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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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背完，我早就愉快地笑了。婷儿还用唱歌的办法为我消气，她头两天喜欢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后来又唱“摇啊摇，我的宝宝要睡觉”，今天唱的是《草帽歌》。我还没有细想，这样做对她到底有什么益处或害处，但是对我却大有好处了。前些时，我总是很难把生气的情绪很快消除，这样一来，我只用几秒钟就换了心情。客观地说，我高兴起来，婷儿也很高兴，这对我的身体和我们之间的气氛是很有益处的。我想，也许这是在要求婷儿对他人尽责吧？至少她要对我的情绪负责任，妈妈心情愉快就活得长，她就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多过许多幸福的生活。
因为我咳嗽，说不出话，不能给婷儿唱歌，讲故事，婷儿说：“那我就给你讲。”她要讲好笑的故事，这样就开始编“愚蠢的故事”、“奇怪的故事”。（如：地里面长了一棵树，它长啊长啊，长得很大，树叶全是手电筒，你说奇怪不奇怪？）编了许多，大同小异。这是个很好的兆头，要注意启发她的想象力，幽默感，这对她今后的事业，益处无穷。
这会儿，我可爱的女儿已给我挤好了牙膏，等着我去刷牙，她自己则坐在被窝里唱京剧，还说：“这段京剧要拿着袜子才能唱！”因为她的红袜子就放在枕头边，是她惟一能拿到的“道具”。
。。。。。。这些训练使婷儿同我的感情交流变得频繁，也很有内容：一次在路上走，她要求我把手套去掉，说是“隔着手套就不能把我的爱传给你了”。一个3岁多的孩子能有如此动人的情感体验，何愁她长大以后不懂感情！
不过，我在“关心他人”的训练上也有操之过急的时候，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1985年春节我带婷儿到姥姥家探亲期间：
回家后，家里有个比婷儿更小的孩子需要包括婷儿在内的人照顾。对此，我缺乏思想准备。当婷儿不能自觉地小声说话、关门、轻轻走路，以利于小弟弟睡觉时，我就对她简单粗暴地威吓，人多的时候，也是用粗暴的态度来控制，动不动就吼她，斥责她、这一点使我吃够了苦头，一是婷儿很快就学会了我新使用的那些词，什么“跟我顶嘴”、“犟嘴”等等，而且也动不动就吼我；二是我的高压政策失灵后，脾气就更急躁，心情更烦，态度亦更坏。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快到离家的时候了。我马上决定调整和婷儿的关系，恢复耐心讲道理。我同婷儿约好，双方都不吼，谁吼，对方就提醒。这样见效也很快。
这段弯路提醒我：身教确实重于言教，简单粗暴的方式绝对教不出温文尔雅的孩子。
最佳时间段，专心学识字
每天晚上临睡前，婷儿的精力最集中，只要允许她坐在床上做事，她干啥都愿意，而且不嫌时间长。我就把对这个年龄段来说难度最大的学习活动安排在这个最佳时间段：
二十几天前，我开始训练婷儿倒数数的能力（这是一道7岁孩子的智力测验题，婷儿快3岁时没通过的），3天时间（临睡前几分钟），她通过分解两位数中哪位在前哪位在后，然后反过来说的方法，学会了倒数两位数。第5天，我就要她直接回答，居然成功了。间隔了十多天后，昨晚她忽然想起这个游戏，又要考我，考来考去，她忽然也能倒数3位数了。［HT】
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促使幼儿尽快从“模式记忆”发展到“分解记忆”，有利于早日转向通过偏旁部首和笔划来学认字。我一直希望婷儿快点学会认字，早日进入自己阅读的阶段，我好腾出时间搞学习。
从婷儿4岁生日起，我正式开始教她认字。我给她念一个故事，教她认故事中的两三个笔画较少的字，效果很好。现在婷儿认字正在脱离“模式记忆”阶段，她已能接受从字的笔画、构造入手来识字了。这一点是从去年冬天学三横一竖的“王”字开始的。“王”字上面加一点，就是“主人”的“主”，于是婷儿写出了第一句话“一个小主人”。开始写的时候，“一”是竖着的，“人”是横着的，5个字各在一万，互不相干。现在她已能从左往右写了，但笔划还是乱的。大前天写“萝卜”的“萝”，她就写倒了，可见还缺乏倒顺观念。这正是“模式记忆”的特点之一。我从为4岁时写字是次要的，只是识字的一个辅助手段，于是就想出让她在塑料小板上拼字。用锡箔纸搓的小棍摆字的办法，这个办法挺有效。我准备用纸壳剪成笔画来让她拼。
刚开始，我担心婷儿还缺乏分解声母韵母的能力，没有打算正式教她学拼音，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也许要学会了拼音才能分辨声、韵母？是的，我错了，应该马上就开始教她声母和韵母。刚巧我的老领导里克爷爷从北京给婷儿寄来一套带拼音的彩色童话故事集，正好用来做教材。
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在一个多月后写道：
一、识字
l、速度加快了，我注意选择跟学过的字有关的生字让婷儿认，如从“工”到“土”、“干”，从“大”到“天”、“太’，从“刀”到“力”“刃”，抓住特点，一次就能记住几个字形相近的字。
2，分解能力加强。已习惯于通过笔划、偏旁部首识字、记字。
3、兴趣更高，我很注意讲解字义，尤其是字的本义，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使婷儿感觉有趣，无形中加深了理解。这种对字的本义的探求，积累起来，便会对民族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认识。对于探求民族精神是有益的。
二、写字
进步幅度出乎我的意料，13日夜婷儿要求我讲《宝石灯》，我说你要能自己学会写“宝石”二字，我就讲。等我洗漱完毕，婷儿已写好“宝”字，正在学写“石”，写完后首先问我：“你看‘横’平不平？”我说：“比过去平多了，但还不够！”婷儿又写几横让我看，表现出对“横平竖直”的自觉追求。14号在李累家里，她自己写的“宝石’二字，无论大小、排列都很合适，同当初那个倒着的“萝”字相比，简直天上地下，时间不过相隔一个来月。
今天写昨天学的“宫”和今天学的“奇”，我就有意识地教她笔划顺序，坚持要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许把一笔写成两笔。同时注意字的间架搭配。不错，写会了“宫、奇、可”三字，自己又画了个“口”，加了个“玉”，写了个“国”字。
三、常识
现在教她常识或是从她的提问入手，或是就眼前的事物谈起。婷儿爱联想，常有“大桥的桥和瞧你的瞧是不是一个字”这样的问题，我便从两个字的字义不同讲到偏旁不同，同时尽量把与“桥”同音的字讲给她听，如乔木的乔，又从乔木讲到灌木，趁机教她学会区别这两种植物。
很明显，这种“联想识字法”和学校的系统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参加某个年级的考试，而是为了继续开发婷儿的智力，让她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并在快乐的学习中发展联想能力，积累学习方法。这种“快乐体验”将成为孩子热爱学习的心理基础，比识字的数量和速度都重要得多。
婷儿运用“联想法”学到了不少字词和知识，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天，我让她向我们的第二任主编文爷爷问好，婷儿问过好后接着就问：“文爷爷是不是蚊子的蚊？”还有一次，住在我们办公室隔壁的著名作家周克芹问婷儿：“你姓什么？”婷儿认真地回答道：“我姓谈，痰盂的痰。”（我爸爸依祖姓给婷儿取了个别名叫“谈蕙”，婷儿很喜欢。最出彩的一次是，婷儿问省音协的安爷爷：“你是不是姓安徒生的安？”把安爷爷高兴坏了，连连夸奖：“这个小不点儿还知道安徒生呢，不简单！不简单！”
说话数数都要快，训练思维速度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大量研究智商测验成绩时发现：“决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心理活动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题目：说出数列3，6，9，12。。。。在这个题目上，没有人会感到困难，也没有人会出现错误，但是，有的人可能在几秒钟内说出十几个数字，有的人则只能说出几个。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将在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上得到同样的表现，也就是说，对容易问题回答很快的人，对困难问题的回答也快，反之亦然。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差异，是决定智力差异的基本的和固有的基础。”
我在《自己测智力》上看到这段话后，就把训练思维速度纳入了婷儿的培养计划。具体做法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说一遍就要听”，主要是通过快速算数来促使婷儿加快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不论是书上画的还是实物，只要有简单计算的机会，我都要请婷儿数一数，算一算。数数的时候，我要求婷儿看和说的速度要尽可能快，不许“嗯嗯啊啊”地磨蹭。
广泛数数的同时，我经常让她比较有明显差别的物体，教认形体并数清各种形体的数量。教她加减计算的时候，则不强调快，只强调准。因为只有建立在准确基础上的快才有意义。事实上，当婷儿已经习惯于快速反应的时候，也就不习惯慢腾腾地磨了。这时候我反而要提醒她不要慌，不要急于把没有核对的结果拿来交账。
遇到分配好吃的东西，更是趣味教学的好机会。婷儿过生日的时候，我问婷儿：“罐头里还有7个荔枝应该怎样分配？”那天晚上，她用玩具计数器算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从“你吃7个我吃3个”之类的方案中，做出了“你吃4个我吃3个”的正确选择－－模仿“孔融让梨”，双重正确。最后，我们一人吃了3个，多出来的那一个荔枝先是做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教具”，然后才被我们愉快地分享了（我本想把这个荔枝奖给她吃，但考虑到“孔融让梨”不能假让，还是“狠心”吃了一半）。
除了识字和算数，画画和看图说话也在随机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掌握技能（我把婷儿的技能训练放在小学阶段），而是为了在3－6岁的宝贵时段有效开发智商和全面激发求知热情。
婷儿画画的进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更专心，更好学，有点入迷劲。二是画的对象增多了，从太阳，花草，男、女孩，逐渐增加到蝴蝶、蜻蜒、鸟、蝌蚪、果子、房屋、河流、桥、兔子、小鱼、金鱼、云彩。下半年让她参加幼芽艺术班学绘画，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看图说话时，婷儿习惯性地要海阔天空地去编。我要求她首先按图上的事物说，做到之后又教给她如何组织材料，有动物时先说动物，再通过动物的眼睛去看周围的景物，没有动物时，就先说周围的东西，再说大的东西。刚才，我请婷儿又说了一张画，只提示了一下先后的原则，婷儿说得很好、以后有时间专门记几段她的看图说话。她说的是自己画的图。我想这种训练，将有助于她进一步注意构图的内在联系，并增强她的表现欲和表达能力。
为了让婷儿体验学习的实用性，我让婷儿给姥姥、姥爷写了三十几个字寄去，并寄去两张她的画，婷儿在信中提出“请姥姥给我写点小信”，姥姥每次回信，都没忘记专门给婷儿写张“小信”。
可惜的是，学英语的事还无法搞，因为买不到有声教材，我又不会。在湖北老家的时候，婷儿每天晚上还在电视机前看半小时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从1岁8个月看到两岁11个月。这一年多的经历在婷儿进外语学校上初中的时候才显出它的效果，婷儿告诉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英语是自己的语言，就像母语一样。”其实，这就是幼儿时期印刻在大脑里的信息在起作用。
婷儿上小学之前，我还买不起电视机，婷儿也未能继续跟着电视学英语。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得庆幸。如果当时家里就有电视机，我很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把电视机当保姆，让孩子一连几个小时呆坐在电视机前被动地看电视，自己去忙其它的。这样就不可能在婷儿的智力开发和情商培养上花那么多的时间，下那么大的功夫，婷儿也决不会有今天。
欧美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和睡眠时的脑电波非常接近，这种状态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显然是在耽误刺激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段。据我观察，那些用电视机当保姆带大的孩子，最容易养成懒得动脑筋的坏习惯，因为和电视机在一起傻傻地看就够了，没有人迫使你做出反应、除非是大人陪着孩子边看边问边讲，把电视节目当教材，才能起到扩大幼儿知识面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两岁以下的幼儿来说，仍然不如用实物作认知对象的效果好。
在婷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把电视剧作为教她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教材，在促进思维能力方面，电视只被用来训练过婷儿快速观察和描述活动画面的能力，那时她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已经有能力进行具有相当难度的快速思维训练了。
从小多做事，益德又益智
这里说的“做事”，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小家务，另一个是小事务。
婷儿3岁起，就开始承担一些打扫家庭卫生的任务，每次吃完东西，桌面和地面的果皮和瓜子壳都由她收拾。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问路、问价钱、请售货员过来、提要求等简单的事务，都是由她出面去办。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排队，也是由她上前去向服务人员和排在前面的人说明情况，请求得到优先照顾。这些事，婷儿每次都办得很成功。为了不让婷儿产生道德观上的混乱，我事先已经教过婷儿：“用欺骗或耍赖的办法插队，是令人讨厌的自私行为。如果排队确实有目难，应该正大光明地请求帮助，只要你说得清楚需要帮助的理由，人们一般都会让你优先的，因为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好习惯。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只好不办这件事了。”婷儿十分清楚“加塞儿”和“请求优先”的区别，每次得到照顾，都忘不了真心诚意地向那些好心人连声道谢。
我让婷儿从小多做事，并不是因为需要她分担家务。我这样做的惟一理由是：多动手、多办事，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和性格培养具有其它训练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特伦学者花费了40年时间，追踪观察了256名波士顿少年，结论是：从小爱劳动、能干事的孩子成年后，与各种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比不爱劳动的孩子多两倍，收入多5倍，失业少16倍，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生活过得美满充实，因为劳动能使孩子获得各种能力，感到自己对社会有用。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的个体成长也需要劳动和制作。因为劳动和制作需要动手，手上大量的神经束通向大脑，促进脑神经元的发育和完善；还因为劳动和制作，肯定伴随思维和想象，必然促进智力发展，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心灵”和“手巧”连在一起，相互促进。
婷儿很爱劳动。（1985年5月）12号买的3斤土豆全是她洗的，我只说了一下洗的方法。13号拌的黄瓜是她洗好切成块的，还有中午炒肉用的蒜和姜。当然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餐刀。
婷儿扫地比过去干净，衣服叠得比过去稍整齐一点。玩具床收拾得很好，不比我收拾的样子差多少。
卫生方面能自己冲澡，只需帮她洗背。如不冲澡，只需帮她倒热水和洗一些难洗的地方，水温她自己掺冷水调。不随地吐痰，果皮果核都吐在盘里。
暑假，我考试，婷儿就到我表姐那去住了两个半个月，回来后每天午饭都由婷儿洗碗，通过坚持做没有趣味的事来练毅力。
早教专家冯德全说：会生煤炉的孩子最懂得工作的步骤，因为他积累了经验，掌握了规律，他的能力在各种场合又互相迁移。而很少劳动的孩子就会失去这一切。早期劳动和制作，还能培养起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的品质，养成劳动的习惯，培养起乐于创造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从小不劳动和不会操作的孩子，他一生就可能失去以上优良的品质和品德。
让一个已经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懒虫改变好逸恶劳的恶习是很困难的，这往往需要一整套奖励和惩罚的制度才能奏效，而且不一定能做到从内心变得热爱劳动。但在把模仿大人当游戏的幼儿阶段，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却并不难。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就有了帮妈妈做事的要求，两岁时会帮着递送物品，3岁时便产生了参与成人生活的愿望，4－5岁时就能自己收拾玩具、衣服和洗刷自己的碗筷，这说明孩子的娇懒不是天生的。从人的本性来讲，是愿意做事的，只怪父母过分照顾，事事都要包办代替，才使孩子养成了不劳而获、娇懒成性的恶习。
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不在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办事能力，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
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亲子之间的纠纷，大多源于子女过分依赖父母，使父母感到力不从心，子女则因为某些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埋怨父母无能。那些从小习惯于大小事都依赖父母的孩子，成人后的自立自理能力都比较差，遇事总是指望着父母一帮到底。随着子女的需求和父母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间的不满和怨言也与日俱增，以至出现纠纷和冲突。这些孩子很少考虑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他们把父母为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看作理所当然，一旦父母失去了自理能力或劳动能力，这类人很少去尽起码的孝道。
城里的独生子女父母也许并不一定需要孩子出钱赡养自己，但是得不到惟一的孩子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总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农村的孩子们目睹父母的劳动，也参与一些辅助劳动，对父母的辛苦有直接的体验，大多都比城里的孩子心疼父母。城里的孩子很难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艰辛，更需要让他们在家务活中体验父母的劳累，即使家里有保姆，也应该让孩子洗自己的小衣物和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以免养成“少爷作风”。
其实，做家务也是孩子拓展知识面的好机会，比如说，我教婷儿洗袜子时，就谈论肥皂和洗衣粉的去污原理；婷儿协助我做菜时，就谈论糖或盐的溶解、浓度，味道和味蕾的关系等等。我们的开场白通常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灌输双重标准，练习宽容待人
我对婷儿要来很严、很细，一次都不肯放宽标准，婷儿对别人亦表现出这种要求甚严的态度。我要求她做事情和纠正错误都要做到“说一遍就听”，她也要来我说一遍就听。我当然很听话，但别人就不可能按我们的标准行事了。婷儿在弄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之前，不止一次地陷入双重标准带来的心理冲突之中。婷儿曾不止一次地哭着问我：“为什么比我大的我也要让，比我小的我也让？”“为什么他这样就可以，我这样就不行？”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1985年初的探亲途中：
2月9比我带婷儿从窗户爬进火车，整整一昼夜，又热又臭又闷，然而最难忍的是渴。婷儿盯着别人的一堆“手榴弹”（塑料包装的水），愤愤地说了半天：“哼，光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制止她，“手榴弹”的主人却被婷儿的神情所打动，递给了她一瓶，使我的说服教育工作增添了不少力量。
她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像我对她那样严格要求，有一次，婷儿竟然因为两个小朋友没有回答她礼貌的招呼而难过得哭起来。别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不能像我们那样“说一遍就听”，婷儿也会像我对她那样要求别人当场从错马上改正，遇上娇宠惯了的孩子，就会发生冲突。我再三教她“对自己要严格，对朋友要宽容”的道理，但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宽容不来。
我在日记里分析着：难道是因为她对宽容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体验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么？看来，我今后要想办法让她体验体验宽容的滋味，学点宽容的办法，但要避免把迁就当成宽容。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严格有余，从不迁就”，可惜自己还缺乏认识。直到我第一次在婷儿面前情绪失控，我才做出了真正有效的反思和调整。
那次令我感到惭愧的经历，发生在1985年6月19日，快到电大期末考试的时候：
今晚婷儿终于学会了折纸船。我只是用嘴巴提醒了几点注意事项，如线条要整齐，翻船时要捏紧斜线和横线的交界等等。看到女儿独自折成的小船，我惭愧地向女儿道歉：“刚才不该因为折船的事吼你，请原谅！”女儿回答说：“没关系。以后你记住，大人看到小孩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实在想打的时候才能吼一下。”然后帮我把拖鞋拿来，并不顾我的阻拦，帮我把摔得老远的凉鞋捡起来放好。我真的惭愧了。
刚才，我为婷儿不能迅速地学会折叠精确的线条而大发雷霆，甚至把她没有翻好的纸船揉成一团丢在地上，把婷儿弄得不知所措，吓得哭了起来。我自知过分，才让她去拿手绢擤鼻涕、擦眼泪，并帮她重新栽了两张纸让她自己去折船玩。婷儿立刻破涕为笑，又专心地折起来。为了折得好一些，婷儿又来请教我、我教了两遍对齐的方法，她还没掌握好，我又要火了，干脆走开到长沙发上躺下来。
一想到40天要赶3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