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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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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记得不久之前，邓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开场合，说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因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同时运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销，效率太差，在中国断不能施行，云云。当时栖身海外的社会科学家都难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泽东那个土老儿，不懂啥叫‘人权’，邓小平这个土老儿则不懂啥叫‘制衡’。
其实，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的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二战后国共内战，中共大搞其统战时，喊出最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强迫老K搞三头马车、三个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国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权分立的老口号，而另外搞其民主‘专政’的一个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认为，中国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十二亿人民就要挨饿。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四五一。）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练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笔者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着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青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到共产党时代，不但抬棺材抗议的自由没有了，连开会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回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冲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的纪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像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著“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底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著“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为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也曾与国祁老友多次细谈。据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国原赠中山之数目为两百万马克，而中山所实收者，不过半数；至于所余百万之款何往，李教授则认为，可能为经手人曹亚伯所中饱。但是一般民国史家都认为数目太大，曹君小党员，不会有如此大的肠胃可加以吞没也。另百万马克，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钜头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钜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下章再说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传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前书。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石，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屈与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在他当选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之后，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一部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二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总统大位是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来的，而民元约法是个施行‘内阁制’的约法，与他担任的‘总统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约法。因而，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样得寸进尺，他后来就做起皇帝来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头做总统时，袁又恢复使用他的‘新约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复‘新约法’时出任国务总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旧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继恢复了。这段很复杂的故事，我们曾做过详细的叙述，本篇只略为反刍一下，以帮助说明这个老国会恢复的经过。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它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它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前卷。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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