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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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在角落那里，喘着气，全身汗湿，眼睛向黑暗中凝视，在想是否会有一个噩梦，强大得足以把你逼疯。然后我又想（现在也想），在三月的那个晚上我几乎发现了一个。
　　最后，我觉得我能离开这个角落了。走到地板中央的时候，我脱掉了潮湿的睡裤，在我脱裤子的时候，我失去了方向感。接下来是悲惨离奇的五分钟，我在我熟悉的卧室里漫无目的地爬来爬去，撞在家具上，每次我乱挥的手碰到什么东西就呻吟一下。我摸到的每一样东西最初看上去都像那个可怕的白色物体。我摸到的东西感觉没有一样是认识的。床边上闹钟让人安心的绿色数字不见了，我的方向感暂时丧失了，我可能一直在绕着亚的斯亚贝巴的清真寺爬。
　　最后，我把脑袋和双肩趴到床上。我站起来，从多余的一个枕头上扯下枕头套，用它来擦我的下身和大腿。然后我爬回床上，把毯子拉上来，躺在那里发抖，听着窗户上冰雨不断的滴答声。
　　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没有睡，那个梦也不像通常那样在醒来后淡忘。我侧身躺着，慢慢地停止了颤抖，想着摆在车道上她的棺材，想着这件事很疯狂——乔喜欢莎拉，如果她的鬼魂要经常出没在某个地方，那就是那里了。但她为什么要伤害我？为什么我的乔曾想伤害我？我想不出理由。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某一刻我意识到天空已略透着灰白；家具的轮廓像浓雾中的哨兵一样隐约出现。这样好一点。这样更像它。我决定我要去把厨房里的炉子点起来，弄一杯浓咖啡。开始努力让自己忘掉这件事。
　　我在床边上晃着两条腿，举起手来把额头上汗湿的头发拨开。手举到眼前时我呆住了。当我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地乱爬，想回到床上的时候，我一定在哪里刮了一下。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血已经凝结的伤痕，就在指关节下面。
　　第5章（上）
　　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一架飞机从我头上直接以超音速飞了过去。事情发生时我正要树林里散步，构思着我要写作的某个故事，也许在想某个星期五晚上，当我和杜琳·弗尼埃把车停在库什曼路的尽头时，如果她变得软弱并让我脱掉她的内裤的话该有多好。
　　无论我在想什么，我的思绪都走得很远，当轰隆隆的声音消失地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惊奇。我平躺在布满落叶的地上，手放在头上方，心像鼓一样怦怦乱跳，确信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虽然我还是一个童男）。在我四十年的生命中，那一次经历是唯一能和“曼德里”系列的最后一个梦在绝对恐怖方面匹敌的。
　　我躺在地上，等着锤子掉下来，大约三十秒钟过后，并没有什么锤子掉下来，我开始意识到那不过是某个不伦瑞克海军航空站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他太心急，等不及飞过大西洋后再进入超音速状态。但是，他妈的，谁能猜到飞机的声音这么响啊？
　　我慢慢站起来，当我站在那里，心跳终于平缓下来时，我意识到我不是被那个晴天霹雳吓傻的唯一生物。我们在普劳特狭地的家后面的一小片树林在我记忆中第一次变得完全沉寂下来。我站在灰尘飞舞的光束里，碎叶屑占满了我的汗衫和牛仔裤，我屏住呼吸，聆听着。我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寂静。即使在一月寒冷的天气里，树林里也充满了动物们的窃窃私语。
　　最后，一只燕雀唱了起来。有两到三秒的沉寂，然后一只松鸦作了回应。又过了两三秒，一只乌鸦加了进来。一只啄木鸟开始敲打树干寻找幼虫。一只花栗鼠跌跌撞撞地跑过我左边的草丛。我站起来一分钟后，树林又充满了细小的嘈杂声，变得生机勃勃；树林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我也继续我自己的事情。我从未忘记那次突如其来的轰隆声，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一般的寂静。
　　我从恶梦中醒来时经常想起六月的那天，在记忆里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事情已经改变了，不知不觉地，或者能够改……但是当我们使自己确信我们并没有受伤并且危险——如果有危险——已经过去了的时候，首先来临的是寂静。
　　无论如何，德里在下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关闭状态。在暴风雪中，冰雹和疾风导致了大面积的破坏，随后气温突然下降了二十度，这使挖掘和清理工作变得困难和缓慢。另外，三月里的暴风雪后的天气总是阴沉和压抑的；我们每年都这样度过（如果我们不幸运的话，四月份还会有额外的两到三次），但是我们从不期待它们的到来。每次我们遭受袭击的时候，我们自己忍受。
　　临近周末的一天，天气终于开始放晴。我利用这个机会，出去在一家小餐厅喝一杯咖啡和吃上午点心，这家店离乔最后一次去买东西的瑞特爱连锁店三个门面。我一边啜着咖啡，嚼着食物，一边做着报纸上的填字游戏，这时候有人问，“我可以坐在你这桌吗，诺南先生？今天这里太挤了。”
　　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老人，我见过他但不能叫名字。
　　“拉尔夫·罗伯茨，”他说。“我在红十字做义工。我和我的妻子，洛伊丝。”
　　“哦，好的，当然，”我说。我每六个星期左右在红十字会献一次血。拉尔夫·罗伯茨是那些随后派发果计和饼干的老人中的一位，他会告诉你如果感到头昏眼花的话，不要站起来或做剧烈运动。“请坐下！。”
　　他滑进座位里，看着我的报纸，报纸拆着，填字游戏那服版朝上，正落在一片阳光里。“你有没有觉得做《德里新闻》上的填字游戏有点像在棒球比赛中使投手三振出局？”他问我。
　　我笑起来，点点头。“罗伯茨先生，我玩这个跟人们爬珠穆朗玛峰的理由一样……因为它在那里。只有玩《德里新闻》上的填字游戏，才不会有人掉下去。”
　　“请叫我拉尔夫。”
　　“好的。我是迈克。”
　　“好。”他咧开嘴笑起来，露出弯曲和略微有点泛黄的牙齿，但没有假牙。“我喜欢叫名字。这就像可以解开领带了。最近老刮风，不是吗？”
　　“是的，”我说，“但是现在天气正在逐渐暖和起来。温度计在三月里已经很快地上升了一截，从前一天晚上的华氏二十五度到早上的华氏五十度。比气温上升更好的是，太阳又温暖地照在你脸上。就是这种温暖引诱我走出屋子。”
　　“我猜春天就要来了。有几年春天有点错过了，但它看上去总是能找到回家的路。”他啜了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下。“最近没有在红十字会看到你。”
　　“我处在恢复期，”我说，但这是个小谎言；两个星期前我就符合条件再献一品脱血。提醒卡就在冰箱上面。我头脑中才想到这件事，“下个星期，一定的。”
　　“我提这个只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A级献血者，我们总是能用到你的血。”
　　“帮我留一张躺椅。”
　　“尽管放心。一切都好吗？我这样问只是因为你看上去很疲倦。如果是失眠，我很理解，相信我。”
　　我暗暗想，他确实看上去像一个失眠症患者——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也是一个七十五奔八十的老人了，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到了这把年纪还不该显得这样。刚上了年纪，生活可能仅仅是面颊和眼睛上的印记。年纪一大把了，结果就是你看上去像杰克·拉·莫塔苦战十五回合后的样子。
　　我张嘴想说人们问我好不好时我一贯的回答，然后奇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觉得必须要用这种男子汉式的千篇一律的回答，我想骗谁呢。如果我在护士把针头从我胳膊里拔出来后，跟红十字会里给我递巧克力夹心饼干的人说我觉得不是很好，会发生什么呢？地震？火灾和洪水？狗屁。
　　“不，”我说，“我真的觉得一直不是很好，拉尔夫。”
　　“流感？最近一直在蔓延。”
　　“不。事实上，我这次没得流感。并且我一直睡得很好。”这句话是真的——莎拉—拉弗斯的梦没有再出现，不管是平淡的还是强烈的。“我想我也许是情绪低落。”
　　“哦，你应该去度假，”他说，然后啜着他的咖啡。他再次抬头看我的时候皱了皱眉，放下杯子，“什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我想象着说。拉尔夫，你就是第一只打破寂静的鸟，就是这样。
　　“不，没什么不对劲，”我说，然后，因为我有点想知道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样，我重复了一启遍。“度假。”
　　“哦，”他说，笑起来。“人们一直这样做的。”
　　人们一直这样做的。他这样说是对的；即使是那些并不能全然负担起度假费用的人。当他们疲倦的时候。当他们被自己的麻烦弄得紧张憔悴的时候。当世界对他们来说太沉重的时候，挣钱然后花钱。
　　我当然负担得起度假，我当然也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什么工作，哈哈？——然而我需要这个红十字会发饼干的人向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家伙指出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自从我和乔在她去世前那个冬天去过百慕大后，我还没有真正度过假。我的那口饭碗已经不再有东西了，但我依然坚守着它。
　　直到那年夏天，当我在《德里新闻》上读到拉尔夫·罗伯茨的讣告时（他被一辆汽车撞倒），我才充分意识到我欠他有多么多。让我告诉你，那个建议比我献血后得到的任何一杯橙汁都要好。
　　我离开餐馆后没有回家，而是徒步走过半个这该死的城市；上面有部分完成的填字游戏的那版报纸夹在胳膊下面。我一直走到觉得冷了为止，虽然气温正在变暖。我没有去想什么事情，但我又想到了所有的事。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当我准备写一本书时常有的那种，虽然我有好几年没有那样思考过，我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状态。
　　这就像有人开着大卡车停在你的车道上，然后把东西搬到你的地下室里。我无法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解释了。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们都被包在鼓鼓囊囊的棉被里，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那是家具，你需要用来使你的房子看上去像个家的所有东西，使它刚刚好，恰好是你想要它成为的那种样子。
　　当这些家伙跳回到他们的卡车上开走后，你下到地下室并走来走去（像那个上午我在德里游荡一样，穿着旧套鞋翻山越谷），这里摸摸一条边，那里摸摸一个角，这个是沙发吗？那个是衣柜吗？这些都不重要。每样东西都在这里，搬东西的人没有忘记一件东西，虽然你不得不自己把它们都搬上楼去（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扭伤你可怜而衰老的背），这很好。重要的是送来的货很完整。
　　这一次我想——希望——送货卡车运来了我后面四十年需要的东西：我可能不得不度过的没有创作的年头。他们曾经来过地下室的门口，他们曾很有礼貌地敲门，几个月后仍然没人有应门时，他们终于拿来一柄破墙槌。嗨！伙计，希望这声音没太吓到你，对不起这个门了！
　　我不在乎这个门；我在乎这些家具。有哪一件损坏或丢失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我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它们搬上楼去，撕掉家具的包装，把它们放在该放的位置。
　　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影子”，德里可爱的怀旧小电影院，虽然（或许因为）有录像技术的变革，它还是生意兴隆。这个月他们在放映五十年代的经典科幻电影，但四月份是献给汉弗莱·鲍嘉的，乔一直的最爱。我在招牌下面站了一会儿，研究其中一部即将上映的大片的海报。然后我回家去，从电话本上随机选了一家旅行社，告诉接电话的家伙我想去基拉戈岛。你是说基韦斯特岛吗，这家伙说。不，我告诉他，我是指基拉戈岛，就像鲍嘉和巴考儿演的电影《基拉戈岛》里的那个。三个星期。然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有钱，我一个人过，并且我退休了。狗屁的“三个星期”算什么？六个星期吧，我说。给我找一间小屋或其它什么的。那会很贵的，他说。我跟他说我不在乎。等我回到德里的时候，就是春天了。
　　同时，我有一些家具要拆开包装。
　　第一个月我被基拉戈岛迷住了，最后两个星期又无聊得要死。但是我还呆在那里，因为无聊是有好处的。对无聊有很强忍受力的人能想很多。我吃了大约十亿只小虾，喝了大约一千杯玛格丽特酒，实打实地读了二十三本约翰·丹恩·麦克唐纳的小说。我晒伤了，然后蜕皮，最后晒黑了。我买了一顶长帽舌的帽子，上面用亮绿色印着“PARROTHEAD”。我在同一片海滩上散步，直到我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也拆开了家具的包装。有许多我不喜欢，但毫无疑问它们都很合适这房子。
　　我想到乔以及我们共同的生活。我想对他说没人会把《两人行》和《天使望故乡》混为一谈。“你不是要把失意艺术家的废话讲一堆给我听吧，是吗，诺南？”她这样回答……在我待在基拉戈岛的日子里，这些话不断在脑海中出现，总是用乔的声音：废话，失意的艺术家的废话，都他妈的幼稚失意艺术家的废话。
　　我想到乔穿着她长长的红色森林围裙，拿着一帽子黑色的喇叭形蘑菇走向我，洋洋得意地笑：“今晚在TR没有人吃得比诺南家更好。”她喊着。我想到她涂脚趾甲油的样子，弯着腰，头低在两条腿之间，只有干这件特殊活的女人才能设法做到的姿势。我想到她向我扔一本书，因为我嘲笑她的某个新发型。我想到她努力学习如何在班卓琴上演奏舞曲，想到她不戴胸罩穿着薄薄的毛线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想到她的哭，她的笑，还有她的生气。我想到她跟我说那是废话，失意的艺术家的废话。
　　我也想到了做过的梦，特别是达到高潮的那个梦。我很容易就想到它，因为它从来没有像普通的梦那样被淡忘。关于莎拉—拉弗斯的最后一个梦和我第一个遗精的梦（遇到一个躺在吊床里吃李子的裸体女孩）是仅有的两个年复一年我仍然记得很清楚的梦，其它的梦或者还剩下模糊的片断，或者被完全遗忘。
　　关于莎拉的梦里有很多很清晰的细节——潜鸟，蟋蟀，金星和我对它许的愿，只是列举一些——但我想绝大多数东西只是虚幻的景象。如果你愿意，可以给舞台设置背景。如此看来，我可以不考虑它们。那样的话，还留下三个主要的元素，还有三大件家具要拆开包装。
　　当我坐在沙滩上，看着太阳在我沾满沙子的脚趾间落下的时候，我不认为你必须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才能明白这三样东西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在关于莎拉的梦中，主要的元素是我身后的树林，我下面的房子，还有迈克？诺南自己，僵在两者之间。天正黑下来，树林里有危险。到下面的房子去是吓人的，也许是因为它空了那么久。但我从不怀疑我必须去那里；吓人或不吓人，那是我拥有的唯一藏身之处。可惜我无法做到。我不能动。我有行走上的障碍。
　　在噩梦中，我终于能向藏身之处走去，只是这藏身之处证明不是可靠的。证明是比我曾预期的更加危险……是的，在我最疯狂的梦里。我死去的妻子冲出来，仍被缠在她的尸布里，尖叫着，攻击我。即使在五个星期以后，在离德里几乎三千英里的地方，想到那个迅速移动的有宽大袖子的白色东西还是会让我发抖并回头看看。
　　但那是乔安娜吗？我并不真的知道，不是吗？那个东西从头到脚裹起来。那口棺材看上去像她入葬的棺材，这是对的，但那可能只是个误导。
　　第5章（下）
　　行走的障碍，写作的障碍。
　　我不能写作了，我对梦里的声音说。这个声音说我能。这个声音说写作障碍已经消失了，我相信它，因为行走障碍已经消失了，我终于沿着车道走下去，向藏身之处走去。虽然我心里害怕。甚至没等这个说不清形状的白色东西出现，我已经吓坏了。我说我害怕丹弗斯太太，但那只是我梦中的思维把莎拉—拉弗斯和曼德里混在一起了。我害怕——
　　“我害怕写作，”我听到自己大声说出来。“我甚至害怕尝试。”
　　这是我最终飞回缅因州的前一夜，我已经不太清醒，喝醉了。到我休假结束为止，我许多晚上都在喝酒。“不是障碍吓坏了我，是解除这种障碍吓坏了我。我真该死，姑娘们，小伙们，我真他妈该死。”
　　该死不该死，我意识到我终于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我害怕解除这种障碍，也许是害怕重拾生活的轨迹，过着没有乔的日子。然而我内心深处相信我必须这样做；那就是我身后树林里凶险的声音所代表的意义。信心是很重要的，也许太重要了，特别是你沉溺于幻想的话，当一个沉溺于幻想的人陷入精神困境的时候，表象和事实之间的界线经常会消失。
　　树林里的东西，是的，先生。当我思考它们的时候，我手里正握着其中之一。我朝着西边的天空举起酒杯，这样落山的太阳看上去像在杯子里燃烧。我喝了很多，也许在基拉戈岛这是对的——见鬼，人们在度假时应该喝很多酒，这几乎成为规矩了——但我在离开前一直喝得太多。是那种能立刻完全失去控制的喝法，那种会给人带来麻烦的唱法。
　　树林里的东西，被吓人的怪物看守的潜在的安全地方，那个怪物不是我的妻子，也许是对我妻子的记忆。这样想有意义，因为莎拉—拉弗斯一直是乔在世上最喜欢的地方。这种思路又引到另一件事，那件事让我在斜躺着的躺椅上晃着腿并激动地坐起来。莎拉—拉弗斯也曾是仪式开始的地方……香槟，最后一行，至关重要的祝福：好啊，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我希望事情都再次变好吗？我真的想那样吗？一个月或一年以前，我可能不确定，但现在我很确信。答案是肯定的。我想继续前进——心中放下死去的妻子，修补我破碎的心，继续生活下去。但要那样做，我不得不回去。
　　回到那座木屋，回到莎拉—拉弗斯。
　　“是的，”我说，我的身体猛地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是的，你明白了。”
　　那么为什么不呢？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跟让拉尔夫·罗伯茨观察到我需要休假一样傻。现在我的休假结束了，如果我需要回到莎拉—拉弗斯，为什么不呢，前一两个晚上可能有点吓人，这是最后一个梦给我留下的影响，但是呆在那里能更快地淡忘这个梦。
　　并且我的写作也可能发生些什么事（在我清醒的头脑中我给最后这个念头只留了一个卑微的角落）。这是不太有希望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除非出现奇迹，这难道不是我元旦那天坐在浴缸边上，拿一块湿毛巾擦额头上的伤口时的想法吗？除非出现奇迹。有时候盲人摔倒了，撞到了头，然后重新获得了光明。有时候，瘸子可能扔掉他们的拐杖，当他们到达教堂台阶的顶端时。
　　在哈罗德和黛布拉为了下一本小说真的开始烦我之前，我有八到九个月的时间。我决定在莎拉—拉弗斯度过这段时间。在德里把东西整理好会花我一点时间，比尔·迪安需要一点时间把湖边的房子准备好让我住一年，但我可以在七月四号前到那里，这么容易做到。我断定把这一天定为目标不错，不仅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建国日，更多的是因为西缅因州虫害季节到那时候结束了。
　　到了那天，我收拾好度假用品（我把约翰·D·麦克唐纳的平装书留在这个小屋的下一位住客了），刮掉脸上留了一个星期的胡茬，我的脸晒得那么黑，看上去都不像我了，然后飞回缅因州，我决定了：我要回到我的潜意识认为是庇护所的地方去，那里能抵御越来越浓的黑暗。我要别动，即使我的头脑也暗示这样做不是没风险的。我回去不是指望莎拉会变成卢尔德……但我会允许自己拥有希望，当我第一次看见金星在湖面上显现，我会允许自己对它许愿。
　　只有一件事不符合我对莎拉的梦的有条理的解构，并且因为我不能解释它，我试着忽视它。但是我不太有运气，我猜，部分的我还是一个作家，作家是教自己的思想不守规矩的人。
　　这件事就是我手背上的伤口。那条伤口出现在所有的梦里，我发誓它曾出现……然后它真的出现了。在弗洛伊德博士的著作里你找不着这样的怪事；像那样的东西严格地说是属于心灵之友热线的。
　　那是巧合，就是这样的，当飞机开始降落时我这样想。我的座位是A—2（飞行时坐在前面的好处就是如果飞机掉下去，你是第一个到达坠毁地点的）当飞机沿着通向班戈国际机场的航线滑行时，我可以看到松树林。雪已经消融了，我已经厌倦了在雪里度假。只是巧合，在你生命中你有多少次割到自己的手？我是说，它们总是伸在前面，不是吗？到处挥来挥去，事实上在找割。
　　所有这些听上去应该是对的，然而不知为何又不很对。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那么……
　　是地下室里的小家伙。他们是不接受这个解释的原因。地下室里的小家伙完全不接受这个解释。
　　就在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