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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传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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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里抓小鱼，一次就可抓三四条。班公湖是从日土流向印度的，湖泊的一半是在我国境内，一半是在印度境内，它的特点是，在我国境内的水是淡水，在印度境内的水是咸水。天鹅、鸭子等飞禽都在班公湖我国这边，闲暇之时我们就背着枪到班公湖捡鹅、鸭蛋，有时可捡六七斤，供中队生活。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二月初，科里又调我回分区工作。
1976年元旦，分区派了几个工作组到附近的斯翻古尔、且坎、扎西岗边防站，一是慰问边防干战，二是检查指导边防工作。组织科长带我和宣传科一名老干事去了扎西岗，这天正是元旦，晚上他就组织边防站的人员收听元旦社论，播放的是毛主席主席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一文，听完后他就组织我们和他一起抄录，便于边防站学习。
1月8日早晨我们发现科长没有起床，就到他房间问他是否病了，他说“没有，我是听到周总理去世的休息，心里难受啊”。原因是62年中印自卫还击战时，他在空喀边防站负责机要工作，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有一天印军已越过边境线接近我空喀边防站并鸣枪，我方连队干部正组织人员与印军对峙，此时情况十分紧急，他立即汇报到总参谋部，总参通过外交部和印方进行严正交涉。在此期间电报来往穿梭，他七天七夜没有休息，为我国外交战线的同志通过外交途径妥善处理这些边境事件赢得了充分时间。被军委授于“空喀山口英雄”。63年国庆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问“空喀山口的英雄来没有”，朱寿山就答“来了”，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你为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从此，他就在新疆军区机要战线上有了理想的影响，陆续青云直上，登上了科长等职。
1976年2月底，乌鲁木齐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一批后备干部，其中要办一期机要训练队，我们科分名额两名，科里就让我和陈勇家同志参加。我们感到很幸运，既可以到省城学习，又能进一步提高业务技术能力。那次一同去参加学习的还有措勤武装部部长、革吉和日土武装部副政委，狮泉河至叶城的路还没开通，也没其它交通工具，为了我们按时报到学习，分区就派了一辆崭新的东风大车，搭着篷布，车上装着上交的旧被褥，两名有驾驶经验的司机拉上我们五人连夜赶往叶城，到叶城后留守处又派了一辆面包将我们送往和田坐飞机去乌鲁木齐。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
3月1日，军政干部学校开学，该学校座落在乌鲁木齐南郊，是原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编的，以军事、政治、通信为主的培养人才学校。机要训练队第一次举办，设施简陋，条件差，生活上没有任何补助。训练的科目还是平常工作时的内容，但考核的标准就更高，要求就更严。训练是很紧张的，也是很艰苦的，竞争相当激烈，参加培训的都是全疆各单位机要骨干，都想通过学习取得好成绩，毕业回单位有个好前程。不但能律己自强，刻苦认真，而且有一种追求理想。锲而不舍，勇攀高峰的精神。队长冯世民同志是个大胖子，管理部队有经验，如他带队出操走在市区，队伍步调一致，精神饱满，真正体现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学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11月底，按规定的教学大纲和训练计划顺利完成，各队举行了结业典礼。十个月的学习，我的业务知识和技术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各项科目在全队位于10名以前，在典礼会上受到队里的通报表扬，队里又将我十个月的学习、生活等情况报告了分区，为我后来在部队的前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7年7月，我已被提为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副连参谋（22级），同时派往波林边防站机要组工作，当时该站机要组雷明亮同志，我去没多久他就回分区了，我一人在那里坚持日常工作、学习，参加一些站上的活动等。波林边防站距狮泉河400多公里，离札达县120公里，地方属札达县管辖。该站三面环山，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海拔4400多米，没有农牧民，可以说一年四季不见人烟。离边防站5公里的山上设着一个哨位，一个班守卫，吃住都在那里，一月一换班。站上人员除了站岗放哨、训练、学习外，就没有其它事情，显得比较清静。站上有两头小毛驴很乖很听话，它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往山上的哨所里驮水，驮水时战士们把所驮的水桶放到小毛驴身上，其他事人不用管，小毛驴就自觉地上山了，到山上后战士们把水桶卸下，它们就又把空桶驮了下来，没人卸就一直站在井旁，待水桶卸下后就吃草去了，天天如此，所以战士们都很喜欢。
1978年1月8日（农历丁己77年腊月初十），是我和妻子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夫人刘金玉在老家举行了婚礼，招待了客人。那年月结婚时那有大小汽车啊？生产队里的马车天不亮就把新娘子接来了。结缡3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更不用说打架了，恩恩爱爱，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体贴，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共渡余生。
1978年4月，分区决定在各边防站调选8名优秀的76、77年入伍战士，在机要科举办一起机要训练队。经南疆军区机要处同意，通过政审和调查，确定了8名同志。因为我参加了乌鲁木齐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培训，加之当时我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技术水平在科里比较过硬。所以，科里决定我负责这8个人的培训工作，既是队长，又是教员。我就一手抓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管理工作，一手按教学大纲抓他们的训练。按教学大纲备课、讲要领、做示范，大胆管理，精心策划，以身施教，培桃育李，呕心沥血，循循善诱，通过我的精心教育和引导，学员们认真刻苦的训练和钻研，半年时间他们已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各项课程，成绩都达到优良。将训练成绩汇报科里，同意按时毕业，为党培养了机要骨干。毕业典礼时，司令部参谋长，机要科科长及在科的其他同志都参加，并定为中专学历。其中杨明春学员是甘肃环县人，他精灵聪敏，训练时接受能力快，成绩突出，训练结束后就留在科里工作。后陆续任阿里军分区机要科科长，札达县武装部政委，阿里军分区副政委，现任新疆军区后勤部三十分部副政委。
1979年7月，西藏阿里军分区79政干12号文任命我为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正连参谋（21级），主管分区领导及各科室电报的阅办和电文的收发管理工作。天天接触领导，时时谨慎办事，认真学习，虚心接受领导的教诲。协助科室人员拟写电文，配合科里完成其它任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鼓励与表扬。
1979年10月，新疆军区兵员部通知，分区80年新兵从四川招接，并成立接兵团。分区决定由步兵营营长任团长，下设几个连，我任指导员。我们到乌鲁木齐后，全疆赴四川接兵干部坐的是临时调整的一列普通军列，乌鲁木齐到兰州运行还正常，兰州到成都运行就没有规律，有些小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兰州到成都就走了二天二夜。成都整休了一天，在市区看了看。第二天又到了宜宾，参观了赵一曼烈士陵园，五粮液酒厂等地，然后坐船到了泸州市，我们的兵员就分配在泸县。我们到后县武装部召开了接兵干部和乡镇领导会议，会议要求地方各级领导要保证兵员质量，接兵干部要到乡村调查了解，走防群众接好兵。泸县是丘邻地带，经常下雨，村与村离的较远，户与户也不近，有的住在丘邻上，有的住在川区里，交通极不方便。我们下乡走在泥泞的稻田埂子上，不小心就滑到稻田里，经常低头看路走，有时走的头昏眼花，很不适应。人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我们去后才体会到，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吃的也非常丰富。我和连长、医生都是分区机关干部，兵员确定后就请假去了重庆，参观了渣子洞和白公馆，游览了市区。
根据新兵运输计划，泸县武装部与我们进行了档案和人员的交接，尔后派车将兵员送到了隆昌车站，部队到后，火车就在站上停着，还是拉运物资的那种车，车上铺着点稻草。我们按每个车厢坐的人数，以排为单位上了车，我和连长各负责一个车厢，这样便于管理。到成都时团长让我提前坐客车回家一趟，这样我就坐上去宝鸡的车又乘53次到武威下车回家，在家住了3天，待我赶上部队时，他们才到新疆库尔勒。负责、管理部队到达叶城留守处。那年负责新兵训练的是司令部参谋长，新兵没到前他就召开了新兵训练会议，会上决定让我带新兵训练。当时在留守处教导队还举办一起机要、通信在职人员培训队，副科长姚依林同志得知消息后，就反复找参谋长让我当机要教员，和他负责机要队的培训。参谋长是司令部的第一长官，机要科属于他的直接领导，他就只好改变了决定，让我负责机要队的教务工作。我们带着新兵刚到留守处大门口，姚就在那里等着，就把我接到教导队，负责起在职机要人员的培训。在职人员培训是很难办的，都是参加工作几年的老同志，既不能管理特别严格，也不能掉以轻心，既要讲要领作示范，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还要和他们沟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训练自觉性，完成培训任务。
1980年12月31日探亲归队时，妻子刘金玉随军，她父亲退休，其弟刘吉文顶替。我们四人从河西堡上车，吉文才14岁，他一路上不吱声，也不玩，一直爬在窗户往外看。81年元旦那天我们到了他父亲单位山口车站一同下车，他父亲住的房间很简陋，就是二张单人床，在啥都没有。他姐姐问他行不行，他什么话都不说，显得呆呆的。第二天我俩就去了乌鲁木齐，在车上妻子说：“父亲单位条件太差，除车站外四周都是戈壁滩，没有村庄和树木，只是一条从东往西的铁路，恐怕吉文待不住”，吉文工作后，虚心学习，尊师请教，不畏盛暑，不惧寒霜，坚持始终，工作和生活熟悉较快，他父亲在单位陪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休息。
在那个年月，坐飞机的人不多，但规定特别严，乘机人员必须有县团级以上单位证明才能购票。当时我都带着空白证明，随自己填。在乌等了3天才买上去和田的机票，妻子是第一次坐飞机，她的心情很痛快。在和田住了一晚，又坐公交车去叶城，上车时遇上雷明亮带其妻归队，这样我们就结伴而行。
第四章 军营十八年（下）
81年春节前，分区将在叶城休假和探亲归队人员组织到一起学习训练，待上山道路开通后回单位工作。当时科里决定又让我和副科长高炳坤同志组织在叶的所有机要人员办一起训练队。通过与有关部门协商，我们的训练队按时开课，训练的内容还是平常工作的为主，穿插搞些政治学习和其它活动，目的是让这些人集中学习，便于管理。4月份，训练结束后回科里，继续担任密码电报的阅办和电文的收集管理工作。有时帮助译电室翻译电文，有一次我正在翻译一份较长的电报，时任科长过来给我帮忙，这人心胸狭窄，为人处事焦躁，同志之间关系一般，平常科里人都不太尊重他。他说“听其他同志说你处理电报很快，今天我给你配合，看你究竟有多快”，刚开始我就慢慢发，逐渐就加快了速度，后来他就跟不上，停下给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同室的其他同志都笑了。从此后他在没有和我配合处理过任何电报。
10月份科里往各边防站机要组配备密码文件，每年一次。分区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由同科参谋郑海明、雷明亮同志和我三人负责，一路多数边防站都顺利，唯独到波林边防站车就有了毛病，司机没休息就修，待修好就到晚上7时左右，连夜赶往札达县，没想到车行至半路发电机不发电，就把我们甩下，在没有其它办法。10月底的晚上特别冷，我们就找毛刺放火烤，直到天明看见路，我背一支冲锋枪30发子弹，郑背一支手枪步行前往札达县求援，我俩穿着大头皮鞋，从弯曲地山路上一直走到下午6时才到札达县。我们以分区的名义命令波林边防站派巡逻车及人员带食品前往救助，晚上12时多才将该车拖到札达。
1983年3月19日（农历2月初五，星期六）早晨8时，儿子杨磊在新疆叶城中国人民解放军152野战医院出生，我们夫妻俩特别高兴，并告诉了家人，儿子满月后我就回到科里工作。5月初张掖战友李照探亲归队时，二哥将母亲送他家，由他带母亲到叶城，母亲、妻子、儿子在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
1983年7月，南83政干字125号文，任命我为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副科长（正营20级）。
8月份，母亲提出要回家，因工作我又离不开，只好让妻子抱着儿子陪母亲一起回家。我将他们三人送到乌鲁木齐坐上火车后，随即返回科里负责工作。杨磊回家时才4个多月，到家后吃得是奶粉和鸡蛋面糊糊，因为吃得没营养，身体虚弱，抗病能力差，加之气候不适应经常病着，折腾地妻子没有任何办法，家里人就给他讲了个迷信，说正月里请个人栓一下就好了，他们就去信告诉我，正好山丹战友董学堂探亲，我就将此事给他说了，他正月里去了我家和姜好辉给杨磊认了两个干爸，现在我们三家感情很好。
1984年9月，我探親归队时，和她们母子一同回部队，乌鲁木齐坐飞机，杨磊才一岁多，机票10％。
1985年7、8月份，分区政委袁国祥（离休时少将），率领十几个人的大型工作组到所属边防站进行慰问战士，考察干部，掌握边防巡逻，边防指勤情况，了解当地的民情，社情和敌情动向，提供后勤生活保障等工作，是集军事、政治、干部使用、后勤保障为内容的一次综合性边防活动，同行的大部分都是科室领导，各站都有机要人员，分区就让我参加这次活动，五辆吉普车，在去三岗边防站的路上，成群结队的野马在戈壁滩上游戈，它们膘肥体壮，有时在路边和我们的小车赛跑，一气能跑几公里。工作组成员每到一站，都按各自的对口业务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检查密码通报、配备、使用、保密等情况，了解机要人员和边防站干、战关系相处情况，掌握机要人员的思想动态和身体状况，便于使用干部和调整机要人员。在我任机要科付科长期间，我和各边防站机要人员的关系都处理的很好，所到之处，各站机要人员都给我准备好了铺盖，让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给以各方面的照顾，我们一同去的同志都羡慕。在扎达，我和袁政委去看望了武装部政委丁德福，我们三人在县城和了影（照片还保存着）。丁德福2002年调任甘肃省军区任付政委（少将），2003年8月份来金昌军分区检查指导工作时，他电话通知我后，我们一家去拜访了他，并在金昌设宴招待了我们。
1986年7月初，收到家里电报“母病重住院，速回家看望”。我拿着电报找分区领导请求回家看望，同意后我到留守处和妻子、儿子一同回家。母亲就住在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小妹和弟弟护理，我们母子见面后的那份情感真是难以表述。经诊断治疗母亲的病很严重，我们也清楚，母亲年龄大了，手术做不成，住也没有什么新疗法，就出院在家休息。我回家看望母亲请得是事假，假期不长，归队时间快到时，母亲重病卧床，我们又怎能舍得离开重病在身的母亲呢？我心里很清楚，这次一别，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母亲的。就在这时接到分区电报“兰州军区机要工作会议8月25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你参加，名单已报会务组，会后立即回单位贯彻执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8月23日就和妻子、儿子洒泪告别生我、养我、育我可亲可爱的母亲和家人前往乌鲁木齐。那次兰州军区机要工作会议档次很高，组织设施都是兰州军区机要局统一负责。参加会议的单位有西北五省军区机要局长，第21、47集团军机要局（处）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要处长和新疆军区师以上单位机要科长，会期7天。除大会外，参观了新疆军区机要局，新疆军区后勤部30分部机要科，游览了天池、白杨沟等地。在会议期间，会务就给我们南疆的同志买好了机票，我们三人和南疆军区机要处副处长、喀什分区机要科长同机到喀什，当天回叶城一路很顺利。
1986年9月25日，母亲因病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和这个世界。（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1986年12月3日，新疆军区新86干令字204号文件任命我为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副团19级）。
1987年2月，我去新疆军区办事，分区派了一辆吉普车，同车坐得有战友伊增福家属李玉红，她到乌后就回甘肃临泽了，我和司机住在乌鲁木齐市博格达宾馆，距军区较近办事方便。在乌期间我将离乌返队的时间告诉了家人，二哥送小妹到乌，在车站接上他们，和他们在乌市转了两天，然后二哥就回家了，我和小妹、伊的家属同车回到叶城。在叶城大概住了半个多月，分区统一组织87年探亲、学习归队的干部上山，一共派了五辆小车，一辆面包车，出发时我坐的车排在第四辆，车上有同科参谋田引角同志，波林边防站司务长杜节贵同志，还装着一台密码机。因司机平常保养车不认真，行至距三十里营房二十公里处左前轮跑丢，造成翻车三轮朝天，把我们四人扣在车内。司机就喊我，我看到车内流着黑色的东西就说“抓紧时间快出阿，不然车会着火的”，当时我很清楚，车已经跑了360公里，都是山路发动机已烧红了，何况车又是扣着的，危险很大。就在这时后面车上的人发现前面一阵尘土，就知道我们坐的车出事了，他们及时赶到，从车内把我们拖出送往三十里营房卫生队治疗检查，并将情况汇报了分区。分区答复人员没有大的问题可坐其它车上山，司机留在此地处理相关事宜。我们到科里后，分区领导来看我们，政委袁国祥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唉，现在想起来还怕呢？
1987年6月20日（农历5月25日，星期六）下午8时，女儿杨晶在新疆叶城县人民医院出生，我们夫妻十分高兴，添了一个女儿，实现了我们一儿一女的心愿。
1987年下半年，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因边境争议问题进行了第八轮谈判未达成共识。为此，双方部队在边境一线发生了鸣枪对峙，边防形势十分严峻。总参决定：为了边境问题，拆掉62年中印战后在争议地区双方交换俘虏时扎的一个彩门。自交换俘虏后，双方在此地方圆几十公里埋下了许多地雷。总参和外交部通知，62年交换俘虏后，印军也从未到过此地。加之“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三十多年我边防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62年我方布了雷的资料和地图交接不全陆续丢失，要拆掉这个彩门，就必须开通一条通道。斯潘古尔边防站距分区所在地240公里，我曾在该站出工作组时，在观察点用固定的望远镜看过那个彩门，它处在一个我方地形高，印方地形低而很开阔的地带，彩门的左右两侧是两座大山，相距大约一公里多。彩门就在此中间，从望远镜上看它就是一个独大门，周围没有任何设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南疆军区调了一个工兵排，由副连长任分队长，前往执行排雷任务，为了麻痹印军，他们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连续了十几天，开通了一条10几米宽地通道。在此期间新疆军区步兵六师前往阿里防区进行策应。留守处大门口就是通往阿防区、空防区的一条必经公里，大部队行动都是晚上，整夜运输兵员和物资的车辆经过此地时，车上战士们都头戴钢盔，身背枪子弹药，留守处随军家属没事就在那里观看打听消息。因为她们的丈夫都在那里工作，大家都清楚，打仗是要死人的，况且高原作战的死亡率是50％。运上去的物资除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外，还有战时牺牲同志后事处理用的白布和木料等。家属们看到这些情径，知道了一些内情，时不时打电话询问情况，有时她们就和我妻子一同问我，我是机要科长，战况都是用密码联络的，可以说是第一个知道实情的。为了保密和稳定部队家属的思想，在电话里只能做一些正面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很恐惧，62年中印战例和我们前科长经历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一个步兵师应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我方兵力布置好后，兰州军区下达了拆除该门的命令，拆除任务有分区担任。分区成立了指挥部，司令员任总指挥、付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部长任付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斯潘古尔边防站。将分区独立连和分区侦察排组成三个分队。由作训科长和付科长各带一个分队，设付在两个山头进行策应，侦察科长带领拆除分队进行撤除。为联络及时、准确，我给该站机要组配了业务能力强的二名机要干部，并要求他们要准确无误的完成这次密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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