家一样老实。”
“那些被收买的人？”
“是啊。哦，我见到了‘凯拉出走事件’里有可能替德沃尔作证的一个主要证人——乔伊斯？梅瑞尔。他和几个亲信就站在工具棚那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
我说没有。
“那家伙准有一百三十岁了，”约翰说，“拄的拐杖有个大象屁眼那么大的金杖头。”
“是《波士顿邮报》拐杖，由这儿最年长的人保留的。”
“这我一点儿不怀疑他是通过诚实手段得到的。只要德沃尔的律师让他踏上证人席，我一定叫他掉层皮。”约翰洋洋得意的自信中露出一丝寒气。
“我敢肯定。”我说，“可是玛蒂的那些老朋友又怎么会疏远她呢？”我回想她曾说过讨厌每个星期二的夜晚，讨厌想起在她和丈夫邂逅的地方球赛还在照旧进行。
“她还好，”约翰说，“我想她已经放弃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像放弃一场注定了打败的仗，不管怎么说。”我对这点持怀疑态度——我仿佛记得对二十一岁的人而言很少有注定要打败的仗——但我什么也没说。“她一直在努力坚持。她又孤独又害怕，我猜她自己心里可能已经开始放弃凯拉了，但现在她又找回了信心，这主要多亏遇见了你。她说你那一刹那给她带去了想都不敢想的好运。”
是吗，也许吧。我突然想到乔的大哥弗兰克曾说过，他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幸运”这种东西，只有命运和正确的抉择。接着我又回想起T镇地下纵横交错着无数光缆的情形，那些看不见但像钢铁一样强大的联系。
“约翰，听证会后的这些天里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忘了问，我们这么关心的监护权案……究竟有没有提上日程？”
“问得好。我通过三个途径查过，贝松奈特也查过，我认为还没有，除非德沃尔和他的人真的作了大手脚，比方说把案子登记在另一个司法辖区。”
“他们做得到吗？登记在另一个辖区？”
“也许。但我们不会查不出来。”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德沃尔快放弃了，”约翰干脆地说，“目前为止，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明天一早我就要回纽约了，不过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如果这儿发生什么事，你也跟我联系。”
我说好的，然后上床去睡了。这一夜没有女人光顾我的梦境，让人安心。
星期三中午我下楼去给茶加冰块的时候，布兰达？梅赛夫在门前露台上搭起了晾衣架，正在晾我的衣服。她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她母亲教的，把裤子和衬衫靠外挂，内衣内裤挂在里侧，这样一来好事的路人就看不见你贴身都穿些什么了。
“四点左右就可以收下来了。”梅赛夫太太准备走的时候说。像那些一辈子替富人“做事”的女人那样，她用明亮而略带不屑的眼睛看着我。“别忘了，别让它们整晚挂在外头——给露水打湿了穿着不舒服，除非再洗一遍。”
我用最谦卑的姿态对她说我会记着收衣服的。然后问她——感觉像间谍在大使馆的酒会上刺探情报——她觉得这房子还正常吗。
“怎么个正常法？”她问道，一条眉毛向上挑起。
“哦，是这样，我有几次听到奇怪的声响，在晚上。”
她有点不以为然：“这房子是木头的，对吧？是用木板一层层造起来的，一侧的厢房靠着另一侧。很可能你听到的是风声。”
“没闹鬼，对吗？”我说，似乎有点失望。
“我从来没见过，”她说道，口吻像个光在乎事实的会计师，“不过我妈说这儿的确有不少鬼。她说整个湖都在闹鬼，印第安人的鬼魂，他们的早先住在这儿，一直到韦恩将军把他们撵走；参加南北战争死在外头的人的鬼魂——这里出去参战的有六百多人，诺南先生，可回来的却不到一百五十人……这里头已经算上了那些躺在棺材里回来的。我妈说在黑迹湖这边儿出没的还有那死掉的小黑鬼的鬼魂，可怜的小家伙。他是‘红项’乐队一个成员的儿子，这事儿你知道。”
“不——我只知道‘莎拉和红顶’，但不知道这件事。”我停了一下，“他是淹死的吗？”
“才没呢，被一个捕兽夹夹住了，几乎挣扎了一整天，大声叫救命，最后人们找到了他。他们保住了那条腿，可惜不该的，孩子得了血毒症，死了。那是一九O一年夏天的事情，我猜他们就是为这才离开的——这是一块伤心地。但我妈妈告诉我那小家伙还在这儿。她说，他还留在T镇上。”
我在想，要是我告诉梅赛夫太太，我从德里刚到镇上的时候，那小家伙很可能就在房子里，而且打那之后还回来过几次，不知她会怎么说。
“然后，还有肯尼？奥斯特的父亲诺穆尔。”她说，“你知不知道那件事？哦，真可怕。”她看上去颇为得意——或许是因为知道这个可怕的故事，或许是因为有机会讲述它。
“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肯尼。他总是领着那条狼狗‘蓝莓’。”
“啊是。他做点木匠活，或是照看些土地，就像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那样。他父亲照看过不少地方，你知道，二次大战刚结束那会儿，诺穆尔？奥斯特把肯尼的小弟弟淹死在自家后院里。那时他家住在黄蜂山，就在这条路一直下去分岔的地方，那儿有条路通往老的船舶停靠口，另一条通往泊船码头。但他不是把婴儿淹死在湖里的，而是放在水泵下按住，直到孩子肺里灌满水死掉。”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我们身后，衣服在晾衣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我想起那股充满我嘴、鼻子和喉咙的冷水的腥气，它可能属于井水或湖水，这儿的水来自地下的同一个蓄水层。我还想起冰箱上的留言：救命我快淹死了。
“完事后他把孩子留在水泵底下。他有一辆新的雪佛莱车，于是他把车开到42号小路这儿，拿着他的枪。”
“你不会想告诉我肯尼？奥斯特的父亲是在我房子里自杀的吧，梅赛夫太太？”
她摇摇头，“没有，他是在布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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