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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2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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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衙门在成立后的头几个月中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它的最初行动之一是防止各省官员盲目从国外购买海军装备。海军衙门还试图依照左宗棠的建议，实行定期的海军联合演习。1886年，南洋海军北上参加了联合演习。
南洋海军的将领对李鸿章深怀忌恨，反对他对海军衙门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位南洋海军的将领埋怨说，北洋海军太受重视，而南洋海军因提督频繁更迭，不能象北洋海军那样始终如一地执行现代化计划。
北洋海军章程
人们批评李鸿章在海军内的权力越来越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醇亲王就任海军大臣后的3年内，李鸿章苦心经营，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经常陪同他到北洋海军各部队进行视察。一次视察后不久，醇亲王诗兴大发，写了许多有关海防的诗篇。他对李鸿章的赏识与日俱增。1888年9月，醇亲王把李鸿章所建议的北洋海军章程如实上奏皇帝。
组织编制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章程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组织编制、军事训练和奖惩制度。其中组织编制尤其重要，它涉及指挥与权力等问题。如前所述，李鸿章不得不依靠大批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高级军官来指挥他的现代化舰艇。尽管李鸿章对待这些人非常谨慎，但他又无可奈何，只好选择亲自己的人为提督。他选择了他的同乡丁汝昌担任这一要职。丁汝昌曾经在李鸿章的淮军中任过骑兵将领。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丁汝昌是一员勇将，但就指挥一支现代化的舰队而言，他并不称职。丁汝昌真正的海军生涯是从1880年开始的，当时他被派往英国去接收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扬威”号和“超勇”号巡洋舰。在回国途中，他指挥“扬威”号军舰驶入了浅水区，耗尽了燃料，在地中海飘泊了数天。
在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是总兵官林泰曾和刘步蟾。刘、林两人曾随第—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英学习。他们分别指挥“定远”号和“镇远”号军舰，并且负有掌管全体兵船之权。丁汝昌的衙署内设有人事、工程、武器和军粮等部门。
章程对军官作了详细分类。军官共分为三类：战官、艺官和弁目。战官又分为三组：外海战船战官，在大型铁甲快船上当差；外海常船战官，在守口、练、运各船当差；内河战官，在江河或岸上当差。晋升守备以上官职者首先必须得到李鸿章的批准，然后再呈报朝廷批准。
训练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章程对各舰队的联合演习很重视。每年冬季，北洋舰队南下，和南洋舰队的舰船一道举行大规模演练。每年春季，南洋舰队北上，进行同样的演练。意味深长的是，北洋舰队在南方时仍归丁汝昌指挥，而南洋舰队北上时通常归李鸿章管辖。为了抵消李鸿章的影响，南洋海军提督也制订了类似的章程，派自己的将领率舰队北上参加年度联合演习。
奖惩制度
在北洋海军章程的奖惩制度中突出了考核，并且像欧洲海军一样，要求各舰管带为出版物撰写有关海军的文章。这些文章所产生的效果是当局对管带实施奖惩的依据之一。李鸿章还制订了奖励岸勤人员的详细规则。比如，船厂工作人员和翻译如果翻译的西方技术资料有所贡献，可以受到奖励。
李鸿章还执行了一套新的俸饷制度，它分为两部分：四成为本官之俸，六成为带船之俸。如果军官临时在岸上工作，那他则不享受船俸。提督年俸为8400两银子，其中3360两为官俸，5040两为船俸，职务最低的军官每年的官俸96两，船俸144两。1881年，北洋海军的俸饷开支总额为669100两银子。
失败的种子
尽管成立了海军衙门，但是它在统一中国海军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一方面，它每年的400万美元的经费使它成为贪官污吏们猎取的目标；另一方面，醇亲王在1892年去世，海军衙门便落入一批更无经验的官吏手中，虽然海军衙门在中日海战前还没有正式撤消，但它已完全被皇亲国戚所控制。
中日甲午战争前3年，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的舰艇去日本“显示力量”。在横滨访问时，日本人获准登舰参观。他们对中国战列舰和巡洋舰巨大的舰体和强大的火力都感到敬畏。但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帝国海军大佐对中国海军印象不佳。这位海军大佐指出，中国舰员执行命令时动作迟缓，舰炮和舷侧设备缺乏保养，而且军舰的桅杆上、栏杆上和支柱上挂满了洗晒的衣服。
他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中国新兴海军的通病。实际上，北洋海军并无战斗意志，军官们对于如何操纵现代武器心中无数。失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它可以归结为多种原因，其中的某些原因至今看来仍同当年一样中肯。
拉帮结派与贪污腐化
在李鸿章掀起的购舰热潮中。达官显贵中普遍存在着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扼杀了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慈禧太后，她的那些厚颜无耻的亲信们挪用了大约1200万美元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为她庆贺60岁大寿。为了安抚海军，他们让海军的汽艇载着宫女们在昆明湖内游玩，另外还建造了一座石舫。这座石舫至今还座落在昆明湖畔，它是晚清时期封建君王骄奢淫逸生活的铁证。
除了政府高级阶层贪污外，福建海军派业已形成，并且产生着更加邪恶的影响。如上所述，左宗棠获准建立福州船政局时，他求助于当地的绅士，拉起了一个百人的行政领导班子，负责管理船厂、学堂和募捐资金。实际上，这个班子犹如传统的行会，大权由绅士所掌握。不久，船政局就陷于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之中。他们的目标是谋取人事大权，完全控制海军，使海军利益服从于他们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例如，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中无一是广东人。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访问了福州船政学堂，并报道了福建绅士很早就开始对海军实行控制。他发现，广东学生和福建学生分别居住，各有各的炊事人员，他还指出，尽管那些最有才华有出息的是广东学生，但是福建官员却蔑视他们，例如首批被选派的留学人员中没有一名广东籍学生。
李鸿章虽然怀疑福建籍军官有野心，但是又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有经验的海军军官。从下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洋海军中福建军官势力之大。在军官队伍中福建人占60％，即206名军官中有123名来自福建。在高级军官中，比例则更大，18名参将、游击中就有15名福建人。此外，北洋海军的15艘主要军舰中有13艘是由福建人指挥的。
这种福建人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快使人们形成一种概念，那就是最能捞钱的舰长就是最成功的舰长。舰艇的维修保养费也被贪污。甚至有人怀疑个别福建籍高级军官用碳灰代替舰炮弹药包中的黑色火药，并且靠出售这种火药牟取暴利。
福建海军军官在谋求个人地位和权力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某些希望建设强大海军的进步领导人的支持。例如，李鸿章试图让海军军官享有与受人尊重的文官的同等待遇，以此来吸引、招募军官。他鼓励军官们在岸上时穿文官制服，也不阻止他们脱离海军去谋求高度受人尊敬的文官职务。在中国海军各学校的学生当中，常常出现这种追求学士——官僚地位的倾向。外国教习们说“让学生们参加体育训练比让他们学习科学知识要困难得多。”
缺乏统一的意见与计划
在海军改革运动中，主张自力更生发展海军的人和主张向外国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直至1885年，左宗棠仍竭力奏请朝廷采纳大规模的海军造船计划。这个建议是在李鸿章从国外大量购买海军装备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完全忽视了中国技术落后这一现实。
在领导与决策问题上，最混乱的莫过于1884年中国人处理对法关系的事件了。从表面上看，负责福建海军的是南洋大臣。实际上，海军的旗舰上面有五个指挥层次：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主管福建海防的官员和福州船政大臣。这些官员在如何对付法国舰队的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结果，舰队指挥官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故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以致全军覆灭。
依赖外国顾问
为了便于对外国顾问的管理，中国人往往采取互相制约的作法。所以，各国顾问总是互相猜疑，怀疑某一国专家受青睐而另一国顾问遭失宠。这种作法导致了在各种机构中供职的希冀谋求权力的外国人相互妒忌、勾心斗角。在海军中，英国人享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福建海军作战军官中，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受过训。
在中国的大型军舰上雇佣外国顾问对于枪炮和轮机部门来说特别不利。这些外国人经常遇事不同中国军官商量，也不认真指导中国水兵履行日常勤务。
依赖外国顾问的另一后果是，中国海军以英语为其通信语言。中国人没有建立起一套中文的旗语信号或无线电信号系统。
缺乏统一的技术装备
从1870年到1894年，外国海军舰艇的轮机和武器系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结果，李鸿章的盲目引进迫使中国海军要掌握各种外国技术。
例如，李鸿章听信某些不明智的意见，首次从英国购进了一批双螺旋桨的炮舰。即使在当时，法国人就已发现这种双螺旋桨海防炮舰性能落后。不久，中国人也发现这种舰只适合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
北洋海军的另一重要失败是没有实行舰艇的标准化。北洋海军的各类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悬殊很大，但是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另一明显的失败是，经过10年实践，中国人仍不知道，战列舰上的12英寸舰炮向正前方发射会摧毁驾驶台及其上面的设施。
中国海军舰艇及其轮机舱的机械设备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英国造的锅炉，也有德国造的锅炉。一些舰艇安装了德国的克鲁普后膛炮，一些则安装了法国的瓦瓦瑟炮，还有一些舰艇安装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诺尔登菲尔德炮和霍奇基斯炮。
显而易见，中国人不可能培训出能够掌握这些型号众多、种类繁杂的外国舰艇、轮机和枪炮的水兵来。解决的办法是让官兵一直在—种舰艇上服役。这样，他们就能熟悉所操纵的轮机、机械和枪炮，并能熟练地操作。然而，这种做法的缺点是，中国的水兵不能成为技术上的多面手。
其他问题
尽管北洋海军有其潜在的力量，但是中日战争前夕仍然有人竭力主张执行传统的海防战略。老式的内河水师在许多地区非常活跃，他们准备着诸如帆船、火船一类封锁港口的设施。江苏总督刘坤一就曾在吴淞口向江中填石，有效地封住了上海港。
同时，许多在西方海军院校毕业的军官在舰艇上己任要职，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很深的战术造诣。而且他们不重视对枪炮人员的严格训练和弹药储备。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似乎证明一位海军战略家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位战略家写道：“在熟练的军士手中，鱼雷有时还不能击中目标；鱼雷由中国人来操作，则完全是一种废物。”除上述问题之外，中国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很不得力，大炮没有足够的弹药，仅有一些弹药也是失效的。
总而言之，海军衙门没有成为强有力的海军****机构，因此也就不可能把各个舰队统一起来，组成一支统一的海上战斗兵力。中日战争前夕，中国的海军由一些尔虞我诈的省级行政官员所控制，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894年9月中日两国海军交战时，中国只有一支海军舰队，即北洋海军用于保卫海疆。
第371章历史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当我仔仔细细查看甲午前后的历史数据时，我不禁十分惊讶：原来当时我们的国力不逊于日本，我们的军力不逊于日本。
在甲午战争前我们也有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仅开平矿务局，至1889年年产量已达247，000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1882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5；400吨，到1886年便减至301吨。1890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到1885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网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话，那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日的实力对比就更值得骄傲了，当时的清政府的岁入可不象今天一样与日本有好大一段距离，而是日本岁入的1。5倍！我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872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是“经济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的总年收入才八千万日元。
军事上呢？“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6；000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4年已装备370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剩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既使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强于日本，也决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弱于日本。如果我们想想今天的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战舰，宙斯盾系统，更不用提空军的剧大差别。如果说我们2000年能达到小康，我问一句：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象甲午战争时那样的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呢？
近来一些文章，把一堆经济数据堆起来，而且堆的很高兴，就等着去东京大屠杀了。且不说日本也会发展，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我只是想问我们以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输的吗？如果我们对未来踌躇满志的话，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在经济，军事实力都不亚于日本时输给了它，而且输的那么惨。
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又一次打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仔细查看。是的，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中日初次交锋，日舰截住运兵船高升号，船上的清兵宁死不当俘虏，用步枪还击日军，最后被击沉，绝大多数士兵遇难。在随后的平壤等战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战，日军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优势兵力，才能攻克一个阵地。根据日军的《清日战争实记》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损失惨重，中日的伤亡人数对比是基本相当的。
但我们还有一些败类，如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叶志超却丧失了抵抗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在海军上我们也并不输于武器装备与爱国精神。有关中日黄海海战的参战实力对比大部份人都看过，具体说来基本是双方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中国军舰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没有投入战斗，参战军舰10艘共31000吨。日本海军实际参战12艘军舰共38000吨。中方胜在巨舰大炮；装甲厚；“定远”、“镇远”都是远东数一数二的铁甲战列舰。日方强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舰管带不少是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军水兵也很勇敢，富于爱国热情，士气很高，并不亚于日本海军。大家都知道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场海战中“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象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由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也是同胞的中国人这么有“胆量”，直到今天还有人敢在假药，工业酒精兑酒，修桥上玩这些勾当，他们没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清廷还是“威严”的。叶志超，方伯谦之流全被斩首，就连没劝叶志超的将领也被诛杀。然而他们造成的损失却再也补不会来了。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下，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这样的人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纵观甲午战史，叶，方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北洋舰队的官员们还没“都烂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发霉，发烂又会怎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之所以能爬上具有决定性的清军朝鲜统帅的位置是因为他谎报牙山胜利。这种“大胆”作风让我吃惊：难道就不怕被揭穿吗？我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出了问题，直到近百年之后还有人敢慌报各种信息，甚至亩产万斤。
面对历史我默然无声。从小时候老师就教我：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我没认真想过这句话，直到今天我重温历史。
我在想，如果我们已知历史，如果时间再重给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还是不是必负于日本？
既使重来一次，我们还是必输！我在内心痛苦地承认。任何一个史学家都知道：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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