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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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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富汗“基地’组织训练营缴获的文件显示，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也能训练出富有战斗力的步兵。“基地”组织的受训人员许多都有在正规部队服役的经历，他们收集了各自军队的战术训练手册，把其中的信息整合为一部教学大纲，要求每个受训人员牢记，并在日常训练中实践。2002 年 3月 2～18日，在美军发动的“蟒蛇行动”中，“基地”组织士兵的训练成效得到了部分体现，他们显示出了高超的伪装技巧。塔利班的一支机械化部队就埋伏在战场附近，虽然美军得到了各种侦查工具的支援，特种部队的直升机也曾降落到“基地”组织盘踞的战略要地附近进行抵近侦察，但还是陷入了埋伏。美国的一架“支努干”运输直升机被摧毁，另一架“支努干”被严重毁坏。参战的七架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中有四架无法再次出动，美军步兵经常处在敌人准确的迫击炮火力打击之下，这导致美军在发动“蟒蛇行动”当天就伤亡了24人。在开战的几天后，许多“基地”士兵在恶劣天气的掩护下逃之夭夭，美军仅在山谷中发现了几具尸体。“基地”组织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包括苏制AK…47型突击步枪、RPG…7型肩扛式反坦克火箭筒、PKM中型机关枪、127毫米DShK型重机枪和82毫米中型迫击炮等武器。“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山洞中还储备有大批上述武器弹药。
有报道称，在“蟒蛇行动”中，美军还在战场上发现了被“基地”组织遗弃的夜视装置。如果报道属实，那意味着今后美军将逐渐丧失在夜战方面的技术和战术优势。简而言之，美国的敌人如果拥有大批适龄男性兵员、有利的地形、良好的训练和充足的步兵武器，将会对美军构成严重威胁。
沿海作战对美军构成威胁
1992年，美海军部公布了一份名为《由海向陆……使海军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白皮书，指导海军由远洋作战向处理全球沿海地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转变。但在过去10多年间，美国海军的沿海作战能力和技巧并没有太大提升。美国防部2001年出台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指出，美军在沿海作战时可能面临特殊的困难：“反舰巡航导弹、先进的柴油动力潜艇和先进的鱼雷会威胁到美国海军和两栖部队在沿海水域的作战能力。”
水雷具有致命性的破坏力，而且很难被发现和排除。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伊拉克的两枚沉底水雷几乎把美国的“普林斯顿”号巡洋舰炸成两半；另外一枚固定式触发水雷几乎炸沉了美国的“的黎波里”号两栖登陆舰。1987年，伊朗一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的浮雷重创了美国的“塞级尔&；#183；罗伯茨”号护卫舰。
机动式陆基反舰导弹可能与“飞毛腿”导弹或地空导弹一样难以被发现。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一枚经过改进的法制“飞鱼”导弹重创了一艘英国驱逐舰。1987年，伊朗制造的陆基“蚕”式反舰导弹从80公里之外击毁了两辆坦克。在2003年的战争中，伊拉克也发射了类似的反舰导弹，这些导弹虽然没有击中舰船，但却在3月29日击中了科威特市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在4月1日击中了乌姆盖斯尔的临近地区。美国和英国的地面部队在控制了伊拉克南部地区一周后，仍未找到这些反舰导弹的藏匿地点。从海上和飞机上发射的反舰导弹能够破坏或炸沉大型海军舰船。1987年，伊拉克从一架飞机上发射的两枚“飞鱼”导弹几乎炸毁了美国的“斯塔克”号护卫舰，并炸死了37名船员。在马岛之战中，数枚空中发射的“飞鱼”导弹炸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和“大西洋运送者’号货轮。美国在1988年4月发动的“祈祷的预言家行动”中，从海上发射“鱼叉”反舰导弹炸沉了两艘伊朗舰船。
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使用的携带轻武器的“沼泽铁锤”攻击快艇成了许多国家的一块心病，虽然它在攻击大型船只时并不具有致命性，这种快艇主要使用机枪和火箭攻击货船。2000年10月14日，自杀性爆炸手使用小型摩托艇重创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这一事实再次凸显出美军战舰在沿海地区可能遇到的新威胁。另外，更先进的快攻飞机也能威胁美国战舰。目前，世界大国的海军都感到有必要设计新型武器来应付廉价、快捷而致命的攻击工具。
虽然先进的柴电潜艇迄今没有击沉过任何先进的大型海上战舰，但在沿海水域追踪这些潜艇却非常困难；因为浅水区域的幻听严重、交通噪音大。一艘柴电潜艇在使用电池时噪音很小，而换用柴油动力时，其噪音与沿海水域的其他货船的噪音近乎一样。从理论上讲，柴电潜艇的通气管可能会产生热量并被雷达发现，反潜飞机随后就可对潜艇发动攻击。但在马岛战争中，英国动用了大量的反潜弹药也未能击中阿根廷的潜艇。数年前，当伊朗的第一艘“基洛”级潜艇进行****航时，美国海军很快就无法追踪它的去处。
沉底水雷、柴电潜艇、小型攻击艇和反舰导弹在单独使用时可能只会形成局部的威胁，但如果被一起部署，就会产生难以克服的协同优势。这种优势在作战地形（如波斯湾的浅水海域）有利于防御方时，就变得更具致命性。如果部署水雷的区域处于敌人火力的掩护之下，或者位于岸基反潜导弹的有效射程之内排雷工作将无法完成。
第52章海湾战争对中俄的影响
海湾战争对中俄的影响
俄国人将技术优势推崇为现代战争的制胜之源；而中国人则坚信人的作用，认为终究“剑法高于宝剑”。
早在海湾战争之前10年，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就率先提出了新“军事革命”的概念。尽管如此，俄国人对这场革命的提前到来仍颇感惊讶。但俄国很快制定了新的军事学说，将军队建设的重点由追求人力密集型转向科技密集型，如研制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战装备，同时优化军队的组织结构，并着手改进其编制和训练系统。
中国在军事革命的发展潮流中，像一只敏捷的鹿，迅速仿效俄国从海湾战争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空军将其战略指导思想由国土防空型调整为攻防兼备型，海军的战略重点由近岸防御型调整为近海防御型，陆军的编制由非合成集团军改组为一体化的集团军，导弹部队由单纯的核力量改组为核常兼备的打击力量。军队人员削减100万，以便将资金用于高技术武器系统，提高现代信息战能力。
海湾战争后，俄中结成了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每年几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对俄国和中国从“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所获取的教益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俄国人注重超级作战系统，而中国人注重人的（非对称）因素。
地面部队真的没用了？
俄国人认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的计划首先反映出美国陆军和空军对地面部队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的认识存在严重对立。中国人则指出，战争计划基于自相矛盾的政治…军事目标，即摧毁军事设施而不伤及平民，这不可避免地会制约军事行动本身。然而，双方都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又一次“高技术演示”，并且是处理低技术****的方便途径。
根据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俄国人提出了“非接触战争”的概念，其实施方法要求出其不意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采取信息战行动，以取得不流血的胜利，从而把军人从战场交战中解脱出来。一位观察家曾经预测：“美国大兵的靴子可能根本就不会踏上伊拉克的土地”。
未来战争全仰仗精确制导武器吗？
俄国人认为，美国的空天海一体化作战在“沙漠风暴”中刚刚萌芽，而伊拉克战争显示这种作战能力已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海军投射了90％的精确制导弹药，从而赢得了地面战争；空天侦察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空中打击阻止了大多数的反击企图，空天优势保证了“刺刀穿透”伊拉克。而伊拉克在地面战中运用的却是过时的战术。
伊拉克人采用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的低成本战略，引诱联军进入一场不对称的接触战争，希望通过游击战消灭敌军，并激起反战起义。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欣喜地发现，“赤膊上阵的”伊拉克人使美国“高技术雇佣军”受到了严重干扰，农民用布尔战争时代的步枪打下了“阿帕奇”直升机。
中国人认为，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提升了作战行动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也是从“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开始萌芽的。这些大规模的非对称作战体现了陆海空天电一体化，从而超越了常规战场和军事力量的常规使用。这些作战行动也反映出军事革命的一些主要发展趋势，包括武器智能化（比海湾战争大约提高了12倍）和更多地使用小型、精锐部队。
然而中国人还认为，伊拉克人实施了有效的低技术反击和采用不对称战术来挫败联军的空袭。他们分散了地面部队，使用了假目标，把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有时把火力系统与防御工事融为一体。最初，在巴士拉和乌姆盖斯尔的坚守防御和反击行动导致了联军精确制导弹药的大量消耗。
是“接触战”还是“非接触战”？
在俄国人看来，美国人计划中的“震慑”效果并没有出现，美国人被迫按照伊拉克人的脚本行事。两个星期的地面战表明，联军对接触作战准备不足，因此还要实施地毯式轰炸，飞机出动架次超过了地面作战的实际需要。联军飞机和巡航导弹对俄制干扰器的防护力不强，暴露了精确制导武器瞄准系统的弱点，所以美国又发射了一颗新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
中国人指出，美国人在战争初期犯了九项错误，其中既有决策失误，也有技术缺陷。决策失误包括：准备不足（如未能说服土耳其同意美军过境）；提前实施“斩首行动”；空中优势未充分发挥之前就投入地面部队；推进迅速而后勤补给线脆弱；媒体现场直播使得战争透明，一些愚蠢的错误也暴露无遗。技术缺陷包括，原始武器就能打下“阿帕奇”直升机，“爱国者”导弹对俄国和中国制造的导弹拦截效果不佳，对俄制GPS干扰设备的抗扰能力不强，精确制导武器的命中率只有50％。
俄国的非接触战争学派有些困窘地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混合体：非接触…接触战争。然而，美国领导的联军打败了伊拉克而没有摧毁它，没有造成过多的伤亡。现在所有的怀疑论者都看到，“跨洋过海的部队”甚至可以实施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闪击战。越南战争综合症、索马里事件的困扰都彻底地结束了。
中国人却大胆地宣称，伊拉克人从海湾战争所吸取的教训导致了从“萨达姆防线”到游击战和巷战的有效转换。这种非对称战术迫使联军由“不停顿的战争”转向“僵持的拉锯战”。由于绝对化的毛病，美国错误地判断了战略环境和公共舆论的作用，把战争结局只押在一个人的身上，轻视了地面作战，结果是“用明天的模式打昨天的战争。
俄中主张建设什么样的军队？
像海湾战争结束后一样，俄军方在伊战之后发布了一系列指令。伊拉克战争中，空天部队完成了最重要的作战使命，因此对空天防御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俄罗斯需要航母特遣部队和更新其太空部队。这场战争暴露了俄制坦克的陈旧落后，然而同时也为小型游击队所需要的俄制武器开辟了大市场。
作为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后果，俄国防部加快了职业化军队转型的既定时间表。伊拉克军队的数量优势证明是无用的，联军部队的表现引起了俄军总参谋部的焦虑，俄军迫切需要训练有素能实施高技术作战的职业军人。最新型军事能力与宣传战的结合迫使伊拉克领导人放弃继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
与海湾战争后的情况不同，中国人没有拘泥于非接触战的思潮。他们认为，是否使用地面部队取决于战争目的，要一个政权需要地面作战。他们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六天就指出，非接触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和零伤亡（联军方面）的神话破灭了。
中国将继续实施军队从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事实上，中国国家****最近再次重申人民解放军要削减50万兵员。但中国所奉行的“人民战争”并没有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人仍然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受到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影响，中国军事学者加紧呼吁改进以信息战为核心、以虚拟现实技术为手段的军事训练。技术与战略的持续融合而形成的信息化战场再次表明，未来战争的焦点是对网络优势的激烈争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信息化部队将于年内建成，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全面转型将于本世纪中期实现。
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类似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然而中国提出的非对称战法强调使用电子“软打击”破坏对方先进的但非常脆弱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C4ISR）。中国人在战前和战后所发表的文章声称，要以人民战争的模式打信息战，以信息战的模式打人民战争。
俄、中都认为，美国的战争机器并未经受过真正的检验——没有受到过一个大国的认真抵抗。
未来战争将向何处去？
伊拉克战争后，俄中军事学者在一些经验教训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对高技术精确打击和信息瘫痪的依赖性越强，其对手研究低技术对抗措施和战术的精妙程度就会越高。巷战和游击战的伏击行动，持续不断的、打了就跑的不对称作战行动，以及反复传播的步枪击落“阿帕奇”的消息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结果，甚至主张非接触战的俄中专家也认为，未来高技术与低技术对手之间的战争将是“非接触…接触战争”，至少在2040年以前是这样。其后，新军事革命将产生一种新的、更便宜的战争形态——“辐射”战争，这种战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室中已经开始孕育了。
同时，俄国和中国人都强调，以往的战争形态决不会与下一次战争相同。两国都承认，所有的人都没有对伊拉克战争做出正确的预测；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科学家能精通指导高技术条件下城市游击战的作战艺术。
没有人预知，使用少量的俄制干扰器对美国卫星进行干扰就可以使精确制导武器的命中精度几乎下降50％。因此，俄中两国都要求立即提升空间军事力量，特别是在与卫星有关的领域。第53章15世纪中国海上力量
1488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并首次进入印度洋。而在葡萄牙人航海壮举的50多年前，受中国明成祖朱棣派遣的庞大船队就已经从中国沿海出发，经苏门答腊岛、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部。从1405年至1433年，中国的船队曾先后七次远航过印度洋外围地区，这足以表明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是如何的强大。但是，在后来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中国很快就丧失了其航海大国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海上力量迅速衰落？
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导致中国航海技术的衰落和航海政策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原因之间又具有内在联系。第一，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高度****集权制国家，这就阻碍了它对长期发展海上力量的重视与支持；第二，儒家当权者与宫廷宦官之间的争斗阻碍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第三，中国朝廷内部对奉行发展海外贸易政策还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也存在分歧；第四，15世纪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海上的任务，因此海上力量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只要国家的战略政策稍微有一些变化，海上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导致中国海上力量由强变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为保证粮食的有效供给和安全输送而开凿了大运河。最后，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来自陆上边境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国朝廷在考虑国家安全时总是优先发展陆上力量。我还坚持认为，中国并不缺少先进的航海技术，只是由于以上因素才导致了15世纪中期中国海上力量优势地位的丧失。
航海强国的变迁
在13～14世纪的元朝，中国就已经拥有了一支大型船队，元朝政府还曾派遣使者到达过苏门答腊岛、斯里兰卡和南印度地区以扩大元朝的影响。元朝的商人还逐步掌控了与阿拉伯的香料贸易。马可&；#183；波罗在其游记里所描绘的拥有300名船员的巨型船只就是当时元朝的商船。元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海上力量的发展，对湖泊和内河商船的发展并不重视，因为当时内河船只一般都是靠人力提供动力的。但是，尽管在元朝时期对外交往和远洋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忽必烈还是遭受了两个来自海上的重大失败，一个是远征日本受挫（1274年和1281年），另一个是征服硫球群岛失利。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与汉族人建立的王朝有很大的不同，汉族人崇尚儒家思想，奉行闭关锁国，而元朝人则压制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奉行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
14世纪后半叶，元朝灭亡，明朝建立。明朝早期的统治者基本上继承了元朝的海上政策与航海技术。当时有适合远洋航行的战舰和巨型的远洋货轮，将粮食从南方鱼米之乡运到北方也是通过沿海运输的，对外交往也有一定的规模，主要是与东南亚的交往频繁，甚至与斯里兰卡和印度也有往来。但是，明朝时出现了两个新的情况。第一，明朝统治者开始恢复农业为先的政策。明朝初期，政府大兴土木工程，重新疏通了大运河和其他运河，修缮大量的桥梁、庙宇和城墙。第二，明朝建立后，儒家思想又重新兴起，许多主张孔子学说的人被委以高官，但同时，宦官占据高位，干预朝政的现象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儒家当权派与宦官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起先，儒家当权派大行其道，但到了朱棣皇帝时期，宦官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并被赋予极大的权力。
1403年，明成祖朱棣发布命令，开始建造一支皇家舰队及其辅助舰船，并委派宦官郑和率领这支舰队出访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港口。就当时郑和下西洋时期而言，除了导航技术外，中国的航海技术要比欧洲先进得多。在舰船规模上，中国人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舰船体长可达150米。当然，中国的史书可能有一些夸大。但在1962年，考古学家在南京附近的一个明朝船坞遗址上发现了郑和船队中一艘船的舵杆。这根木制的舵长11米，根据一般造船的比例推测，使用这根舵的船体长应该在145～160米之间（视不同吃水情况而定）。相比而言，同时期的欧洲舰船的规模要小得多，大多数舰船一般体长30米。郑和的船只有1500吨，而葡萄牙人的船只有300吨左右。葡萄牙人直到16世纪才开发出当时自以为很先进的秘密技术——轻型多桅帆船，其实中国人早在葡萄牙人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使用多桅帆船了。就船舱而言，中国人早就拥有了绝对的优势，中国人的大型舰船上的防水舱可达13个，比西方人早了几个世纪。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有防水舱的舰船。在航海技术方面，欧洲人一直在舰船上安装帆装桅杆装置，这种装置在顺风时很有用，但在逆风时往往很难控制。中国人从3世纪就开始使用前后四角纵帆，这种帆在逆风时比欧洲人的三角帆要更有效。
但是，到了15世纪，东西方的航海技术已经基本上难分伯仲了。在茫茫海洋中航行，罗盘是必不可少的导航设备。罗盘由中国人8世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发展而成。当时指南针技术在12世纪时经陆路传到地中海地区，后又传到欧洲，据说由阿拉伯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罗盘，但中国人很快又制造了更为先进的罗盘。船尾舵是大型舰船的重要部分，大型船只要远洋航行，必须要有可靠的船尾舵。中国人早在公元1世纪就掌握了制造船尾舵的技术，而欧洲人直到14世纪才发明船尾舵。到了15世纪，欧洲舰船与东方国家的舰船都已经利用了船尾舵。西方人也有领先于中国人的技术，15世纪时，在利用风向和洋流的知识方面，西方人中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走在中国人的前面。此外，西方人还能利用天文知识导航，而中国人虽然在官方的天文机构中拥有研究天文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但并没有在航海实践中应用天文知识。
简而言之，15世纪以前，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处于世界前列，拥有配备防水舱的大型多帆舰船，使用更为有效的四角纵帆。到了15世纪，欧洲人的航海技术迎头赶上，与中国人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中国人在舰船规模和船体建造方面遥遥领先，而葡萄牙人则在导航技术上独占鳌头。在航海技术上，东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明显的优势，都具备了远洋航行的技术与实力。通过对东西方国家航海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航海技术方面的进步速度要快于东方国家。到了16世纪，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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