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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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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糢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争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腰斩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仪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代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仪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仪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仪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进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仪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已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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