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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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朝廷官员伪造的信。于是，朱元璋派回访使团前往中亚对帖木尔的效忠表示感谢。1395年，当使者见到帖木尔，递交了朱元璋的信件后，帖木尔勃然大怒，命令部下准备大举入侵中国，消灭中国异教。明朝使者成了帖木尔的人质。到1404年，入侵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毕，帖木尔在帕米尔高原
（今日的阿富汗附近）集结了20万穆斯林和蒙古骑兵。　
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帖木尔于1405年在一次通宵狂饮之后突然病死。帖木尔临死时非常遗憾，他没有将中国这个异教国家消灭，而以刀剑去对付穆斯林军队。两年多之后，中国人才从获释的人质口中得知帖木尔死亡的消息。　
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对外政策　
正当贴木尔准备入侵中国时，朱元璋于1398年去世。他死后国内发生一场内战，战争持续到1403年。朱元璋死后其孙子继位，首都仍设在南京。但是朱元璋在北方的第四个儿子燕王决定他的侄子。燕王是北京地区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军事将领，他控制着一部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1403年，他终于获得成
功，击败了南京忠于他父亲的军队，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永乐”年号。　
显然，永乐皇帝的抱负和他的领导才能预示着他的王朝将会强盛。效仿朱元璋的政策，永乐皇帝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在世界各国中强化中国至高无上的信念，确立对藩属的统治。为了说服周围的藩属，他制定出旨在获取藩属对中国的尊重和丰富朝廷财富的战略。　
他首先处理与日本的关系。1403年，他恢复了商船监督机构，并修建了接待从海路来自日本使节的寓所。另外，还设立了一种机构向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发放贸易许可证件。这样，海盗便难以混入，而真正的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则可以自由地经商。　
在安南，永乐皇帝面临着一个严重困难。1400年，当他正忙于篡夺王位时，安南的形势发展到了一个危急关头。河内落入昌帕之手，安南的王朝被消灭。南中国海掌握在昌帕人和反叛的安南海盗手中。中国官办的和民间的商船航运受到严重干扰。1406年，永乐皇帝决定通过陆地边境派出部队，以平息这两国的战争，然后将安南建为中国的一个省。1406年，中国的军队夺取了河内，但不久就被困在安南的一些城市中，等待援兵和补给。不久以后，将近9万中国军队进驻安南，试图通过一项使其中国化的计划来控制农村广大地区。　　
在解决安南动乱的同时，亚洲内陆又出现了问题。中亚传来了穆斯林征服中亚的消息，但遥远的距离和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永乐皇帝不可能派遣大量军队去与帖木尔对抗。审慎从事对永乐皇帝来说是有益的。于是，1402年他选派了一个小型调查使团前去拜见帖木尔，了解穆斯林首领为什么从1395年以来没有向朝廷进贡。为表示明朝政府愿与远方的中亚地区保持政治平等，他批准了在北京建造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这样做可使交战的穆斯林国家保持联接中国西部与帖木尔帝国的城市的丝绸之路畅通。　
出于丝绸之路不常使用，富有阶层的人、朝廷和商人则主要靠南面的海上贸易来进口宝石、香木、香料和珍贵物品。为确保中国商人海上贸易的安全，永乐皇帝很有必要建立一支海军，以使一些濒海国家确信中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制定出宏伟的计划，要使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中国对边境上的一些沿海小国的宗主地位。由于明朝的第一次远航将遍及到亚丁、麦加、佐法尔和霍尔木兹等穆斯林国家，永乐皇帝可能认为这些远航对于消除那个地区的帖木尔的影响也是有利的。　
明朝的舰船与远航　
1403年是重要决策的一年。这一年，永乐皇帝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国造船厂承担大规模的造船任务。在此后的16年当中，这些船厂建造了2000多艘大型的远洋船只。　
中国人建造的最大的船只叫做宝船。明代宝船的规模引起许多学者们的争论。据明史记载，宝船有440英尺长，180英尺宽（这种5：2的长宽比是不可能的）。明史记载的宝船外形有所夸大，因为这么宽的船只即使在中浪的海情条件下也不易操纵。承认这些数据实际上贬低了中国当时造船技师的声誉，中国的造船技师当时肯定会认识到建造这样的船是不可能的。除非研究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当时最大的船只外形同史料中记载的三种大型帆船非常相似。这种船只（即江苏和北直隶的商船和福州的单桅帆船）都是按6．4：1的长宽比建造的，这很接近现代舰船的长宽比（9：1）。上述的前一种船大约170英尺长，有5个桅杆，后两类船有180英尺长，28英尺宽。福建的造船厂首先承担了137艘船只的建造合同，因为这些船厂可能有了建造单桅帆船的技术。　
学者经常用来证明明代宝船较大尺度的依据是船数与所载人数对比表，以下是每次远航的最高估计资料：　
船　数
人　数
已知型号的船数
第一次远航（1405－1407年）　317　27870　62艘宝船　
第二次远航（1407－1409年）　249　？　？　
第三次远航（1409－1411年）　48　30000　？　
第四次远航（1413－1415年）　63　28560　？　
第五次远航（？）　？　？　？　
第六次远航（1421－1422年）　41　？　？　
第七次远航（1431－1433年）　100　27560　？　
从这些估计数字看，只有第一次远航的数据似乎可信，因为如果承认了搭载的总人数，那么每艘船上的平均人数是合理的。按现代大型帆船的装载量计算，设想十五世纪时的180英尺长的宝船至少能载200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约半数的远航人员可搭乘62艘180英尺长的宝船，而其他人则乘坐余下的255艘其他船只，这些船平均为100英尺长。
航海与船上惯例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人已具备了远航的必要技术知识。船厂建造带水密隔舱的船只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且从宋代起就开始运用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在十一世纪的史料中就有所记载。
典型的中国航海船只编制约有50人，其中30人是水手。每日船上分10班值更，每班2小时40分钟。当时采取的是焚香计时的方法。中国的航海家们懂得如何掌握船位，能准确驶达目的地。航海长及其助手使用并保存海图，这些海图被珍贵地保存着，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被称为“水镜”的一些明代海图一直延用到十八世纪。
船员测定航速的方法是将一木片掷到海上，船员向船走，同时与浮在海上的木片保持着平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木片在51秒钟里漂过150英尺的船的全长，那么航速估计为两节。中国船队远航中所记载的最快的一段航程是从印度的卡利卡特至苏门答腊的北部沿海，全长约1500海里。中国人以大约4．4节持续的航速用了两周时间行完全程。这样的航海能力主要是中国人发展预测风向风力科学的结果。到了明朝，中国的航海家已积累了丰富的季节和气象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够准确地测定风向。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就能熟练地驶帆，利用各种风向。中国的航海家们还经常地测量海水深度，海的底质，避开不熟悉的海岸航行。
郑和
除了督促建造航海船只之外，明朝永乐皇帝还选用一些高级官员亲自率领船队远航。皇帝挑选了一名穆斯林宦官郑和任总指挥。郑和自1382年起就开始从军。郑和幼年时在蒙古人最后溃败中在云南被俘。按照惯例，他被俘后被阉，后成为明军中的一名军官。在1403年永乐皇帝篡位中他表现突出。由于他效忠永乐皇帝，郑和于33岁时被封为大宦官，任内官监太监。他的军事才能以及他的有关突厥语言和伊斯兰教的知识使他成为明朝船队高级统帅的理想人选。他被封为“三宝太监”。
郑和远航时身边还跟随了一些中国穆斯林人，其中一名叫马欢，此人来自杭州湾地区。马欢熟悉海上情况，并懂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的主要贡献是介绍了他随郑和的三次航行。
从马欢的记载中我们知道郑和行动的一般过程。他首先在春末将船队集中在现在的上海附近，在那里进行一番训导和宗教仪式。然后船队进行4至8周悠闲的试航，驶抵福建闽江口的锚地。在夏末秋初船队在那里再度进行紧张的训练。最终，他们在12月或次年1月有利的季风季节出航。
海上航线
明朝船队所采用的航线已经沿用了数个世纪，实际上从宋朝起就已形成两大航线：即东航线和西航线。每条航线又分为主航线与分航线。例如东部主航线通往爪哇和南婆罗洲，东部分航线通往北婆罗洲和菲律宾。西部分航线通往苏门答腊岛各港口和马来半岛，西部主航线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郑和的船队在经过紧张的训练之后，经台湾海峡直接进入南中国海。船队进入南中国海后在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停靠。然后，船队从西沙向西航行，驶往昌帕的归仁港锚地。从福建驶往昌帕约需10天的时间。船队驶抵昌帕后进行休整补给。随后，船队由归仁继续向南驶往婆罗洲西岸，沿途在南海南部诸岛停靠。
船队在绕过婆罗洲后进入爪哇海，前往爪哇岛的苏腊巴亚。在苏腊巴亚港，中国船员再度休整数月，一直到7月前后海上风向有利时为止。然后，船队经巴邻旁穿越马六甲海峡向西驶往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前往印度沿海的卡利卡特。在卡利卡特，明朝的船队分成若干个小船队。有的前往现在的孟加拉的吉大港，有的前往霍尔木兹、亚丁和吉达，还有的船则去访问红海口附近的非洲沿海港口。到达霍尔木兹的时间通常是头一年的1月，3月返回马六甲。他们在马六甲只作短暂的停留，然后于第二年的7月返抵长江。
远航中的重要活动
郑和第一次远航开始于1405年，共有317艘船只，27000多人参加。郑和的家谱对此规模宏大的远航有所记载：
这次远航的人员有钦差正使太监7员，副使监丞10员，少监10员，内监53员，都指挥2员，指挥93员，户部郎中1员，鸿胪寺序班2员，阴阳官l员，阴阳生4员，医官、医士128员，旗校、勇士、军力、余丁、民梢、买办、书手共26803名，总计27000人。
这支大型的武装船队在1407年从印度洋返航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船只停泊在邦加海峡，船员在巴邻旁上了岸。他们发现那里住着许多富有的中国侨民，其中有一名中国广东的移民陈祖义。他是一个海匪头子，专门抢劫外国商船。郑和到达这里后，另一个住在巴邻旁的广东人揭发了陈祖义的海盗行径。经过一系列海上和陆上战斗，郑和消灭了5000名海匪，活捉了陈祖义。郑和将陈押回中国处决了。后来，皇帝封此事的揭发者为巴邻旁领地的总督。
在第四次远航的过程中，郑和再次在苏门答腊北部使用了武力。当地部落首领为夺取王位而互相厮杀。郑和代表前几年向明朝进贡的国王进行调解。他打败了数千人的部队，然后公开处置了他们的首领。马欢记载道，“国王的儿子对此非常感激，以后一直向明朝朝廷进贡。”
在马来半岛，郑和在建立中国对马六甲港的宗主地位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09年，郑和向当地的穆斯林首领加封了藩国的地位。这个首领那时已是泰国的一个陪臣，后来率其家属一同来南京进贡。郑和还用了许多时间去加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在当时中国人就已认识到马六甲海峡是沟通亚洲与印度洋贸易的中间枢纽。
1411年在他的第三次远航中，郑和的“陆战队”与科伦坡附近的一个小王国的首领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郑和征服了反抗者，并于1411年7月将被俘的王国首领及其家属押送到南京。后来，永乐皇帝允许他们返回锡兰。
在第五次远航中，郑和的水手们在阿拉伯沿岸的拉萨和非洲的摩加迪沙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但每一次中国船队的武装力量的出现，都足以避免战争。
有趣的是，除了在锡兰之外，中国人一直没有使用武力对付苏门答腊以西各沿海国家。有些穆斯林首领的巨大财富和势力常常使得中国人感到敬畏。尽管中国人也向这些穆斯林首领履行宣旨加封等仪式，但就象以前中国皇帝和帖木尔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国人与这些首领之间平等相待。例如，在1432年访问亚丁时，中国只有3艘船前去这个戒备森严的王国。在访问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时，也是派了同样规模的船队。据马欢所记，中国接受某些国家的物品只是作为礼物而不是贡品。
礼品与习惯
郑和远航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朝廷带回外国珍品。据马欢记载，其中有稀有珍宝、动物、食物以至外国的风俗习惯。比如，在霍尔木兹，中国人可以买到蓝宝石、红宝石、钻石、黄玉石、珊瑚珠、碧玉、珍珠、水晶和丝绸等。他们还得到一些狮子、马匹和一只长颈鹿，并将这些动物运回中国。中国船员受到当地人以枣子、石榴、扁桃、葡萄干、西瓜、苹果等食品的款待。他们在孟加拉吃香蕉，购买优质布料；在马尔代夫群岛，他们发现土著人居住山洞，全身****；在卡利卡特，他们参观了当地奇特的宗教仪式，用黄金交换胡椒。马欢写道，在泰国如果已婚妇女同中国水手发生了性关系，其丈夫对此却不以为辱，他只是说。“我妻子长得漂亮，中国人喜欢她。”
明朝海洋思想的衰落
在明朝的远洋航行时期，一些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因素不断阻扰以至最终废止了促进海洋事业发展的方针。
大运河
1411年大运河的疏浚，使通过内河运送粮食再次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海洋事业即将衰落。此事件标志了朝廷要再次停止沿海航运，许多沿海船队的人员被派去治理运河。1415年政府正式禁止海运粮食，并下令建造了3000艘吃水浅的运河航船。这种人力与造船技术的转移很快便在航海业上体现出来。远洋船只的建造缓慢了，最终于1436年被明朝永乐皇帝的继承者废止了。与此同时，那些远航印度洋的船员被指派到运河水运系统当搬运人员。
人口迁移
明朝远航的结束造成人口从沿海地区迁移。从1437年到1491年，浙江、福建和广东三大沿海省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与此同时，象云南、河北这些内陆地区的人口增加了400万。许多沿海居民还迁移到了东南亚地区。
战争与边境的压力
十五世纪中国在陆地边境上受到一系列的军事挫折，这一点也影响了中国的远航。1418年，安南不满中国的统治，发动了一场独立战争。同现代美国人在越南一样，中国人在安南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但是安南人的游击战术终于取胜。1420年，中国水军在红河一仗败北；1427年，中国皇帝迫于战争的严重损耗，终于将近10万中国军队撤出安南。但是，中国仍然保持其宗主国的地位。
在北方，蒙古人在整个长城一线不断地进行侵扰，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为对付蒙古人，永乐皇帝于1421年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军队也由沿海地区调往北方距长城的一个战略关隘不到100英里处，以加强明朝首都的防御。尽管如此防范，中国明朝的英宗皇帝仍于1449年战争中被俘。于是，明代朝廷不得不彻底重整其大陆防御战略。但是，大陆防御方针并未减少北方的威胁，在此之后的300年中，北方边境仍然一直处于游牧部落的压力之下。军事戒备时有发生，高级军事将领一生都是镇守北疆，而不履行沿海和海上防御任务。　
政府的腐败
由于太监与官僚争权夺利，明代朝廷的政治也开始由海洋转移开了。明初对宦官太监的赞许重用最终导致他们完全控制了朝政。十五世纪中期首批宦官掌握了大权，很快便将手伸向政府各个重要的部门，控制了兵部、刑部和户部。一旦遭到反对，宦官们常常采取强制手段，捉拿和杀害那些敢于反对他们宦官的人。许多宦官变得非常腐败，他们征用船只和船员为他们运送搜刮来的不义之物，调遣军队修建宫院。
到1480年，政治阴谋活动加剧了。当一位有权势的宦官提出要效仿郑和准备再度进行远航时，他遭到政府官僚们的强烈反对。兵部中一些官员密谋将记载印度洋航行的资料销毁，以此阻挠效仿明初远航的任何企图。
海盗
朝廷中的官员一方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方面又在沿海贸易活动中贪污受贿。由于政府停止了对外贸易的垄断，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乘机控制了贸易，走私与海盗泛滥成灾。据明史记载，“福建与浙江一些有权势的大家族与倭寇进行贸易。他们在朝廷中的同伙则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要求。宫廷侍从被派到商船上，沿海一些不法分子也帮助他们谋利。实际上，在郑和进行远航时，倭寇曾连续5次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1419年，镇守北方沿海的水师无力抗住数千名倭寇在辽东半岛的登陆。为了消灭这些
海盗，中国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陆上部队。中国军队曾取得了辉煌战果，活捉了857名海盗，打死742名。
虽然倭寇不断地侵扰中国，但在1466年当日本发生内战时；这种袭扰就暂停下来。到1523年，倭寇和中国的海匪又开始袭扰中国沿海地区。这一年，宁波被海盗焚毁。1552年，海盗船队驶入长江，肆无忌惮地劫掠沿海城市。沿海人民进一步向内陆逃难。1555年，南京被海盗围攻，泉州港也遭劫掠。为了防止倭寇袭扰，明朝地方官府效仿唐朝的做法，建造烽火台报警。到1562年，从江苏至广东沿海一线共筑起711座烽火台。到1563年，明朝官府不得不动用陆军抗击海盗，当时这些海盗已几乎控制了整个福建沿海。
学术思想与新的儒家学说
一种新型的儒家学说最终形成了。这种新的儒家学说受佛教的影响，明显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它的出现导致了朝廷对于占卜和向海洋扩张失去了兴趣。早在1426年，明朝一位官员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
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论武功，计虑远矣……伏望毋以穷兵黩武为快，毋以犁庭扫家为功。弃捐不毛之地，休养冠带之民，俾竭力于田桑，尽力于库序。边塞绝伤夷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将无幸功，士无夭阑，远人自服，荒外自归，国祚灵长于万年矣。
这些话有利于阻止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并强使中国恢复大陆主义的政策。那些一生效法古代的学者又受到尊重，而军人则被绅士官僚们歧视。
到十五世纪初，朝廷再次颁布法令，法令中规定，建造两桅以上的大型海船，是违法行为。到1525年，朝廷下令给沿海官员，让其销毁所有的这类海船，并拘留全部船员。
中国的海洋思想衰落的时机最坏不过了，因为这个时期恰好与欧洲人通过海洋向亚洲扩张相吻合。1516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虽然在1521年又被驱逐出去，但离去的时间并不长。1544年，葡萄牙人再次入侵，并在厦门建立了领地；1553年，又在澳门建立了领地。1564年，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不久又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随后，在十七世纪，荷兰人也来到了亚洲，当时明朝正遭到满人的入侵。1644年，满人了北京。从此，中国进入了最后一个外族封建君主统治的历史阶段——清朝。
第367章移民、走私和海盗行径
　　　　　　　　　　　明代官方认可的航海业的兴衰证明了海洋思想与大陆思想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沿海不断增长的人口要靠海洋来****其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则试图限制他们这种作法。明末的地方史料中就有政府对航海业带来社会和经济变化感到沮丧的记载。
近90％的百姓靠在其他地方做手艺或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中等阶层以下者都无地可种。由于环境所迫，惠州人当中有许多是商人……福建土地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稻田产量有限，人们靠海为生。以船为家者达90％。
鹭洲的风俗习惯同以前相比变化极大。过去人们希望从事农业，而现在却想经商。
上述的一段历史记载代表了衰败的大陆帝国发出的呼声。1644年，明朝被满人。满人是北方的一个部族，他们对海军和海洋事业不感兴趣。尽管明末清初中国曾在短期内实行过贸易政策，但当时的政府都主张实行海禁。当这项政策失败后，明、清两朝都重新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政府多半不具备有效的海军船队来确保这种政策的实施。因此，沿海的人们往往反对政府的反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以下三个恶果：移民、走私和海盗行径。
移民
当政府实行海禁和坚壁清野政策时，中国沿海的许多人被迫舍弃大陆向南迁移，以寻求较好的生活。这些移民90％是福建和广东人，他们主要代表了三个阶层：明朝遗臣、商人和沿海农民。前两类人通晓儒教，带有其家族和行会的传统。商人熟悉放债本领，具有经商的经验。因此，这两类人往往忠实于中国的文化，甚至有许多人要求其家属和后代使用他们祖籍的方言。
沿海农民是一些较穷的移民，他们包括懂得一点技术的工匠和水手。他们成了修船工、运输工和渔民。这些人民族感不很强，比较愿意接受外国的生活方式。一些人失掉了他们的中国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