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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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近600英里。后来到了元朝，大运河又开凿了150英里，一直通到渭河流域的临清，这段运河是连接天津的北方重要交通纽带。天津又通过自然河流和运河与元朝首都大都（北京）相连接。尽管这些内河交通线常常因洪水、淤塞或战乱被中断，但通常会得到修复，并始终作为一条运输粮食的重要交通命脉。运河对于泄洪、排涝和灌溉也有重要的作用。
十一世纪时的官府记载证明了运河交通网的重要性。当时，宋朝的工匠修造了一种破冰船，以保持运河在冬季通航。据当时的文献记载：
每年10月，汴渠（大运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封闭，不能通航。但王荆公（王安石）任宰相时，他总是要求汴渠冬季保持通航，并使之运输畅通。当时，除妨碍行船的浅滩外，对船舶造成损坏的是河上浮冰。因此，他下令建造几千艘底部装有杵锤的“脚船”破冰。
长江、长江支流以及运河构成了将近6000英里长的内河水运网，将中国中部的六个省份与北方联系起来。这个水运系统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甚至早在汉朝时期，这个庞大的水运系统的作用便体现在帝国的战略思想之中。皇帝和大臣们懂得，谁要控制了长江，谁就控制了中国。
儒家思想
孔子是一名教育家，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哲学思想形成于战国时代。他向往的是，恢复那种将中国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孔子想象的国家是仁慈善良的君主所统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其准则是以道义服人而不是以法治人，忠实强干的政府官员治理国事。孔子的理想社会强调道德、教育、文化统一和安定。
然而，在以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孔子的学说却不再盛行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至206年）推行的是法治路线。其特点是集权统治。通过厉法严刑来使人民顺从。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内，君主规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秦王朝重视发展军队和提倡唯物主义，尽管勉强允许商贾和儒生存在。
当汉朝秦朝后，法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儒家学派。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他们理想的政府是由一些在礼教上既有教养又有学问的唯心主义官吏所掌握的政府。为获取政府行政长官的地位，有出息的官员须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质，承认学识的作用，忠于崇高的理想，并且相信对上恭敬顺从的既定的社会政治原则。这样的政府不重视发展专业技术，主张无为而治。
儒家学说强调顺应自然。科学不被看作是征服自然的手段。儒家一生追求的是待人处事要行善。他们认为自然灾害是统治者的行为不善所致。因此，儒家士大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劝谏君主行为要善，以避免灾祸。皇帝按“天意”行使统治权。天意认为，只要君主妥善地安邦治国，他便会得到上苍的赞许，如果统治不当，他将失去上苍的认可，因而百姓可起来他。
科举制与语言
构成儒家政府机构的重要方面是科举制。科举制至少从理论上讲可使得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录用到政府中去。科举制能保证向政府输送许多忠实的儒学官员，这些人精通繁难的中国语言。
中国的书面语言是基于象形文字，因而很复杂。那些有幸能受到教育的人，为了能阅读，首先必须记住数千个基本汉字。在掌握了这个基本功后，这些人就必须不断地读书，写文章，否则就会很快遗忘了所掌握的基本知识。最后，他们必须阅读那些有关安邦治国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著作。
到了十五世纪，国民科举考试要求应试人写八股文章。这种极其严格规范的文章不得超过700字。语言上的僵化使得文章风格一成不变，并且非常繁琐。另外，这种过份地强调书面语言的做法。严重地限制了科学和科学逻辑的进步。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口语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每个朝代都有一种不在全国通行的宫廷话或京都话。一般说来，长江以北是说北京话或汉语方言，但长江以南靠近沿海地区则有其他六种方言：吴、闽、广东话、客家话、奋族和傣族语。方言的多样化造成了地方沙文主义，并使得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复杂化。
社会阶层
农民
大陆的中国社会赖以维持的基本力量就在于，中国农民意识到他们一生所得到的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形成了对其土地的特别依附。土地代表了他们存在的有限作用。农民一生的活动范围就是耕耘、收获和在农村集市出售其产品。从理论上讲，农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这样的事情实属罕见。
土地成了农民的经济、政治、情感和宗教的基础。土地给予农民一种自豪感和地位，为他们提供维持其祖传基业的场所。这一切因素，加之地主的压迫，往往将农民紧紧地拴在他们的土地上。要想流动是危险的。农民最好还是仿效其先辈，终生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任凭命运的摆布。
绅士
从古时起，农民和政府的命运就由绅士决定。获得绅士的身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拥有土地，二要有官府的职位。所以，有了绅士的地位也就有了财权和政权。随之而来的则是特权和名望，以及管理农民和政治上效忠官府的义务。
这种特权导致了以维护绅士阶层的秩序和安全为最终目标的保守主义。人们找不出任何绅士阶层试图中国封建王朝的政府以建立自己政权的先例。相反，无论是谁顺应天意夺得政权，他都要依靠绅士阶层来支持他的新政府。另一方面，新的政府将维持旧的秩序，保护绅士阶层的安全。
绅士一般通过几种传统的途径来保护其自身的地位不受损害：第一，至少有一个家族成员必须经考试进入有品位的官僚阶层，因为官职不是世袭的，而是取决于家族的影响。第二，靠征收地租作为其收入对绅士来说是重要的。所以绅士们总是不断地对耕种土地的农民施加压力。第三，地方绅士家族是一个高度组织的机体，与作为独立的从事劳动的小型农民家庭不同，它是由扩展的家庭所组成。绅士家族是在一个家长统治下的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组织。族长执行族规族法，操纵全部的财权和社会权。
绅士通常住在一般集镇、中型城镇和中心都市。他们在茶馆和商铺里处理事务所中的日常商务。茶馆与商铺代表着特权和地位，因为悠闲的绅士们往往在这些场所喝茶、闲聊、赌博、谈生意和解决纠纷。解决纠纷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它需要有明确的仲裁以利维护绅士们在农民中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中国的法主要靠当事者面对面的私下解决而不靠什么法律程序。私人解决纠纷要胜于上官府，上官府解决往往要招致麻烦。
地方上的绅士还处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繁杂事务，这包括农民的借贷、抵押、租约和税务等事宜。因此，绅士往往起了农民与官府两者的中间人的作用。在这项工作中，绅士需要救灾计划，管理慈善事务，监督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组织领导地方民防（其中包括海上防御）以对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政府机构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详细介绍这种系统的工作情况和它的组织体制乃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为了便于下文关于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讨论，有必要在此作一交代。
到晚清时期，国家的权力由下列机构所掌握：总理衙门、内务府、军机处（或内阁）和六大部。
总理衙门，实际上是一个由身居要职的大臣们所组成的内阁。大臣人数不等，但在清末时有5人。他们通常在御前处理帝国的事务。
内务府，顾名思义是一个宫廷机构，掌握宫内财务、皇室祭祀、宫殿楼阁以及管理太监事务。内务府下属的其他一些部门则负责一些王室畜牧、宫廷马匹、兵器、花园猎苑以及警卫等。内务府有很大的权力，常常是阴谋与贿赂的重点。
军机处，由皇帝身边一些有影响的顾问组成，尽管他们的权力在清末时已被总理衙门取代，但他们的劝谏和影响仍然渗透在国家事务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军事事务。
六大部代表着****政府的各种具体职能。其名称与职责如下：
1．礼部——该部的两项重要职能是管理考试和掌管御玺。
2．户部——执掌户籍、监管赋税、评定登记土地所有权。它还控制铸币与财政，批准国家贷款。此外，它还管理重要粮仓。
3．吏部——该部主管全国的官吏。它负有广泛的职责，包括官员的选拔、评定和晋升的工作，制定有关贬黜和晋升的规定以及所有授勋和奖赏的条令。
4．刑部——该部在诸多的法律职责中主要是审理案件和颁布法规。它还负责审核地方行政当局作出的判决。
5．工部——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官僚机构。它负责监督道路、运河、桥梁、庙宇、陵寝、城墙和官府房宅的建筑与维修以及船舶的建造等。
6．兵部——该部负责处理一切军事事务。下设诸机构负责军官选拔、军纪、马匹饲养和粮秣等事宜。
省一级的官僚机构更为庞杂。从唐代起就有了省，下面还分府、县。掌管这三级行政机构的官员是****政府的代表，它们的大部分活动均由六大部领导。但是，****政府的直接作用更多的是监督省的行政当局的工作，而不是直接插手其日常容务。所以，在履行****机构规定的职责时，省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
在清代，帝国的一些权势极大的官员是省的总督。他们独揽着所管辖的省（管辖1—3个省）内的军政大权。而在大部分的省份中，巡抚对总督起着钳制的作用。
这些职位构成帝国主要的行政领导层次，****政府则通过这种行政领导层次对整个帝国实施控制。帝国实行的是奏章制度，皇帝可以听取官员的上奏或下达需要贯彻的旨意。此外，总督和巡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和军事战略等）上奏皇帝。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运粮机构，它保证地方交纳的粮食送往首都。早在公元735年，通过运河运往首都的粮食就有165000吨。当时形成了一个粮官阶层，每个人都掌握一批负责收粮、移交和船运等事务的人员。其活动包括使用并维持庞大的运粮船队。1831年，该机构仍掌握着6000艘运粮船，雇用大约7万名船工。朝廷当时还派遣了7500名水师官兵在各运粮路上巡逻。
官僚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
中国的官僚在皇帝与朝廷、绅士、农民这三个最重要的阶层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需要有一个历史上代代相传的等级制的政府。在中国没有形成反上的意识，政治冲突往往是在个人之间发生。
帮派
帮派之形成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非常普遍。一些传统的联系和交往也加强了帮派体系的存在，比如师徒关系、主从关系、裙带关系、结拜关系以及同乡关系等。
前两种关系对于中国的官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权威和顺从的基础上的，这使得发起人和门徒可以互相支持。而裙带关系却比较松散，因为中国当权者往往挑选最合格的人选来担负重要职位，而并不管他是什么关系。结拜关系一般只加强社团成员之间的联系。
同乡关系比较重要。福建人或山东人有着强烈的本省地方优越感。所以，中国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外地做官的高级官员周围所任用的亲信都是自己本省的人。
强调地区区别这一因素就是中国人生活中流行的那种民族优越观念。汉人（北方人）将自己看作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地方的人（包括南方人，即越人）优越。关于南方人，汉人写道：“越人（南方人）生性懒散。他们使用舟楫如同我们用车马，通过水路行至遥远地方。他们从水路而来，离去时难以追上。这些人好战，不怕死。”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他们改变了种族等级制，蒙古人最优，其次是西部的色目人，北方人第三，南方人最劣。显而易见，这种种族观念常常导致了妒忌情绪的产生以及官府处理日常公务上的分歧。
改革
尽管关于中国历代王朝改革的文章著作为数很多，但这些改革中国政治社会的努力没有一次能最终达到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目的。尽管许多改革的意图多么理想，但它们都是官样文章，其结果都是使得官僚政权更集中，更腐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可归咎于绅士。野心勃勃的官僚和绅士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尽他们的力量。一旦地位获得了，个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们便过上消闲的日子。因此，社会改革和政治维新就受到了保守和落后势力的压制。对这些势力而言，稳定和维护儒家思想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那些设法改变落后现象，纠正经济、财政和行政管理中腐败行为的人来说，仍然面临着几乎不能实现的说服官僚的重任。他们必须向官僚说明改革是符合儒家的治国观念的。
造反
那些不满者、被剥夺权利者和被压迫者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当官府欺压太甚、权力太专断时，中国人民则行使自己的造反权，统治家族，将天授之权交与他人。在封建帝王统治下的中国，造反时有发生。而重要的是，这些造反行为却从来不是革命性的。十九世纪在中国的一名英国领事托马斯&；#183；T&；#183；梅多斯曾对革命与造反作了以下较深刻的区分：
革命是变革政府的形式和政府赖以存在的原则，它不一定要意味着统治者的更迭。而造反则是起来反对统治者的行动，其目的根本不是要改变政府的原则和形式，而往往希图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原则和形式。革命运动是针对着原则、而造反则是针对个人……牢记这个根本区别，用一句话便可说清楚4千年的中国历史。在所有取得不同程度的文明国家中，中国人是最不革命而最能造反的。总之，中国只有一次大的政治革命，那就是大约两千年以前的****集权制政府代替原来分封制的政府。
由于造反行动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许多农民起义含有江河作战的性质。例如北宋时期（公元960——1126年），一系列的起义武装力量将官府的军队牵制在长江上游。其中的一支起义武装后来成为十四世纪名著《水浒传》故事描写的原型。毛泽东则根据水浒的故事发展出游击战争的一些基本原则。有趣的是，宋代名将岳飞为了打败水上起义军，不得不将环抱起义军营寨的湖泊的水排光。
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次起义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前后持续l5年之久。太平天国起义的多数作战行动也都是发生在长江及其支流流域。太平军早期的胜利是由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江河作战的本领。例如，1852年到1853年间太平天国的水军从无能的官府军手中缴获了数千艘船只。当时，他们成立了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对官府的陆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游击战。当时一位亲政府人士对这些战术功效能作了以下记叔：“依仗着众多的舟船，造反起义军前进毫无困难，借助有利的风势，可以日行数十里，他们的行踪不可预测，以致我们防不胜防。”
另一个具体的太平军战例发生在1852年末。当时，太平军首领决定攻打防守严密的长沙城。起初，太平军的作战并不顾利，他们很快被迫退到湘江沿岸的防御阵地。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太平军开始在湘江上架起两座浮桥。数周之后浮桥造成，太平军逃之夭夭。在随后的一个月中，正当官府军对太平军的去向捉摸不定时，太平军却已行进了300多里的水路，夺取了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
对外关系与藩属制
作为亚洲的文明大帝国的大陆中国实行的是藩属制的对外关系。这是建立在完善的礼治与严格的朝廷控制的基础上的儒家的作法。藩属制起源于汉朝，当时是作为保护中国主权的一种防御体制，随后演变为外交与政治制度，十九世纪最终便成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手段。
藩属是居住在中国边缘地区的“野蛮部落”。早期，他们是些零散的少数民族，但后来他们形成了边远地区的发达的国家。他们同中国封建帝国的区别是不懂得而且排斥孔子的儒家学说。
按照天意，皇帝接受藩属的进贡以表明朝廷的显赫。有些藩属的使节来到中国的京城，而大多数的藩属使节则在边塞与朝廷的代表交换礼品。一旦贡品送上，中国皇帝将向藩属回赠贵重的礼品。在这样的话动中，前来觐见的藩属使节施叩头礼，或施行三叩九拜礼，以表示对作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地位的尊重。
在明朝鼎盛时期，中国的藩属数量曾达100多个。清朝时期藩属减少到14个。清朝政府还使用以前朝代所建立的若干机构来执管对外关系。第一种机构称作理藩院，专事北部边疆的部族事务，如俄罗斯族和蒙古族。第二种机构为接待机构，负责处理与朝鲜、日本和安南（越南）这些藩属的关系。第三种机构为监督机构，设在沿海地区，处理与那些海外异邦的关系。这包括居住在琉球群岛、苏禄、荷兰、葡萄牙和英国等地的“部落”。
中国的封建政府特别对北方藩属的行动实行严密的监督。处理同这些野蛮人的关系需要有高明的政治手段，虽然他们从事的是畜牧业和游牧业，但北方部落始终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偶尔会集中起来攻击汉人。安居乐业的农民决不是那些掳掠成性、勇猛好战的骑兵的对手。
北方野蛮部落的威胁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从宋朝开始，统治中国的六个王朝中有四个王朝被外族征服者支配共达676年之久。而在其余的时间中统治中国的王朝仅能征服长城以外不到几百英里的地方。
然而，北方部落的征服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文化。游牧部落的人缺少牢固的文化传统，这使得他们取代不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中国官僚体制那种能有效控制老百姓的组织能力。结果，征服者被中国人同化了，并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和行政管理的思想。
藩属的身份确实有其潜在的军事上的优越之处，因为一个名声好的部落一旦遭到敌人攻击，它就可以得到中国的援助。同样，如果中国遭到攻击，藩属可向中国提供军事支援。这种共同防御的组织为中国皇帝后来接受欧洲人的顾问和军事援助开辟了道路。例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慑于皇帝威严帮助中国制造枪炮。
贸易与藩属制
诚然，藩属制促进了国防和政治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藩属制发挥了贸易渠道的作用。在边境的交往中，藩属的商人与中国人活跃地进行着商品的交换。这种贸易通常包括货物与牲畜，如马匹、毛毯、玉石和丝绸等。主管机构严密地监视着这种在预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的交易活动，而其他的贸易则在严格禁止之列。
儒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来鄙弃经商，这种立场同传统的不信任商人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低下（在绅士阶层以下第四位，即绅士、农民、工匠、最后才是商人），常常被人诬蔑为寄生虫。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压迫之下，典型的中国商人以他们经商的才能作为谋取绅士地位的踏脚石。有钱的商人可以花浅购买品第，这种品第虽不算高，但可使他跃入上一阶层。一旦能够买得起品第，他便可以过上消闲的日子。所以，中国的商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儒家统治的国家的保守和自给自足的性质所产生的特点，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极大困难。虽然国家能容忍和吸取外国的思想和技术，但这好比是一种移植，被移植的细胞很快就与整个机体融合了。只求眼前效益是中国人的痼疾，中国人的实践往往令人琢模不透，交易活动也常因突然变迁或代价昂贵而中止。外国的技术虽然引进，但被视为下等，随着兴趣的淡漠，外国技术也就消失了。
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停滞不前，其表现是轻视二十世纪以前导致西方海洋国家发展的一切新事物，如商业发展和开拓殖民地。
从另一方面看，封建儒教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思想安定的楷模对东亚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到十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人口移向沿海地区以及希腊、阿拉伯和波斯人同时开辟了中国至中东地区的海上航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向海上发展的思想萌芽。这种势头渐渐地迫使保守的封建朝廷将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由于随后一些王朝力争解决中国海上力量最合适的形式与作用的问题，这种发展激发了利益的严重冲突。实际上，中国海上力量的最佳形式以及它的地
位和作用，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365章海洋的中国
　　　　　　　　　　　中国的海洋发展时代实际上开始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期间。当时，中国北方人口增长了两倍，气候的变化减少了可耕地的面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了北方人口大量外迁，特别是沿长江而下，并沿海岸向南迁移，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造成了同汉人之间的战争，战争使得中国在1127年出现了分裂。宋王朝被迫逃离开封，南迁至长江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